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發在金融時報，作者吉莉安 · 泰特是《金融時報》的專欄作家和編委會成員。她每周五撰寫專欄文章，內容涵蓋經濟、金融、政治和社會等諸多議題。她同時也是劍橋大學國王學院的院長。

25 年前，常駐東京的愛爾蘭作家埃蒙 · 芬格爾頓寫了一本頗具爭議的著作《為硬產業辯護》。他在書中指出，西方政府和投資者過於執著於科技、法律等無形服務，這是錯誤的，製造業同樣重要。

在當時，這種觀點相當反主流。但在互聯網泡沫破裂後，這一論點贏得了更多認同。

而如今，這一理念再次展現出出人意料的力量。隨著伊朗衝突持續推進，有兩個教訓變得清晰，即使在戰爭迷霧和特朗普相互矛盾的表態之中也是如此。

第一，過去幾十年將世界聯係在一起的相互依賴，不再像人們曾經認為的那樣有助於和平。

相反，各國正在利用脆弱性和依賴關係作為武器，也就是作家愛德華 · 菲什曼所說的 “ 卡脖子點 ”。

中國在稀土方麵這樣做，美國在美元金融體係中這樣做。而現在，伊朗也在將霍爾木茲海峽武器化。這個海峽承擔著全球五分之一的液化天然氣運輸和三分之一的海運化肥運輸，自然會帶來嚴重衝擊。

第二個教訓是，我們正處在一個 “ 硬產業 ” 重新變得重要的時代。近年來，受人工智能熱潮推動，大型科技公司股價飆升。但伊朗戰爭表明，如果缺乏工業體係，一個國家會變得非常脆弱，無論這些產業看起來多麽傳統。

“ 舊經濟正在反擊，” 美國私募資本公司凱雷的分析師傑夫 · 庫裏最近表示，“ 分子是無法被打印出來的 ”，即便有人工智能也不行。

伊朗顯然理解這一點。伊朗議會議長穆罕默德 · 巴蓋爾 · 卡利巴夫甚至借用了凱雷的這一說法來嘲諷特朗普。他在社交媒體上寫道：“ 看看他們是否能把那些空話變成加油站裏的 ‘ 真實燃料 ’，或者幹脆打印出天然氣分子！”

日本和韓國一直重視工業，中國也是如此。中國通過財政補貼和教育體係建設了龐大的工業基礎，每年培養約 140 萬名工程專業學生。許多中國政治人物也擁有科學或工程背景。

相比之下，西方情況不同。在過去幾十年中，投資者有時會偏好 “ 舊經濟 ” 或重資產行業，比如 2000 年互聯網泡沫破裂後，以及 20 世紀 70 年代石油危機期間，當時投資者轉向能源公司，而非可口可樂或早期科技企業（如 IBM）。

但在大多數時間裏，社會對 “ 硬產業 ” 存在一種隱性甚至顯性的偏見。政策製定者和經濟學家普遍認為，未來增長將由服務業驅動，尤其是在英國等國家，約五分之四的人口從事服務業。

英語國家最優秀的畢業生通常激烈競爭進入金融、谘詢和科技行業。美國每年隻培養約 14.1 萬名工程師。國會議員中約一半擁有法律背景，而工程師和科學家相對較少。

像彼得 · 納瓦羅這樣的 “ 非主流 ” 經濟學家，過去常因批評西方將廉價製造業外包給中國而成為嘲笑對象。製造業被視為過時，自給自足的工業體係也被認為不合時宜。

但如今，文化風向正在轉變。納瓦羅已成為特朗普的重要顧問，而特朗普同樣高度重視製造業。同時，西方畢業生開始擔心人工智能會取代大量服務業崗位。

而伊朗戰爭進一步讓政治人物意識到工業自給自足的重要性。在金融市場中，所謂的 “ 光環交易 ”（重資產、低淘汰風險、需要大量實體資本支出的企業）正在大幅上漲。

高盛指出，自 2025 年以來，資本密集型股票的回報率比輕資產企業高出 35%。“ 實體資產型企業表現顯著更好，而軟件等輕資產模式表現落後。”

不過，庫裏也指出一個重要前提：如今的人工智能產業，離不開重資本投入的實體產業支持，例如數據中心。這意味著 “ 硬產業 ” 與服務業正在融合，這一點在芬格爾頓 1999 年寫書時還不明顯。

即便是最看好人工智能的人，也明白 “ 分子同樣重要 ”。

因此，現在擺在西方麵前的關鍵問題是：對 “ 硬產業 ” 的文化態度是否會發生轉變？頂尖學生是否會開始爭奪製造業崗位？工業工程的地位是否會超過銀行業？

目前來看，這仍難以想象。但如果全球衝突持續，一切都有可能。分子以及工程師至關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