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日、關於“剩餘價值”

第五日、關於“剩餘價值”

甲：那你怎樣評論馬克思？

乙：我對馬克思也隻略知一二，遠無係統的學習和研究；無力，且也不打算對他做全麵的評論。不過，在我的印象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其實更像是“學者”，而非“政客”。馬克思這位“醫生”在高度肯定了“資產階級”反對“封建主義的專製和特權”的同時，也指出了惡性“資本主義”的弊病，指出其內在的“死亡因子”──極度貪婪。這實際上還是挽救了“資本主義”，後者懂得了在政治和經濟上都要保持“規範化”，要分享資本利潤和回饋社會，才能“長壽”。

 

 

 

甲：說到“資本積累”以及“分享利潤”與“回饋社會”，使我想起了馬克思的 “剩餘價值”學說。這二者之間有什麽聯係？

乙：馬克思的一大發現，就是指出了商品生產中“剩餘價值”的秘密，即利潤不全部是資本的產物。我想，這“剩餘價值”的存在的確是個事實，不過，應當說，其來源並不隻是工人的勞動，它也包括資本運作和經營管理，以及必要的自然資源。要是沒有後二者，這“剩餘價值”也不可能被創造出來。

 

 

 

甲：的確，如果沒有自然資源和資本，工人便無從勞動起；而沒有工人的勞動，前二者也隻是一堆死物放在那裏，並不會產生任何財富。看來，這“剩餘價值”的方程式中，應當包含有這三個因子，缺一則無解。

乙：因此，我看問題不是承認或否定“剩餘價值”的存在，而是在於如何合理地分配這個“剩餘價值”？不錯，和勞動者付出了勞動一樣，資本的運作、生產管理、市場經營，以及屬於人類共有的自然資源本身，對“剩餘價值”的產生，也都是有貢獻的，因而它們也應得到相應的回饋份額。然而，如果“剩餘價值”全歸資本家所占有，那就構成了“剝削”，這對勞動者來說，自然是不公平的。在馬克思的時代，這種“不公平”恐怕也是個不可否認的事實。事實上，當時經濟學家的調查是：“可以看到有些工人每天連續緊張勞動十六小時，才勉強買到不致餓死的權利。”而據美國汽車大王亨利·福特所說，直到20世紀初，美國企業界仍流行著“盡可能少地給工人工資的習慣”。(The custom of paying a man the smallest amount he would take.)

 

 

 

甲：但有些富豪堅持認為，我的錢全是憑我自己的本事和智慧掙來的，為什麽要去“補貼”別人？

乙：對此，曾是世界首富的投資家華倫·巴菲特卻有個有趣的看法：“他們會那麽富有，都是因為有這個社會，所以要對社會有最基本的回饋。如果他們認為一切都是靠自己賺來的，那麽就讓他們重新投胎，誕生在西非的馬裏共和國，家裏五個小孩，隻有挨餓受怕的母親撫養他們，長大後被送到象牙海岸的可可園當奴工，看他們能變得多有錢、多成功。”(艾莉絲·施洛德，《雪球：巴菲特傳》，2011年)

 

 

 

甲：巴菲特的揶揄激怒了不少富豪，他們咒罵他是個“惡毒的民粹主義者”、是“一隻有錢的老鱷魚”。

乙：這事自然可以爭議。不過，從總的趨勢來看，相對於馬克思的時代，現代資本主義在這方麵已有許多改進。除了“資本積累”和“擴大再生產”之外，通過“分享利潤”與“回饋社會”、“回饋自然”，它對勞動者、對社會整體，以及對自然界本身都有更多的顧及。當然，還可以做得更好，更公平合理，是不是？

 

 

 

甲：的確，現代的資本主義已與早期大不一樣。美國以及一些先進工業國，特別是從二戰之後，在政府的幹預之下，設立了反企業壟斷法、非歧視的雇傭法，設置最低工資、最高工時的標準，建立了雇員休假、勞保、醫療、退休等福利措施，以及社會貧困和失業救濟製度；同時，也開始注重改善環境汙染的社會問題。而通過資本利潤的分享與回饋，工薪階級的工資和福利不斷改善，生活水準大幅度提高，也可以參與股份投資。在這個自由競爭的社會中，穩定的中產階級享有民主和自由的權利，生活具有相當的保障，有受教育的權利和能力，也有進取的餘地和盼望；同時，他們又成為國家稅務的主要承擔者。盡管現在勞資之間仍會有矛盾，不時仍有罷工發生，但國家在整體上卻仍然是穩定的。

乙：不僅如此，我還聽說一種稱為“公司社會職責”(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的觀念已在發達國家裏，如英國、加拿大及美國，流行了多年。按照以盈利為唯一目的的舊有商務觀念，一個公司的業績僅由它的財務表現來評定，而新的觀念(簡稱CSR)是將公司的運作與社會價值聯係在一起，致力於社會、環境和公司財務的三重成功。今天，持股者期待公司在非財務領域裏，包括在人權、商業道德、環保方針、公司捐助、社區發展、企業管理、以及工作場所等諸多的問題上，也有良好的表現。社會和環境方麵的表現是與財務表現一起來考查。從對地區經濟發展的關注到國際人權方針，公司要對他們的行為和影響負責。

 

 

甲：我想，如果大多數人，特別是富有國的政治和經濟領袖們，能夠認同並積極實踐商務的社會責任，共同建立這種新的“生產關係”，那將是消除世界範圍內的貧困、埋葬恐怖主義，並邁向世界持久和平的開端。

乙：也許，這種改良的“生產關係”正是“階級鬥爭”和“社會主義”革命教訓了“資產者”的結果。不改革，不讓步，就可能被推翻。假如曆史上被壓迫的“無產者”從來沒有做過任何抗爭，恐怕“資本主義”也不會進步到今天的地步吧？

 

 

 

甲：是的，但除了社會革命之外，現在有了更好的方法。如北歐的實踐表明，在發達的市場社會中，通過高額的所得稅，進步的契約意識，完善的法律，使全體公民都有權在醫保、教育、住房等方麵公平地享有社會財富的再分配，而這一切是通過非革命、非階級鬥爭完成的。

乙：不錯，在如何處理“剩餘價值”的問題上，這也是一條路。人會變得聰明起來的。記得有人曾問比爾·蓋茲，你做慈善事業，是否是出於對窮人的憐憫？比爾答道：“不是的，我是為了自己，我是美國製度的受益者，我不希望這個製度出現巨大的動蕩和不安，在政府力所不能及的地方，我們應該拿出自己的力量，彌補這個社會的空缺，盡量地消除富有與貧困之間的差距，讓這個製度能夠更加穩定，這實際上是為了我們自己的企業更好地發展。”

 

 

 

甲：我也舉個例子。美國汽車大王亨利·福特在1914年1月主動把公司的最低日工資從2美元提高到5美元，工時從每周54小時減少到48小時，深受職工歡迎，並一時轟動了社會。但許多雇主認為這不過是在做廣告而已，他們又譴責福特“攪亂了盡可能少付工資的慣例和標準”。福特回答道，他這樣做，不隻是出於“我們認同的社會公義性”，也不隻是“為了讓別人快樂而使我們自己的心靈得到滿足”，同時這也是為了“使企業有一個可持續發展的基礎”。福特認為，“低工資意味著低購買力，結果抑製了國內市場”，而“大多數人的工資等級與生活品質決定著國家的繁榮。”(Henry Ford，《My Life and Work》，1922)

乙：這些在“生產關係”中主張雙贏的見解，與前麵談到華倫·巴菲特關於回饋社會的理念類同，就是說，個人的成功離不開良好的社會環境與開明的政治製度，要懂得珍惜和保護它。但世間不是所有人都像比爾、亨利和華倫那麽聰明，他們因為喜歡自由和民主的資本主義製度，所以希望她能保持長久。而另有些人則往往要以艱難痛苦的辦法才能明白相互讓步的益處和必要性。所以，不可輕言棄絕第一條路，尤其是在那些專製製度的國家裏。

 

 

 

甲：聽說國內現在根本不許提《資本論》，有民工學資本論，講資本論，差點就進了大牢。馬克思關於“剩餘價值”的學說似乎也觸痛了某些官員的神經。

乙：權貴們豈止是要掩蓋這“剩餘價值”裏“剝削”的秘密，他們自己公然掠奪“社會財富”，極為貪婪，簡直是不擇手段。在“一黨專政”的“社會主義公有製”的國家裏，從上到下，各級都有官員要“從他掌管的權力中撈到一些好處，而在權力階梯最底層的普通群眾，則隻能得到社會財富經過層層剝削後的可憐的餘額。”(《劉賓雁自傳》，1989年)

如果說“資本家”在“剩餘價值”的分配中，還有屬於自己應得的正當份額，那麽通過“權錢交易”的機製，大小權貴們則完全是“不勞而獲”，他們在社會分配關係中，隻是構成了新的純粹的“剝削”因素。現在許多人批毛，就大罵馬克思，其實他們和毛一樣，不懂馬克思，也不懂得曆史，更不懂現代資本主義。那些大罵馬克思的人，實在是在幫了封建權貴們的大忙，為其張目卻不自知。

 

 

 

甲：是啊！我也看過不少“批判”馬克思“剩餘價值”學說的文章，基本上“大同小異”，多數都回避不談實際存在的“不合理分配”的社會問題，隻糾纏在字義上的“批判”，或限於為“半夜雞叫周扒皮”叫屈等等。我覺得，思想現代大資本家，如亨利·福特、華倫·巴菲特和比爾·蓋茲等，在這個問題上的積極見解，建立新的“商務觀念”，比起隻去為“周扒皮”鳴冤，或聆聽“才子”們的“怒罵”和“戲侃”，要有意義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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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日、關於馬克思的六道思考題 -YMCK1025- ♂ (24659 bytes) () 01/07/2018 postreply 14:5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