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料價格可能會飆升，並持續數月保持高位。這可能導致食品和其他運輸貨物的價格上漲。而受到生活成本上漲打擊的消費者和企業可能會選擇減少開支，從而限製經濟增長。

在美國領導的對伊戰爭進入第二周之際，這是經濟學家眼中日益真實且嚴峻的圖景。盡管衝突可能是特朗普總統親手製造的，但它正成為全球最新的經濟難題，迫使各國領導人匆忙尋找遏製潛在連鎖反應的方法。

恐慌的核心是油價激增，周一油價一度衝破每桶100美元。由於能源是全球經濟運作的核心，這種動蕩引發了人們對長期衝突的深度擔憂，認為這可能給全世界（包括美國人）造成沉重的財務代價。

作為回應，世界領導人於周一召開了七國集團緊急會議。會上，各國財長考慮了動用國家石油儲備以增加供應的方案，但最終決定放棄。直到當天晚些時候，特朗普聲稱戰爭已接近尾聲，油價才開始回落，跌至每桶85美元左右。

特朗普在佛羅裏達州的一次新聞發布會上表示：“我知道這樣做會導致油價上漲。但漲幅可能比我想象的要小。”

這符合特朗普的一貫風格：他經常對自己的政策選擇（包括對伊朗的軍事打擊）所帶來的經濟反作用嗤之以鼻。此前，特朗普甚至將汽油價格的急升描述為國家安全的“極小代價”。這些言論與他在第二任期初期吹噓油價下跌形成鮮明對比，當時他經常將這種下跌描繪成國家走向強盛的重要指標。

但對美國人來說，影響絕非微不足道。根據美國汽車協會的數據，周一全美平均汽油價格達到每加侖近3.48美元，較一周前上漲了16%。能源成本的飆升最初驚嚇了金融市場，導致標普500和其他主要股指大幅下跌。隨後隨著白宮試圖平息對石油市場的擔憂，股市有所回升。

白宮發言人泰勒·羅傑斯在一份聲明中表示：“白宮正就這一重要問題與相關機構保持密切配合，因為這是總統的首要任務。”

她將油價飆升描述為“短期波動”，並稱一旦“史詩憤怒行動”的目標達成，油價將再次“大幅下降”。

在許多方麵，圍繞伊朗局勢產生的連鎖反應與近一年前特朗普貿易戰爆發時的全球恐慌十分相似。當時，經濟學家同樣警告稱動蕩即將來臨，各國領導人也為其經濟後果感到恐慌。而那些嚴峻的預測中，有些確實成為了現實，給消費者和企業帶來了至今仍能感受到的衝擊。

然而，在這兩種情況下，特朗普都毫不動搖。盡管有人警告他的策略可能造成持久的經濟損害，甚至引發全球衰退，他依然一意孤行。

研究機構Access/Macro的首席經濟學家、曾任職於舊金山聯邦儲備銀行的蒂姆·馬赫迪表示：“對於一直以來作為經濟驅動力的消費者來說，這是一個非常令人擔憂的衝擊。”

他指出，占美國經濟增長約70%的消費支出是去年大部分時間裏唯一增長的領域。馬赫迪表示，現在美國人的儲蓄已經耗盡，能源衝擊“確實在一個糟糕的時機襲來”。

他說：“我非常擔心，如果這種情況持續下去，可能會將我們推入經濟衰退。”

戰爭將如何波及全球經濟，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一個因素——持續時間。這是因為衝突阻礙了波斯灣的航運，而那裏扼守著世界相當一部分石油和天然氣的命脈。航運放緩的時間越長，代價就越慘重，盡管政府已發出信號，認為運輸可能很快恢複。

如果美國對伊朗的打擊在幾周內結束，大多數經濟學家認為，汽油價格上漲和其他幹擾可能是短暫的。但這並不意味著戰爭是無痛的，尤其是對於那些已經感受到油價壓力的美國人來說。

“如果油價維持在每桶100美元，最直接的影響將是消費支出的減少，”牛津經濟研究院美國首席經濟學家伯納德·雅羅斯表示。他還說，低收入消費者將麵臨最重的負擔，因為能源支出占其月度開支的比重極大。

然而，如果敵對行動持續數月，對全球經濟的損害可能會更加顯著。EY-Parthenon首席經濟學家格雷格·達科表示，在最壞的情況下，油價可能保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這將產生嚴重的後果，導致商品漲價並減緩全球增長。

據他估算，持久的衝突可能會導致全球通脹率比正常水平高出約兩個百分點。在美國，這意味著今年的通脹率可能突破4%。物價飆升將與經濟放緩同時發生，這可能引發衰退並壓低美國總產出。達科發現，2026年美國國內生產總值將僅增長1.6%，而最初的預測為2.4%。

這些新風險出現在美國經濟的一個棘手時刻：盡管物價高企，經濟仍在增長，但勞動力市場已表現出疲軟的新跡象。這些相互衝突的力量是由多種因素造成的，包括人工智能的飛速崛起，以及特朗普的政策，包括高額關稅和大規模驅逐出境。

“本屆政府就像是一連串的供應衝擊，”馬赫迪說。“眼前的衝擊是疊加在關稅和移民政策這兩個非常劇烈的供應衝擊之上的。”

盡管有這些警告，特朗普政府對戰爭的進程仍保持樂觀。本周末，當被問及是否擔心汽油價格上漲時，特朗普告訴記者：“不。這隻是一次簡短的出征，為的是一件本該在47年前就完成的事。以前沒有哪位總統有這個膽量去做。”

但特朗普也沒有排除向該國派遣地麵部隊的可能性，這將標誌著戰鬥的劇烈升級。隨著對行動“成功”定義的不斷變動，總統已采取一些措施來保護美國人免受經濟連鎖反應的影響。

上周，美國政府表示將為穿越波斯灣的油輪提供有限的保護和保險。財政部開始采取措施，可能允許被製裁的俄羅斯石油出售給包括印度在內的其他國家。

取消這些製裁（由於俄羅斯入侵烏克蘭，這些製裁近期剛剛得到加強）標誌著特朗普態度的戲劇性轉變，他此前曾威脅要對購買俄羅斯能源的國家征收懲罰性關稅。此舉也是為了增加石油供應，盡管總統的高級助手們堅稱他們不會動用美國儲備來緩解市場壓力。

特朗普根本不知道該如何結束伊朗戰爭

1996年9月，我第一次訪問德黑蘭。我下榻在霍馬酒店，之前是喜來登酒店。我當時在文章中寫道，大堂門上方有一塊標牌，上麵用英文寫著：“打倒美國”。盯著那塊牌子時，我記得自己心裏在想：哇，這可不是塗鴉！它是牢牢固定在那兒的。這玩意兒可不容易拆下來。

20世紀90年代末是伊朗的一段轉瞬即逝的開放時期，我也因此拿到了簽證。當時我滿懷希望，認為伊朗年輕人想要加入世界經濟的明顯渴求最終能戰勝那些把口號釘在牆上的領導人。但事實並非如此。那些文字根深蒂固，難以撼動。

如今，由特朗普總統和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發動的對伊戰爭已經打了一個多星期。我最大的疑問是：如果“必要之事”其實是“不可能之事”該怎麽辦？如果伊朗的轉型確實如戰爭支持者所言那般重要，但其難度又遠超戰爭策劃者的理解，該怎麽辦？

誠然，沒有什麽比推翻德黑蘭的伊斯蘭政權更能改善伊朗、黎巴嫩、伊拉克、敘利亞、加沙、也門和以色列民眾的前景了。

但如果這個政權已經如此深地嵌入社會——嵌入到市長辦公室、學校、警察局、政府職員、銀行係統、軍隊和基層準軍事組織之中——以至於盡管它失去了大多數伊朗人的支持，卻無法在不讓這片約六分之一個美國大小、擁有9000萬人口的土地陷入混亂的情況下被移除，該怎麽辦？如果伊朗伊斯蘭威權政權唯一的快速替代品不是民主，而是史詩級的動蕩，又該怎麽辦？

沒有什麽比這件事更能說明該政權的根深蒂固：戰爭之初最高領袖阿裏·哈梅內伊被殺死後，其子穆傑塔巴·哈梅內伊剛剛接替了他的位置——據稱又是一名強硬派。

因為這場戰爭讓我和許多人猝不及防，我正帶著謙卑的心態摸索前行——試圖思考最好和最壞的情況，因為我們誰也沒有經曆過這種局麵。

在我思考時，時局告訴我現在特朗普和內塔尼亞胡應該見好就收，至少目前如此。為什麽？

首先，顯而易見，特朗普和內塔尼亞胡發動這場戰爭時，腦子裏根本沒有任何清晰的收尾計劃。

我懷疑，內塔尼亞胡可能樂見伊朗變成一個大號的加沙，通過不斷地“除草行動”來維持局麵，即定期清除那裏的威脅，就像他在加沙所做的那樣。正如《國土報》軍事分析家阿摩司·哈雷爾所言：“幾個月前，內塔尼亞胡將以色列描述為現代斯巴達。但為了維持其軍國主義身份，斯巴達需要永久的軍事摩擦——這種摩擦也能讓其統治者維持權力——不論國家為此付出多大代價。”

讓以色列與伊朗、哈馬斯和真主黨處於戰爭狀態能讓內塔尼亞胡拖延他的腐敗案審判，並躲避因未能阻止2023年10月7日哈馬斯入侵而設立的調查委員會。（如果你覺得這太陰謀論了，那說明你還不了解內塔尼亞胡。）

至於特朗普，在談論伊朗的“次日計劃”時，他的表態完全是東一榔頭西一棒子——他說的一些荒謬且自相矛盾的話，暴露出這位總司令完全是走一步看一步。今天說要政權更迭，明天又說不；今天說不在乎伊朗的未來，明天又說要對選擇該國下一任領導人有發言權；今天對談判持開放態度，明天又要求“無條件投降”。

中東分析師胡賽因·伊比什簡潔地總結了特朗普的伊朗戰略：“邏輯是這樣的：美以負責轟炸和摧毀資產。然後（此處填入一些東西）伊朗人將確保（此處填入一些東西）政治變革，從而實現（此處填入一些東西）美國的戰爭目標。”

如果一家公司的領導者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開始了一項激進的新商業戰略，然後在接下來的一周裏用五種不同的方式描述了該戰略的目標，你會投資這家公司嗎？這是一個顯眼的紅色警報。

盡管如此，特朗普和內塔尼亞胡似乎確實顯著削弱了伊朗的核能力，以及通過海軍、空軍和導彈投射力量的能力。鑒於已有太多人死於掌控這些權力的政權之手，這對伊朗人民和該地區都是好事。現在的明智之舉是暫停，看看我所說的“後天”會發生什麽。

那才是真正的政治博弈開始的時候。也就是說，如果美以宣布已經實現了大部分軍事目標，準備停止攻擊——前提是伊朗也停手——那麽活下來的伊朗領導層在“明天”肯定會向世界和國民宣布：“我們教訓了他們——‘大撒旦’和‘小撒旦’聯手也奈何不了我們。”

但到了“後天”，我敢打賭德黑蘭統治精英內部會爆發激烈的爭論和內鬥。民眾、商人和政權內部改革派的聲音必將質問強硬派：“看看你們給我們帶來了什麽災難。如果這就是伊朗偉大的勝利，那失敗長什麽樣？我們失去了積蓄、經濟、環境、大部分軍隊以及所有鄰國的友誼。我們還有什麽未來？”

想想我們現在已經看到的發生在伊朗內部的爭鬥：伊朗總統與強硬派軍方之間，正圍繞伊朗是否應該攻擊阿拉伯鄰國、迫使這些國家向華盛頓施壓停止戰爭而發生分歧。等到戰爭結束、伊朗為其極端行為付出真正代價的時候，伊朗人民與政權之間以及政權內部未來可能會出現什麽樣的局麵，誰也無法預料。

誠然，誰也不知道這種後天政治一定會以換將或者換旗告終。但這種方式成功的幾率絕不亞於僅僅把德黑蘭和貝魯特炸成廢墟，然後指望一場民眾起義就此爆發。

我們已經看到伊朗的一座海水淡化廠遭到轟炸，而作為報複，伊朗襲擊了巴林的一座海水淡化廠。如果這種趨勢蔓延，人們很快就會麵臨缺水。伊朗變成比阿亞圖拉政權已經造成的狀況更嚴重的環境災難的可能性是非常現實的；到那時，那裏將變得不再適合人類居住。

《紐約時報》周一一篇文章中有一段關於德黑蘭戰爭氣氛的描述，令人不寒而栗。

“德黑蘭的一位數字創業者佩曼擔心，代價已經太高了。像許多接受采訪的伊朗人一樣，他說他整天呆在家裏，無法工作，隻能看著破壞不斷加劇，心中越來越恐懼和不安。他想知道，在警察局被炸毀的情況下，當地人如何能防止哪怕是小規模犯罪——更不用說在如此嚴重的破壞之後，任何一個政府如何能接手管理這個國家。”

佩曼告訴時報：“如果我們將來還要生活在伊朗，無論我們有什麽樣的政府，我們仍然需要製度體係。”

伊朗政權是一個恥辱——對自己的人民、對鄰國以及對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而言，它都是一種威脅。我祈禱它能夠盡快成為曆史，而且付出的代價能夠保持在一個合理範圍內，並釋放伊朗人民為人類作出貢獻的巨大潛力。

但是，無休止地轟炸，摧毀越來越多的軍事和民用基礎設施，然後僅僅寄希望於追求民主的伊朗人——在幾乎沒有互聯網溝通、在公路上移動都可能致命的情況下——靠自己推翻這個牢固的殺人政權……好吧，請告訴我曆史上哪兒發生過這種事。

我的猜測是，這個政權隻能從內部高層瓦解，而這個進程隻有在停火之後才會開始。

特朗普—內塔尼亞胡“持續轟炸”的策略，最好的結果也許是啟動這一進程；僅僅是讓伊朗轉入一個更好的軌道，使其對本國人民和鄰國的威脅降低點，那就已經是一個重要成就。該戰略最壞的結果則是：無休止的空襲把伊朗徹底摧毀，使其變成一個任何人都無法治理的爛攤子。那將是一場無法估量的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