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治療瘟疫：真相究竟如何？
Original 江上采芹人 江上采芹人 Yester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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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武漢疫情爆發後，全國大部分地區進入了一級響應狀態的疫情管製，這是非典時期我們都不曾有過的狀態。隨著確診病例和疑似病例的增多，在醫學領域，我國前所未有地實現了中西醫結合診療傳染病的新局麵。多位中醫專家親臨武漢疫情一線考察後，形成了國家防治、診療方案中的中醫部分，國家衛健委與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到目前更是聯合派出兩支中醫國家隊，接管了武漢部分定點醫院形成了以中醫主導的診療模式，這也是中醫正式介入診療稍晚的非典時期不曾有過的先例。
然而此舉再次引發中醫黑的一陣喧囂，偏執誇張著甚至叫囂這是中國衛生事業的巨大退步，豈不知自身對臨床醫學的淺薄和無知。
幾千年的中國曆史中，中醫麵對無數次瘟疫的挑戰和實踐，真的就沒有形成科學有效的治療體係嗎？我們不能因為現代醫學對公共衛生體係的貢獻而忽視了中醫對惡性傳染病診療經驗的偉大貢獻。
我國古代典籍對瘟疫最早的記載當是在《周禮》。《周禮•天官•塚宰》記載：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這個“癘”我們將它常與“氣”聯在一起，和後來的“疫氣”是一個意思，就是古人概念中看不見的“病毒”，正是這種“癘氣”、“疫氣”導致了惡性傳染病的發生和擴散。可見我們中國的古人早已認識到瘟疫這個病不隻是冬春才有，而是一年四季都有可能出現。
我國最早的中醫典籍《黃帝內經》記載：五疫之至，皆向染易，無問大小，病狀相似，……正氣存內、邪氣可幹（有專家認為此處邪不可幹應為後人串改，原文當為邪氣可幹）、避其毒氣。就是各種瘟疫來的時候，大人小孩都會感染，而且引發的症狀也基本相似，隨後的提醒更是對麵臨瘟疫的我們至關重要。在瘟疫中，有人幸存，有人卻輕易染病去世，就是現代醫學認為的“免疫力”的不同，而中醫最古老的術語就是“正氣”。也就是即使免疫力強大的人在瘟疫中也會被感染，隻是免疫力的不同決定了病情傳變和病情輕重的不同，所以在瘟疫中，我們預防最好的方法便是自己的“免疫力”也就是“正氣”，所以平時我們就要注意鍛煉身體、生活規律，從而提升自身的“正氣”或“免疫力”，瘟疫真正來臨的時候，就要“避其毒氣”而不是往人堆裏鑽：這不就是古人叮囑的做好隔離嗎？避其毒氣就是不要到可能有傳染源的人群中去，不要到病毒易於滋生的髒亂差的地方去。當然現代技術的發展為我們親臨疫情一線的醫生貢獻出了防護服，為治療疾病的醫生首先提供了“避其毒氣”更有效的手段。作為平民百姓，我們“避其毒氣”最好的防護就是打掃好衛生，待在家裏，不要亂跑哦！
《黃帝內經》作為中醫理論的奠基之作，並沒有記載臨床實踐的病案，中國曆史上第一本臨床醫學專著、最早涉及惡性傳染病治療的專著是《傷寒論》。
《傷寒論》的開篇，張仲景的序就講述了漢末瘟疫導致不到十年的時間，自家二百多人的大宗族死去了三分之二的人口，瘟疫造成的十室九空的慘烈可以窺見一斑，而這些瘟疫中因為外感“傷寒”死去的又是“十居其七”，可見當時的瘟疫主要是外感傷寒所致。這麽慘烈的瘟疫讓張仲景“感往昔之淪喪、傷橫幺之莫救”，因而發憤探索，“勤求古訓、博采眾長”，並親臨疫情一線進行實際診療探索、總結，最後不但撰成了《傷寒論》，而且在《傷寒論》中將其他醫生誤治的病情如何挽救不厭其煩地做了大篇幅的講解，可謂苦口婆心、菩薩心腸，以至於後來的很多醫學家認為《傷寒論》不僅是奠定中醫臨床的根基之作，更是一本臨床救誤的指導手冊。因此行文多有“本”如何、“若”如何、“反”如何、“可”如何、“不可”如何、“必”如何，甚至有的診療細節明確提醒“常須識此、勿令誤也”，這些都是張仲景在病情急劇發展的傳變規律中總結出的珍貴經驗，以至今日，不通“傷寒論”的人說能精通中醫、水平精湛，那是基本不可能的。
曾經負責非典時期純中醫治療和中西醫結合對照治療非典的仝小林教授在自己的一本著作中認為《傷寒論》記載的傳染病應該是流行性出血熱，因為根據自己當年治療流行性出血熱的經驗來看，其病情傳變的速度與症狀與張仲景的記載大致相符，但是張仲景的著作能冠以“傷寒”之名，可見當時麵對的疫情還是以外感傷寒為主，但仝教授以自身治療流行性出血熱的經驗發現其病情傳變多與“傷寒論”相符，可見“傷寒論”的智慧體係不單能解決外感傷寒之病，還可以有效診療多種惡性傳染病。
其實後世的醫學家也發現，《傷寒論》雖為“傷寒”而設，實為百病立法。因為“傷寒論”的診療體係以“六經”為名將人體五髒六腑相關的各個症候群的疾病規律進行了係統總結和概括，這些疾病規律不會因為時代的變化而變化，隻要人類的肉體還進化不出新的花樣，這些人類疾病傳變的客觀規律自然就不會改變。這也是為什麽現代醫學昌盛的今天，中醫依然不滅的原因，也是為什麽古代名醫中隻有張仲景能獲得“醫聖”之名的原因。
《傷寒論》之後，不同的醫學家在自己的著作中都留下了自己探索瘟疫診療的可貴經驗，但是直到明末才發生根本性的轉折和提升，那就是吳又可《瘟疫論》的出現。
2013年，電影頻道等單位聯合出品的電影《大明劫》公映，影片藝術化地再現了明末中醫學家吳又可臨危受命探索治療惡性傳染病的故事，有興趣的朋友可以找來一看。
吳又可治療傳染病的認識和經驗寫在自己的《瘟疫論》中。《瘟疫論》中記載“崇禎辛巳，疫氣流行，山東、浙省、南北兩直、感者尤多，至五六月益甚”，天氣暖和了瘟疫反而更加肆虐了。可以看出這次瘟疫的確和張仲景麵對的“傷寒”有迥然之別。可貴的是吳又可對於瘟疫的新認識——“瘟疫之為病，非風非寒非暑非濕，乃天地間別有一種異氣所感”，這種“異氣”就是“癘氣”、“疫氣”，雖然“無形可求、無象可見”，但是終究“氣”是物質性的，能夠製服這種“氣”的終究還是藥物：物之可以製氣者藥物也。吳又可通過實踐擺脫了以往醫家對瘟疫僅作為時疫的認識，第一次正麵認識到了作為病毒性傳染病的瘟疫，並不完全與“傷寒”類同。因此其診療經驗必與以往“傷寒”有異。於是吳又可所創方劑有效地治療了當時自己所麵對的病患，甚至積累了包括孕婦與嬰幼兒在瘟疫中的診療經驗，從而開始了明清一代、“傷寒”之外溫病一派的發展曆程。《瘟疫論》也成為了我國醫學史上治療惡性傳染病劃時代的著作， 並影響了後來的葉天士、薛雪、吳鞠通、王孟英等一大批名醫。
特別是吳鞠通係統總結自《黃帝內經》以來所有主要醫家的瘟疫診療經驗，結合自己的瘟疫治療心得形成了更為成熟和完整的瘟疫辯證體係，以至於後人將其所著《溫病條辯》也列為了中醫四大經典之一。
王孟英在清末西學東漸開始的年代總結前人之不足、集前人之大成，撰成了古代中醫診療瘟疫的最後一部偉大經典《溫熱經緯》。值得一提的是，王孟英很像張仲景，接受的病人基本都是其他醫家誤治後的複雜重症病人，然而憑著高超的醫術，依然活人無數，在醫史上為自己贏得了不朽的醫名。要知道，這樣的醫學傳奇是在沒有現代醫學輔助的純中醫環境中實現的。因此對中醫治療瘟疫，我們有必要重新冷靜理性地認識。
中醫黑抨擊中醫治療瘟疫最常見的手段就是說中國曆史上曆次瘟疫死了多少人多少人，這顯然是非常可笑的，這本身就顯示了中醫黑脫離曆史實際的偏狹和無知。在交通不便、公共衛生體係沒有成熟的古代，即使中醫治愈率百分之百，在醫療資源稀缺的古代恐怕也來不及治療數萬數十萬的病人吧？即使現代醫學發達的美國，現在一場流感就能死多少萬人？
從“黃帝內經”開始，中醫就強調了瘟疫中“避其毒氣”的防護措施，但公共衛生體係並沒有因此走向成熟，這和中國古代醫生地位地下不無關係，但並不是說古人連基本的衛生防護意識都沒有。
古代中醫在早期“巫”、“醫”不分的時代，具有崇高的地位，但數目太少。獨尊儒術之後，儒生地位提升，醫生竟然成為了“下士、農、工、商一等”的九流之一，連士農工商的地位都不如，這樣的地位導致古代學醫之人少之又少。這樣的景況導致整個國家醫療體係的建設自然也是缺乏人才。在中央政府的禦醫製度下，禦醫主要的任務又是服務皇宮，因此整個國家的醫療衛生係統並沒有得到充分的發展，公共衛生係統也就很難誕生在這樣一個體係之中。而且在沒有防護服的時代，當一場惡性傳染病到來的時候，真正親臨疫情的醫生又能有多少個？
關注中醫史的朋友細心的話也會發現一個問題，古代名醫八成是因為自己和家人遭遇庸醫從此憤而學醫，成為一方名醫。從中醫學說的特點來說，對從業者要求本身又極高，沒有足夠的天分，要學好中醫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清代最有名的醫家葉天士甚至明確要求後人不能從醫，可見古代醫家對從醫者者要求本身也非常的嚴格。因此不用說現代，在古代同樣好中醫也是非常稀缺，這就導致古代真正高水平的醫生少之又少。更何況，敢親臨疫情一線的醫生，如果水平庸常，恐怕自身安全都讓人堪憂，更何況治病救人？因此敢在瘟疫之中一展身手的名醫必然是醫中高手方可。但在古代環境下，一方名醫在一場瘟疫中即使活人無數，這個“無數”也具有太大的地域性，這個地域之外的眾多患者是否能及時得到有效救治，就要曆史性地、比較客觀地去看待了。
古代的瘟疫治療我們無法去親曆驗證，但是非典時期，卻是我們可以看得見的。
非典開始時期，中醫被禁止介入治療，因為非典是傳染病，按照我國傳染病管理法，傳染病隻能在傳染病醫院治療，而全國的傳染病醫院都是西醫醫院，因此所有的病人都要接受純西醫治療。後來鄧鐵濤等中醫大家以廣東省中醫治療非典的可靠經驗向溫家寶總理呼籲中醫正式介入非典治療，中醫藥專家林中鵬為新華社起草了《內參大清樣》，詳細報告了中醫在廣東治療非典的成功經驗。隨後溫家寶總理批示後，吳儀副總理召集在京的眾多中醫名家，開始商討和安排中醫對非典的介入治療。
此後北京正式成立了專家組，分別成立了對非典患者的純中醫和中西醫結合對照治療，特別是小湯山定點醫院，隨後也開始了中西醫結合治療，大大提升了治愈率。
當時鍾南山院士發現中醫治療非典的療效之後實事求是地向國內外同仁介紹中醫治療非典的經驗，把中西醫結合放在首位，甚至結合實際經驗和廣州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中醫科同仁撰寫了中醫介入治療非典的論文《71例SARS患者中醫藥介入治療的臨床研究》，發表在2003年04期《中國中西醫結合急救雜誌》，八個作者裏麵西醫出身的鍾南山院士為第八作者。當時香港在缺乏特效藥治療非典的情況下，得知內地中醫治療非典的經驗主動請求廣東派出中醫同仁助戰，廣東省中醫院派出林琳與楊誌敏兩位中醫師，香港感染的患者因為中醫介入的治療，雖有重症患者出現死亡，但是大部分患者都因為中醫的介入而明顯好轉。
世界衛生組織專家成員馬奎爾博士在2003年4月7日，親臨廣東省實地考察中醫治療非典的療效，並在考察後由衷地讚歎：“中醫治療非典型肺炎的效果非常神奇”，“如果這種經驗能上升到常規治療層麵，那對世界其他地方防治非典型肺炎將會起到很好的幫助作用”。
綜合考察非典時期純中醫和中西醫結合對照治療的患者基本沒有後遺症，而純西醫治療的患者大都遺憾地留下了後遺症。有關記者還詳細采訪了這些後遺症患者在今天的生活，其教訓不可謂不深。正是這些慘痛的教訓使國家決策部門在這一次湖北疫情出現開始就派出中醫專家考察，從而確定了本次疫情在國家層麵的診療方案為中西醫結合，（國衛辦醫函[2020]77號）。
1月25日，中國中醫科學院廣安門醫院、西苑醫院派出的醫療隊組成了第一支中醫國家隊抵達武漢，接管武漢金銀潭醫院南樓感染一區；1月27日，北京中醫藥大學東直門醫院、東方醫院和廣東省中醫院等單位組成的第二支中醫國家隊，接管湖北省中西醫結合醫院三個病區。兩個中醫國家隊形成了以中醫主導為模式的診療模式，必然促進中醫在傳染病方麵的發展經驗。河南省在全國更是率先要求每一所定點醫院，必須要求配置一名中醫師；武漢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揮部醫療救治組2月2日更是明確發文要求各定點醫療機構在中醫師指導下在確診和疑似患者中使用中醫協定方。
很多不了解中醫的朋友迷惑的是中醫明明研究不了病毒為何還能治療病毒性傳染病？
這就是中西醫區別的一個關鍵問題。現代醫學的特效藥的意義主要是針對病毒的殺滅；而中醫的學問和智慧幾乎全在虛實寒熱之中。幾千年的診療經驗，使得中醫發現每一次瘟疫導致的病人病症不同，或為傷寒或為寒濕或為濕瘟或為溫病。因此依據症狀的寒熱溫涼針對性的用藥幹擾了病毒在體內的生存環境，當體內的環境不利於病毒生存時，病毒也就無法作祟了。就像我們並不需要知道廁所裏的細菌究竟都包含了些什麽，但是我們知道隻要注意清潔、保持衛生，廁所裏的細菌肯定會更少一樣。
西藥治療惡性傳染病之所以很容易留下後遺症，一個原因就在於惡性傳染病對於西醫來說需要大量的激素、抗生素治療，而這些激素抗生素在西醫的眼裏並沒有虛實寒熱的感念。但在中醫看來，西醫的激素、抗生素多為苦寒之藥，因此治好病的同時也大傷脾腎之陽，引發體內功能紊亂，也就留下了各種可能的後遺症。
這個時候我們不能不認識到中西醫結合的必要性。
對於整個人類來說，地球上的病毒堪稱無數，每一次瘟疫我們麵臨的病毒可能都會不同，因此現代醫學窮盡精力研究出的疫苗和抗病毒藥，都可能在病毒耐藥和變異的時候失去效力。特別是西方人主導的現代醫學至今並不會意識到藥物虛實寒熱的特性對病人至關重要的影響，這使得中醫在未來的時代依然會著有重要的發展意義。
中西醫結合診療模式在本次武漢疫情中的經驗和效果究竟如何，我們拭目以待。
祝願戰鬥在在疫情一線的醫師們早日凱旋，祝願疫情中不幸感染的同胞們早日康複。
願我們理性看待中西醫，安全地度過這個疫情肆虐的時節。
庚子年大年初十星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