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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的最後一節:

形上學的方法論

在《新知言》一書中,我認為形上學有兩種方法;正的方法和負的方法。正的方法的實質,是說形上學的對象是什麽;負的方法的實質,則是不說它。這樣做,負的方法也就啟示了它的性質和某些方麵,這些方麵是正的描寫和分析無法說出的。

前麵第二章我表示讚同諾思羅普教授說的:西方哲學以他所謂"假設的概念"為出發點,中國哲學以他所謂"直覺的概念"為出發點。其結果,正的方法很自然地在西方哲學中占統治地位,負的方法很自然地在中國哲學中占統治地位。道家尤其是如此,它的起點和終點都是混沌的全體。在《老子》、《莊子》裏,並沒有說"道"實際上是什麽,卻隻說了它不是什麽。但是若知道了它不是什麽,也就明白了一些它是什麽。

我們已經看到,佛家又加強了道家的負的方法。道家與佛家結合,產生了禪宗,禪宗的哲學我寧願叫做靜默的哲學。誰若了解和認識了靜默的意義,推就對於形上學的對象有所得。

在西方,康德可說是曾經應用過形上學的負的方法。在他的《純粹理性批判》中,他發現了不可知者,即本體。在康德和其他西方哲學家看來,不可知就是不可知,因而就不能對於它說什麽,所以最好是完全放棄形上學,隻講知識論。但是在習慣於負的方法的人們看來,正因為不可知是不可知,所以不應該對於它說什麽,這是理所當然的。形上學的任務不在於,對於不可知者說些什麽;而僅僅在於,對於不可知是不可知這個事實,說些什麽。誰若知道了不可知是不可知,誰也就總算對於它有所知。關於這一點,康德做了許多工作。

哲學上一切偉大的形上學係統,無論它在方法論上是正的還是負的,無一不把自己戴上"神秘主義"的大帽子。負的方法在實質上是神秘主義的方法。但是甚至在柏拉圖、亞力士多德、斯賓諾莎那裏,正的方法是用得極好了,可是他們的係統的頂點也都有神秘性質。哲學家或在《理想國》裏看出"善"的"理念"並且自身與之同一,或在《形上學》裏看出"思想思想"的"上帝"並且自身與之同一,或在《倫理學》裏看出自己"從永恒的觀點看萬物"並且享受"上帝理智的愛",在這些時候,除了靜默,他們還能做什麽呢?用"非一"、"非多"、"非非一"、"非非多"這樣的詞形容他們的狀態,豈不更好嗎?

由此看來,正的方法與負的方法並不是矛盾的,倒是相輔相成的。一個完全的形上學係統,應當始於正的方法,而終於負的方法。如果它不終於負的方法,它就不能達到哲學的最後頂點。但是如果它不始於正的方法,它就缺少作為哲學的實質的清晰思想。神秘主義不是清晰思想的對立麵,更不在清晰思想之下。毋寧說它在清晰思想之外。它不是反對理性的;它是超越理性的。

在中國哲學史中,正的方法從未得到充分發展;事實上,對它太忽視了。因此,中國哲學曆來缺乏清晰的思想,這也是中國哲學以單純為特色的原因之一。由於缺乏清晰思想,其單純性也就是非常素樸的。單純性本身是值得發揚的;但是它的素樸性必須通過清晰思想的作用加以克服。清晰思想不是哲學的目的,但是它是每個哲學家需要的不可缺少的訓練。它確實是中國哲學家所需要的。另一方麵,在西方哲學史中從未見到充分發展的負的方法。隻有兩者相結合才能產生未來的哲學。

禪宗有個故事說:"俱胝和尚,凡有詰問,惟舉一指。後有童子,因外人問:'和尚說何法要?'童子亦豎起一指。胝聞,遂以刃斷其指,童子號哭而去。胝複召子,童子回首,胝卻豎其指,童子忽然領悟。"(《曹山語錄》)

不管這個故事是真是假,它暗示這樣的真理:在使用負的方法之前。哲學家或學哲學的學生必須通過正的方法;在達到哲學的單純性之前,他必須通過哲學的複雜性。

人必須先說很多話然後保持靜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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