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前總理顧問：美國現在連遮羞布也不需要了

武力威脅格陵蘭島、在達沃斯論壇上猛烈抨擊北約，最近圍繞大西洋聯盟的種種矛盾可以給我們不少啟示。

然而，這與歐洲或是格陵蘭島本身沒有太大關係，而是美國在曆史轉型期的心態出現了巨大變化。

作者：澳洲昆士蘭科技大學兼職教授、前總理陸克文政策顧問

乍看之下，威脅喧囂、虛張聲勢、法律捏造和外交失儀等等，這些都是特朗普（Donald Trump，又譯川普）式外交行為的典型特征，但這次事件的背後其實還有更加複雜的因素：它展現了美國這個衰落的帝國，正在自我認知和霸權消逝之間激烈掙紮。

簡單回顧一下格陵蘭島事件，可以說仍然是那個熟悉的模式。

特朗普總統公開要求丹麥將格陵蘭島全盤割讓，並虛假宣稱丹麥對該島主權缺乏書麵法律依據；隨後他威脅，若丹麥拒絕提議，將被施加關稅；接著，他將此番索求包裝為美國國家安全問題，毫無根據地斷言中俄正圖謀控製北極地區，唯由美國掌控格陵蘭方能確保該領土“屬於西方”。

對此，丹麥、歐洲各國政府以及格陵蘭的近鄰加拿大均予以回擊，格陵蘭人更是直接拒絕這項提議。

然而經過數日局勢升級，特朗普最終從其極端立場退縮：關稅威脅被撤銷、軍事幹預也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通過北約斡旋達成的“框架協議”：美國獲得對劃設軍事區的擴展控製權及戰略資源開采權，丹麥則形式上保留島嶼其餘部分主權——格陵蘭人全程被排除在談判之外。

表麵看來，特朗普遭遇了羞辱，似乎他這次“折戟”了。但從更深層次來看，歐洲蒙受了更深刻的恥辱。

這場風波揭示的並非大西洋聯盟的韌性，而是其深刻的內在矛盾。它暴露出歐洲自主性的脆弱、北約製度邏輯的鬆動，以及最關鍵的一點——美國對自身地位的強烈焦慮。

美國已不再從從容容、遊刃有餘

當今美國外交政策的形成，已不再基於霸權穩固時期的從容與強勢，原因很簡單：美國也認識到，自己已經逐漸失去在國際體係中無可爭議的主導地位。這種轉變不僅體現在物質層麵，也更深刻地反映在心理層麵。

美國雖仍強大，卻不再獨一無二——這一現實動搖了那個建立在“美國例外論”假設基礎上的帝國秩序。

中國是導致這種焦慮的核心原因。這也是為什麽中國在美國的戰略構想中一直占據中心位置，並且常常被不加辨析、甚至籠統地引證為一係列美國采取行動的緣由。

無論是格陵蘭島、委內瑞拉、烏克蘭問題，還是半導體、供應鏈、基礎設施融資、清潔能源等領域，美國的行動均被納入一個“單一的、遏製中國的”敘事之中。在這種視角下，中國成為了引發美國係統性焦慮的根源。

緊接著，美國的這種焦慮導致了許多相應的後果。一方麵，它削弱了美國在戰略設計上的分寸感，並助長了許多衝動性決策的出台。更重要的是，它正在逐漸侵蝕美國的同盟關係。盟友不再被視為共同秩序的構建者，反而常被看作負擔，比如對美國的忠誠度不足、欠缺感恩、不夠順從等等......

如今，合作的語言逐漸被交易的語言取代，即使是盟友也必須接受“談條件才能上桌”——加拿大總理卡尼在達沃斯的重要演講中，實質上已點明了這一趨勢。

在此背景下，從格陵蘭島事件中，我們看到了什麽？

美國對領土的種種訴求，並非其自信的展現，而更多流露出對自身地位衰落的安全感。當主導地位顯得脆弱時，占有行為便容易取代戰略思考。領土成為一種具象化的控製對象：因為它可見、象征意義顯著、“可被占有”，因此“占有領土”成為了“彰顯權力”的舞台。

主權？國際規則？盟友？這些都是美國可使用的“工具”

此外，這種焦慮不僅反映在外交行動中，也體現在近年來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

關於美國應如何運用自身力量，這些報告越來越多地采用防禦性的表述。例如，報告不再強調構建多邊秩序，而是更注重保持行動自由和製約他國；也不再突出聯盟內部的團結，轉而圍繞“責任分擔”的思路進行闡述。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在幾乎所有領域都被描述為係統性挑戰，但這種界定往往缺少清晰的優先級或足夠的實證支持。其結果就是，美國的戰略視野變得扁平——每個地區都成了前線，所有問題都被視為安全議題，每一個盟友都可能成為潛在的薄弱環節。

在這種思維框架下，盟友更多地被看作成本負擔，而非戰略財富。他們被要求承擔風險、分擔威懾成本、並執行具體行動，而戰略決策權則依舊掌握在美國手中。當主權成為障礙時，它可以被談判；國際規則也被視為可靈活使用的工具。聯盟關係不再被視作真正的政治共同體，而是被重新定義為管理美國風險的工具。

回頭來看，格陵蘭島恰好符合這一邏輯。它地理位置靠近北美，戰略意義清晰可見，且具有強烈的象征價值——在美國越來越難以在其他地區取得明確成果的當下，格陵蘭島成為一個能夠直觀展現其決心的具體舞台。

美國在烏克蘭問題上的困境——越南戰爭的當代回響

這種張力在烏克蘭問題上表現得尤為明顯，因為這場代理人戰爭已逐漸演變為一場消耗戰。對華盛頓而言，隨著戰略性挫折日益浮現，核心問題已從“如何取勝”轉向“如何在避免被視作失敗的前提下退出”。這一局麵，令人聯想起越南戰爭時期的類似困境。

美國正試圖在擺脫烏克蘭僵局的同時，維持其國際信譽。這不僅意味著財政負擔的轉移，更涉及將戰略風險轉嫁給歐洲盟友。因此，北約成員國持續麵臨增加國防開支、供應武器裝備並承擔前線責任的巨大壓力。這場戰爭在地理上屬於歐洲，但在敘事主導和升級管控上，仍由美國掌握關鍵決策權。

這種做法從內部削弱了北約的凝聚力，使得這個組織日益趨向於成為一種風險轉嫁機製，而非真正的共同政治項目。美國在保持衝突升級控製權的同時，正不斷推動盟友承擔更多風險。美國實質上在後方主導這場衝突，並籌劃如何在局勢不利時抽身而退，同時避免承擔失敗的責任。

烏克蘭危機由此揭示了美國霸權相對衰落期的一個核心矛盾：既希望展現堅定決心，又不願為最終結果付出相應代價。這種矛盾進一步加劇了美國對歐洲猶豫姿態的不滿，也強化了其將盟友視為戰略上不夠可靠、政治上日益衰落的認知傾向。

美國連“遮羞布”也不需要了

與此同時，有必要提及美國在委內瑞拉的所作所為。此次行動表明，美國已不再費力掩飾其對自由主義原則的背離。近期美國在西半球采取的幹預與脅迫手段，體現了一種“半球主義”信條——即他國主權必須為自身的戰略便利讓路。

在華盛頓眼中，這是務實現實主義的體現；而在歐洲看來，這卻是破壞穩定的單邊行徑。其意義不僅關乎委內瑞拉本身，更在於它傳遞出的信號：美國不再感到有必要用普世主義的話語為其行動辯護，甚至連多邊共識這塊“遮羞布”也懶得再用。

此舉進一步疏遠了那些在口頭上仍堅守國際法、卻缺乏獨立執行能力的歐洲夥伴。美國的行動與歐洲的話語之間，鴻溝日益加深，滋長著一方的怨恨與另一方的輕蔑。

北約名存實亡

格陵蘭島事件最具啟示性的並非特朗普的言論，而在於爭端的解決方式。此事並非通過雙邊渠道或聯盟共識來處理，而是在北約框架內——以一種顛覆其原有邏輯的方式——通過該組織斡旋得以平息。

在馬克·呂特（Mark Rutte）的主持下，北約並未扮演美國行使領導權的集體工具，反而充當了代表歐洲與美國進行談判的中介角色。該聯盟實質上被用於管控美國的反複無常，而非表達共同目標。

這實屬不尋常。因為這意味著美國已開始站在北約之外，重新定義和談判北約的角色與功能。格陵蘭島事件由此引出一個尖銳的問題：特朗普是否正通過使北約在政治上失去內在一致性——而非美國直接退出北約的方式——來迫使歐洲提前麵對聯盟事實上的終結？

如果北約可以被繞過、被工具化，或隨時因美國需求而被臨時重構，那麽其存在的根基就已動搖。屆時留下的，將不再是一個名義上平等的聯盟，基於實力差序的“主從式”安全架構。

歐洲領導人並非沒有看清這一現實，但是......

馬克龍（Emmanuel Macron）與卡尼卡尼（Mark Carney）在達沃斯論壇上的發言，已難掩他們對美國行為的失望。然而，失望並不等於自主。

歐洲真正的軟肋不僅在於軍事短板，更在於心理上對美國安全保障的依賴——而這種保障如今已充滿附加條件與輕蔑意味。歐洲精英們深知自己在美國眼中的分量越來越輕，卻仍近乎絕望地試圖拉住美國。這恰恰構成聯盟中一種尷尬的悖論：越是意識到不被重視，越是不甘放手。

格陵蘭島事件將這種狀態戲劇化地呈現出來。歐洲在口頭上表達抵抗，在實質問題上卻步步退讓，甚至把聲稱要捍衛主權的格陵蘭人排除在決策之外。整場風波，更像是一場沒有實質內容的表演。

俄羅斯的“克製”

在這場風波期間，“置身事外”的俄羅斯采取了異常克製的策略。莫斯科往往選擇讓西方矛盾自行暴露，而非主動升級對抗。其戰略並非在軍事上擊敗北約，而是揭露其內部裂痕並加速其衰朽。

俄羅斯以近乎“無為”的姿態，讓美國的焦慮與歐洲的依賴自行發酵。每一次盟友分歧事件、每一場公開羞辱、每一輪交易性重新談判，都在擴大跨大西洋聯盟的裂痕。在這個意義上，“克製”成了俄羅斯最有效的武器。

歐洲需要醒一醒

格陵蘭島事件並非偶發危機，而是美國權力形態與西方秩序深層轉變的一個信號。它揭示了一個不再依靠自信引領、而是依賴強製手段來維持影響力的帝國形象。如今的美利堅，已不再通過共識來領導，而是借助杠杆來操控；它甚至越來越難以用自由主義的外衣，掩飾其對盟友日益明顯的輕蔑。

本就流於表麵的團結，現在也已瀕臨崩塌。

美國對自身地位的焦慮，既驅動著其戰略上的過度擴張，也持續侵蝕著聯盟體係的信任基礎，甚至壓垮了審慎與長遠的戰略判斷。中國的崛起固然是重要的外部催化劑，但美國的反應卻顯得缺乏連貫性，在虛張聲勢與強勢主張之間不斷搖擺。

大西洋聯盟作為昔日美國霸權的製度化身，如今已分崩離析。北約既未解散，也未能真正革新，而是正被逐漸空心化，在無人知曉如何替代的窘境中勉強存續。

隨著美國的行動持續動搖戰後國際秩序，西歐主要國家正日益陷入一種兩難困境：一邊是繼續依賴“舊路徑”而帶來的心理慰藉，哪怕這意味著成為那個日漸衰落的跨大西洋力量的軟弱附庸；另一邊則是一個不得不麵對的現實——若想擁有一個繁榮穩定的未來，就必須主動與中國達成某種和解，並與俄羅斯探索出一條可持續的共存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