第三日、關於“生產力”與“生產關係”
甲：你這裏多次談到“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法則”，這個法則似乎是個政治經濟學中比較枯燥的問題。我隻記得，生產力中，除了資源、工具、設備、科學技術等物質條件之外，最主要的因素是人，是人的素質和生產積極性；生產關係則包括生產資料的所有製、勞動成果的分配製度，以及生產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與組織形式等等。而合理的生產關係應當由生產力發展的水平來決定，它應當能夠推動而不是阻礙生產力的發展。……大致是這樣吧？
乙：是的，但這些概念其實並不抽象，它是我們每人每天都會遇到的實際問題。比方說，你是否喜歡你與上司及同事間的工作關係？是否滿意雇主給你的工作酬勞和待遇？你的勞動有沒有合同保障？合同是不是合理？你的工資有沒有被拖欠？你的小店菜場是否被政府隨意關閉？你的廠房居所是否被城管無理強拆？你是否因種族、性別、宗教、殘障或年齡等因素受到歧視？你們單位的士氣如何？員工是主動創新還是消極怠工？假如一個企業勞資關係緊張，怨氣十足，糾紛不斷，甚至出現員工連連自殺的現象，那生產關係肯定是出了毛病，即使在高壓之下該企業的產值一時還可以是很高。
甲：如果對個人、對企業是如此，我想，對整個國家來說，就更是這樣了。假如一個社會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處理得不好，就會極大地影響到“國計民生”的各個方麵，甚至會導致社會動蕩、“階級鬥爭”。
乙：一點不錯！我們以前也談到過毛、劉兩條路線之爭，那焦點就在於生產關係是搞“公有製”還是“私有製”的問題。
甲：按毛澤東的看法，他搞“公有製”就意味著向“共產主義”前進，劉少奇主張保留“私有製”就是“走資派”！
乙：這種不顧我國生產力的實際落後水平，人為強製地設置“公有製”的生產關係，真的“就可以不經受資本主義製度的一切苦難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即“跳過整個資本主義時期”來實現所謂的“共產主義”的理想嗎？
甲：可那時流行的說法是：“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梁”，這有什麽錯嗎？
乙：其實，對曆史上類似的問題，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有過研究和結論。王若水先生(《新發現的毛澤東》，2003年)曾這樣概述道：
十九世紀末，有些學者還在探索俄國能否避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俄國的一個特點是，它的全部耕地的半數左右仍然是農民公社的公有財產。這種公有製是否可以使俄國不經過資本主義階段而直接進入共產主義呢？
老年馬克思曾應俄國學者的要求，研究了這個問題。一八九四年一月，恩格斯在《論俄國的社會問題·跋》中又相當詳盡地論述了這個問題。
恩格斯的回答實際上是否定的。“俄國的公社存在了幾百年，在它的內部從來沒有出現過要把它自己發展成高級的公有製形式的促進因素。”“事實上，從氏族社會遺留下來的農業共產主義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時候除了本身的解體以外，都沒有從自己身上生長出任何別的東西。”“較低的經濟發展階段解決隻有高得多的發展階段才產生了的和才能產生的問題和衝突，這在曆史上是不可能的。”
聯係到一九五八年中國建立的“人民公社”，問題是一樣的。
甲：這也就是說，毛澤東企圖通過“人民公社”來實現“共產主義”的主觀臆想完全是反馬克思主義的？
乙：是的，而且事實也證明這條路根本行不通。50年代末，毛澤東“三麵紅旗”的瞎指揮已明顯失敗，卻仍然堅持“反右傾、鼓幹勁”的極左路線，致使國民經濟幾乎崩潰，並爆發了餓死幾千萬人的全國性大饑荒。多虧劉少奇於1962年推出了“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的農村經濟政策，實際上是完全否定了毛的“人民公社”，改變了這不合理的生產關係，這才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又通過實行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等人提出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國民經濟好不容易才從毛的災難中恢複過來。實踐證明，劉少奇的“資本主義”路線是符合中國的實際狀況的。
甲：那麽一般來說，怎樣判斷生產關係是否適合生產力的水平呢？
乙：那就要看它能否促進生產力的發展？看人是否有生產積極性？是否有創造性？這會直接反映到市場是否繁榮？
毛澤東違反農民意願，在生產關係上強製搞“集體化”，生產和分配中又搞“強迫命令”、“平均主義”，結果往往導致“吃大鍋飯”，“出工不出力”，或造就懶漢和貪腐官員等問題，結果是大家一起混著過“窮社會主義”的日子。你看，自50年代初搞“統購統銷”以來，從“合作化”到“人民公社”的那些年，市場越來越不行，沒東西吃和用，什麽都要按“票、證”供應。
甲：對比解放初期，農民剛分得土地，歡天喜地，發家致富，幹勁十足，那時市場供應也還繁榮，要什麽有什麽；而文化大革命打倒了“走資派”劉少奇，國民經濟卻變得“奄奄一息”。在70年代末鄧小平改革開放初期，安徽鳳陽小崗村的幾戶農民自發立約又搞起“包產到戶”，被鄧變成政策，迅速搞活了農業經濟，一時農貿市場供應豐富的程度，決非於六、七十年代可以想象。
請“中國的‘真正的’社會主義者”解釋：人還是中國人，地還是這塊地，為什麽“生產關係”一變，市場上什麽東西都消失了，或什麽東西又都冒了出來？
乙：你說的都是些很有說服力的例子。我們對比50年代初、60年代初、及70年代末那前後幾年市場農副產品供應的好壞，就可以看清楚生產關係的改變對生產力的作用了。就這些小段間隔而言，生產力中的資源、工具、設備、科學技術、自然環境等物質因素變化不大，甚至人群也幾乎是同一個，可以說，生產關係是這期間唯一的變量，即：主要是僵硬的毛式“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壓製了人的生產積極性，而活潑的“自由經濟”卻大大地解放了生產力。這就是造成上述差別的原因所在。
甲：農業集體化是如此，那麽，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公有製改造又怎麽樣呢？它是否是適宜那時中國的情形？
乙：對此，我隻想舉一個例子來供思考。
1957年春，上海永大紗廠女工罷工。這個社會事件引起了劉少奇的關注，他特別指示：《人民日報》和《中國青年報》應予報導。四月末著名記者劉賓雁等奉命到那裏去作了半個多月的調查。永大紗廠是個隻有二百來人的小廠，但劉賓雁從工人當中卻了解到了新的生產關係中的種種矛盾。多年後他在《自傳》中這樣寫道：
從一九五五年全廠工人熱烈擁護公私合營，歡迎共產黨幹部入廠當公方代表，到全廠大多數工人舉行罷工，把黨的幹部軟禁起來作為人質，隻經曆了兩年時間。
這是一次很有趣的試驗：把私有製度變為社會主義公有製(公私合營實即公有)以後，生產下降，由盈利轉為虧損了。工人們對於自己公有製的工廠所享有的管理權利，反倒不如它為資本家所有的時期了。……工人比黨幹部更擔心工廠的倒閉。幹部可以調轉工作，工人卻要失去飯碗。……
甲：後來這場罷工怎麽樣了？
乙：不久之後，在毛澤東的領導之下，全國就展開了大規模的“反右派鬥爭”。劉少奇要的這個罷工報導自然不可能再見報了。然而，正如劉賓雁所寫的那樣：
幾個月以後，中國曆史進入另一個時期，從此罷工事實上變成非法的了。永大紗廠這種危機將在幾百上千個工廠發生，但再也不會擾亂各層領導的安寧，因為一般不再采取罷工形式，而表現為不聲不響的持久怠工了。講究實際利害的資產階級懂得這種怠工比罷工可怕得多，注重裝潢和喜愛安寧的無產階級政黨卻寧願讓工人怠工，因為它不致擾亂社會表麵上的安定，又不會給黨和社會主義以及崇高美麗的原則丟醜。但這將是無聲的腐爛……
甲：看來我國無論是農業還是工業，究竟哪條路線在破壞生產力？究竟哪條路線會促進生產力？誰是誰非，讀者應當不難自行判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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