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府龍門陣
小學四川，中學山東，大學上海， 留學歐美,曾海歸在體製內工作，現居美東。
賽義德不是薩伊德
由《阿裏與妮諾》和《東方學家》兩本書引出的話題----張寬
格魯吉亞巴圖米的這尊雕像見證阿塞拜疆穆斯林阿裏與格魯吉亞基督徒公主尼諾的愛情故事
一、 用什麽樣的漢字譯外國人名？
早些年我介紹《東方學》時，將Said 譯成“薩伊德”，曾引起前輩海派譯人董樂山先生的質疑。按董的說法，應該譯成“賽義德”，董的高論又引出香港中文大學甘陽先生的一篇有趣回應，登在98年1月4日《明報》上，節引如下：
“凡碰到洋人、西方的東西，現代中國人一定會精心挑選‘上等些的漢字’或‘好看的漢字’。隻要看看國名的譯法就知道了，例如：美利堅、英格蘭、法蘭西、意大利、德意誌等等。如果把America譯成阿糜傈佧，或把England譯成英格冷，那中國人肯定覺得有什麽東西不對了，就像耶酥譯成“移鼠”好像要給人吃耗子藥一樣。但另一方麵，隻要碰到的是非洲和拉丁美洲等，隻好用‘下等些的漢字’和‘難看的漢字’了。例如看看這些國名的譯法：厄瓜多爾、尼加拉瓜、烏拉圭、巴拉圭、紮伊爾、突尼斯、毛裏求斯、洪都拉斯、坦桑尼亞、危地馬拉、加蓬、乍得、毛裏塔尼亞，盡讓人想起窩瓜或茹毛飲血什麽的。
不久前北京知識界爭論Edward Said等所謂‘東方主義’（Orientalism)問題。大多數人反對，認為“東方主義”是“反西方” 的，不應在中國提倡。有高明者特別提出，目前把Said的名字譯為‘薩伊德’有美化之嫌，因為Said是阿拉伯姓名，應該‘按照國內通行譯法譯為賽義德就不難了解這位學者的族裔背景了’。這意思是說，Said是阿拉伯人，不是西方人，而我們中國人應該聽西方人的，不要聽阿拉伯人胡說八道。”（引文完）
後來王宇根為三聯翻譯《東方學》這本書時，不知是否為Said這個姓氏“旬月躊躇”，他最終譯為”薩義德“，算是調和了兩方麵的意見。前些日子在網上看到李歐梵一段評今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文字，將Said譯成“薩依德”，用的也是上等漢字。這“一名所立”，也見出甘、李等與洋場出身的董等老派譯人相比之下真正意義上的國際視野――其實參考眼下我正用著的電腦軟件“中文之星”的語詞自動組合功能，Said還可譯成“薩懿德”、“薩藝德”、“薩醫德”甚至“薩譯德”，都是上等好看的漢字――惟願反對“後學”的一方不要抱怨電腦軟件也像左翼文人一樣沒有“譯德”才好。
二、《阿裏與妮諾》：一本跨文化的愛情小說
關於Said譯名的閑話本來應該就此打住，可是手中這本小說“Ali und Nino”（《阿裏與妮諾》）標明的作者姓氏也是Said, 全名是Kurban Said。今年二月間遼教版該小說中譯者山西大學楊德友教授將這個名字譯成庫爾班·賽義德，也算是老派的譯法。因為這是一個阿拉伯姓，所以“賽義德”不是“薩伊德”。可是，假若Kurban Said隻是一個筆名，背後藏著一個上流純種亞利安人或者耶和華上帝鍾愛的猶太人，是不是就可以譯成好聽一點的“薩伊德”呢？
李清照在《金石錄後序》中感歎說每件器物自有宿命，拉丁文有句成語也說“每本書各有其命運”（Habent sua fata, libelli）。《阿裏與妮諾》正是這樣的一本書。這是個小長篇，講述上世紀初阿賽拜疆首府巴庫穆斯林少年阿裏和格魯吉亞基督徒少女妮諾之間的愛情故事，一九三七年在維也納德文首版，四十年代初譯成了意大利文，當時就熱了一陣。緊接著的戰雲與硝煙湮沒了它的光芒，讓其在以後近三十年的時間於坊間銷聲匿跡。六十年代末一位叫Jenia Graman的女性在柏林一家古舊書店將此書淘出，驚歎這是一顆閃爍的珍珠，推薦給蘭登書局，於是71年才有了英文版，然後又有了Overlook，Anchor Books, Putnam社的英文版，零二年蘭登書局又出了新版。如今該小說外文譯本（加上今年的中譯）多達28種。小說的敘述很流暢，敘述者即能熱情地投入角色又能抽身旁觀評論，讓人在閱讀的愉悅中看到跨越種族的愛情、波斯的宮殿、穆斯林的閨閣、阿拉伯的沙漠、高家索與世隔絕和平寧靜的山村；見證革命、動亂、殺戮、失敗和毀滅，友誼、忠誠、背叛和死亡；目睹德國人，土耳其人、波斯人、英國人、俄國人在阿塞拜疆、亞美尼亞和佐治亞地區展開“大博弈”角力；體驗東正教、基督教、景教、巴哈伊教、伊斯蘭教的遜尼派和什葉派之間的細微區別和獨特的儀式。
阿賽拜疆的aser是波斯文“火”的意思，那地方曾經石油遍地流淌，形成自燃現象，所以當真可以見到火焰山、火焰海，因此成為前伊斯蘭波斯古代拜火教（即景教）的發源聖地。馬可·波羅的旅行記中多次提到那兒的拜火教的神廟，也就是尼采說的查拉圖斯特拉神廟。發明家諾貝爾也從巴庫賺得過一桶金，因為他設計的名為“Zoroaster”(拜火教徒)的油罐車解決了高家索石油外運的難題。大巴庫地區在19世紀末20世紀出因石油開采而經濟繁榮，是世界上最亮麗的城市之一，也是東西方文化的交匯點，其種族、宗教之間的關係也最為寬鬆和諧。阿賽拜疆的猶太人叫“山地猶太人”或者“蠻蠻猶太人”；伊朗在1935年以前叫波斯，“伊朗”的波斯文意思是“亞利安之國”，其國名改變呼應著歐洲法西斯意識形態的種族神話……這是小說的曆史和文化背景。在今天的阿塞拜疆，《阿裏與妮諾》像《阿Q正傳》和《孔乙己》之於浙江的紹興城，已經是家喻戶曉，成為阿塞拜疆人民在血與火中爭取民族獨立，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文學隱喻，是阿族人民精神上的驕傲。
在強調多元與族裔和諧的美國校園政治中，這部小說因其特殊的價值，常常出現在英文係的世界文學選修課書目上，擠入了現代文學經典的行列。可是幾十年來，作者的真實背景一直是個謎團，我們隻知道Kurban Said這個名字除了與《阿裏與妮諾》聯在一起外，另一部小說《金角女孩》（The Girl From The Golden Horn）也歸在其名下。
三、該小說的作者之迷
《紐約客》雜誌1999年10月4日刊登資深文史記者Tom Reiss的長文，發掘小說作者身世以及成書之迷，讀起來就像是一篇引人入勝的探案小說。九十年代末Tom在美國東西兩岸，意大利，阿塞拜疆，伊斯坦布爾，維也納等地查閱曆史擋案,尋訪知情人士，探尋《阿裏與妮諾》作者的生命印跡，正所謂功夫不負有心人，終於從一位九十六歲高齡的原維也納出版家老太太手中獲得一部Kurban Said在臨終的病榻上寫下、從未發表過的自傳手稿。在此基礎上，Tom在零五年又出版了一本關於小說作者的傳記，題目定為《The Orientalist》（《東方學專家》）。該傳記被多種媒體列入2005年度非小說類優秀書目，一年之內，十多種外文版就已經問世或正在翻譯之中。
1937年《阿裏與妮諾》小說的出版原始合同上，作者欄的簽名是艾爾菲麗德男爵夫人(Baronness Elfriede Ehrenfels Von Bodmershof))――這部書法律上的版權，出版社今天仍然標明屬於男爵的後人――艾爾菲麗德在奧地利鄰近捷克的一座莊嚴的古堡中長大，家學淵源深厚，貴族出身的丈夫中年皈依了伊斯蘭教，長期生活在印度的穆斯林社區，夫人自己則是個沉浸在古希臘學問中的書蟲。Tom在傳記中考定 Kurban Said 隻是一個障人眼目的筆名，《阿裏與妮諾》的真正作者應該是男爵夫人的密友，即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歐洲聲名顯赫的東方學專家艾薩德·貝伊(Essad Bey)，而艾薩德·貝伊的真實身份則是來自高家索巴庫地區的列夫·努辛鮑（Lev Nussinbaum）。因為列夫是猶太人，最有可能的，是列夫的猶太身份將妨害其作品在納粹德國的流通，因此小說在維也納出版時使用了Kurban Said的筆名，而且讓男爵夫人出麵與出版社簽定合同，以求在講究種族出身的年代將作者的成份漂白亞利安化。Tom認為，《阿》和《金》這兩本小說的內容和風格，也隻能從艾薩德的個人經曆才能解釋。（由於可以理解的原因，阿賽拜疆人民不能接受Tom關於Kurban Said是猶太人的結論）。
Tom 在《東方學專家》中發微索引，以多種材料交叉證明，《阿裏和妮諾》一書的作者列夫·努辛鮑1905年10月某日出生在從蘇黎世開往巴庫的一列火車上。父母都是猶太人。父親亞伯拉罕來自佐治亞的Tiflis，是巴庫油田的石油新貴，母親Bertha Slutzkin來自立陶宛，是父親從監獄裏贖出來的布爾什維克黨人，後來因為秘密資助斯大林的暴力革命事發服毒自殺。1918年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以後，亞伯拉罕帶著列夫逃離巴庫，與其他白俄逃亡貴胄一起奔波流離在高加索、波斯和土耳其各地，1921年到君士坦丁堡，輾轉到了巴黎，最後抵達柏林，1922年在土耳其駐柏林大使館阿訇的監證下易名為艾薩德·貝伊（Essad Bey），改信伊斯蘭。在Friedrich-Wilhelm 大學主修東方學，精研土耳其和阿拉伯語言文學。二十年代中期開始寫作，同時聲稱自己是中亞城市Bukhara國王的表親。1926年成為雜誌《文學界》（Die Literarische Welt）的特約撰稿人，與斯蒂芬·茨威格、沃爾特·本傑明等著名作家學者過從，30年代貝伊出版了一係列關於當代中亞政治、社會和曆史方麵的暢銷書，儼然西方的“東方學”權威，在歐洲和美國文人圈子中名聲很大，連蘇俄的托洛斯基也曾在日記中寫到：“這艾薩德·貝伊究竟是何方神聖？”
大約有十七本書歸在艾薩德·貝伊的名下，除了上述兩本小說署名Kurban Said的小說以外，還有《東方的血與石油》、《列寧傳》、《斯大林傳》、《沙皇尼古拉二世傳》、《大哉真主：伊斯蘭世界的沉淪與複興》《高加索的十二個秘密》、《巴列維國王傳》等。
在柏林期間，貝伊與來自奧地利的男爵夫人艾爾夫麗德演繹出一段浪漫戀情，據說後者並不知道前者的真實身份和姓名。1932年貝伊和柏林工業界巨頭的女兒、喜歡客串模特兒的女詩人艾麗卡·列文達爾結婚，三年後離異。列夫也喜好奇裝異服，所以他們的婚變曾是當時柏林、巴黎、紐約、洛杉磯媒體追蹤的熱門八卦新聞。
他的政治立場屬於君主集權的極右翼。1931年參加了“德俄反布爾什維克聯盟”，其成員後來差不多都成為法西斯文人。他也參加過“社會君主政治黨”，主張恢複德國的霍恩佐棱(Hohenzollern)王朝。他還涉入30年代在歐洲的青年俄羅斯”運動，試圖融合布爾什維克文化和沙皇體製來解決俄國的前途。列夫·努辛鮑是猶太人，卻以艾薩德·貝伊的筆名和穆斯林的身份參與種種社交活動。非常吊詭的是，在貝伊的猶太身份泄露以前，其作品一直列在納粹德國宣傳部認定的“塑造德意誌靈魂優秀作品”之中。他甚至應邀寫過文章粉飾納粹的種族政策，還曾經是法西斯意大利官方指定的墨索裏尼傳記的執筆人。像變色龍一樣讓人難以捉摸和把握的列夫沉湎在政治和種族的把戲之中，過著十分危險的生活。1933年希特勒上台後，貝伊曾搬遷到紐約短期居住，在美國講學，兩年後回到歐洲。1938年他的猶太血統泄露、被德意誌作家聯盟除名後從奧地利逃到意大利隱居，對地方當局出示橫渡大西洋的船票以及美國入境許可，聲稱自己是美國公民。1942年10月，在意大利法西斯當局的監控之中，貧病交加的列夫·努辛鮑在意大利的Positano去世，終年36歲。
四、猶太人的東方主義
愛德華·薩伊德在《東方學》中曾批評西方的學者文人在殖民勢力全球擴張的大背景下，貶損醜化了東方尤其是阿拉伯世界，其實他忽視了西方文化，包括猶太文化，將阿拉伯世界理想化、浪漫化的另一條線索。
在當今世界的政治文化光譜中，猶太人和阿拉伯人勢同水火，可是一個世紀以前的國際政經格局和文化景觀卻大相異趣。列夫的第一本流亡回憶錄《東方的血與石油》引起過各方麵出於政治原因的非議，包括伊斯蘭聯合會的抗議，但他筆下的高家索地區原來的種族宗教關係牧歌一般和諧美好，《阿裏與妮諾》更是一首作為猶太人的列夫對他自小就熟稔的阿拉伯文化的讚歌，是呈獻給曾予他無量恩惠的東方社會的謝禮。其實世紀初的猶太人和阿拉伯人關係頗為親善，列夫把自己塑造成沙漠之子，化身為小說中忠於愛情、社區和習俗的伊斯蘭貴族少年，隻是重新激活了曆史上的猶太東方主義脈絡：維多利亞時代以降,歐洲重要的猶太學人如Benjiamin Disrael, Arminius Vambery, William Cifford Palgrave就把眼光轉向了東方，力圖重構猶太與伊斯蘭的同盟關係。
列夫與老一代猶太東方學家的不同之處，在於他自己就從東方來，根本用不著轉向，向內挖掘就行了。啟蒙運動時期歐洲人的文學塑造中猶太哲人常常與東方的國王連袂出場，歐洲人心目中猶太人和穆斯林的區割本身很模糊，伏爾泰抨擊“亞洲的迷信”時就是兩者一竿子掃的。但總的說來，啟蒙思潮理性自由主義給原本倍受歧視的歐洲猶太人提供了相對寬鬆的生存環境，萊辛的劇作《智者納坦》倡導基督教、猶太教和伊斯蘭教相互寬容，而猶太人也努力與主流文化融合，有時比德國人還德國比法國人還法國。與此同時，德國浪漫主義政治哲學中也出現了一個關鍵詞“völkisch”，意思是血統、種族和地域三種元素的有機結合是任何浪漫創造力的源泉，而現代生活的居無定所和靈魂的空虛正好是völkisch的反麵。Völkisch的概念反現代，也反閃米人。照這個說法，猶太人和吉普賽人頻頻跨越國族疆界，在全世界“逐利而居”，他們隻靠偷盜、剽竊別人的原生性創造獲利謀生，是與浪漫創造無緣的人群。
日益西方化的歐洲猶太人在浪漫派種族學說的壓力下，接過völkisch的概念，回頭尋求自己的根。按Disrael的說法，阿拉伯人是猶太人的表親，是“馬背上的猶太人”，倒過來說猶太人也就是“摩西的阿拉伯人”，而穆斯林則是“穆罕墨德的阿拉伯人”。Disrael從政以前的文學創作柔合了當時的種族學說和司格特的浪漫主義，把土耳其和奧斯曼帝國的宮廷大大浪漫化理想化，試圖從東方的穆斯林世界為猶太文化尋回活力；在他的《青年英格蘭》三部曲小說中，源自東方的猶太智慧滋養引領著英格蘭的精英，而十字軍的東征則有助於猶太複國人耶路撒冷聖城的夢想。比Disrael 年輕一代的Martin Buber更加徹底，幹脆就說“猶太人身上集中了所有東方民族的天才創造力，”猶太人應為此自豪，廣袤的亞洲土地上的各民族是猶太人的天然同盟，猶太教和中國、印度、埃及、波斯文化一起構成亞洲精神，猶太文化屬於東方，它和西方文化，尤其是德國文化沒有關係。上世紀初，歐洲的猶太文化複新論者紛紛把自己的名字，言行舉止東方化，Eugene Höflich 改名Moshe Yaacov Ben-Gavriel,Asher Ginzberg改名Ahad Ha’am。到了二十年代，所有的德國、奧地利的政治派別都把伊斯蘭和猶太文化的結盟看成是既成事實。世紀初歐洲猶太人耶路撒冷複國的理想，指徵著殖民主義的終結和亞洲的新生，今天的以色列則被阿拉伯人視為西方殖民擴張終極工程，曆史的發展何其乖張！
五、賽義德不是薩伊德
《阿裏與妮諾》有了中文版是一件值得歡迎的事。中國現代文學的領軍人物周氏兄弟身體力行介紹弱小民族的文學，其所占據的道義高度至今受後人肯定。記得作家張承誌曾在《讀書》雜誌上撰文批評國內外文係出身的人都忙著鑽研“送給中國人兩次鴉片戰爭的盎格魯薩克森文化去了”，竊以為其抱怨不無道理。中國大陸四九年以後翻譯亞非拉的文學作品大都是政府行為。改革開放以來，除了南美的魔幻現實主義文學以外，其他非發達地區的文學介紹得很少。就我所知，比如尼日利亞作家亞契比寫於1958年的《分崩析離》(Things Fall Apart)那本小說，從非洲本位角度描寫英國殖民事業對尼日利亞傳統社區的毀滅性影響，早就躋身於英語國家和非洲中學、大學的必讀書目，居然去年才有中文版問世；後殖民批評先驅法儂(Frantz Fanon) 討論被殖民地人民心理的重要著作《全世界受苦受難的人們》（Les Damnés de la Terre）也是去年才譯成了中文。
吉普林說東方是東方，西方是西方，因為東西方截然對立；愛德華·薩伊德說東方不是東方，因為文化從來不是純質的；美國當代活躍的文化批評家Ian Beruma曾撰文《紐約書評》，試圖區割西方文明所代表的普世價值與曆史上西方的野蠻殖民擴張和當下美國新保守主義不得人心的軍事冒險，那意思一繞就有了“西方不是西方”的說法；中國執政黨的重要理論家胡喬木也曾用他特有的套套邏輯，“辯證地”說“要把毛澤東同誌晚年所犯的錯誤和毛澤東思想區別開來”以便於四個堅持，所以毛澤東思想不包括晚年毛澤東的錯誤，即“毛澤東不是毛澤東”，當然還可以提到《手稿》時期的馬克思人道主義思想不是馬克思主義；這就把我們引回到文章開頭的題目――“賽義德不是薩伊德”。
（此文曾發表於北京《萬象》雜誌二零零七年三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