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美國官員應該多去中國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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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總統已將其訪華行程推遲數周，理由是美國與以色列對伊朗的戰爭。此次訪問本有助於穩定美中關係、重啟兩國更廣泛的交流，它不應無限期拖延下去。

華盛頓需要恢複美國政策製定者對華的常態化出訪——近年來這類出訪大幅減少，而美中之間的經濟與地緣政治競爭卻在加劇。

自特朗普2017年首次任期內訪華後，再無美國總統踏足中國。這一空白凸顯了一個簡單卻令人不安的事實：美國人無休止地討論著必須與這個最大的對手競爭，以及如何競爭，卻有許多美國政策製定者從未去過中國。

美國官員隻能對著一個抽象概念，這極易導致嚴重誤判。比如特朗普去年不斷升級的關稅措施，本以為能讓中國屈服，最終卻在中國展現出反製能力與手段後不得不退讓。

近距離觀察中國——它的製造業巨頭、科技創新實力、最先進的基礎設施，以及國家培育的產業生態——有助於避免此類誤判，也有望讓美國政策少些自滿、少些作秀，更聚焦於振興美國產業的實際所需。

國會議員訪華曾是常態。學者甘思德(Scott Kennedy)匯編的數據顯示，2010至2019年間，共有177名美國議員參與59個國會代表團訪華。這類交流自2020年起基本停滯。同樣，自裏根以來的曆任美國總統在任期內至少訪華一次，但這一慣例在拜登任內被打破，他從未以總統身份訪華。

這一點的重要性遠超想象。1972年尼克鬆訪華結束了兩國數十年的隔絕，後續國會代表團的訪問推動了1979年美中關係正常化。冷戰時期，曆任總統與國會議員對蘇聯的出訪對於幫助美國搜集信息、管控緊張局勢、維持軍控等關鍵議題對話至關重要。

疫情切斷了官方對華出訪，至今仍未恢複，背後原因包括中國社會受到政府更嚴格的管控、前幾年北京推行更具對抗性的所謂戰狼外交，以及兩國緊張局勢不斷升級。中國不時對美國公民實施出境禁令、雙方相互製裁政府官員，進一步讓兩國氛圍趨於冷淡。中國在華盛頓成了“毒藥”，訪華可能招致政治反噬。這種政治氣候也大幅削減了美國民眾赴華旅遊、留學與學術交流的數量。

這種局麵不符合美國利益。看清真實的中國才有助於美國判斷在哪些領域與中國競爭、在哪些領域與中國合作，以及如何夯實自身根基。

為恢複美國競爭力，國會於2022年通過《芯片與科學法案》以提振美國半導體製造，通過《通脹削減法案》支持可再生能源、電動汽車與電池供應鏈。但要長期抗衡中國的規模與活力，美國在工程人才培養、電力基礎設施建設與產業基礎打造上仍需付出更多努力。

親眼目睹中國工廠的現代化程度、科學家與技術人員的專業能力，以及其領先全球的電池、電動汽車、生物技術等未來產業背後的一體化生產生態係統之後，就會明白這一點。

我們經常前往中國，並時常向華盛頓的政策製定者匯報見聞。當我們講述與中國領導人、專家的近期對話，剖析其體製運作、官方媒體報道背後的內部爭論與利益博弈時，他們總是格外專注。美國官員本應親身前去體驗這些東西。

加州民主黨眾議員羅·卡納9月訪問上海後表示，此前並未意識到這座城市如此“先進”，並總結道：“我們需要更多訪華行程。”其他還有許多人士近期從中國歸來時也有類似感受。

親身接觸能讓北京清楚地意識到，美國的某些關切是兩黨共識。2023年，紐約州民主黨參議員查爾斯·舒默率領一個罕見的跨黨派代表團訪華時，就管控芬太尼前體化學品問題向習近平主席施壓，這一行動配合更廣泛外交努力，最終促使北京承諾采取更多行動。

前眾議員邁克·加拉格爾曾將對華外交斥為“僵屍接觸”——空有對話、毫無實質成果。但至少，對話能提供了解中方思路的有用線索，並且建立個人關係，這些在危機時刻可能派上用場。

特朗普應當采取一項舉措，指示國務卿魯比奧恢複此前依據《相互教育與文化交流法案》獲批的赴華交流項目，該法案為聯邦雇員參與外國政府資助的交流提供了法律框架。

前國務卿龐皮歐將這些項目視為北京的“宣傳工具”，於2020年予以叫停。當然，我們始終應清醒看待中國的動機。但若聲稱外國政府的常規接待會讓美國政策製定者變成對方的辯護者，這實屬侮辱。

解決之道不是終止這些訪問，而是提高透明度，降低間諜活動與不當影響的風險。可通過要求及時披露行程資金來源、目的與行程安排；禁止遊說者參與；將行前安全簡報作為標準流程等方式實現。

恢複常態化對華出訪既非易事，也非毫無風險。但更大的戰略風險在於，美國政策建立在過時假設、二手印象與對中國發展的片麵認知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