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還能看清一個社會的暗麵，

那是輿論監督尚能為你照亮一縷光。

想了半天，最後還是起了這麽一個有點笨的標題。

這兩天後台不斷有留言要我聊聊美國的愛潑斯坦案，的確，眼下，愛潑斯坦留下的“蘿莉島”和某爆紅、單場直播打賞過百萬的網紅大V重新定義的“三通一達”，已經成了中文互聯網上很多人最津津樂道的話題。熱鬧場景好似提前過年了。

二者都涉及美國與性變態，是當下最安全也最容易引發大眾臆想與狂歡的話題。

但是在一片喧囂中，我其實特別想提的，是愛潑斯坦案裏那位最終把這個惡魔掀翻的女調查記者朱莉·K·布朗（Julie K. Brown）以及她的同行們。

其實有關她的身世簡介，簡中互聯網上說的人也有一些了，比我今天剛看到一篇《致敬她，把愛潑斯坦送入地獄的人。》講的就挺全麵的。

類似的講述已經很多，我自己就不花筆墨贅述了，大家想看請移步去看此類文章。

本文就補充一些這類文章沒提的側麵，以及我自己的思考。

首先是愛潑斯坦這個人，雖然他後來成為了一個坐在美國上流階層蜘蛛網中心的人，但他本人其實出身並不算精英，甚至他的出身故事，很有點“美版紅與黑”的味道。

愛潑斯坦出身於一個紐約並不富裕的猶太小商販家庭，父親到他童年時代才勉強幫全家擺脫了赤貧，愛潑斯坦本人的求學經曆也並不算順利，他曾經就讀於有號稱“窮人的哈佛”之稱的紐約大學，但最後也沒能拿到學位，一直隻是個旁聽生。

他人生的真正轉折是在畢業後，居然以大學肄業的身份成功進入了紐約最負盛名的私立貴族中學之一——道爾頓中學（Dalton School），去教授數學和物理。

由於年代久遠，沒人知道這一步到底是怎麽達成的，據愛潑斯坦自己後來誇耀，他是憑借自己個人魅力及麵試中展現出的聰慧頭腦打動了校方。

但參考他後來的行跡，我們不得不懷疑愛潑斯坦的這第一桶金，是不是也動用了他後來的那種“智慧”。

在這裏我們其實也可以看到美國乃至歐美社會的一個側麵——圈子文化，你看在特別講文憑等硬指標的東亞社會，像愛潑斯坦這樣沒有家世背景、又大學肄業的家夥，幾乎鐵定是個loser，無論真的是頭腦或魅力驚人還是那時就走了校方的“後門交易”，恐怕是很難被道爾頓中學這樣的貴族私校破格聘用的。

如果真能嚴守這個鐵律，我們的確能杜絕愛潑斯坦這樣的草根不擇手段的發跡者。

但這在美國這就可能，因為學校是私立的，辦學人憑借自己興趣和好惡選擇學生乃至老師，政府可立法幹涉的空間非常有限。這讓我想起了JK羅琳的《哈利波特》裏，霍格沃茨的校長鄧布利多選黑魔法防禦術的老師，從洛克哈特這樣的花架子、到盧平這樣的狼人，選材是不拘一格的。當然這樣做有利有弊，選出來的老師也許很驚豔、也有可能很拉跨。

但有意思的是,羅琳者整套小說中最惹人討厭的黑魔法防禦術老師——烏姆裏奇，反而是魔法部硬塞過來的……

我覺得這其實反應了羅琳本人的一種態度——私校這種基於個人圈子和信任挑選師生的方式的確有非常大的問題，但英美文化願意承受這個風險和代價，去換取另一種可能性。這是他們的選擇。

而一個人攫取第一桶金的成功路徑，往往就是他後來的人生路徑，愛潑斯坦顯然在從大學肄業生到私校教師這條成功路上嚐到了甜頭，並得以沿著“混圈子”這條路一路走下去，像道爾頓中學這樣的名校，該校學生幾乎全部來自紐約最富有、最具權勢的家庭，任教期間的愛潑斯坦因此得以直接接觸華爾街高管、頂級律師與企業家的子女，並借此進一步結識他們的父母，構築了自己最初的人脈關係網。

後來，愛潑斯坦就是憑借這個關係網認識華爾街頂級投行的高管艾倫·格林伯格，他立刻從學校辭職投入後者麾下。

那是1976年，第二年美國就在卡特總統的治下開始了新一輪對富人的增稅，多說一句，卡特總統的這個改革（如他的許多理想主義改革一樣）期影響力我近似於20世紀初期的美國禁酒令，初衷也許是好的，效果卻適得其反。

報稅從那個時候開始成為美國人生活中的一個難題，中產們被報稅所困住，但真正的富人卻沒有傷筋動骨——因為他們可以雇傭他人來位自己設計避稅方案。

而甭管有沒有大學學曆，愛潑斯坦顯然是個特別聰明的人，他如禁酒令時代的私酒販子一樣，果斷地抓住了這個時代風口，設計了一套複雜而精妙的避稅模型，服務於那些上流主顧，這讓他一炮成名，並成為美國上流圈子裏炙手可熱的人物。

1982年，愛潑斯坦從格林伯格那裏獨立，創立了自己的財務管理與谘詢公司，宣稱隻服務於淨資產超過10億美元的客戶，並且服務內容也不再隻局限於為主顧避稅，而是——“一站式解決客戶們的棘手問題”——我覺得可能從這個時候開始，愛潑斯坦的業務就從避稅這種灰色產業走向黑色和黃色業務了。因為所謂“棘手問題”麽，除了錢、權，自然就是色。這些問題關乎人的原始欲望，在看不見光的地方，一定會滋生腐敗，這個定理，倒是真的放之四海而皆準。

愛潑斯坦與克林頓、特朗普、霍金等人的大量交集，就是在那段時間出現的。他於1998年購得的私人島嶼小聖詹姆斯島——也就是中文互聯網上大名鼎鼎的“蘿莉島”。

但是特別耐人尋味的是，此後數年內，小聖詹姆斯島上的私人會所，連帶著會所內的情色交易，幾乎是以半公開的形式在美國上流社會存在的。卻沒有引發美國輿論的關注與譴責。愛潑斯坦本人的人設，居然也在相當長期內保持了正麵。

這其中為的原因除了很多簡中美國問題專家所怒斥的美國社會腐朽墮落、“吃人”之外，我覺得另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可能反而是因為美國這個國家，在二戰後的性解放運動發生前，相當時間內有漫長而保守的基督教傳統，這種傳統讓許多美國公眾形成了一種心理暗示，覺得島上那些提供服務的女孩都是自願從事特殊行業的“愛玩”女孩。這種潛意識裏的蕩婦歧視給公眾構築了一道防火牆，覺得島上發生的事情和好好過日子的自己是兩個世界的人，人家既然你情我願，咱管他們幹嘛呢？

所以讓愛潑斯坦真正第一次翻車的，其實要等到2005年。

這一年，美國南方搖擺州佛羅裏達的警方接到一名家長報案，稱其14歲女兒遭愛潑斯坦脅迫、提供性服務。這個指控是愛潑斯坦翻車的肇事，因為他一下子就把愛潑斯坦從皮條客變為強奸犯——十四歲的女孩沒有性同意權，這就是強奸。

當然，此時的愛潑斯坦已經金錢眾多、人脈廣闊、有著強大的律師和公關團隊，事發後他迅速控製影響，最終以自己坐牢一年並給數十名受害者提供巨額賠償的方式了結了此事。

此次案發之後，像特朗普等多數好歹不蠢得美國政客就已經開始有意跟這人劃清界線了。

特朗普這幾年總愛洋洋自得的宣稱自己2004年就已經跟愛潑斯坦這老小子絕交了，原因就在這個背景知識裏——玩可以，但不能強迫未成年女孩，我一看他擊破這個底線就跟他割席了——這應該就是川普的潛台詞，他清楚自己受眾的心理承受底線在哪裏。

但是事情到這一步，其實愛潑斯坦的人設還沒有全毀，因為在多數美國公眾的印象當中，願意登島為權貴精英提供“特殊服務”的女孩，此刻依然蒙著一層“準妓女”的刻板印象。

這個印象形成了一種潛在的“受害者有罪論”，隔離了受害女孩和普通受眾，讓人們感覺隻要自己不涉足這個圈子，愛潑斯坦就不會傷害到他們。

而最終打破這種認知的，就是調查記者們的追蹤報道。

其實布朗調查的最初發軔並沒有那麽神奇，她隻是從警方公布的2005年案件的相關信息中出發，引導公眾重新挖掘和認知這個案子當中究竟發生了什麽。

在布朗的重新還原中，受害女孩的形象被重塑了，她們不再是無論是否成年，至少屬於“那一類”的“開放女孩”，恰恰相反，專訪還原了她們的普通——普通的家庭、普通的人生經曆，直到遭遇了愛潑斯坦的獵豔，被其一步步拖入深淵，引誘、威脅、破碎、淪落。

布朗讓受眾相信，這一切其實可以發生在任何美國平民百姓的女兒們身上。這調動了美國公眾追索此案的積極性。

而布朗追蹤報道的另一個功績，是還原了愛潑斯坦在案發後其實沒有受到應有的懲罰，2018年她的係列調查報道《權勢與謊言：傑弗裏·愛潑斯坦如何在13個月內“服刑”並逍遙法外》橫空出世，揭露愛潑斯坦在服刑期間利用自身人脈上下其手，逃脫法網，第二年愛潑斯坦就離奇的“自殺”於獄中了。可見這篇報道有多麽“史筆如刀”。逼著愛潑斯坦或者其他什麽勢力不得不以他生命的終結來試圖了結此事。

但是事件也並沒有就此了結，本屆特朗普政府上台後，雖然履行競選承諾，公開了一份備忘錄。但民眾並不滿意。

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去年一項民意調查顯示，超過半數的美國人對美國政府對愛案的信息公開“極度不滿”，近九成美國人希望美國司法部公開該案相關所有的文件。

是這種強大的民意，逼著美國司法部這次對愛潑斯坦文件來了個“坦白局”，也讓大洋彼岸的我們吃上了這一波瓜。

但吃了這個瓜，如果隻得出一個"這幫老外，玩的真花、真變態“，就結束了……那你真的隻配生活在一個“吃瓜”的世界裏。

看完相關報道，說幾個感想吧。

第一，這個事件再度驗證了“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在柏拉圖的“隱身人之喻”中，一個人如果獲得了做壞事而能逃脫懲罰的能力，他會做盡天下所有的惡事。愛潑斯坦雖然遊走於精英之間，但他自己本身的並不出身精英，恰恰相反，他的前半生，是美國平民“逆襲”的代表，但蘿莉島上所發生的罪惡，就是這種黑暗的一種體現。不要以為它是一種特例，脫離的法律的監督與製度的約束，肆意妄為的人性就是這樣黑暗。

第二，克服這種黑暗的唯一辦法，就是輿論監督帶來的光明，梳理愛案的前因後果，我覺得最讓我感歎的，是愛潑斯坦這麽一個手眼通天、能力強大的人精，居然拿布朗等調查記者毫無辦法，他和他的朋友顯然很想除掉這些“扒糞者”，但離開了那個讓他們可以肆意妄為的小島，他們就是拿這些調查記者沒什麽有效的辦法，頂多就是派私人偵探跟蹤、發律師函騷擾、利用商業人脈向媒體施壓。

有人盛讚布朗的調查報道是“穿過荊棘叢”，可是，她畢竟隻是穿過荊棘叢，而不是碰上了一堵不可逾越的高牆。

我其實很好奇，布朗，和許多做這類揭露性報道的調查記者，在與愛潑斯坦這樣的人戰鬥的時候，有沒有害怕過，她們會不會擔心這樣一個手眼通天和多屆美國總統、首富都是“朋友”的人，會不會給與她們擊穿底線的強力打擊——比如，危害自己生命，自己的家人、甚至羅織罪名。搞得她們身敗名裂？又是什麽樣的勇氣亦或者是保障，讓他們能克服這種恐懼？

這個答案說起來很複雜，就先交給您自己去思考吧。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布朗們的揭露性報道，最大的成功之處，恐怕還是喚起了美國公眾的“同情感”，進行促成了公眾認知的迭代。

同情感這個東西很重要，你縱觀愛潑斯坦這一生的鑽營，會發現他當年成功的時候利用的不僅僅是美國上流精英的私欲與貪婪，更重要的還有美國的“中產冷漠”——在美國持續到上世紀末的上一個經濟上升期，大量的中產潛意識裏覺得，這些有錢人與下層“愛玩女孩”之間的故事，他們和她們與自己生活在兩個世界，所以“與我無關”。布朗報道的成功之處，就在於她打碎了這層壁壘，還原了受害者就是普通人，而黑暗之手如果沒有輿論監督的遏製，侵害的將是所有人。

當然，我猜想這多少也得了美國這些年中產衰落、階層淪落焦慮感增加的助力。

當公眾放下冷漠，拾起共情，變革才能開始。

所以無論怎樣，我覺得，在熱議愛潑斯坦案的時候，我們更該銘記的，是布朗這樣不屈不撓的調查記者、“扒糞者”。

一個社會裏，光與暗總是相對的，如果你尚能鮮明的看到社會的暗麵，那也說明輿論監督尚能為你照亮一縷光。

而隻要輿論監督的照妖鏡尚能起作用，有人敢向愛潑斯坦這樣手眼通天的頂層權貴挑戰，光明還能照耀到這些暗麵上，這個社會就終究還有漸進的走向光明的希望。

“如果一定要我在二者之間做出選擇，究竟是有政府而沒有報紙，還是有報紙而沒有政府，我會毫不遲疑地選擇後者。”

——美國第三任總統，托馬斯·傑斐遜。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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