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生活獨家特稿：中加遺產案背後的五十載癡情苦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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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生活獨家特稿）30年的分離，終於迎來了海外遊子。我們是在北京相見的，在那45天裏，我們和其他恩愛的老夫妻一樣，手挽著手，遊遍北京和天津的名勝古跡，夕陽西下，我們也在微風中散步……我總想，有這麽一段美的日子，再苦再累也值得。其實，我是早知道他的不忠的，但是……

采訪對象：李王毓瑛
性別：女
個人檔案：現年83歲，因為丈夫的遺產糾紛，於2003年10月6日從天津抵達多倫多進行訴訟。
星星生活記者：薇塵
采訪時間：2003年11月4日

關於這起老移民李道能過身引發的中加兩妻室遺產爭端，本報曾在第85期頭條刊登。當時，李王毓瑛的兩個兒子正在極力爭取母親赴加應訴，其間頗費周折，最後希望總算從渺茫中探出頭來，在楓葉爛漫的季節，83歲的老人終於踏上了丈夫生活了幾十年的這塊國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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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3日，安省高等法院將再次開庭審理此案。但是本文並無意欲探討這起遺產案的是是非非，隻是從這位老人的傳奇人生來回顧一段半個世紀的癡情苦戀。

在地鐵站附近的一個MALL裏，我見到了由兒子陪同來的她。我的第一感覺是很吃驚，真的，我沒有想到這是位風度極好的老人，可見年輕時的美麗。她滿頭鶴發，麵目祥和，很難想象曾經飽經50多年的滄桑。她握著我的手，溫熱的感覺，像位慈祥的老奶奶。


踏上加國的老人李王毓瑛和兒子李光緒在尼亞加拉瀑布

還是先從我自己說起吧。我是在日本出生長大的，父親經商，家道殷實。由於受過良好的教育，再加上在父母的愛護下，那時候天真浪漫的我

對自己未來的愛人充滿了美好想象。1937年，17歲的我隨父親回國參加一位遠方親戚的婚禮，在山東煙台。沒有想到，竟然喜上加喜，我的姻緣也因此緣定。

在一個親戚的介紹下，我認識了丈夫李道能，他那時還在讀大學，比我大5歲。他英俊誠懇，我們幾乎是一見鍾情，認定對方是可以終身廝守的伴侶。看到我們兩情相悅，父母幫我做了一個最大的人生決定，留在中國，成為李家的媳婦。1938年秋天，我和李道能正式拜堂成親，結為秦晉之好。按照當地習俗，我們的婚禮由當地德高望重的長老親自主持，並將我們的婚姻記載入冊於當地日誌，同時自然也登記在李家祠堂的家譜上。那年我18歲。


1949年前的李道能和王毓瑛在天津

於是，一夜之間，我從一個在日本過著悠閑生活的少女，轉變為人媳、人妻。說實話，在此之前，我就是一個嬌小姐，連自己的生活都要父母照顧，幾乎沒幹過家務。不過，我雖然是受的日本教育，但和中國女人一樣有堅忍的性格，而且因為愛丈夫，我寧願過艱辛的生活，願意伺候公婆、服侍丈夫的飲食起居。

那時候生活很艱苦，我還記得那年的冬天，大雪不斷，冰冷刺骨，但是家裏的取暖方式又根本不足以禦寒。舉個小例子，那時候洗碗，用凍得紅腫的手把剛洗過的碗放到石板飯桌上時，碗就會迅速滑到桌邊，並立刻被凍住了。那種苦是我之前難以想象的，其實經常在背地裏偷偷哭，但是從沒在丈夫和家人麵前流露過一絲難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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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結婚當年，丈夫就攜全家遷居到天津，因為考慮到大城市的環境會有更多的就業機會，可以發揮丈夫的才能。他確實很能幹，在經商方麵很有頭腦，所以很快就找到了一份很好的工作。於是，從1938年到1945年，雖然正處日本侵華戰爭，但是我們一家人的生活還是很其樂融融、幸福美滿的。我們還在1939年和1942年有了兩個愛情結晶——兩個活潑可愛的兒子。


在國內照料老人和養育兒女的王毓瑛

變故是在1945年發生了。那年我又生下了一個女兒，可是她出生不久就染上了重病，不幸夭折了。這個打擊實在太大了，我們的心裏都很悲痛，每次想到女兒，堅強的丈夫都要落淚，我更是經常以淚洗麵。再加上那時候戰爭形勢越來越激烈，我和丈夫就商議決定，為了保護家中的公婆和兩個幼子，由我帶著他們先期返回老家煙台，但丈夫因為要繼續工作養家，隻能留在天津。不過我們也說好，如果戰事再激烈，他也會隨後返回。

在之前的法庭辯論中，李道能在加國的妻子一直提出，李王毓瑛和李道能的婚姻早在1946年已經結束，理由是自己那時候已經和李道能生活在一起，並於1947年有了他們的大女兒。我當時還心存疑惑，現在看來，可能就是在妻子返回老家期間，李道能先生有了這次婚外越軌，從而導致了如今的局麵。不過這一點，李王毓瑛當時並不知情。

當我小心翼翼地提到這個問題時，老人默然了一會，那種痛楚似乎還是那麽清晰可見，以至於我很後悔勾起了她的傷心往事。她抬起頭再看我，聲音有點哽咽，：“原諒，我早就原諒了他……”）

1945年秋天，日本戰敗，中國又恢複了和平生活的曙光。於是，1946年，我和婆婆以及兩個兒子又回到了天津，和丈夫繼續重溫起美好時光。

轉年，我們又迎來了愛情的結晶，一個可愛的女兒。

不久，解放戰爭爆發，新中國成立。

建國後，丈夫的工作也出現了好的發展趨勢，那時他所在的公司還未公私合營，還屬私人所有。1951年，丈夫被公司派往香港出差，當時我們誰也沒想到，此次的分別，竟然一別就是幾十年。那年我31歲，最大的孩子12歲，最小的隻有兩歲多，而婆婆已經70多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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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走前，他把婆婆和孩子們鄭重托付給我，說一定會很快回來一家團聚，一定會更好地愛護我們。我當然堅信不疑，也讓他放心，我一定不會讓他有後顧之憂，再說照顧婆婆和孩子也是我的責任。

但是，他走了後，國內的形勢有了變化。由於丈夫出身地主家庭，在五十年代，是被鎮壓的對象。而且那時所有在香港和海外的華人都被當作是特務、懷疑對象。所以，如果他回來，恐怕性命都難保。於是，丈夫出於謹慎考慮，不得不逾期滯留香港。

從此，我們之間便拉開了漫長的愛情馬拉鬆。

但是，我們一直保持著聯係，即使在文革期間，我們也利用各種條件，相互傳遞著愛的信心。可以說，他一直都在給我承諾，他的信裏滿是“你是我永遠的妻子，我永遠不變心”這樣的話語。

相思很苦，我知道丈夫同樣思念著我們。1957年10月，由於強烈的思念之情，丈夫冒著生命危險，從香港秘密返回廣州，然後我帶著大兒子趕去和他相見，幾天的相聚我們都感到對彼此的愛依然還是那麽炙熱。

但是，下一次什麽時候再相聚，我們都痛苦地意識到這是個未知數。

說著說著，老人似乎是想起了什麽，從包裏取出一張殘舊泛黃的紙片，仔細一看，才發現原來是當年李道能先生去香港時中國政府出具的首次往返香港通行證，老人說，這麽多年，這張紙片後來丈夫寄給了她，就一直伴隨著她，成為思念丈夫的物件之一。


當年李道能去香港時中國政府出具的首次往返香港通行證

需要補充的一個背景是，後來李道能先生在國內的情人也辦理了去香港的手續，兩人在香港再次同居，然後又一起來到加拿大，成為他在加拿大的妻子。

後來的數十年怎麽熬過來的，真的是一言難盡啊。經曆過中國文化大革命的人們都知道，這樣一個地主、特務、海外關係的“大帽子”對於一個家庭來說意味著多大的衝擊和磨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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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們在學校受到歧視和排擠，因此沒能接受到更多的教育，這一點我現在想想還心痛，覺得對不起他們。而婆婆經常要被通知去接受改造，她年紀大怎麽可以吃苦，我自然要替她去。那真是一段灰暗的時光，無論精神上還是身體上都經受著痛苦。


年幼時的兒女

同時，我也不得不早早辭去工作，因為我根本沒有時間精力工作。我婆婆的身體一直很不好，在她最後的十年更是癱瘓在床，我每天日夜看護，還要摳大便、接小便、洗尿布、喂水喂飯、按摩擦身等等，每天忙得幾乎連頭都抬不起來了。癱瘓的婆婆全身從來沒一絲一毫的褥瘡和異味，連醫生和護士都說太少見了。1972年，老太太以93歲的高齡辭世，我的身體卻已經百病纏身了。

不過，丈夫深深的內疚我能感受到。他總是說自己沒有盡到一個兒子的孝道，一個丈夫的責任，一個父親的職責。他承諾會給我們一個滿意的交代，給我們經濟補償。事實上，他也一直堅持每個月寄給我們100美元家用，並且報銷我的醫藥費，直到他去世。


第一次回國探親的李道能和妻兒在廣州

1979年，中國的改革開放，給我們的團聚帶來了希冀。10月，丈夫在祖國大門還未完全開啟之時，就迫不及待地登上了飛往中國的航班。30年的分離，終於迎來了海外遊子。我們是在北京相見的，在那45天裏，我們和其他恩愛的老夫妻一樣，手挽著手，遊遍北京和天津的名勝古跡，夕陽西下，我們也在微風中散步……我總想，有這麽一段美的日子，再苦再累也值得。

其實，我是早知道他的不忠的，但是我默認了。我覺得他多年在外，身邊有個人照顧總是好的，我也一直在孩子們麵前維護他的形象。由於種種原因，他對家庭的真正團聚已經不抱希望了。我也可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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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向我保證過，他從來沒有第二次踏入真正的婚姻，還說自己之所以會成功，是因為有我的支持和後盾。在親朋好友麵前和家書中，他也多次說為了免除我的晚年之憂，會在其身後給我和孩子們留下100萬美元。他說的時候我就笑，很多東西是補償不來的，不過我相信他的話，相信他對我的感情沒變。另外我也知道他很為難很尷尬，我體諒他。


1979年李道能第二次回國探親，在頤和園門前的全家福

我很難過的是，在他最後的日子裏我沒有在他身邊照顧，而且還是在他去後1年多才得知這個噩耗。然後的這一段時間，我自己也好像垮了，住了很長時間的醫院。

我問她，李道能先生在遺囑裏連她的名字都沒有提到，會不會有點怨他。老人笑了笑，搖搖頭：“我不會怨他，我做的一切都是心甘情願的。”在現在的這個時代，這種無怨無悔的愛我不知道還有多少，我隻能心情複雜地感歎，說不清是羨慕還是遺憾。

老人說，這次來就是為了給自己一個交待，討一個說法，爭不爭得到遺產是次要的。采訪的最後，她第一次歎了口氣，說很想到丈夫墓前去看看，有些心裏話要告訴他，但是那個墓碑上沒有自己的名字，她不知道該怎麽去麵對。然後她又重重地握了握我的手，眼圈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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