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國誠

在現代地緣政治中，經濟製裁、關稅調整或產業補貼往往需要精確打擊且反應迅速。（美聯社）

美國最高法院於2026年2月20日，以6比3的投票結果，判決川普總統援引1977年《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加征的“對等關稅”無效。這一判決的法理依據，有五個要點，但這些理由，基本上都站不住腳。

五個不具說服力的判決理由

1，課稅權屬於國會。最高法院在判決書中強調，美國憲法第一條明確將征稅與調整關稅的權力授予國會。

依據美國憲法第一條第八款第1、3項，這是美國最高法院裁定“對等關稅”無效的最強法源依據：“國會有權規定並征收稅金、捐稅、關稅和消費稅...”的“征稅權”，以及“國會有權規管與外國的貿易”的“貿易規管權”。換言之，最高法院采取“狹義解釋”的邏輯：既然憲法明文將“關稅”與“外國貿易規管”交給國會，行政機關（總統）除非得到國會明確且具體的授權，否則不能以“緊急權力”為由，自行發明新的稅種或稅率。

實際上，這是一種“隻看憲法，不看法案”的“憲法獨眼龍主義”。美國自20世紀以來所有的貿易法案，並沒有把國會授權視為關稅執行的必要前提，而是看美國當時所處的現實情勢，甚至賦予總統很大的裁量權。

2，川普行政越權：首席大法官約翰‧羅伯茲（John Roberts）在多數意見書中指出，川普試圖跳過國會，單方麵行使原本屬於立法機關的權力。

實際上，這個“川普試圖跳過國會”的說法是一種“意圖性判決”（Intentional Judgment），目的在削弱大法官主觀認定“川普強人政治”。羅伯茲的判決本質上是強製將川普拉回傳統的“官僚協商”與“立法遊說”框架中。這一方麵擴大司法的自由心證權，但也意圖限製總統的行政裁量權。這說明了首席大法官羅伯茲還活在250年前“古典製衡主義”的年代，本身就是一種“司法傲慢”，我稱為“憲法基本教義派”，完全忽視了250年之後的2026年美國麵臨的外部威脅。

3，關稅本質是“稅收”（Tax）。最高法院認定，關稅本質上是對進口商課征的稅收，而非單純的貿易調節工具。

實際上，這種判決也是錯誤的。首先，進口規管權（regulate importation）當然包括關稅，其次，關稅本來就是為了改變市場價格、打擊歧視性貿易和不公平競爭，它是外交談判的籌碼，本質上就是“規管”的延伸。所以，所謂“非單純的貿易調節工具”，隻是顯露大法官對國際政經情勢的無知，

4，白宮援引法律不當。川普援引1977年《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來實施這些對等關稅，但法院認為缺乏明確授權：IEEPA 雖然允許總統在“國家緊急狀態”下“管製進口”（regulate importation），但法條中完全沒有提到“關稅”（tariff）和或“稅捐”（duties）等字眼。

這就是一種“法盲”─法律盲目─的書呆子觀點。隻知“字眼”不知“情勢”的法匠。如果不能加征關稅，所謂的“管製”還管什麽？關稅本來就是管製的核心手段，不是額外的課稅項目。最高法院將關稅（terriffs）視為“收稅”，是最大的誤解。2026 年的對等關稅，目的不是為了增加美國的財政收入（那隻是副作用），而是為了強迫對方遵守貿易規則。法院卻把“關稅”看成了單純的財政行為，NO，不是，川普的關稅是一種“外交政策”。換言之，“管製進口”與“加征關稅”早已是不可分割的一體兩麵，但法院強行將其拆解，顯示這6名“法匠”，是用“18世紀的字典”來對抗“21世紀的經濟戰爭”。

5，行政部門過度演譯：判決書中提到，總統不能僅憑法條中“管製”與“進口”這兩個詞，就衍生出無限的課稅權，“這些詞承載不了這麽大的重量”。

這明顯又是一項“誤判”。不是川普過度演繹，而是最高法院“咬文嚼字”。川普的關稅是“有比例的”（proportional），不是“無限的課稅權”。

美國最高法院於2026年2月20日，以6比3的投票結果，判決川普總統援引1977年《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加征的“對等關稅”無效。。（美聯社）

我對最高法院判決的10點批判

1，如果最高法院判決川普的對等關稅是“無效的”，但試圖以此判決來限製川普的關稅政策也是“無效的”，絲毫無損於川普的關稅政策。因為川普有太多“政策工具箱”來繼續執行關稅政策，所以最高法院的判決，不是“停賽”，而是“延長賽”

例如：

a，1930年《斯慕特－霍利關稅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其中338條款叫“歧視條款”，50%關稅起跳，可實施全麵禁運，無需調查證明，沒有失效期。即使這一法案從未被執行，被稱為“沉睡法案”，但川普也可以“叫醒”這一法案。

b，1962年《貿易擴張法》（Trade Expansion Act）的232條款。

c，1974年《貿易法》（Trade Act of 1974），包括301、201、122條款。

d，1988年《綜合貿易與競爭法》（Omnibus Trade and Competitiveness Act）

e，2015年《貿易便捷化暨貿易執行法》（TFTEA）

以上任何一個法案，川普都可以信手撚來！對最高法院的“無效判決”進行“無效反製”

2，盡管“依法判決”是法院的職責，但是在當前全球貿易失衡與競爭加劇的背景下，關稅確實被視為維護國家安全重要的“防禦性武器”。最高法院僅僅執著於“程序合法性”，這是一種典型的“法盲”，缺乏對美國國家安全的危機考量。

3，關稅是反製經濟威脅、保護本土產業鏈的國安工具，如果失去這項工具，美國國安將門戶大開。最高法院在強調立法權時，矯枉過正的壓抑了行政機關的“國安裁量權”，也忽視行政部門在麵臨緊急狀態下的應變對策。

4，我讚成大法官托馬斯（Clarence Thomas）的少數派意見，認為在“緊急狀態”下，總統應擁有廣泛的自由裁量權。

5，判決本身產生了“法律的形式正義”與“國家的實質利益”之間的錯位。試問，俄羅斯侵略烏克蘭“需要法律的程序正義”嗎？中共如果發動對台戰爭，需要經過“全國人大”同意嗎？所以，這項判決反映了美國憲政體製在應對現代高速地緣競爭時的“失能感”。判決本身阻礙了美國在國際政治上的應變能力。特別是麵對集權高效、能迅速動員國家資源的競爭對手（如中國或俄羅斯）時，顯現出一種令人焦慮的“製度性遲滯”。

6，在現代地緣政治中，經濟製裁、關稅調整或產業補貼往往需要精確打擊且反應迅速。當最高法院判定川普的對等關稅無效，要求他必須回到國會進行立法程序時，這意味著政策將進入漫長的聽證會、遊說團體博弈與黨派拉鋸。在這段決策空窗期內，競爭對手可以迅速調整供應鏈、轉移資產或進行外交反製。這種“慢半拍”的節奏，在高速競爭中往往就是致命傷。

7，最高法院的判決是“自廢美國武功”。首先是行政權的自我束縛，當行政機關推出一項旨在應對外敵的國安政策時，第一時間麵對的不是外國對手，而是國內受損利益團體的法律訴訟（如進口商對關稅的挑戰）；其次，“法治”成為對手的工具，競爭對手可以利用美國的司法透明度與程序正義，透過資助智庫、遊說團體或法律訴訟，從內部拖延美國的國防與經貿決策。

8，美國“戰略一致性”的崩塌。美國的政黨政治與分權體製，導致其政策缺乏長期性和連貫性。每四年一次的大選，加上法院對行政權的隨時修正，使得美國的全球盟友始終處於忐忑不安之中。

9，國安與法理的撕裂：即使行政機關認為這是國安急務，法院依然可以基於法理將其推翻。這種內部的不和諧，讓美國在麵對像中國這種“舉國體製”的對手時，顯得像是一個“肢體不協調的巨人”。

10，我把美國最高法院稱為“最高法匠院”，他們寧可讓美國在貿易戰中失利，也不願讓總統獲得依據情勢判斷的關稅權。這種“程序上的潔癖”將轉化為“美國實力的流失”。

※作者為本報專欄作家，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中國問題與國際戰略學家，《宋國誠觀點》（YT頻道）主持人；《宋國誠觀點》（Blog）版主；最近著作《圍堵中國》（2026, 今周刊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