敘利亞收回“伊斯蘭國首都”，統一大業將成？

朝著國家統一的方向，敘利亞終於邁出了一大步。

敘利亞過渡政府與庫爾德武裝主導的“敘利亞民主力量”（SDF，下稱“民主力量”）衝突持續半個月之後，當地時間1月18日，雙方達成一項新的停火與全麵整合協議。

根據協議，雙方在當前所有戰線與接觸點立即實現全麵停火；“民主力量”武裝人員將在通過安全審查後，以“個人身份”編入敘利亞過渡政府的國防部和內政部體係。與此同時，敘利亞政府軍正式進入該國東北部的拉卡與代爾祖爾兩省，從“民主力量”手中接管權力，以及民事機構、油氣資源設施等。

阿拉伯部落歡迎敘利亞安全部隊到來。

協議還規定，“民主力量”此前負責看管的極端組織“伊斯蘭國”（IS）囚犯營地及相關設施將移交敘政府管理，所有非敘籍的“庫爾德工人黨”（PKK）成員必須離境。

這一進展並非突發事件，而是近年來敘利亞局勢持續重組下逐步醞釀而成的。

自去年夏末以來，敘利亞東部與北部衝突頻發，從阿勒頗北部的庫爾德社區，到幼發拉底河沿岸的拉卡與代爾祖爾，政府軍的軍事推進與政治談判同步展開：一邊是零星衝突與持續施壓，另一邊是雙方圍繞停火、行政移交與安全安排的密集磋商。

這一過程中，庫爾德政治與軍事力量逐漸處於劣勢，原因在於內部裂痕以及部分阿拉伯部落立場的轉變，美國與土耳其等外部力量也在不同階段對雙方施加影響。

2025年秋冬之際，筆者曾在敘利亞東部與北部進行田野調查與采訪，先後進入庫爾德武裝控製的哈塞克地區，以及此次衝突的核心地帶——幼發拉底河沿岸的拉卡市區，以及阿勒頗市內的謝赫·馬克蘇德（Sheikh Maqsoud）與阿什拉菲耶（Ashrafiya），這是兩個街區是曾由“民主力量”控製的庫爾德飛地。

拉卡底格裏斯河上的新橋，現已在衝突中受到破壞。（拍攝：黃瑜珊）

當時，一種普遍而具體的焦慮正在蔓延：政府軍的軍事壓力持續逼近，外部支持明顯收縮，每一輪緊張升級出現，阿勒頗的庫爾德飛地就率先成為封鎖與施壓的對象；而在以阿拉伯部落為人口主體的拉卡，“民主力量”當局的立法與治理實踐頻頻受阻，難以真正落地。

因此，停火不僅是戰場層麵的暫時緩和，更是一場深刻重塑權力結構的政治交易。

但停火協議本身並未終結不確定性。協議中的諸多承諾，仍有待在高度緊繃、彼此缺乏信任的現實中接受檢驗。更重要的是，過去一年中，敘利亞少數民族在國家重建進程中遭遇的暴力、清洗與邊緣化，已為“國家統一”這一敘事投下陰影。

“民主力量”快速退卻

2024年12月阿薩德政權垮台後，艾哈邁德·沙拉（Ahmed al-Sharaa）接管權力組建過渡政府，但敘利亞仍有大片土地被各方勢力分割。其中“民主力量”控製了該國約 25% 至30% 的領土，主要集中在東北部的哈塞克省，幼發拉底河沿岸的拉卡、代爾祖爾兩省，此外還有阿勒頗的小塊飛地。

早在2025年3月10日，過渡政府與“民主力量”曾在大馬士革簽署一項框架性協議，同意將後者控製的軍民機構納入敘利亞國家治理體係，包括邊境口岸、機場與油氣資源等關鍵領域，協議還承諾，保障庫爾德社區在政治進程和國家機構中的代表權及憲法層麵的權利。

為推動協議的象征性落地，4月1日，在美國等第三方協調下，過渡政府與“民主力量”又就阿勒頗市內兩個庫爾德聚居區達成補充協議，將其作為整合進程的試點地區。

這一協議被外界普遍解讀為具有安撫意味的政治姿態，旨在向以庫爾德人為代表的少數民族釋放包容信號。

人們在拉卡高舉敘利亞新國旗。

然而，這份框架性協議在關鍵問題上高度概括，對具體執行機製、時間表以及權力重新分配的方式均未作出明確規定，為後續執行埋下了隱患。因此隨著框架執行期限的臨近，雙方關係並未如設想的那樣朝著和平融合穩步推進。

與此同時，地麵摩擦明顯增加，衝突主要集中在幼發拉底河沿線、提斯林水壩周邊以及阿勒頗附近地區。雙方不斷指責對方在其控製區實施滲透或發動先發攻擊，使本已脆弱的停火安排進一步失去約束力。

阿勒頗市內的兩個庫爾德飛地原本被設想為“整合試點”，卻逐漸轉變為大馬士革向“民主力量”施壓的前沿陣地。

這兩個街區在地理上高度孤立，外圍完全被政府軍及其盟友控製。每當談判陷入停滯或分歧，政府方麵便通過多種方式收緊控製，如加強檢查點、限製人員與物資進出、階段性封路等，甚至伴隨炮擊與空襲。

這種壓力首先轉化為對平民生活的直接衝擊。謝赫·馬克蘇德的一名居民舍琳向筆者表示：“政府軍短時間內無法進入東北部‘民主力量’控製區，所以一旦談判出現問題，最先承受後果的就是我們——我們成了政治博弈中的犧牲品。”

由此形成典型的“惡性循環”：談判受阻，安全施壓升級；安全局勢惡化，又削弱政治互信，為下一輪談判製造障礙，卻也為進一步軍事行動提供了正當性。

拉卡曾經的自由女性廣場，如今雕塑已被推倒。（拍攝：黃瑜珊）

進入2026年1月初，新一輪談判破裂後，敘利亞政府軍與“民主力量”在這兩個庫爾德街區爆發密集交火，這是雙方多年來局部對抗中最為激烈的一次。

不過戰鬥並未延續太久。經過數日激戰，“民主力量”在美國與國際壓力下組織武裝人員和部分平民撤離了這兩個街區。

僅一周後，政府軍迅速擴展至更廣泛的“民主力量”控製區。1月16日，“民主力量”總司令馬茲盧姆·阿卜迪宣布，其部隊將從阿勒頗以東撤出，並按照“友好國家和調解方”的要求向幼發拉底河東岸重新部署。

2025年3月10日，“民主力量”總司令馬茲盧姆·阿卜迪與沙拉簽訂協議。

隨後兩日，敘利亞政府軍幾乎未遭遇大規模抵抗，便控製了拉卡和代爾祖爾兩省，結束了“民主力量”在這些地區多年的實際統治，並全麵接管了塔布卡大壩、油氣設施等關鍵戰略點。

表麵上看，這一係列變化來得迅猛而突然，但“民主力量”快速退卻並非單純的軍事失利。不同地區社會結構的差異、自治治理模式的內在局限、外部支持的收縮，以及政府軍在關鍵節點上精準施壓，多重因素共同塑造了“看似迅速、實則積累已久”的崩塌過程。

在2025年秋冬的田野行走中，這種“積累”已清晰可見。

筆者當時進入阿勒頗市內的兩個庫爾德街區，許多人私下表達過對行政當局的認可，認為其在日常治理、安全協調與公共服務方麵，更契合以庫爾德人為主、多民族多教派混居的街區現實。

雖然與這種認可並存的，是對封鎖、炮擊和突發軍事升級的持續憂慮——這種不確定性幾乎滲透進日常生活的每一個細節。和平是這裏最普遍的期待，卻也是最缺乏保障的狀態。

而在拉卡與代爾祖爾，呈現出的是幾乎相反的氛圍。自2016年擊敗“伊斯蘭國”（IS）以來，庫爾德人在該地區逐步建立起相對完整的地方治理架構。公開場合中，行政辦公人員反複強調意識形態、革命敘事與政治忠誠，但在私下交流裏，人民的怨言與不滿卻隨處可見。許多當地人將行政當局視為“外來的治理者”，認為其決策脫離部落結構與地方習慣，政策與法令難以真正落實。

正是在這些差異之中，“民主力量”在不同地區所麵對的局勢逐漸分化。當國際力量最終倒向大馬士革當局時，早已存在的裂縫迅速被撕開，崩塌也隨之加速。

圍城之內，脆弱的庫爾德飛地

自敘利亞內戰爆發以來，謝赫·馬克蘇德與阿什拉菲耶這兩個街區便具有鮮明的特殊性，長期充當著地緣政治與社會治理的“實驗場”。它們位於阿勒頗城市內部，與東北部行政當局控製區並不接壤，約有20萬居民居住其中，多數為庫爾德人，另有少量阿拉伯人、亞美尼亞人等族群。

阿什拉菲耶街景（拍攝：黃瑜珊）

這兩個飛地受製於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它們長期承受著更直接、也更持續的外部壓力。早在阿薩德政權時期，謝赫·馬克蘇德與阿什拉菲耶便反複被卷入圍繞阿勒頗控製權的博弈之中，充當著城市戰事中的“緩衝區”和政治談判中的“杠杆點”。

當時，庫爾德武裝作為第三方力量介入，促成了這兩個街區相對獨立的自治秩序，並一直維持至過渡政府軍正式進入。

在阿薩德政權與當時反對派的拉鋸期間，這兩個街區屢次遭遇封鎖與炮擊，人員和物資流通受到嚴格限製，電力、燃料與食品供應時斷時續。那一時期，外國人幾乎不可能進入街區內部；當地居民雖仍可往返阿勒頗市區，但必須通過多道安全檢查。這些檢查點不僅構成日常生活的現實障礙，也成為阿薩德時期安全人員索賄的重要場所。

沙拉領導的過渡政府上台後，封鎖的形式一度發生變化。相較於阿薩德時期層層設卡、嚴格盤查，新政府初期明顯放鬆了出入限製，幾乎所有人都可以自由進出這些街區。

謝赫·馬克蘇德街頭“女性、生命、自由”塗鴉。（拍攝：黃瑜珊）

筆者第一次進入阿什拉菲耶時，甚至沒有意識到自己已通過檢查點——路口既沒有路障，也沒有停靠檢查的車輛，隻有兩名身穿警服的人站在路中間，既未攔車，也未進行例行檢查。這種近乎“消失”的安檢方式，成為當時局勢短暫緩和的直觀象征，也在街區內部營造出一種相對和平的假象。

作為被寄予厚望的“整合試點”，這兩處飛地在融合兩個當局的政治與行政結構上進行了一係列嚐試。

以教育領域為例，庫爾德學校與阿拉伯學校並行存在，前者隸屬於東北部行政當局，後者隸屬於敘利亞政府體係，它們在雙方學校中互設語言課程，教授對方的語言。同時，“共治”原則也被引入學校管理體係：阿拉伯學校的負責人由街區內外共同指派，教師構成亦可以保持混合。這些安排試圖在日常層麵消解政治分歧，為更大範圍的整合提供示範。

謝赫·馬克蘇德內的雙語幼兒園。（拍攝：黃瑜珊）

然而，街區對外通道始終掌握在政府軍手中。在行政區劃上，這兩塊飛地也被明確劃入阿勒頗省管轄，而非東北部行政當局控製的省份。因此，每當政治緊張加劇或談判受阻，這種控製便會迅速轉化為扣押物資、限製補給，甚至直接封鎖，乃至短時間的軍事施壓。對於生活在街區內的人而言，這些變化往往毫無預警，也幾乎沒有應對空間。

尤瑟夫是一位居住在阿勒頗市區、卻長期在謝赫·馬克蘇德做生意的庫爾德商人，他曾向筆者抱怨：“在前政府統治時期，要麽走關係，要麽給錢，至少你知道怎麽進出街區。但新政府的封鎖沒有任何討價還價的空間，沒有人知道該怎麽辦。”

這種控製方式之下，兩塊飛地雖然在名義上進行“整合嚐試”，維持了表麵的日常秩序，卻始終處於隨時可能被收緊的狀態之中，且深受外部政治環境影響。即便街區內部對東北部行政當局的支持度依然較高，當外部調解力量最終轉向支持大馬士革時，任何內部抵抗都無異於以卵擊石。

政府軍重掌“伊斯蘭國首都”

在多年被不同武裝力量輪番統治之後，拉卡再次迎來國家權力的回歸。隨著敘利亞政府軍進入拉卡城區、停火協議隨之簽訂，這座曾被稱為“伊斯蘭國首都”的城市，正式告別了由庫爾德主導的自治治理階段，進入一個尚未被明確定義的新時期。

從結果看，政府軍幾乎未遭遇成體係的抵抗便控製了拉卡與代爾祖爾，但這種“迅速”並非完全源自軍事優勢，更反映出東北部行政當局在當地治理能力的長期局限。

位於拉卡的東北部行政當局辦公樓。（拍攝：黃瑜珊）

他們在製度設計上高度強調性別平等與社會改革，但在以阿拉伯部落為主的拉卡，這套意識形態始終難以真正嵌入既有社會結構。同時，“伊斯蘭國”雖然在軍事上被擊敗，但其依托部落、家族與地下經濟網絡建立的社會控製方式，並未隨之徹底消失。

以東北部行政當局引以為傲的《家庭法》和《婦女法》為例，這些法規在哈塞克與賈茲拉等庫爾德人口占多數的地區已逐漸形成社會共識，包括禁止強迫婚姻和童婚、限製一夫多妻製、賦予女性在婚姻與離婚中的平等法律地位，以及將“榮譽殺戮”明確界定為刑事犯罪等。

在東北部行政當局倡導下創立的拉卡女性機構Zanubia，以敘利亞古代帕爾米拉女王傑諾比亞命名。（拍攝：黃瑜珊）

然而，在拉卡與代爾祖爾，這些法律幾乎難以真正落地。多名當地人向筆者指出，一夫多妻、早婚等傳統習俗依然普遍存在，部落調解與宗教權威在家庭事務中仍占據主導地位。對許多部落家庭而言，“民主力量”主導的改革缺乏現實激勵，且被視為試圖重塑部落秩序的強製性外力幹預。

這種文化與治理之間的張力，也與拉卡的曆史密切相關。一位長期在當地從事社會工作的NGO負責人對筆者直言：“‘伊斯蘭國’選擇拉卡作為首都是有原因的——否則，它為什麽不選擇敘利亞其他城市？”

在他看來，拉卡長期存在部落結構和保守社會規範，宗教權威深度嵌入社會，排斥世俗治理，使其成為極端組織紮根的土壤，也讓任何試圖重塑社會的治理麵臨格外頑固的阻力。

“民主力量”自治體係自身也存在問題。多次采訪中，行政官員反複向筆者強調治理“沒有根本問題”，堅稱各族群之間不存在“歧視或結構性矛盾”，談論的多是進步、成就與製度優勢，卻鮮少正麵回應基層積累的不滿、部落關係的緊張以及具體政策執行中的失靈。

事實上，早在2023年至2025年間，拉卡和代爾祖爾地區就曾多次爆發武裝對抗，因為部落與庫爾德統治者在治理方式和權力分配上存在矛盾。

然而，東北部行政當局存在日益明顯的官僚化傾向，在麵對社會分歧時缺乏自我修正與政策調整的能力，也逐步耗盡其在拉卡本就有限且高度脆弱的根基——縱使他們將社會願景描繪得近乎完美。

正如約旦學者米麗婭姆·阿巴卜薩（Myriam Ababsa）所言：“在敘利亞內戰中，沒有任何一方是天使。”

因此，一旦外部力量格局發生變化，從未對庫爾德統治產生真正信任的阿拉伯部落迅速倒戈。例如，在代爾祖爾及周邊地區，部分來自沙伊塔特（Al-Shaitat）和巴格加拉（Al-Baggara）部落的民兵，過去數年曾與“民主力量”並肩對抗“伊斯蘭國”，卻在政府軍推進之際公開反對行政當局的統治，並在實際行動中加以配合。

這種立場轉變也體現在象征層麵。隨著政府軍進入拉卡，庫爾德女兵雕像被當地居民和武裝力量推倒，這一雕像被“民主力量”視為“自由”與“解放”的象征。

此外，國際力量立場的變化，也是拉卡與代爾祖爾迅速易手的重要背景。在過渡政府收複阿勒頗庫爾德飛地的第二天，沙拉政府便在美國與法國的協調下，與以色列簽署了一項安全與邊境相關協議。這一時間點釋放出明確信號：西方國家和以色列對敘利亞權力重組的態度，已發生實質性轉向。

敘利亞東北部的所有官方機構都會使用三種工作語言。（拍攝：黃瑜珊）

這層變化對庫爾德力量尤為關鍵。無論是在反“伊斯蘭國”戰爭中，還是在東北部自治體係的建立過程中，美國與法國都曾是“民主力量”最重要的政治與軍事支持者，以色列也長期將庫爾德勢力視為製衡伊朗與極端組織的潛在夥伴。當這些外部支持者轉而與大馬士革展開協調，庫爾德人在拉卡與代爾祖爾所依賴的最後一道外部安全屏障事實上已經消失。

對大馬士革而言，收回這兩個地區，既意味著重新掌控能源與水資源命脈，也象征著國家權力在“邊緣地帶”的實質性回歸。因為這兩地不僅是敘利亞東北部的重要人口中心，更掌握著國家層麵的關鍵戰略資源。代爾祖爾省擁有敘利亞最重要的油氣田，而拉卡則控製著塔布卡大壩這一核心基礎設施，直接關係到電力供應、灌溉係統以及幼發拉底河流域的整體穩定。

敘利亞統一的開始？

政府軍進入拉卡後，在“民主力量”做出重大退讓的前提下，各方等待多時的停火與整合協議終於成型。從文本上看，這份協議幾乎覆蓋了東北部權力重組所有最敏感的議題：停火、治安、武裝整編、行政移交以及油氣與監獄等關鍵資產的接管。

“民主力量”還提交了候選人名單，過渡政府將任命他們在中央機構擔任高級軍事、安全和民事職務。

然而，正是這些看似全麵的條款，使協議在執行層麵顯得格外脆弱。路透社援引多方消息指出，“以個人身份並入、不得保留原有武裝建製”的安排，在“民主力量”內部引發明顯抵觸；與此同時，要求同步完成油氣設施、邊境口岸和監獄體係的移交，更是增加了政治整合、武裝重組與反恐的安全風險。在現實中，任何局部摩擦都可能迅速外溢，反過來侵蝕停火本身。

“伊斯蘭國”拘押體係的移交尤為典型。就在協議推進期間，多家媒體已報道監獄遭襲、囚犯脫逃的情況，各方相互指責對方“破壞安全”。

在政治層麵，過渡政府顯然意識到，單靠武裝整合難以穩定東北部局勢。1月中旬，沙拉接連頒布多項麵向庫爾德社群的法令：承認庫爾德語的合法語言地位，宣布庫爾德新年諾魯茲節（Newroz）為官方節日，明確禁止族群和語言歧視，並承諾糾正曆史遺留身份問題——1962年哈塞克地區人口普查時，約有12萬名庫爾德人被剝奪敘利亞國籍，幾乎占當時敘利亞庫爾德人口的20%。

謝赫·馬克蘇德內的庫爾德語學校牆上寫著“用自己的語言學習”。（拍攝：黃瑜珊）

正因如此，這些舉措在象征層麵分量十足，被視為從國家層麵首次對庫爾德人權利作出係統性承認，問題在於能否在現實治理中真正落地。

無論是語言進入教育體係、節日製度化，還是反歧視條款的執行，都依賴穩定而有效的地方行政與司法機製，然而安全接管與武裝整編被視為優先項。在類似情境下，安全邏輯往往會壓倒權利邏輯，很可能發生地方清算、強硬執法與行政權力回收。

這種張力在敘利亞其他地區已有先例。2025年夏天，南部蘇韋達省德魯茲地區曾與過渡政府達成停火協議，但多次因報複性行動與外部幹預而瀕臨失效。當時，沙拉公開強調保護德魯茲平民的責任，美國與地區國家亦介入調停，但事實證明，隻要地方安全與政治治理未能同步，停火就很難轉化為真正的穩定。

東北部的停火顯然麵臨相似風險，而且結構更為複雜：不僅涉及族群問題，還疊加了油氣資源、邊境控製與反恐合作。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美國、法國等大國的角色發生了微妙變化。路透社披露，美國參與了相關斡旋，並與土耳其情報機構保持溝通，推動協議達成；法國方麵也公開歡迎協議，稱其為“民主力量”“融入新敘利亞”的關鍵一步。

但這些大國並非長期治理的承擔者，它們可以在關鍵節點施壓、協調立場，暫時穩定前線衝突，卻難以持續投入去解決具體問題，包括地方治理、族群信任與權利兌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