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人與猶太人,下（讀書筆記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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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涅之後最傑出的德語諷刺作家圖霍爾斯基１９２９年的一篇文章虛擬了如下場景：埃利希.魯登道夫將軍死後飛升上天，司閽在天堂門口厲聲責問他為何讓兩百萬人死於戰爭。魯登道夫回答：“親愛的上帝，那都是些猶太佬啊！”

　　　　圖霍爾斯基的想像真夠誇張，可是未見得有多離譜。１９世紀，每一次國家遭難，猶太人都被說成元凶。一戰期間，他們要麽成了魯登道夫用兵無能的替罪羊，要麽被指責在軍隊背後捅了一刀，迫使政府簽下令國家蒙羞的和約。由此類推，魏瑪共和國的經濟低迷，１９２２－１９２３年的通貨大膨脹，外交領域每一個令熱血的德國人惱怒的軟弱姿態，背後肯定都有一隻看不見的猶太陰謀黑手。

　　經濟困窘時期清算猶太人的現象其來有自。１９世紀前半葉德國經濟生活以農業為主導，除了當小商販以外，猶太人還經營糧食和牲口，青黃不接的時候，農民隻好向他們借貸熬過嚴冬。可是借貸人通常不會感激債主，社會失控時還會把後者當成泄憤的對像。１８１９年在南德地區和萊茵河流域，１８３０年在漢堡地區，１８４８在巴登地區都發生過針對猶太人的騷亂。民族學家列爾以其一慣的偏袒農民的觀點論及後一次騷亂，說那是“孤傲的農民階級意識對外來掮客天生的敵意，是土地擁有者的自豪，遭遇到腳底無根的遊走族類時的自然表現。”列爾似乎沒有想到：農業經濟賴以維係的主要服務是他蔑視的對象提供的。

　　１９世紀下半葉德國的經濟結構變革迅猛激烈，高速工業化進程引發令人痛苦的社會動蕩，一幕幕個體的悲劇，在社會保障機製脫序的大背景下上演。與小城鎮守舊的德國人相比，猶太人更善於與時俱進，他們很快調適自己與大都市的新形勢接軌。德國人本來就懷疑猶太人蓄意搞亂社會秩序以便從中漁利，社會轉型的結果更強化了這種懷疑。農村破產後甩出的勞力進入主要由猶太人掌控的城市紡織成衣業，供大於求背景下紡織業工人的工資越壓越低，給猶太業主背上了剝削的罵名，柏林、法蘭克福、維也納各城市遍地開花的猶太銀行和投資公司的經營更是給他們帶來致命的後果。１８７３年，猶太鐵路大亨斯特路斯貝格操縱、猶太小投機家們哄抬起來的股市泡沫破滅，股市一跌到底，現代反猶主義的毒素藉此迅速發酵。股市崩潰後全社會對猶太投機家的憤怒聲討中，沒有人會留意帝國議會代理主席猶太人愛德華.拉斯克反複警告過股市虛假繁榮背後的危險，沒有人站出來說句公道話，正是布萊旅德和康巴涅等幾個猶太大銀行在金融危機中力挽狂瀾，才避免了國民經濟更慘重的損失。總之危害已經造成，夏洛克那樣窮凶極惡硬要從人家身上割一磅肉的猶太商人形像是再也洗涮不掉了。

　　１８７３年股市惡夢隨後的幾年裏，德國知識界興起的反猶種族言論大大超越了海涅的批評者。尤金.杜林，保爾.拉加德和威廉.瑪爾等在講演和論文中攻擊猶太人，不再僅僅因為後者拒絕基督教，拒絕歸化德國文化，而把他們視作德國社會中永遠的異化因素，說他們是病毒源，正把強健的德意誌變成羸弱的病夫，威脅著德國文化活活潑潑的生命力。絕大多數德國人誠然都沒有讀過這些哲學家的種族歪論，那些耳聞過的，也因為此類著作臭名昭著的語言暴力和色情想像而避之三舍。可是這些時髦的偽理論頗具迷惑性，它們用人類學、生物學、心理學、神學術語包裝一新，大大強化了民間對猶太人的成見，對民眾潛意識中反猶傾向的形成和蔓延造成了惡劣作用。

　　社會名流公開表態對猶太人反感鼓動了反猶思潮的傳播。蔡施克《德意誌曆史》和阿道夫?斯托克《法庭講演錄》的讀者弄不清二者宗教論點的分歧，也覺察不出他們的論說與杜林和瑪爾種族主義的玄言怪論之間有什麽區別，前者的社會知名度給後者的極端言論提供了可信度。作曲家裏查德?瓦格納的音樂和思想在一戰以前影響過整整一代人，種族主義者獲得他的支持，作用非同小可。

　　　　瓦格納的仇猶情結的形成可能有多種原因：對猶太金融投機家的反感，猶太裔歌劇院總監在他成名之前對他的冷遇，猶太作曲家加默柯.邁耶貝爾等早期與他的競爭等等。瓦格納著有論文《音樂中的猶太因素》宣泄他的忿懣。他的思想中，除了對想像的敵人愈來愈深的怨恨以外，另有一層擔憂。瓦格納曾經的朋友尼采在《善惡之外》論及排猶時說：“一個柔弱猶疑的種族將被另一個雄健剛毅的種族輕易地在曆史發展中抹去痕跡。”尼采的話在他的耳邊揮之不去，瓦格納對猶太人曆盡艱辛的生存發展深懷敬畏，他懷疑自己的同胞與猶太人自由競爭獲勝的可能，因此認定猶太人是德國文化的大敵，他攻擊猶太人更多地是出於對自己文化競爭能力的焦慮。

　　　　其實瓦格納成功的音樂生涯背後有不少盡職的猶太推手：劇院總監安格羅?瑙曼，鋼琴家約瑟夫.魯賓斯坦，還有他極為欣賞的指揮家赫爾曼.列維都為宣揚他的音樂理想做出了貢獻。可是這並不能稍稍紆解瓦格納的反猶情緒，他甚至一度堅持要求列維接受洗禮後能才能登台指揮歌劇《帕爾澤瓦爾》的首演。盡管身邊圍攏著許多猶太崇拜者，可是他非加入排猶事業不可，並為此自豪。讀完一篇斯托克１９世紀７０年代末的講演後，瓦格納太太珂希瑪在日記中寫道：“我們笑了，因為看上去正是裏查德關於猶太問題的論文吹響了這場戰鬥的進軍號，”瓦格納本人也認為威廉.瑪爾六年內印行了十二版的《猶太對德國的勝利》一書反映了他自己的想法。反猶情結幾乎左右著他對所有事情的判斷：因為俾斯麥與種族主義鼓吹者保持距離，瓦格納便不斷貶損他，責罵他把德國猶太化了。１８７８年柏林議會代表的一場宴會讓猶太人布萊希呂德讚助，瓦格納就稱其為“德意誌的恥辱。”１８８１年維也納城堡劇院失火，燒死數百名觀眾，包括四百名猶太人，珂希瑪日記記載瓦格納當天“妙語解頤，”說：“最好讓所有的猶太佬都在去看萊辛的《智者納坦》時被燒死。”

　　　　瓦格納公開自己對猶太人的敵視，以及蔡施克、斯托克等公眾人物的表態，讓反猶思潮獲得了某種虛假的學術光環和似是而非的社會合法性，流風所及，甚至影響到１９世紀末坊間流傳的小說中猶太人物的角色塑造。威廉.拉貝、費力克斯.鄧、古斯塔夫.弗萊塔克等作家瞄準的是社會上學養較高的讀者，他們對猶太人在德國社會的辛苦輾轉不乏同情的筆墨，很難說他們曾有意識地醜化猶太人。然而為了戲劇化的效果，他們的作品通常采用平行敘述技巧，於主要脈絡之外展開一個猶太人的故事，以此襯托基督徒主人公：基督徒誠實、熱情、無私，猶太人自私、勢利、猥瑣、不講信義。多年的暢銷書《饑餓的牧師》、《應該與擁有》、《羅馬之戰》都采用了這種臉譜化、程式化的對照法。從形像蒼白的基督徒老好人主人公身上，讀者恐怕受不到什麽啟發，相反，反麵角色猶太人的詭計多端肯定會給他們留下深刻印象。下層的兩千萬德國人從周刊連載的垃圾小說中汲取精神營養，此類讀物的猶太角色要麽放高利貸，要麽在水井裏投毒，要麽謀殺鄰居的孩子，是十惡不赦的罪犯。

　　　　誠然，以上的敘述有可能誇大了德國排猶思潮的影響力和獨特性。１９１４年以前的法國等其他歐洲國家，反猶太風潮的烈度並不低於德國，以上提到的排猶浪潮並沒有給猶太人帶來實質性的危害。比如，因貪汙丟掉校長位置、後來成為煽動家的赫爾曼.阿爾瓦德曾鼓吹修改法律，明確宣布猶太人為德國土地上的外國人，禁止猶太人涉足公共文化領域，褫奪猶太人的財產，最終遞解所有猶太人出境。可是他的提案，並沒有得到象樣的支持。１８６７年獲得法律認可的猶太人的公民權利，並沒有因為右翼政黨通過的種種氣勢洶洶的決議有所修正，與此有關的公民法條文，也一直沒有附加任何歧視性的規定。

　　　　但是形勢發展並不讓人樂觀。１９１４年以前德國的排猶思潮像是染上了慢性病，社會肌體的健康雖說沒有即刻受到嚴重危害，可是病灶潛伏在那裏，始終沒有根治。早在１９世紀７０年代末，曆史學家特奧爾鐸.默姆森就奮起抨擊自己的同事蔡施克的反猶偏執言論，十年後他卻沮喪地寫道：

             "多少年來，我不斷抗議妖魔化猶太人的企圖。我原以為通過訴諸理性就能澄清道理，這是大錯特錯。我的努力全都白費……就像是霍亂那樣的時疫，完全無法解釋，無藥可治，一旦染上，隻能耐心等待其毒素自我消耗貽盡，熬過致命的危險期。"

默姆森擔心的病魔，１９１４年以前雖然尚未顯露出吃人的猙獰麵目，卻逐漸毒化著集體的心靈，侵蝕著道義和知識的抵抗力。１９１８年以後，病魔趁民族的羞辱和經濟的崩潰引發的危機發起猖狂進攻，終於逐漸吞噬了全社會，讓它的肌體受到致命的傷害。

　　　　彼德.普爾茨在他專論德國、奧地利反猶思潮的著作指出，一戰前後的排猶思潮沒有本質區別，不同點隻在於納粹有了足夠的力量把理念付諸實施，趕盡殺絕猶太人的思路，早在１９世紀８０年代阿爾瓦德的議案中便形成了，萬事俱備，隻等著希特勒用他魔鬼般的意誌將其變成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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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國的猶太人不幸的兩難處境，就像威廉.威爾遜的影子人，你越像你的同伴，就越讓同伴憤怒。他們曾熱情回應早期的反對者要他們成為純粹德國人的要求，在德國文化的建設中做出了卓越貢獻，當之無愧地成為德國文化的一部份。誰會否認馬克思、弗洛伊德、愛因斯坦是德意誌思想家.馬勒、勳貝格是德國音樂家？卡爾.斯滕海姆、雅可普.瓦瑟曼是德語作家？馬克斯.李伯曼、埃米爾.歐立克是德國畫家？那些名聲小一點，可是同樣努力的，難道不也是名副其實的德國文化人？正如戈洛.曼指出的，受過洗禮也好，沒有受過洗禮也好，普通德國猶太人身上的美德和惡習也就是德國人的美德和惡習。他們愛國、守舊，穿德國式服裝，說德語，百分之百的德國作派。還有誰比１９１４年踴躍從軍的猶太商人、醫生、律師、學者更“德國化”？

　　　盡管取得了傲人的成就，對德國的忠誠也經受住了考驗，可是猶太人與德意誌結合的追求沒有被接受。個人的財富和學養是開啟主流社會大門的鑰匙，啟蒙思想家就是這樣認為的。可是有了這些東西仍然無濟於事。沃爾特.拉特瑙１９１９年寫道：“每一個猶太青年都經曆過一種終身難忘的痛苦，他開始意識到自己天生二等公民的身份，發現自己無論怎麽努力，無論成就多大，都無法擺脫它。”

　　　沃爾特.拉特瑙的例子非常說明問題。像海涅一樣，他也是一個不安本份的人物，取得的成就也招致那些才華平庸的人的妒嫉。不幸的是他缺乏海涅的幽默機智，不能坦然麵對周圍的市儈嬉笑怒罵，他還缺少海涅的那份自信－－承認自己猶太人身份的同時堅持自己德國文化的本質屬性。拉特瑙為自己的猶太遺產自豪的同時又頗為自卑。海涅在《冬天的童話》裏盡情嘲笑過那些金發碧眼、與智慧有仇的普魯仕市儈，那是一群最無可能理解拉特瑙的人，可是拉特瑙卻把他們理想化，還無可救藥地企圖讓他們賞識自己。

　　　他是通用電器公司創建人的長子－－這是威廉大帝時期德國工業界最大的企業之一。他在柏林和斯特拉斯堡學習數學、物理、化學，１８８９年以論文《金屬的光吸性能》獲博士學位，此後投身工業界十餘年，先在瑞士的一家造鋁廠實習，後到萊比錫附近畢特費爾德的一家電化工廠當經理，資曆相當完整。綜合他的學曆、管理能力、研判能力、分析能力以及對實際生產的了解，他順理成章地成為通用電器最理想的接班人。可是，正如英國曆史學家詹姆士.姚爾所言，拉特瑙長期感覺到職業與誌趣錯位的痛苦，似乎覺得隻有在精神領域有所成就，才能超越自己的猶太出身以及由此而來的自我懷疑。他開始撰寫哲學論文，一時竟頗為成功。不過用今天的眼光來看，他那些玄學風尚下寫出的論文，未免給人花哨矯飾有餘，啟蒙思辨不足的印象。

　　　他還鍾情於政治，盡管他曾對朋友說外部環境可能會妨害他在此領域的成功。“猶太人是二等公民，因此我在政界不可能有多大發展，和平時期恐怕連少尉都當不上。要是改信基督，可能路途會平坦一些，那麽一來我隻能和統治階層同流合汙。”心在廟堂的他畢竟不能遠離現實政治的誘惑和恩怨，１９０７和１９０８年他兩次陪同殖民部部長本哈德.馬堡到德國的非洲殖民地考察，回國以後寫出的評估報告內容詳細、見地深刻。然而給上級的內參策論中，他卻對德國在海外開拓殖民地的才能表示懷疑，不免惹惱了部長與同僚，他居然提出請求，要殖民部為自己的貢獻頒獎，更說明他不懂官場世故。

　　　　一次世界大戰才真正給他提供了為國效力的機會，戰爭前兩年，他組建軍需部，運籌調度，施展才華。若不是他，德國還不容易渡過１９１４年戰略物資緊缺的難關。可是他給朋友的信卻提到自己內心的真實感受：“軍隊和企業界都不能容忍－－我－－一個猶太裔公民，主動為國家作出了些許貢獻。此情形於我有生之年恐怕難以改變。”１９１５年他辭去軍需部長一職，就任通用電器總裁，可是並未從此告別政壇。戰爭的後兩年，隻要政府谘詢，他都積極提供建議，尤其是涉及經濟方麵的問題。他寫了係列報告，預測戰後德國和歐洲將麵臨的經濟困難。他在有關領域的遠見卓識使他成為１９１９年以後共和政府不可或缺的人材，１９２０年他作為德國代表團成員去斯葩參加了戰敗國賠款會議，第二年再次入閣，出任戰後重建部部長。

　　　　當時的情形下，右翼政黨正散布謠言，說猶太人在軍隊背後捅了一刀，煽動民眾抵製協約國不可更改的要求。拉特瑙此時接受如此敏感的任命，的確得有些勇氣。他坦誠地向公眾講明，不管凡爾賽條約多麽遭國人痛恨，但隻有接受，除此以外別無選擇。他成為執行凡爾賽條約最積極的推手，希望藉此讓協約國最終在一些具體條文的執行上能有所鬆動轉緩，他不知疲倦地與戰勝國政府談判協商，爭取他的目標。

　　　　狂熱愛國人士確信，若不是猶太人叛國投敵，１８１８年德國根本不會失敗，拉特瑙的種種努力，在他們看來隻是賣國投降政策的繼續，是可忍，孰不可忍！１９２２年二月拉特瑙出任外交部長的消息甫一公布，一份右翼報紙就評論道：“豈有此理，猶太人當了德國的外交部長！…這一任命是對德國人民的公然挑釁！”光頭黨的前身在街市上齊聲狂叫：

　　　"拉特瑙你聽清楚.
　　　一槍打死猶太豬！"

順口溜像是判決辭。１９２２年６月２４日清晨，他乘坐的大型敞篷轎車在柏林的國王大道上遭到襲擊，一輛載有三人的小車飛追上來，一個人向他的坐車扔進一顆手榴彈，另一個人用自動手槍朝他射擊。他死於幾小時以後。

　　　　隨著拉特瑙的被謀殺，一條心理界線被突破了，德國社會由此踏入了從前的禁區。以前猶太人在德國頂多被看成有殘疾的社會人和社會的恥辱，現在身為猶太人即意味著生命危險和死亡判決，因為拉特瑙唯一的罪名，隻是他竟敢自稱德國人並且對外代表德國。他的死，在國內引起一波死亡恐懼，一戰以前的反猶思潮終於顯露出了其猙獰的麵目。許多人私下不免為拉特瑙的冤魂叫屈，社會上也不乏悲悔之聲，可是事件被合理化以後，不可想像的東西一下子變得可以想像。再過十六年就到了水晶之夜，國社黨的領袖已經開始在他的胸中勾畫最終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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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７５年，大屠殺三十年以後，文藝批評家漢斯.邁耶為其新書《外國人》出版接受媒體訪談，記者問到當下德國人對猶太人的態度時他這樣回答：“盡管今天德國的土地上基本上沒有什麽猶太人居住，可是對猶太人的敵意並沒有改變。德國民眾對猶太人和以色列的關係東搖西擺頗能說明問題。因為內疚而起的友誼虛假不堪，起初德國人為七日戰爭以色列的勝利而歡呼，每一個‘進步的’市民家庭都希望有機會去以色列旅行一次，以結識猶太人為時髦，可是這種熱情很快冷卻了下來，接著就是指責：‘猶太人太過份了！猶太人怎麽還不吸取教訓？阿拉伯人的許多觀點都值得同情。’結果又開始仇視猶太人，這種仇視呼應了蘇聯的宣傳，隻是表現形式不同，有些市民和大學生說他們並不反對猶太人，隻是反對以色列，反對猶太複國主義。我看這不過是換湯不換藥。”

　　這些判斷，雖然不難找到論據支持，聽起來還是稍嫌誇張。德國知識界的極左翼的確帶有幾分法西斯色彩，包括邁耶提到的反對猶太複國主義口號。上世紀六十年代末，學生運動風雲乍起，１９６７年，連續不斷的的校園炸彈爆炸聲中突然傳來中東戰爭爆發的新聞，慷慨激昂的海德貝格等幾所大學的激進學生決定放下本土關懷，與阿拉伯人民結成統一戰線，共同反對帝國主義和壟斷資本主義。１９７８年法斯賓德寫的劇本《垃圾、城市和死亡》的主角之一為“猶太富人，”遊西姆在《法蘭克服匯報》上的評論指出猶太人又被塑造成了“吸血鬼、高利貸者、奸商、謀殺犯、色狼、複仇狂，”劇作者竟然讓他筆下的一個角色咬牙切齒地說：“當年他們怎麽沒把他毒死，我兩手發抖，恨不能親眼看著把他扔進毒氣室，讓他變成一縷輕煙。”

　　由於明顯的煽動色彩，這個劇本寫成後一直未能上演。也許它隻是學生運動努力喚醒民眾宣傳中的一處敗筆，可以略去不計。至於對以色列的態度，持搖擺立場的不僅僅是德國人。邁耶指責當代普通德國民眾仇視以色列沒有舉出任何證據，事實上聯邦德國政府對以色列的援助一直名列前茅，有口皆碑。世界猶太人大會主席納忽姆.戈德曼１９７８年到德國出席“水晶之夜”四十周年的紀念活動不久後寫道：“在賠償問題上，聯邦德國政府的慷慨態度是空前的－－不僅數額巨大，而且為曆史創下新例－－（向納粹時代尚未成立的以色列賠款，向非公民的納粹受害人賠償）。我們知道，猶太人對希特勒之後的德國理所當然地幾乎都懷有負麵的看法，而且通常充滿敵意。聯邦政府的慷慨，為兩國關係的正常化作出了極大貢獻。曆史不容忘卻，在兩個民族之間，寬恕的字眼沒有什麽意義。”

　　忘卻和記憶當然是個大問題，探討德國人反猶太罪行的集體記憶，也比糾纏於邁耶大而化之的批判更為重要。早在１９４５年，哲學家卡爾.雅斯佩爾在一場講演中就提醒德國人：“看著猶太朋友從家裏被抓走，我們沒有走上街頭阻攔，等到自己麵臨毀滅時才開始喊叫。我們寧肯用虛弱的合乎邏輯的理由苟且偷生：我們死了也是白死，幫不了別人…我們活下來，本身就是有罪，”　雅斯佩爾認為“我們永遠洗涮不掉身上的羞恥。”現在的問題是，納粹時代尚未出生的德國人，今天多大程度上仍然承受著這洗涮不掉的恥辱？

　　納粹時代的暴行今天仍然鮮明的留在德國民眾的記憶中，這要歸功於聯邦德國政府、影劇業和大眾傳媒。“水晶之夜”被搗毀的猶太教堂廢墟得以保留供後人憑吊；像戈德曼親臨的那次大規模的紀念活動每年都由官方出麵舉行，電視台常常製作播放曆史紀錄片；《安妮.法蘭克日記》、《夜色茫茫》等反映猶太人命運的故事片在德國廣泛放映，給人們留下了深刻印象；德語小說，尤其是“四七社”成員的小說，如格拉斯的《狗的年代》中發明家的形象，給戰後出生的人重現了生動的曆史畫卷和猶太人的悲慘命運；為數不少的德語劇作家真誠的反省了對猶太人的迫害。馬克斯.弗裏施寫於１９６１年的劇本《安多拉》描述一個德國青年，莫名其妙地被誤認為猶太人，怎麽解釋都無法澄清，開始被規入另冊，後來被折磨，最後被自己的同胞殺死。該劇在柏林的席勒大劇院首演，主角由晚年的克勞斯.克拉默和馬丁?赫爾特擔綱，演出時，劇中人物打斷劇情的發展陸續走到台前，單獨麵對觀眾，辯白自己與劇中受害人悲慘的命運無關，戲劇的內容和表演形式都讓觀眾的心靈受到巨大震動。

　　所有這些防止人們淡忘慘痛曆史的努力，居然比不上一部美國攝製的以德猶關係為題材的商業大片，實在充滿了反諷意味。１９７９年２月，美國影片《大屠殺》分為四個單元，每次兩個小時，連續在德國的公共電視台播出，每兩個小時的電影播放以後留有一小時觀眾電話討論時間。電影的內容是納粹時代德國人對猶太人的迫害，重心是兩個虛構家庭的命運：多夫家的兒子埃利克參加納粹飛黃騰達，不可一世，成為海德利希的助理，親自組織執行了對猶太人的種族大屠殺；猶太醫生魏斯一家被納粹恐怖機器絞殺，幾無一人幸免。觀眾的心被劇情緊緊攫住，他們為魏斯一家傷心流淚，對埃力克表示憤怒。電影在全國引起的震撼性效果是以前的曆史紀錄片未曾達到的。電影的收視率全國範圍內從第一集的３２％增長到第四集的４１％，柏林市則高達４７％，兩千多萬人看了部份或者完整的電影，三萬多人給當地電視台打了電話，絕大多數人要麽提出嚴肅深刻的問題，要麽提供背景材料證實故事的真實性，或者針對電影的細節進一步發揮。西德所有的學校均就電影背後的曆史真實性展開討論，應學生要求，杜塞爾多夫政治教育中心整理編輯了厚達五十六頁的學習材料介紹納粹迫害猶太人的罪行，寄出十三萬九千五百三十份，所有北萊茵威斯伐利亞州的老師人手一份。

　　觀眾對大屠殺電影的反應，對比漢斯.邁耶對德國民眾反猶情結的指責，顯而易見前者給人的印象更為深刻。誠然也有人打電話給電視台，怒氣衝衝地責問：三十多年了，有何必要去喚醒不愉快的回憶。但是絕大多數人的反應顯然是震驚，他們反複問到：１９４５年以前的德國老百姓，有多少人清楚猶太人的悲慘命運？今天的德國人，應該為德國昨天犯下的罪行承擔幾分責道義上的責任？從大屠殺的故事中我們應該吸取什麽教訓？

　　這樣的問題能夠提出來，尤其是被德國的年輕人提出來，令人感到振奮。知恥近於勇，敢於直麵可怖的過去，不篡改，不開脫，正是希望的所在。格拉芬.鄧霍夫關於這部電影以及有關的問題寫了一篇總結性思考，指出年輕人一定要當心德國的排猶思潮可能帶來的毀滅性後果，文章引述了奧辛維茨集中營幸存者仁娜特.哈普勒西特的話：“個人無法選擇他的種族，當年我多麽希望自己不是猶太人，後來我卻逐漸有意識地去做一個猶太人。德國的年輕人必須承認自己是德國人的事實―這是他們無法逃避的命運。”

　　　（後記：本文資料主要來源：Ｇｏｒｄｏｎ　Ａ．Ｃｒａｉｇ，Ｔｈｅ　Ｇｅｒｍａｎｓ，Ｐｕｔｎａｍ’ｓ　Ｓｏｎｓ，Ｉｎｃ．，１９９１。筆者九十年代在斯坦福大學念博士學位時Ｃｒａｉｇ已從該校曆史係榮休，無緣親承教誨。文中提到的曆史學家特奧爾鐸.默姆森，出自德國曆史學世家，其後人默姆.默姆森也曾執教斯坦福大學曆史係。默姆.默姆森夫人卡塔琳娜.默姆森當時是斯坦福大學德文係教授，歌德研究權威，我修過她兩門課。我在斯坦福學習生活期間，多蒙默姆森夫婦關照。第五節中提到的漢斯.邁耶教授90年代中曾到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講學，那時我海歸，替他做過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