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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ifangwenge.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531 張仲良與甘肅大饑荒 (作者不詳) [複製鏈接]  發表於 2020-5-3
我的故鄉甘肅，自古民風淳樸，百姓善良，無奈上天不曾眷顧，自然環境惡劣，當年左宗棠率大軍平定新疆叛亂途經甘肅，曾向好友胡雪岩致函稱，“隴省苦瘠甲於天下”。解放後，站起來的甘肅人民盼望著能吃飽穿暖，跟著黨奔向共產主義明天，誰料，短短幾年修養生息之後，到了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卻遇到了一場千古未有的大災難，這場持續三年的大饑荒，根本不是什麽天災，而是絕對的人禍。

為這場人禍歇斯底裏搖旗呐喊、死心塌地推波助瀾的，就是時任中共甘肅省委第一書記的張仲良。

1954年，47歲的陝西耀縣人張仲良從青海來到甘肅走馬上任，這個1932年就曾帶領當地農民抗捐抗稅的漢子，頗有傳奇色彩。多年的地下黨工作，注入了他服從勇猛的秉性，被鋪入獄的經曆，強化了他冷酷堅韌的特質，而打土豪、分田地的遊擊隊生活，又形成了雷厲風行的果敢和蠻橫。反右運動中，就將3000多名“右派”押送發配到甘肅河西“夾邊溝”勞動改造，最後生還回來的尚不足300人，成為全國反右運動中最悲慘極端的血淚史。

1958年，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狂瀾在全國卷起，張仲良不但亦步亦趨緊緊跟隨，而且大搞特搞還多有發明創造，類似什麽“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等紅極一時的口號，不切實際的蘭州市區十大建築，勞民傷財的“引洮工程”等重大項目；糧食產量全省放衛星，大煉鋼鐵縣縣搞浮誇。諸如隴西文峰一根60斤的黃瓜，文縣碧口一條70斤的豌豆，蘭州雁灘一個4.5斤的辣椒，武山洛門白楊樹嫁接後長出了千斤蘋果（朝鮮聞訊提出要來參觀）等等稀奇古怪的發明創造令人眼花繚亂，目瞪口呆。組織軍事化，生活戰鬥化，百萬人上陣煉鋼，百萬人上山修水利，百萬人田間除四害，成千上萬勞動力（少年和老人也不能幸免）不分白天黑夜被驅使幹那些毫無價值和效率的勞動。

為了大煉鋼鐵，一些地方開展收繳廢鐵運動時喊出：“交一把钁頭就是消滅一個帝國主義，藏一個鐵釘就是藏一個反革命”。把群眾家中凡是鐵的東西，從飯鍋以至婦女的頭發卡子，統統收繳了。緊接著又大搞農田水利建設。各地競相“放衛星”，牛皮越吹越大，什麽千斤鄉、千斤社、萬斤川、萬斤塬。僅僅到了年底，局部地區已出現饑餓、浮腫和死人現象，但張仲良一手遮天的甘肅省委還在高唱“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梁，公共食堂是心髒”。廬山會議後回甘的第一件事就是將向中央匯報甘肅實際缺糧情況的省委第二書記霍維德打成“右傾反黨集團”。

1959年，大麵積餓死人的現象開始在甘肅各地蔓延。但是，為了完成省上確定的糧食統購任務，很多地方對群眾采取各種酷刑（事後調查組統計達128種）進行催糧搜糧，如定西地區提出“寧欠血債，不欠糧食”、“決心要大，刀子要快，那裏擋住，那裏開刀”。上級給下級就像在戰場上下死命令：“完不成糧食任務，提頭來見!”一些公社召開萬人催糧搜糧動員會，會場上民兵架設機槍，手提馬刀對社員群眾威懾恐嚇。一時間悲聲四起，怨聲載道，陰森恐怖，猶如人間地獄來臨。

當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向毛澤東反映農村現狀、農民生活問題時，張仲良這個之前在彭總手下畢恭畢敬的部下，當搖身為毛“大躍進“五虎上將之一後，已目中無人，為虎作倀，他當場駁斥彭說："你講得不對！就以我們甘肅省為例，一九五七年之前，我們甘肅不產一噸鋼鐵，去年我們搞了五萬噸！難道還不是大躍進？去年我們全省糧食也增產了百分之四十一，我們破天荒不再從外省運進糧食！"事實真像他說得那樣嗎？這樣信口開河的彌天大慌在貴為封疆大員的嘴裏，竟然如此信誓旦旦、斬釘截鐵。

著名報告文學作家麥天樞曾在其獲獎作品《西部在移民》中披露，一九六○年前後僅定西地區（隴中一帶）便「餓死近百萬居民」。《依稀大地灣》的作者沙青寫到：甘肅是在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之後，開始大量餓死人的。榆樹皮、楊樹皮剝光了，連比黃連還苦的柳樹皮也都剝了吃光了，被子裏的棉絮也扒出來吃了，人死了便被尚餘一口氣的人割了、煮了、吃掉。

自然條件還算好的武山縣，一九五八年還是甘肅省委表彰的“紅旗縣”，一九五九年就成了遍地餓殍的鬼域。據發配這裏勞動的右派學生何之明回憶，該縣百泉公社百泉大隊一千多人餓死了近三分之一。時任縣委副書記今年已九十高齡的桐樹苞先生在回憶錄中記載：下鄉路上，老遠看到有人搖搖晃晃的走著，等到跟前，已經躺在地上沒氣了。這樣的事情，每天都在發生。

甘肅省委機關報《甘肅日報》的記者張尚質是通渭縣人。那年，他回了一次家。「看到路邊、田裏，到處都是死人、屍首，遍地白骨無人收。跑進自己的村子，村子慘不忍睹。跑進家門，家中已氣絕三人。」1965年中共通渭縣委就此事件寫出的報告稱：“全縣人口死亡60210人，死絕2168戶，1221個孩子成了孤兒，外流11940人。實際上，該縣死亡人數接近全縣總人口的三分之一，驚動中央的“通渭事件”由此而來。

出則前呼後擁、唯我獨尊，住則蘭州飯店、寧臥賓館，吃則專車運送、食物特供的張仲良是典型土皇帝、山大王式的材料，嘴上喊著為人民服務，眼裏哪有苦苦掙紮在死亡線上的老百姓，心中更無絲毫點滴同情憐憫之心。當聽聞甘肅餓死群眾的消息，陝西省委第一書記張德生打電話說若甘肅缺糧，陝西願支援一些時，大言不慚、恬不知恥的張仲良反說若陝西缺糧，甘肅可支援他們。如此毫無良知、泯滅人性的“活閻王”，安排給老實巴交的甘肅人當“父母官，實在是蒼天瞎了眼，倒了八輩子大黴。

事實上甘肅通渭、隴西、渭源、武山、甘穀、華亭等縣衝過重重關卡、死裏逃生外流跨省跑到陝西等地的婦女，就達5萬多人，以至於發生了很多在甘肅陝西兩地都有丈夫、兩邊都生了孩子但卻骨肉分離、天各一方、難以團圓的家庭悲劇。直至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聽說甘肅有饑荒，打電話詢問是否需要中央調撥糧食時，省委書記處書記何承華竟然還這樣回話：甘肅農民連大餅油條都吃不完。

嗚呼哀哉！就這樣，貧瘠脆弱的甘肅在以張仲良為首的一幫極左派窮凶極惡、橫征暴斂的主政下，成為大饑荒年代全國餓死人比例最多的五個省之一。

1980年，新華社記者傅上倫、胡國華、戴國強三人到通渭、會寧、定西、寧靜、西海固地區采訪，他們得知，在“三年困難時期”，這一帶縣縣都發生過餓死人的現象，餓死人數，最少已近百萬。1998年1月7日《甘肅經濟日報》發表副省長貟小蘇《正確認識甘肅糧食問題》一文，當中披露，在60年代的困難時期，“甘肅因缺糧餓死上百萬人”。僅就來自官方的途徑，甘肅全省餓死人數在１００萬以上已經是不爭的事實。而據可靠資料統計，應在一百三十萬至二百萬之間，一百三十萬是個下限，占當時人口的十分之一強。

終於，餓死上百萬人（有史以來從未記載過）的事件震驚中央，以監察部部長錢瑛為首的檢查團來到了甘肅，實地查看災情。而呈現在他們麵前的又是什麽樣的情況呢？

僅據派到臨夏州的工作組報告，該地1959年、1960年兩年就死亡41381人，占人口總數的8.7％。全州死絕388戶，紅台公社陽窪李家莊貧農馬有卜全家10口人，全死在炕上。有的村莊婦女死了，小孩還爬在母親屍體上哭喊著吃奶。

通渭，這個古老的縣份，本來是一個禮儀之鄉。但是，饑餓使人們失去了理智，也泯滅了人性。個別地方竟至於發生了父子、母女、夫妻、兒女、姐妹相互殘食的淒慘恐怖一幕，有這樣一位母親，她煮吃了小女兒，大女兒似乎覺察到了什麽，拽著媽媽的衣襟央求道：“媽媽，你不要吃我，等我長大了給你添炕哩！”（甘肅農村多睡土炕，添炕就是冬天將土炕燒熱）

1960年12月2日，中央西北局書記劉瀾濤主持召開著名的蘭州會議，將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當場免職，並迅速采取措施火速調集糧食，“搶救人命”。解散夾邊溝農場，將奄奄一息尚活著的“右派”遣送回家。

絕望中的甘肅老百姓，終於盼到了將“張閻王”棄置一邊的一天，讓無數掙紮在饑餓死亡線上的社員群眾獲得了生存的希望。五十多年過去了，提起鐵英，很多那個年代的過來人，無論領導幹部還是普通百姓，至今都眼露崇敬之情，感激當年救命之恩。

文革開始後，甘肅紅衛兵組織曾想將已到江蘇任職的張仲良揪回來批鬥，理由是“欠甘肅百萬人民血債”，不過總算僥幸躲過，聯想到文革中李井泉在四川被瘋狂批鬥，家人被逼自殺的遭遇境地，真算姓張的命大。後來有人又提出要為張在甘肅被處理的事翻案，時任甘肅最高領導的冼恒漢將軍說：“要是為張仲良翻案，我怎麽對的起一千多萬甘肅人民？

1983年，76歲的張仲良在連雲港“壽終正寢”，據說死前已苟延殘喘，痛不欲生。古雲：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鳥之將亡其鳴也悲。對再沒敢踏進過甘肅地界，也未有隻言片語回憶的張仲良，我想，當垂垂老矣，行將就木，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之時，耳邊腦海裏定然會回響浮現出成百上千家破人亡饑民的影子和夾邊溝無數餓鬼索命的詛咒，陰曹地府裏那些餓死屈死的冤魂還能饒恕他嗎？

無獨有偶，我的一位文友前不久告訴我，因為一篇考證甘肅天水地區“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人的資料文章，仰仗紅色背景、正養尊處優在江蘇一海濱城市的張仲良兒子打電話質問他，說嚴重汙蔑歪曲了其父一生光輝戰鬥的形象，要到法院去告。看來這位紅二代真還把其混蛋老子當成了為民請命、體恤疾苦的彭德懷式的人物了，或許他錯誤的認為甘肅人民已經遺忘了那段刻骨銘心的苦難悲劇。其實對這種冥頑不化的榆木腦袋，隻用一句古老的民諺回複：父債子還，我們對大鬼小鬼一並清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