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30/2023
3月初的南方，天還冷，夜裏有雨，清早積水成片。向承鑒穿一件黑大衣，背著手，走過湖邊。“這裏都是桂花樹，香著哪!”仿佛隻有此刻，那蒼涼的聲音才有了一絲歡悅，銀發也愉快地顫動了。
桂花的香，能讓他隱約找到一些童年的氣味，仿佛故鄉還在。而其實，故鄉早已沉入水底，那是1965年大修水庫時的事了。那年，他27歲，因為“星火”案，正在千裏之外的青海高原，熬煉於十八年囚徒歲月。
2010年，向承鑒72歲了，才從蘭州回到這座江西小城。縣城早已遷址重建。他傾囊買下湖邊的一套房子，自己看著裝修了，安頓下來。妻子總是抱怨，說這裏菜太貴，冬天又沒暖氣，不如蘭州。他卻喜歡這裏的靜，還有房前屋後的桂花。
九死一生，晚年能得一片安寧，他很滿足，又不滿足。他拒絕老夥伴們的建議，“少回憶，多養生鍛煉”。絞盡腦汁，他還在追問那些糾纏了他一生的噩夢，以及噩夢的根源。關於自己，關於這個國家。
一本《煉獄歸魂》的自傳，37萬字，1998年從中學退休後就開始動筆，十年前已完成。一筆一筆，蠅頭小楷，用中學的大開作文紙，寫了將近900頁。妻子一字字幫他打印出來。當然是無法出版。
2014年，他完成了自己的第二本書《馬克思主義之異見與反思》，並在香港出版。書出來之前，不知怎麽，驚動了相關部門。蘭州方麵來了三個人，包括當地一位官員。他們來武寧登門拜訪。未見麵前，先去找了他的哥哥、弟弟，一生為他飽受驚嚇的親人，如今垂垂老矣，再次為他膽戰心驚。
來人接連三天登門。坐沙發上，為他倒茶、點煙，但語氣很硬，就是希望他不要出這本書。無奈，他聯係出版社，但人家答複書已付印了，要履行合同，不能毀約。對方無奈，最終悻悻離去。
那之後，他和外界聯係更少了。“我這一生，連累了很多人。再也不想給親友帶來麻煩了。”他說。
好在還有互聯網。他78歲了，睡眠少，每天清早六七點就起來上網。陽台改裝的小書房裏，先瀏覽新聞。偶而看看電視上的體育節目。圍棋，以及各種球類，都是他喜歡的。也會看看股票，很多年，他用兩萬元炒股，“為了驗證自己對政治經濟學的一些看法。”還有點收獲。
夜裏，一般都是讀書，偶爾陪老伴兒看看電視劇。至於《新聞聯播》，是極少看的。
他向北方來的晚輩回憶起過去。深深地歎氣，抱著銀發的頭，靠向沙發。“老天爺!”在苦痛的記憶中忍不住喊出聲來。又說起1960年的那個二月，饑餓的早春，太陽仿佛被寒霜凍住了的清晨。甘肅天水武山縣，一個餓死在路邊的小女孩，黑乎乎的小臉，就那樣蜷縮在他的腳下……目光沉入往事，那揪心的痛，再次攫住了他。
1
1959年，大饑荒已席卷中國。那年向承鑒21歲，已戴上“右派”帽子三年。
“我這一生，受夠了罪，要說享過點福，就是剛上大學的第一年。”他憶起1956年初入蘭州大學的日子，那時，他意氣風發，恰如剛“改天換地”後的這個國家。
他是苦孩子出身，也是“新中國”的紅色少年，對共產黨，“那是磕頭作揖都表達不了的熱愛。”
?1938年，他出生在河南。才到人世不久，就遭逢河南大饑荒。兵荒馬亂，父親攜一家老幼逃難到江西九江，流落在武寧城裏。父親當腳夫，母親和祖母紡紗織布，日夜操勞，生活仍然艱難。
1949年了，窮人突然成了新政權最信任的人。他家“根正苗紅”，姐姐參了軍，他學習好，門門功課拔尖，成了縣裏的第一批少先隊大隊長。上了中學，老師動員他入青年團，他自我檢省:“我還不夠格，需要繼續努力。”
1956年，他考入蘭州大學。蘭大是當時全國五所理科重點大學之一，與北大、清華等比肩，又位處大西北，在當時的“冷戰”格局下，有國家戰略的意味。
他報了化學係，“重點大學的重點係”，係主任是左宗祀女士，和丈夫陳時偉(當時的蘭大副校長)一起，1949年後從美國雙雙歸來，是備受尊敬的科學家。“係裏有七八位正教授，師資很強，我那時的理想，就是成為一名自然科學家。”他說。
紅色中國正在開啟一個新時代。與此同時，從1949年開始，各種政治運動也讓人目不暇接。“肅反”、“鎮反”、“思想改造”、“三反五反”，不斷在中國人內心深處“掀起革命”。而向承鑒，因尚沒離開過校園，對政治運動還沒有感受。“身心都如一張白紙。”
大學一年級，他最深的印象是校園裏的夥食“好得不得了”。大學食堂裏竟然還吃到過老母雞。他家窮，此時一個月二十多元的生活補貼，心滿意足，一心讀書。蘭大學習氣氛濃，學校也要求嚴格，“兩科不及格就要退學”，學生們學習勁頭十足，實驗室夜夜燈火通明。校領導甚至不得不勸同學們多休息，“身板好才能報效祖國。”
那場風暴，是在1957年5月漸漸浮現的。“五一”節前後，學校黨委突然宣布“整風”，號召鳴放，每個人都要給黨提意見。
“我再三想，絞盡腦汁，結論是，我對黨沒意見。”向承鑒說。但這可不行。學生會、係支部等，多次舉辦點心會、茶話會，請大家座談，給黨提意見。他沒去參加，因為實在提不出意見。結果被批評，“提不出意見，說明對黨沒感情。”
最終，還是學校黨委再三的動員起到了作用。5月下旬，有高年級的同學，貼出了蘭大“鳴放”的第一張大字報。
今年78歲的屈劍英，是蘭大第一張大字報的執筆者，他是蘭大曆史係二年級學生。“大家響應黨委號召，寫大字報表達意見。我們幾個同學商量了內容，主要是表達對學校管理的一些不滿。由我執筆，寫了兩頁。”2015年12月，屈劍英對雪訪(編注:雪訪為作者江雪的公眾號)回憶起那個貼大字報的夜晚。他的同班同學、後來的“星火”創辦者張春元也在其中。
一夜之間，校園裏的大字報鋪天蓋地。在黨委的鼓勵下，高年級的同學紛紛加入“鳴放”，“他們年齡大一些，經曆的事情多一些，也能提出意見。”但在向承鑒的記憶中，學生的大字報沒有什麽“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的內容，最多就是批評學校管理中的官僚主義。很多同學對蘭大招生中的“吹牛”不滿，認為學校的設施等和重點大學還有距離，於是出現“並校”呼聲，要求把蘭大並到北大等其它幾所大學去。
在向承鑒的記憶裏，當“鳴放”越來越熱烈，學校和上級卻不出麵回應，學生的情緒逐漸高漲。5月底，蘭大組成了“赴京代表團”，由副校長陳時偉帶隊，屈劍英是曆史係的學生代表。2015年12月，他告訴雪訪，“赴京代表團”當時在西安停留，見到了國家高教部的副部長劉凱豐。其時，劉正在西安處理西安交大學生的“鳴放”訴求，在西安人民大廈，屈劍英是與劉辯論的學生代表。
此時，在全國，知識界的“鳴放”也進行得轟轟烈烈，而政治風向比天氣變得還快。1957年6月8日，人民日報突然發表《這是為什麽》的著名社論，“整風鳴放”一下子轉變為全國範圍內的“反右派鬥爭”。
幾天後，甘肅日報以通欄大標題，整版刊發《蘭大陳時偉的右派反黨罪行》，陳時偉成了甘肅省第一個“大右派”。蘭大校園裏的各級“鳴放委員會”一夜變成了“反右委員會”。
向承鑒成了化學係一年級小班的“右派”。他並不是鳴放中的“積極分子”，鳴放開始後，他周末仍舊去圖書館看書。之後，他“莫名其妙”被班裏同學選為“鳴放委員會委員”，就組織同學，整理出自己一份唯一的“大字報”，標題是“某某教授訪問記”，講述了蘭大一位教授在肅反和思想改造運動中的遭遇。
除了讚成儲安平的“教授治校”之外，他的另一個罪名是“仇恨共產黨”，因為他看了一張別人寫的大字報，罵了句“該死”，被人舉報說“要殺死共產黨員”。
1957年7月，在副校長陳時偉的批鬥會之後，蘭大公布了首批“劃右”學生名單，共二十多人，向承鑒也在其中。生活補貼停了，吃飯都成了困難，在冷眼和歧視中，他和其他的右派同學，隻能去校外建築工地上幹活，來換一點飯吃。“我那麽愛黨，怎麽突然就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的敵人?”他百思不得其解。
在號召檢舉揭發、“痛打階級敵人，捍衛黨和毛主席”的氣氛中，同學之間的友愛也不見了。從暑假前到新學期，批鬥會開了一茬又一茬，19歲的向承鑒，成了蘭大最年輕的“右派”，而且“氣焰最囂張”、“最頑固”。因為生性倔強的他，始終不低頭認罪，不承認自己是“三反分子”，被“群眾處理意見”定為“極右”。
屈劍英也被定為“極右”，開除學籍，立即送往蘭州沙坪勞教。向承鑒不服，在最後時刻他找到了校長林迪生申辯。最終，他被降格處理，和另外四十名左右師生，包括此後的“星火”同仁—中文係的譚蟬雪、曆史係的張春元等人一起下放天水，“保留學籍，勞動考察”。
這成了他命運的另一個分水嶺。
五十多年後，他回望那一年，說，那也是他思想轉變的分水嶺。“反右”前那個“相信黨的一切宣傳”、從沒有試著去獨立思考的年輕人，內心深處，“一個迷信被摧毀了。今後，遇到任何事，都會去問個為什麽?”
2
1958年7月，向承鑒等一行四十多人，離開蘭大，坐火車到天水。到天水後，他們被分成了兩部分，向承鑒、苗慶久等人到武山縣，張春元、譚蟬雪等同學被派到北道區(當時為天水縣)的馬跑泉公社等地。
向承鑒被派往武山縣城關的聯豐公社，住在村支書家裏，和社員們一起勞動。被要求，“老老實實勞動，老老實實做人，接受改造，才是唯一出路”。
“反右之後，一切反對的聲音沒有了。毛澤東真正成了一言九鼎。”他說。從1958年8月下旬開始，在農村，人民公社、大躍進等一係列運動鋪天蓋地而來，也席卷了聯豐社。
聯豐人民公社是一夜之間突然成立的。向承鑒被派去布置公共食堂，刷寫大型標語。鞭炮齊鳴，鑼鼓喧天中，人們喜氣洋洋，遵循毛的指示，“人民公社就是好”，開始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家家戶戶撤掉鍋灶，到食堂吃飯。到處是標語“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橋。”
人民公社開始不到一年，大饑荒席卷中國。在這場人為的大災難中，數千萬人喪生。在張仲良主政的甘肅，死亡慘重。在通渭一縣，死亡人數就占全縣三分之一(據楊繼繩《墓碑》)。2009年，《通渭縣誌》副主編張大發依據相關檔案資料，出版了一本關於通渭大饑荒的書，書名就叫《金橋路漫》。
人民公社一成立，接下來就是“大躍進”狂潮。口號是“一天等於二十年”、“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超英趕美”、“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向承鑒所在的武山縣是全國聞名的紅旗縣，也不斷放出“大衛星”，著名的是“玉米畝產萬斤”和“白楊樹上結蘋果”。
向承鑒耳聞目睹了謊言包裹下的荒誕。“玉米畝產萬斤”的衛星，在驗收的時候，當地找來一批可靠勞力，挑燈夜戰，把其它十多畝地裏的玉米連根拔出，密密麻麻栽到“衛星田”裏，密不透風，再放水把地浸濕，就看不出痕跡了。技術員跳到地裏，數玉米棒和玉米棵數，算出來，遠超過萬斤。於是敲鑼打鼓慶賀，幹部們再去食堂大吃一頓，衛星算是放上天了。
隨之而來的是“全黨全民，大煉鋼鐵”的狂潮。因為都去吃食堂，農家的鐵鍋、鐵鏟暫時派不上用場，為完成大煉鋼鐵的指標，幹部挨家挨戶，把農民的鐵鍋摔碎，連農民箱櫃上的鎖頭、鎖扣都拆走了……
災難的來臨是有征兆的。在1958年這個瘋狂的八月，受命去研製“高爐”的向承鑒，看到鄉間山路上全是背礦石的人流，男女老幼，情緒高亢，唱著山歌。他在一瞥間，發現路邊地裏的莊稼已焦黃，麥粒全掉在地上，大煉鋼鐵的高潮淹沒了往年夏天的“龍口奪食”，他心裏掠過不祥的念頭:來年日子怎麽過?農民吃什麽?
3
1960年的早春，記憶中最寒冷的二月。向承鑒永遠記得那一天。
天冷得仿佛連太陽都凍住了，發出青色的光。路邊的麥苗，還低低的，剛沒過人的腳腕。他離開工廠，去附近的一個公社辦事。正在路邊走著，他突然發現，地裏幹活的農民都停下來，呆呆地看著他。他莫名其妙，低頭平整衣服時，一眼看到了那個餓死在路邊的小女孩。
孩子大約有十一二歲的樣子，“穿一件破爛的夾衣，蜷縮著。手伸在嘴邊，嘴角掛著一塊黑乎乎的東西，不知道是土坷垃，還是土豆……”
那一刻，他隻是默默地站著，想起了自己在老家的妹妹，也就這麽大……遠處有人看著他，他無法大聲哭喊，隻得忍住心痛，走過一個大坡，轉彎到無人的地方，才捶胸頓足，放聲大哭。
“那一刻，我太痛恨自己了。為什麽這樣無能，甚至連記錄下來的能力都沒有。”他曾經在校報做記者。這時候，怨恨自己為什麽沒有一個相機，“為曆史留下一個證據”。
在他的記憶中，從1958年冬天開始，在天水一帶，農民就開始挨餓了。1959年春天，他因眼疾回了趟蘭大，在蘭州街上，滿是沿街乞討的農民，飯館裏供應的是“人造肉”、“小球藻”等代食品，乞討的人到處伸出幹癟的手臂。
在武山，他看到的，是攜老扶幼的逃荒人群。人們沒有目標，隻知道向西逃去，去新疆，至少，那裏能夠活命。
1959年夏天，饑荒瘋狂蔓延。在武山縣，渭河河川一帶的杜家壟、百泉一帶，原來很富庶的地方，也沒有糧食了。正在灌漿的包穀地裏，生產隊派了人手持棍棒日夜值守，在當地的鄧家堡，有社員因為偷挖土豆，用鐵鍁打死了看守的人。
在火車站一帶，常常能看到饑民的屍體。向承鑒每進一次城，身上不多的糧票和錢都給了出去。
這年，他21歲。他一次次拿起筆，“要給黨中央、毛主席寫信”。
“我想，黨中央和毛主席可能不知道農村發生的事情。要是知道，能讓這麽多人餓死嗎?”可信寫好了，又一次次撕掉。“你本身是右派，被管製的對象，人家領導明明說形勢大好，你卻說這裏餓死人，這不是汙蔑攻擊社會主義嗎?”他煎熬著，痛苦不堪。
饑民遍野，“大躍進”的鼓點卻越擂越響，上級要求“社辦工業，遍地開花”，向承鑒和他的同學，先被調去籌備化工廠，後來又被調到鹽井公社辦廠。1959年9月，他有機會去北京出差買菌種，這次，他特意在鐵路沿線的天水甘穀、山西太原、石家莊、天津等地下車，為的是驗證內心的疑問，也做一點社會調查。
而所到之處，哀鴻遍野，到處是逃難的農民。在太原，他和已參加工作的哥哥發生了爭執。哥哥指著城市裏新建的高樓，說:“你為什麽就看不到新中國的這些偉大成就呢?”
返校此時也變得遙遙無期。和向承鑒一起下放的蘭大同學，如譚蟬雪等人，都曾返回學校質問，但校方隻是推脫。“那時，每天去食堂打回一盆清湯，就是我們四個人的夥食，能照出人影。”2016年，時已82歲的譚蟬雪告訴雪訪。那時，她和孫自筠等另外三位同學，在北道區甘泉公社勞動，與武山縣相距大約六七十公裏。
向承鑒一開始也吃不飽。但之後，當地的“頭頭”要利用大學生為自己幹出政績，把他們調去辦廠，武山縣委給了他們“高級知識分子”待遇:每月供應一斤清油，口糧三十斤，全是細糧。當時的普通幹部的標準是:清油四兩，口糧二十六斤，百分之六十是雜糧。
和掙紮在死亡線上的農民相比，這簡直是天上了。
饑荒越來越嚴重，撒謊成風與毫無人性的掠奪仍在繼續。1959年，在武山新寺公社召開的一次全縣糧食現場會上，公社不但“超額完成國家公購糧任務，留足社員的口糧、種子和飼料外，還有堆積如山的餘糧”。可向承鑒從杜映華(曾任漳縣縣委副書記，時任武山縣委常委、縣委書記處書記兼城關公社第一書記，因支持“星火”同學而被捕，1970年被槍殺)處了解到:那個現場會議上，成山的糧食，除了表麵，麻袋裏裝的全是麥草……
人們在餓死。而鹽井公社，卻調集了脫產幹部，到農村大規模收繳糧食。因為“高產”的公購糧任務沒有完成，而農民卻喊挨餓，“上頭懷疑農民私藏糧食，全麵收繳。家家戶戶，火炕刨開了，連枕頭都撕開了，房前屋後，豬圈地窖都要挖地三尺……”
“到處是餓死的人。有的村子餓死的人沒人埋，也沒人挖得動墓穴，就動員中學生埋死人，埋一個可以得到四兩糧的補貼。在一些家裏，人死光了，都沒得埋……”
五十多年後的這個夜晚，向承鑒對雪訪回憶起這一切，還忍不住痛苦地歎息:太慘了啊，農民太慘了!78歲的老人，眼角隱隱有淚光滲出。
4
1959年11月，也一同下放天水的中文係同學孫自筠在天水北道被抓，消息隨即傳到了武山。
孫自筠是在給《紅旗》雜誌寄出信的一個多月後被抓的，當時他還正在田間幹活。“我那時絲毫不知道其他同學的想法。隻覺得自己有責任把看到的真相反映出去。”2015年11月，孫自筠對雪訪說。
他那時並不知道，正是他的被抓，導致了星火同仁們對當局幻想的破滅。
“這時廬山會議已開過了，彭德懷上萬言書，已被打倒。孫自筠被抓，讓我們知道，必須放棄幻想了，要救苦難的農民，必須尋找另外的出路。”向承鑒說。
此時，在幾十公裏之外的馬跑泉公社，張春元等已經開始行動了。據譚蟬雪回憶，1959年5月，張春元和她，還有顧雁、孫和等人就在馬跑泉公社的拖拉機站碰頭，一起商量在當下的情況下該怎麽做，這是他們第一次討論到要做一些實際的工作。到11月，他們又在北道的一個旅社，商量確定了辦一份雜誌，來傳遞思想，把黨內外有相同思想的人凝聚在一起，為苦難的中國尋找出路。
這之後，譚蟬雪到武山來看望苗慶久，和向承鑒他們深談，交流了辦《星火》的想法。
年輕的心靈心心相印，他們決定立即就幹。譚蟬雪他們之前已經開始組稿，並和北大的林昭取得聯係。這次她拿來了幾份稿子，包括林昭的長詩《普羅米修士的受難一日》。另外，就是顧雁撰寫的發刊詞《拋掉幻想準備戰鬥》，張春元寫的《論人民公社》等。
因為缺一篇核心文字，向承鑒又寫了兩篇。“都是一口氣寫完。”他回憶。其中一篇是政論《目前形勢與我們的任務》，另一篇是《自白》。
那是在秘密的黑夜裏。磚瓦廠原來遺留下來一個舊的油印機，小小的，也就一尺寬左右。房間裏因為培養菌肥，平時不讓人進來，所以是一個天然的秘密場所。11月，深夜已經很冷，他們拉上窗簾，在如豆的燈光下，開始刻印《星火》。
刊頭上兩個火炬，是苗慶久刻的。在“星火”兩個字在中間，一邊一個。發刊詞是顧雁寫的，題目是《放棄幻想準備戰鬥》。另外幾篇文章，包括張春元的《論人民公社》，還有一篇《論糧食問題》。另有一篇，是胡曉愚寫的《右傾機會主義者赫魯曉夫》。
那是極端黑暗的夜。向承鑒和苗慶久，在密室裏，一點點刻出心目中光明的輪廓。向承鑒對雪訪回憶，其中《目前形勢與我們的任務》一文，邊寫邊刻。第一期《星火》，僅僅薄薄的兩頁。刻印了共三十份，之後，“文章交給苗慶久保存，放在一個罐子裏。”
印出來的《星火》，被他們以極秘密的方式，送了大部分出去。
那是石破天驚的文字。在這些文章裏，耳聞目睹了苦難的他們，用自己的心靈，為農村呐喊，為苦難中的國家呐喊。他們對現實的反思，深刻到讓今天的人，也會吃驚。吃驚於在那樣的信息與思想隔絕中，他們的思考，能深邃到一個體製的腠理。
5
雖然早已做好了“獻身”的準備，但向承鑒還是沒想到，這一天來得這麽快。
1960年9月。“進地獄的時刻到了。”先是譚蟬雪在廣東被抓，張春元前去營救，也身陷囹圄。9月30日，向承鑒在天水武山被捕。
“可以說，那時，耳聞目睹的現實讓我太痛苦了，我早已下了必死的決心。”向承鑒說。“看到那麽多死人，我就想，農民能死，我為什麽不能死?”2016年3月，他對雪訪回憶。
“1958年，大煉鋼鐵的後期，我的腳因為走山路磨出了一個雞眼，去做手術時，沒有麻藥，我說，沒麻藥也要做，我要去體會那種淩遲的感覺。”他說。也正是因為早已放棄了一切幻想，在隨即而來的嚴酷審訊中，他也沒有低頭。
在天水監獄，“星火”一案已是驚動上上下下的“右派反革命集團”大案。張春元、譚禪雪和他都是要犯。“11號”是向承鑒的代號。此時，和他們一起被抓的，除了“星火”同學，還有支持、同情他們的武山縣委常委杜映華，以及牽涉到案件中的本地農民。在武山，一夜之間被抓的有33人。而在上海，林昭和已返回老家的顧雁也被抓。
在監獄裏，向承鑒一次次和審訊者對質，把審訊者變成了被審者。“你們的眼睛瞎了嗎，看不到那麽多餓死的人?即使眼睛瞎了，也能聞到遍野的屍臭吧!”他在自傳《煉獄歸魂》一書中，記錄下了當時的情景。他也因“態度最為頑固”，最終被判重刑。
1965年，已在蘭州磚瓦廠服刑的向承鑒見到了一個叫張炳秋的犯人。張在當年審訊時，是在現場的武警幹部，此時因重婚罪判刑。“張炳秋後來對我說，當時你痛罵審訊的人，那些話讓人脊背都發涼!”2016年的這個3月，向承鑒對雪訪回憶。
1963年7月1日，武山縣召開了公判大會，向承鑒被以反革命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八年。在之後，其餘同道，也都各自領刑。1965年元月，在天水體育場的公判大會上，張春元被判處二十年，譚禪雪十四年……
向承鑒先後在蘭州磚瓦廠服刑。之後又被轉往青海海南州的農場勞改。
那是最為艱難的歲月。牢獄外，“文化大革命”開始，牢獄中，更要處處小心，在艱難的勞動中，唯靠內心的信念支撐著，活下去。
1970年，向承鑒再次麵臨極為凶險的命運。正是“一打三反”最嚴酷的時刻，在勞改隊，每天都有人被拉出去槍斃掉。一批政治犯，如遇羅克都是這個時候被處決的。向承鑒此時尚不知道，在蘭州，他的摯友、“星火”同道張春元、杜映華，也正是在1970年3月被殺害。在之前殉難的，還有北大的林昭。
作為勞改隊小組的讀報員，有一天，他保管的《甘肅日報》，頭版毛澤東的大幅照片上，前額被人用煙頭燙出了一個洞。
他立即成了破壞偉大領袖的嫌疑人。檢察院專門來人調查，材料寫了一遍又一遍。那段時間，監獄裏每天都更換新的殺人布告。
也許是命不該絕，他終於逃過了這一劫。1971年，他和其他犯人被調到了青海德令哈農場。之後，過上了一段相對平靜的服刑歲月。
1978年，十八年刑期已滿。向承鑒穿著一件黑灰色的棉襖，走出了勞改隊大門。他昂頭挺胸。“這十八年，我沒有一天，認為自己是一個罪犯。”在照相館裏，他為自己拍下了十八年來第一張照片。
他回到家鄉武寧，父親已垂垂老矣，親人們相見，痛哭無聲。
之後，他便開始申訴之路。經過漫長的等待，到1980年，“星火”全案得到平反。
他記得，1980年的那個早春3月，拿到一紙平反書後，他去了黃河邊，祭奠死去了的同學、舊友。他是孤獨的。沒有人跟隨他。是的，經曆過這幾十年的浩劫，人們怕了，也不敢了。
他一個人，跪在黃河岸邊，祭奠那些冤死的靈魂。
他懷念張春元，那極富行動力的理想主義者，一個真正的革命者;還有杜映華，一個因為良知而不願放棄思考的中共基層官員;他們，都已為“星火”殉道，在1970年的黑暗歲月裏，因一直堅持著自己的理想而慘遭殺害。
他懷念馮淑筠。那是他最好的朋友，一個寧可自己戴上右派帽子，也不願“揭發”他的人，因為他，受到莫須有的株連，後來流落到新疆，死於坍塌的煤礦……
還有鄧得銀，1959年探親返校，曾在天水與他相見，為四川餓死的鄉親們痛哭失聲。文革時，在通渭一中，被活活打死……
還有史美堂，那樣英俊灑脫，很早就參加革命、又到蘭大來求學的上海青年，被打為“右派”勞教，聽說是死在了新疆的電網上……
他是在自己重獲自由後，才知道“反右”後他們各自的境遇。那些年輕的容顏，煥發的神采，高尚明晰的頭腦，一個民族最傑出的年輕人，就那樣在人為的浩劫中被一個個摧毀。很多人，一個名字都沒有留下。
今天可知的是，僅僅在甘肅，就有兩萬“右派”。而他們的故事，文字記錄，寥寥無幾。寫下自傳的，也不過數人而已。
“我會永遠懷念著他們，除非有一天，我也在這世間消失……”這個早春，在夜的清寒中，向承鑒深深歎氣，目光沉沉，墜入永恒的痛念與追問裏。
顧雁的研究生準考證
顧雁 1957 年考取中國科學院研究生的通知
1960 年，被捕前的顧雁在上海和全家人合影。其時《星火》已經麵世
譚蟬雪年輕時
2015 年 9 月，譚蟬雪在上海的家中
2018 年 6 月向承鑒在西安
2018 年 7 月，顧雁重返蘭州
2018 年 7 月，顧雁與向承鑒在蘭州相見
2018 年 7 月，江雪在蘭州采訪顧雁、向承鑒兩位先生
當年張春元、向承鑒等醞釀創辦《星火》的天水馬跑泉公社， 如今不複當年模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