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薪2000的環衛工，困在“電子鐐銬”

編者按：

在環衛工這個行當，有些事情是可以粗略計算的：比如每天走3萬來步，彎腰400多次，一個樹坑裏可能藏著60幾個煙頭，手裏的垃圾袋有四五十斤重；有人的休息時間不能超過10分鍾，更是杜絕半小時以上的停留和脫崗，路麵的垃圾滯留時間不能超過15分鍾……

更多的事情無法計算。比如每天的實際工作時間可能要比打卡記錄顯示的數字更長，加班也沒有加班費；比如每個人扔垃圾的速度和街上的狗排便的時段，都是不確定的；比如數不清的、沒完沒了的落葉，磚縫裏反複冒出頭的雜草，基孔肯雅熱傳播期間隱匿在各處的蚊蟲……

在四座不同規模的城市，鳳凰網《風暴眼》接觸了十餘名環衛工人，走進他們的日常。他們在淩晨、無人在意的時段蘇醒、勞作，晚上回到不到15平的出租屋或是集體宿舍裏，每天像《超級馬裏奧》裏充當基礎單位的蘑菇小怪，重複著不變的軌跡和機械勞作，融入車水馬龍的背景中，維持係統運行。

對於係統而言，計算無處不在——係統隻關注結果，不關注過程。它正不斷地用技術、用成本、用效率，將底層工人們折疊進更逼仄的時間和空間。

淩晨作業的環衛工人。鳳凰網《風暴眼》攝

01 “鐐銬”：電子的與非電子的

韓守義站在機動車道邊緣，掃帚緊貼著人行道路緣石，刷出“簌簌”的聲響。他將收集起來的一簸箕垃圾，一股腦倒進身後三輪作業車上高聳的塑料筐裏。這是2月3日淩晨的山東臨沂蘭山區，氣溫剛到0度。他頭上戴一頂毛線帽，看起來不怎麽頂用，鼻頭凍得發紅，鼻涕都來不及擦。

他已經69歲了，但幹活依舊麻利，淩晨5點就到崗，把一條長街從頭掃到尾。直到背後擦身而過的車流漸多起來，這些呼嘯聲才提醒他低頭看一眼時間。他緩緩從車筐裏拿出一塊巴掌大小、帶著吊繩的硬塑料牌——“上班打卡成功”。

環衛工人佩戴電子工牌。鳳凰網《風暴眼》攝

此時，剛好6點整，距離他開工已經過去了一個小時。

“不管幾點來，就連最忙的落葉季，我們淩晨3點就開工了，也必須要等到6點才能打卡上班。”韓守義對鳳凰網《風暴眼》說：“下午也一樣，要求13:30開工，但要等到14:00才能打卡。”

按照機器記錄的打卡時長，他每天工作8個小時。但實際上，他要工作接近10個小時，忙的時候更久。

和韓守義一樣，分散在附近街道的工友們，將這枚統一配發給環衛工人的電子工牌塞在工服裏。它看起來質地輕薄簡陋，卻能感應到他們已經進入作業區內，在很多上了年紀的環衛工眼裏，它隻是個簡單的打卡工具。

但是，高芳卻覺得不自在。她是臨沂另一家承包公司的環衛工，她聽說，在某個她不知道的地方，一塊大屏幕能實時顯示每個工人的位置和停留時長。見過這塊大屏幕的工友，曾繪聲繪色地給她描述自己如何成為地圖上的一個點。

“走早了不行，有時候忙不過來，走晚了，中午在家連飯都吃不上，擔心下午沒辦法準時到崗。”高芳說。

這並不是什麽秘密，電子工牌通過定位、電子圍欄等技術實現對工作軌跡、靜止時長的全麵監控。山東淄博一地曾宣傳：“電子工牌能實現作業可視化指揮調度、人員動態精細化監管。”

在浙江寧波、江蘇如東、山西運城、重慶南岸等地，電子工牌紛紛上線。南京建鄴還曾為環衛工配發智能手環，一旦停留時間超過20分鍾，手環就會自動發出語音：“繼續努力工作吧！”

質疑聲湧來，稱這些技術為“電子鐐銬”、“犧牲勞動者尊嚴”，有網友想起拉磨的驢要戴鈴鐺，“主人聽不到鈴鐺響，就拿鞭子抽”。

但樸實的環衛工想不到“尊嚴”這個層麵。他們隻記得，其實從沒有工牌時，監視，就無處不在了。

環衛作業車。鳳凰網《風暴眼》攝

檢查，巡邏，各種名目與頻率的考核，織成一張密網。巡查者可能是班長、隊長、公司領導，也可能是村鎮幹部甚至市區領導。月考核、周檢、每天數次的日檢，有地方要求“不間斷、流動式”地查，巡查者們不知何時會出現，一旦發現路麵遺留了垃圾，就會拍照傳至微信群。

若是被隊長發現，可能隻需要折返回去重新清掃，若是外部監督人員發現，找到單位層層下壓，那可能就要挨一通批評，甚至罰款了。

高芳負責的這段路，分布在紅綠燈兩端，還要跨過馬路負責對麵的路段。她剛將一頭清掃幹淨，轉身的工夫，另一頭又出現了垃圾。僅一個上午，她就要撿三四個來回。

累了，她背對著三輪作業車，反手撐住車身，把僵直的脊背悄悄抵靠上去放鬆放鬆，兩眼環顧四周，隨時準備拿起掃帚。除了騎車去下一路段，屁股不能沾座椅。這不是明文規定，是她自己總結出來的經驗：“休息不能超過半個小時，但坐下休息，哪怕不到十分鍾，要是被領導看見，也會被認為在偷懶。”

“一個小組有十幾口子人幹活，領導有時候已經轉去下一路口了，還會突然轉回來，反反複複。”高芳告訴鳳凰網《風暴眼》，有人因為巡查不合格被罰款。附近的另一環衛工對鳳凰網《風暴眼》說，當天正值上級重點檢查期間，為此公司要求環衛工提前半小時到崗。

62歲的周秀蓮，在某一線城市負責綠化帶清潔。鳳凰網《風暴眼》隨她走了一路，她提著黑色大垃圾袋，一手拿著幾尺長的夾子，隨手夾起樹坑裏的煙盒、餐盒……比起街道，綠化帶的垃圾更為複雜，她拾起那些行人用來應急又隨手丟棄的礦泉水瓶和塑料袋，麵無表情：“是尿”。

周秀蓮每天要走3萬來步，拎著四五十斤的垃圾，將它們堆在綠化帶的某個路口，等待收運。領導一天能查好幾次，她樂嗬著說：“不過還好，一般不扣錢。”

走了大約1公裏，她忽然被管理人員截住。“這個撿了沒，啊？”一台手機懟到她臉上。她看清照片畫麵，趕緊解釋：“撿了！就在那邊，一個大袋子……”兩人爭執不下，似乎隻能回去查看。周秀蓮被麵包車拉走了，臨走前，她朝鳳凰網《風暴眼》擠出一絲笑，使了個眼色，匆忙告別。

數字化、智慧化，是為了“目的”的實現更便捷，更精確，更可追溯可查驗。圍繞電子工牌的爭議在於，這個“目的”究竟是什麽，以及“目的”是否真誠。

寧波市鄞州區曾表示，使用電子工牌後，係統後台能夠根據工牌采集的數據，自動生成包含出勤時間、作業時長、停留超時、脫離崗位等信息的工作表單，作為績效考核的參考依據。

鄞州區電子工牌智能定位屏幕

當然，更多地方對外強調的，是電子工牌的安全救援目的——老年人戶外作業安全風險高，準確定位方便提升救援效率。

高芳給鳳凰網《風暴眼》展示著她的工牌，四個簡單的按鍵中，SOS報警功能，“連按三次，就會有隊長前來查看”。

但至少兩名環衛工表示，從沒有人告訴過他們如何使用該功能。像是為了證明它真的沒用一樣，韓守義使勁按著“SOS”鍵，一次，隔一會兒又一次。“沒什麽用，隨便摁也沒有人來管你”。他說，“真要有什麽事，隻能靠手機。”

02 精細，再精細，“沒完沒了”

大多環衛工聽說過“創城”（創建全國文明城市）這個詞，但要讓他們說出個所以然來，隻有一句：“具體怎麽搞，俺也不知道。”

創城測評體係中，環境衛生是核心考核指標，直接影響城市排名與榮譽，因此各地會在創城迎檢階段提升環衛作業標準、延長工作時間、強化監督考核。

有城市要求垃圾落地停留時間不超過5分鍾，有的要求不超過15分鍾或30分鍾，主次幹道要求不同；此外，每100平方米可見垃圾必須少於1個；有地方甚至要求磚縫無塵，掃灰稱重……地方政府將創城層層簽訂責任狀，環衛外包企業麵臨嚴格考核和評分，失分可能被扣除服務費、終止合同甚至列入黑名單。

驅動韓守義和他的工友們在這套嚴苛體係下堅持下去的，是一種更為樸素的生存邏輯：不想給領導添麻煩，更不想給自己惹麻煩。

於是，在臨沂蘭山區特別舉辦的“煙頭不落地”活動中，每天每位保潔員要撿拾煙頭400多個，彎腰400餘次；每年草長鶯飛的季節，多地環衛工徒手摳起磚縫裏的雜草；今年2月3日天寒地凍的吉林市船營區，環衛工穿著棉服，戴著手套，在馬路中間擦拭護欄……

圖片來源於網絡

落葉季是幾乎所有環衛工的噩夢。秋天一到，葉子長不住，一陣風就吹跑了，飄到牆根底下、人行道上，沒多久就一層疊著一層。這是最熬人的季節，工作變得“沒完沒了”，人要跟著葉子跑，要把路邊車頂堆積的落葉攏下來，一鏟一大袋子，一車又一車的落葉被拉走，周而複始。

在某一線城市工作的環衛工人程軍，落葉季每天裝運的樹葉有數十袋，工作量遠超平時。一陣風，就可能讓所有努力變成徒勞。

對自然規律，大部分環衛公司並不會太苛責。地上有一兩片樹葉問題不大，重要的是，必須隨時落隨時掃，不能停下。

但程軍曾因為落葉問題被批評過。他65歲，被比自己小20多歲的領導說得抹不開臉麵，隻能趕緊去掃起來。他知道不能頂嘴，“頂嘴就不是罵罵的事了，除非不想幹了”。

一個刮大風的日子，韓守義情緒失控了。他剛費力歸攏的落葉被風吹散。懊惱之下，他泄憤似地用掃帚拍打地麵，葉子揮得到處都是。這一幕恰好被巡查的領導看見，一次就罰了他150元。

這相當於他兩千元工資裏不小的一塊，能買不少東西、吃好幾頓飯。他直心疼，不止一次地問自己：“還沒到吃不上鹽的地步，為啥要來受這份氣？”

他同樣受夠了的，是路上的狗糞。熱乎乎的糞便無法立即清理，他隻能先用紙片蓋住，等冷了硬了再處理。但領導不管，看到就要批評或罰款。明明好好幹了，卻還是達不到要求。這讓他心裏始終有疙瘩：“領導隻會批評俺，從來不會批評那些遛狗的。”

淩晨清掃街道的環衛工人。鳳凰網《風暴眼》攝

雪天的工作量也要增加。每次下雪，程軍都要提上一壺開水，先把地麵堅硬的冰雪燙化，再用鐵鍬奮力鏟淨，接著潑灑清水，撒上融雪製劑，最後用掃帚掃幹淨，再用拖布拖一遍，確保地麵不濕滑。做完這一切，他的手腳已經凍得發麻了。

就在不久前，臨沂的一場大雪正好碰上重大活動，高芳和工友們被調去活動場地清雪，忙得腳不沾地，整整一中午都抽不出時間吃飯。公司給每人發了熱包子，他們蹲在殘雪未消的路邊匆匆吞咽，冷風灌了一肚子。

有時晚上也不吃飯。回到家，高芳已經累得沒有力氣，隻想倒頭就睡。她年齡大了，長時間蹬騎三輪車，膝蓋勞損，有時候腿像在冷水裏泡過一樣，隻能吃點鈣片頂著。

但程軍做不到“倒頭就睡”。他住6人間的集體宿舍，公司對員工的起居進行嚴格的管理。淩晨4:30起床，晚上8點多才腰酸背疼地緩緩回家。按照宿舍規定，晚9點就要準時睡覺，時間卡得嚴密、精確，像是在人的後背安上了發條。

可很多時候，他到家，喝點水、洗漱完畢，就到夜裏10點多了。“哪能躺下馬上就睡著啊？”無論能否睡著，第二天一早，發條仍要準時擰緊。

03 城市的角落

程軍的宿舍，距離他負責的路段不算遠，步行就能到。這是一套大約六十平米的房子，房間裏擺著6張單人床，床與床之間的空隙僅容側身而過。對他們而言，這隻是個滿足基本睡眠需求的小窩。

房間裏沒有廚灶。每天的兩頓飯，他和工友們都在公司安排的家常菜館取餐，公司統一訂餐結賬，“一頓飯12元，做什麽就吃什麽，沒有選擇的餘地。”一個盆裏，米飯上蓋點西紅柿炒雞蛋、黃瓜雞蛋或是土豆絲，就算是一頓正經的午餐了。偶爾多加一個菜，菜裏帶點豬皮，算是改善夥食。

不管怎樣，包吃包住讓程軍省去了在城市裏花銷的大頭。

他是河北邢台人，剛來兩個多月。大城市果然不一樣，商鋪林立，小吃街、小酒館、特色餐廳、電影院、商圈，紅男綠女讓他眼花繚亂，也帶來了成倍的垃圾。

一線城市路邊的煙頭。鳳凰網《風暴眼》攝

他印象最深的是跨年那天，人群狂歡到深夜。新年第一天的淩晨，城市恢複靜謐，借著幽暗的街燈，程軍來到街道準備工作，眼前是滿地狼藉，“有人酒後吐了一地，甚至有人拉稀”。

周秀蓮卻該羨慕他。她所在的小外包公司，哪有錢在市區裏租房？老板在20多公裏外的郊區租下6人間宿舍。每天早晨天不亮，就拉著工人們，驅車40多分鍾來到工作路段。

車上還用保溫桶裝著午飯。中午隻有一個小時午休時間，冬天就在車上對付一口，到了夏天，周秀蓮一般坐在路邊或者公園的長椅上解決午飯，吃完了，就在地上樹蔭底下躺一會兒。

有一次，她在一家飯店門口陰影處坐著，想涼快一會兒，沒多久就被驅離了。“人家嫌我礙事。”她心裏不太舒服，但趕緊勸自己，“也沒辦法，我們就是農村出來幹活的，人家瞧不起也正常。”

與這些外包工不同，在廣州，38歲的合同工高洪斌，試圖真正融入這座大都市。他一年前開始這份工作，最初完全無法適應，難以忍受垃圾散發的氣味。但廣州的政策賦予了這份職業特殊的吸引力：環衛工子女可按“政策性照顧學生”申請入讀公辦學校，這讓高洪斌看到改變下一代命運的希望。

他負責的區域是社區裏一公裏左右的路段，兩邊都是居民樓，也有不少商鋪。除了掃地，他還要換垃圾桶，確保垃圾不堆積，不時進行蚊蟲消殺、清理積水。如果有沒及時掃的垃圾，居民投訴也是常事。

他還要不時處理居民自己不願意幹的髒活，比如堆積的雜物、門前的死老鼠，總會找他。有一次，他蹲在圍欄裏清理垃圾時，有人為圖方便，隔著圍欄將垃圾扔進來，正好砸在他頭上。

一線城市路邊的垃圾。鳳凰網《風暴眼》攝

無論如何不習慣，還是要站穩腳跟。在廣州，環衛工可以申請價格優惠的公租房，但公租房的麵積隻適合一二人居住，對一大家子人來說實在太小了。高洪斌拖家帶口地在離工作社區不遠的地方租了間房，房租不貴，每月隻有一千多元，家電齊全。

但每月4千左右的工資，在廣州要維持一家人的開銷，還是不容易。孩子剛一歲多，母親要日夜照顧。高洪斌隻能每天早中晚工作間隙，見縫插針地跑外賣補貼家用，一天總計要跑上三四個小時。平時，他也會留意撿些廢品賣，又是一筆額外收入。

在一線大城市，由於地方財政比較寬裕，環衛工的工資相對也更高一些，高洪斌還有五險一金，工資裏也包含垃圾分類補貼、延時加班工資等。

但是其他縣市工資會低很多，三四線城市2000元左右，更小的村鎮，可能隻有900元左右。環衛工人僅有意外險，公司不給繳社保。有人對比過，一些地方環衛工時薪僅3元，甚至不如共享充電寶。

一位廊坊小縣城的環衛工對鳳凰網《風暴眼》表示，做環衛工6年左右，工資隻有2100塊錢，一天合70元，一小時不到10塊錢。去年，公司一度壓了5個月的工資不發，後來一下子補發了1萬多元。

在臨沂蘭山區，環衛工的工資則在1900元-2500元之間。有環衛工告訴鳳凰網《風暴眼》，有一段時間，工資一拖就是好幾個月，“那時候大家還要吃飯、交房租，日子過得特別難”。後來有人打了12345反映情況，從那以後，工資才按時發放。

一線城市的環衛工之間，外包與正式員工的待遇也天差地別。

程軍每月到手薪資三千元，攤到每天是一百塊錢。那些有編製的同事比他工作輕鬆不少，月薪卻能拿到五六千。他覺得沒意思，“我們屬於最底層，幹活又多，掙錢又少”。

今年春節，公司要求環衛工必須在崗，沒有加班費。“不說三倍工資，給兩倍也行，哪怕多加100塊錢，心裏也能舒服點。”程軍覺得不公平，過年孩子都回家了，他想看看孩子。

回家就得請假，請假就要扣掉當天的工資。他不管，“也不是說掙錢多的……哪怕三天五天，回個家，吃塊肉，行嗎？”

一些城市正在逐漸學習提升環衛工待遇。廣州給環衛工準備了固定的休息位、專門的環衛宣導室。高洪斌說，裏麵有熱水，有一些書，還有一麵照片牆。但大部分地方，除了夏季每月100元的高溫補貼，偶爾發放的米麵糧油，並沒有太多措施讓他們感受到尊嚴。

04 人生後半程的出路

無論怎樣辛苦、收入微薄，至少這行夠穩定，夠包容，門檻夠低。它容留了那些在人生後半程仍需奮力掙紮的人。

六年前，高芳的老伴去世，60出頭的她天塌了下來。日子還得繼續，沒過幾天她就到臨沂做起環衛工。她不想給兒女添負擔，“掙點錢補貼補貼，幫襯一點是一點”。

那是個格外冷的冬天，她總是一邊掃著街道，一邊不由自主地掉眼淚。想念老伴，也傷懷命運。她蹬著沒有擋風棚的三輪車，寒風迎麵刮在淚水縱橫的臉上，刀片一樣，臉頰裂了一次又一次。

過去，老頭當保安，是家裏的頂梁柱。現在，她不識字，身上沒什麽技能，別無選擇。不喜歡也不行，隻能硬著頭皮做。

她從16歲就開始靠苦力掙工分，“拔河”、澆氨水、扛玉米，17歲去山上拉石頭，三人一組，圍著簡陋的叉車，兩邊各拉一根繩子拚命使勁，“有時候繩子都能拉斷”。

當時家裏條件不好，爹得了肺結核，不能幹重活；娘因為常年為幾個孩子操勞，渾身都疼。她必須早早扛起生活的擔子，“不然一家人都沒法過活”。

可是年紀大了，再肯吃苦，也沒有那麽多活計可選了。她曾在老家的食品廠做工，負責包裝洋蔥、蒜苗，天天起早貪黑。那幾年廠子辦得紅紅火火，她能掙點零花錢，但沒多久，地方小廠子接連倒閉了。在老家，沒有出路。“老人手裏沒錢花，受點委屈都沒處說，日子不好過。”她說。

圖片來源於網絡

但凡有別的出路，他們大都嚐試過。

在做環衛工之前，高洪斌全職在廣州跑外賣。其實，送外賣收入相對更高，但缺乏保障，“幹不長久”。做環衛工雖然髒點累點，但有五險一金，這對他是至關重要的安全感。

他也曾考慮過其他能繳五險、為孩子上學積分的選項，比如消防員或者殯儀館的工作。但這些行業門檻太高了，要麽需要專業技能或證書，要麽需要大專以上學曆。環衛工，是他“夠得著”的選擇。

韓守義年輕時做過鄉村教師，執教23年，卻因違反了計劃生育政策被開除。他清楚記得，由於這個原因，後來地方給有教齡的人員發放教齡補貼，他一分沒得。

失去工作後，他幹過建築工、養過蜂、打過零工。年紀大了，重活幹不動了，到臨沂投奔兒子。他在兒子家附近租了房，月租一百多元，不到15平。他和老伴兩人一間房住不下，挨著租了兩間。

他們大多不想跟孩子伸手要錢。“人家有了能給我，要是沒有，也不好再要”。年輕的一輩困在房貸車貸裏，有的甚至需要老人補貼。這焦慮傳導到老人那裏，是最樸素的認知：“幹活不能停，停下了，房子就要被銀行收走了。”

人雖老了，但還能動。能動，就要幹活，為了不能動的那天攢點積蓄。

韓守義每次被領導批評，就跟老伴念叨“不想幹了”。但煩悶過後，他總是選擇再咬咬牙，忍著，“畢竟我這把年紀，再找別的活根本找不著。”

即使是從鄉村教師崗位正常退休的程軍，也得給自己找營生，光靠種那一畝三分地養老，根本不夠用。在他邢台老家，老人隻能在小區門口看門，一天幹12個小時，兩班倒，月薪也就1000出頭。想多賺點的人，都進城了。

在他的員工宿舍裏，其他環衛工也都是60來歲的老人，光棍，離了婚的，每月隻有200元左右的養老金，工作至少能讓他們有個地方落腳。工友中，還有位河南來的老太太，老伴癱瘓，沒有勞動能力，為了給老頭治病，她兩年都沒回過家了。

這個行當容留他們，也監管、規訓他們。到了70歲以後，等他們燃盡了力氣，係統也不再計算他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