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變得不可怕了嗎？從“死刑判決”到慢病管理

越來越多的癌症患者活得更久了。

2026年1月，美國癌症協會（ACS）發布年度權威報告《2026年癌症統計》（Cancer Statistics 2026），其中有一條數據引起廣泛關注——美國癌症總體的5年相對生存率首次突破70%。這意味著對大多數人來說，癌症不再是“倒計時”，七成患者跨過5年生存門檻。而在1970年代中期，這個數字還隻是50%左右。

“這場令人震撼的勝利，很大程度上歸功於幾十年來的癌症研究——這些研究為臨床醫生提供了更有效治療疾病的工具，使許多癌症從‘死刑判決’轉變為一種可以長期管理的慢性病。”美國癌症協會監測研究高級科學主任瑞貝卡·西格爾（Rebecca Siegel）在其新聞稿中表示。

護士長幫助接受治療的癌症患者行走。視覺中國|圖

更關鍵的是，生存率提升並不隻是“更多早期患者被發現”，晚期癌症的結局同樣出現了結構性改善。ACS數據顯示，如果按確診時癌症擴散程度拆分：區域期（regional-stage disease，即僅擴散至鄰近組織或區域淋巴結）生存率為69%（此前為54%）；而遠端轉移期（distant-stage/metastatic disease）生存率為35%（此前為17%），幾乎翻倍。這一變化普遍被認為是靶向治療、免疫治療以及綜合治療體係成熟的直接體現——在過去，晚期轉移往往意味著“無計可施”，而如今越來越多患者能夠獲得長期生存。

但生存率的提升，並不等於癌症減少。相反，ACS在同一份報告中預測：2026年美國預計新增癌症病例約211萬例，相當於每天約5800人被診斷為癌症；預計死亡人數約62.6萬。這不難理解：一方麵，醫學進步讓更多患者活得更久；另一方麵，人口老齡化、代謝風險上升以及生活方式改變仍推動發病人數持續增加。

這也意味著癌症防控的關注點也在從“如何降低死亡率”，走向“如何讓幸存者更好地生活”。

“腫瘤治療遠不隻用於控製或試圖治愈疾病的醫療手段本身。隨著生存率不斷提高，我們進入了‘癌症幸存者’時代——這意味著必須應對患者可能麵臨的身體、情緒與經濟挑戰。”美國癌症協會首席科學官威廉·達胡特（William Dahut）博士解釋說，“我們為幫助數以百萬計幸存者以及照護者和臨床醫生的資源不斷增加而感到鼓舞，但仍需要更多策略，以確保每個人獲得必要支持，不僅擁有更多‘生命的日子’，也擁有更好的日子。”

自1951年首次發布以來，ACS年度報告一直是美國癌症監測研究的“金標準”。ACS研究人員每年對癌症發生情況的相關數據進行分析並廣泛傳播，包括當年新增癌症病例與死亡人數，以支持癌症防控與公共健康改進。

哪些癌症進步最大

從具體癌種看，生存率提升尤為明顯的包括多發性骨髓瘤、肝癌與肺癌：多發性骨髓瘤5年生存率從32%上升至62%，幾乎翻倍；肝癌從7%提高到22%，約增長兩倍；長期位居癌症死亡首位的肺癌生存率也從15%提高至28%。

在肺癌分期數據中，晚期改善尤其突出：遠處轉移肺癌5年生存率從2%上升至10%，區域期則從20%提高至37%。躍升背後，既包括低劑量CT篩查在高風險人群中的應用，也與精準分子分型後的靶向藥、免疫治療的成熟密切相關。

總體70%並不意味著所有癌種都進入可控階段。即便在顯著進步的癌種中，肝癌的5年生存率提升至22%後仍屬於預後較差的疾病；而在另一些癌種上，長期生存仍然困難——例如胰腺癌總體5年生存率仍處於較低水平，提示現代醫學在某些“硬戰場”上依舊麵臨瓶頸。

除此之外，ACS在對12種常見癌症的長期對比中指出：絕大多數癌種的5年相對生存率都隨著時間推移而改善，唯有兩類例外——宮頸癌（cervical cancer）與子宮體癌/子宮內膜癌（uterine corpus/endometrial cancer）。這也格外令人關注。

12種常見癌症的5年相對生存率在過去幾十年幾乎全麵上升，唯有宮頸癌與子宮體癌/子宮內膜癌沒有出現同步改善。（數據來源：《Cancer Statistics 2026》）

宮頸癌本應是最典型的“可防可控”癌症之一：HPV疫苗可降低關鍵病因暴露，宮頸細胞學/HPV檢測則可實現早期發現與癌前病變幹預。然而在現實中，宮頸癌結局未顯著改善，可能與多重因素疊加有關：其一，疫苗與篩查覆蓋並不均衡，部分人群仍長期處於“未接種、未篩查”的風險狀態；其二，篩查不是一次性行為，而是連續性的公共衛生服務，若隨訪、複診與治療銜接不足，篩查收益會被顯著削弱；其三，宮頸癌的疾病負擔往往與社會經濟地位和醫療可及性高度相關，診斷的治療相對較晚可能導致治愈率降低。而近年來，子宮體癌（以子宮內膜癌為主）的發病人數在多國持續上升，這一趨勢通常被認為與肥胖、代謝異常、糖尿病等風險因素增加密切相關。

這些顯示都提醒我們：癌症結局的改善並不隻取決於治療技術是否進步，還取決於預防、篩查、早診與醫療可及性是否真正完善。

進步從何處來

報告指出，美國癌症死亡率已連續下降至2023年。自1991年以來，這一下降趨勢累計避免約480萬例癌症死亡。推動這一長期轉折的關鍵因素包括：吸煙率下降、更早發現癌症以及治療水平改善。

在上述因素中，控煙是最基礎也是最關鍵的公共衛生因素之一。美國成年人的吸煙率從1960年代約42%下降到如今約11%。吸煙率下降不僅直接減少肺癌發病率，也帶動頭頸部腫瘤、膀胱癌等多癌種風險下降，同時讓大量患者避免在確診時已進入不可逆的晚期階段。

其次，篩查與早診重塑了癌症的分期結構，這是另一條生存率曲線長期上移的重要原因。在乳腺癌、結直腸癌、宮頸癌等癌種中，篩查普及意味著更多病例在症狀出現前就被發現：同一種癌症，早期與晚期的生存結局往往相差數倍甚至數十倍。

“大量國際循證研究和實踐經驗表明，通過適宜的篩查手段實現早期診斷與治療，可顯著降低部分癌症死亡風險並減輕疾病負擔，且具有良好的成本效益。”北京大學腫瘤醫院遺傳學研究室副主任何忠虎教授告訴南方周末，篩查的效果不僅取決於覆蓋率，還取決於篩查項目的質量、陽性結果後的轉診效率、診療銜接是否順暢，以及隨訪管理是否到位。隻有當篩查真正嵌入一套可持續的醫療路徑——從發現、確診到治療和隨訪形成閉環——“早發現”才能穩定轉化為“少死亡”和“長生存”。

與此同時，過去二十餘年腫瘤治療的技術躍遷，為生存率提升提供了另一條更具決定性的路徑：癌症的結局正在被改寫。

腫瘤治療的基本邏輯發生了轉變——從過去依賴手術、放化療等相對粗放的通用手段，逐步走向以精準分型與分層治療為基礎的個體化策略。隨著腫瘤基因檢測與分子分型成為臨床常規，越來越多癌症不再被視為一種單一疾病，而是被拆分為一組具有不同驅動機製、對藥物反應完全不同的亞型：同是肺癌、乳腺癌或黑色素瘤，治療方案可能截然不同，而這正是晚期生存率能夠顯著提升的重要前提。與此同時，循證指南體係的持續更新、多學科診療（MDT）的推廣，以及支持治療與並發症管理能力的成熟，也使更多患者能夠在真實世界中完成規範治療並長期獲益。

尤其值得強調的是，過去幾十年癌症生存率曲線的整體抬升，與抗癌藥物創新的持續累積密不可分。相較於早期以細胞毒性化療為主的治療時代，腫瘤藥物研發在近二十餘年進入加速期：新藥不再隻是“更強的殺傷”，而是圍繞明確的分子靶點、信號通路與免疫調控機製形成了一套可複製的研發與臨床轉化路徑，並在多個癌種中反複驗證生存獲益。

靶向藥物通過明確的致癌驅動基因或信號通路，使部分癌種首次獲得了“高應答率、可持續控製”的治療窗口。例如，慢性髓性白血病領域的伊馬替尼被視為靶向治療時代的重要開端；HER2陽性乳腺癌中，曲妥珠單抗顯著改寫了這一亞型的長期結局；肺癌中針對EGFR突變的靶向藥（如奧希替尼 ）讓一部分晚期患者獲得了更長的生存時間；而免疫治療時代的代表性藥物，並非直接殺傷腫瘤細胞，而是通過解除免疫抑製、重新激活機體免疫反應，如PD-1抑製劑帕博利珠單抗、納武利尤單抗，則在黑色素瘤、肺癌等多癌種中帶來一批長期緩解甚至長期生存者。這些藥物創新的意義不僅在於讓部分患者“多活幾個月”，更在於它開始重塑晚期癌症的生存結局：過去高度集中於短期死亡，而如今越來越多患者有機會進入長期控製狀態。

但真正推動生存率整體抬升的，並非單一藥物突破，而是治療策略的“組合化”和“體係化”。靶向與免疫、免疫與化療的聯合應用，局部放療與係統治療的協同，以及圍繞耐藥機製展開的序貫治療，使晚期腫瘤逐步從“短期對抗”轉向“長期管理”。與此同時，放療技術的精細化、手術與圍手術期管理的進步，以及支持治療和並發症管理能力的提升，使更多患者能夠安全、完整地接受規範治療，從而把臨床試驗中的療效真正轉化為真實世界中的生存獲益。

在這一切的背後，離不開國家層麵持續投入與製度建設的支撐。僅美國國家癌症研究所（NCI）預算就長期維持在約72億美元，並通過73家NCI指定癌症中心和全國臨床試驗網絡，把基礎研究、藥物創新和臨床轉化連接成一套可持續運轉的係統。同時，以“癌症登月計劃”（Cancer Moonshot）為代表的多個國家專項資金進一步推動研究與轉化加速。

中國的癌症負擔

這場持續半個世紀的“癌症生存率上升”，讓美國走進幸存者時代，也讓外界得以重新審視：一個國家的癌症防治能力，究竟需要怎樣的投入與係統建設才能實現跨越式改善。對照這條路徑，中國的差距與挑戰同樣清晰。

在全球範圍內，中國是癌症疾病負擔最重的國家之一。根據國際癌症研究機構（IARC）及中國國家癌症中心的曆年統計，中國每年新發癌症病例約占全球的四分之一，死亡病例同樣居高不下。僅以絕對數計，中國每年新增癌症病例在480萬－490萬，死亡病例在250萬－260萬。伴隨人口快速老齡化、肥胖和糖尿病等代謝相關疾病上升以及生活方式改變，癌症帶來的係統性負擔正在持續加劇。

中國癌症總體5年生存率在過去二十年明顯提升，但目前整體仍大致處於40%出頭的水平。這一差距不僅是“治療水平”的差距，更是由癌譜、分期構成與普惠性防篩體係能力共同決定的結果。一方麵，中國高發癌種中仍包含較大比例生存率偏低的癌症（如肺癌、肝癌、胃癌、食管癌等），相比之下，美國高發癌種中，乳腺癌、前列腺癌等總體生存率較高的癌種占比更大；另一方麵，中國患者中晚期確診比例偏高、篩查—轉診—確診—治療鏈條仍不完善，也使得一部分原本可以獲得更好結局的患者未能充分受益。

“盡管近年來我國在癌症防治多方麵取得積極進展，但疾病負擔仍持續加重，多個防控環節仍有短板。”昆山杜克大學全球健康研究所主任、癌症防控策略創新研究實驗室聯合主任湯勝藍教授告訴南方周末，目前中國癌症防治要實現躍升，關鍵挑戰存在於從風險治理到長期照護的多個環節。

具體而言，在預防端，三級預防體係仍不健全，健康教育與健康促進體係相對薄弱，控煙、體重管理、酒精危害控製、HPV疫苗接種等關鍵風險治理尚未形成足夠強的政策合力，公眾防癌意識與主動篩查意願仍有待提升；在早診端，基層篩查能力與質量參差、城鄉與區域資源配置不均，導致早診早治率偏低，許多患者確診時已處於中晚期；在治療端，診療規範化水平仍不一致，多學科診療（MDT）覆蓋不足，不同地區治療路徑與結局差異明顯；而在長期照護端，隨訪管理、康複支持、心理幹預與安寧療護等服務供給仍顯不足，影響患者生存質量與生命尊嚴。與此同時，科技支撐體係仍存在斷裂：基礎研究與臨床轉化銜接不足，技術成果推廣應用機製不暢，部分創新難以及時沉澱為普遍可及的衛生服務能力。

基於上述差距，他與實驗室成員提出了一係列針對性的政策建議，希望在未來數年看到更具結構性的改變。

在他看來，中國並非沒有追趕甚至在某些維度實現超越的可能。人口基數大、基層網絡廣、政策工具充足，一旦控煙與疫苗接種等風險治理形成合力，篩查從“覆蓋率”轉向“閉環管理”，並將創新藥物可及性、規範治療與長期隨訪納入可持續的支付與服務體係，生存率曲線同樣可能在未來十年持續上移。

“癌症防治不僅是醫學問題，更是一場關於國家在健康領域治理能力與社會公平的係統性考驗，要求國家在預算、數據、支付和監管等多方麵打破部門壁壘，重塑跨部門協同機製。如果把癌症防治當作一項係統治理工程持續投入，中國趕上並縮小與美國之間的生存結局差距，並不遙遠。”湯勝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