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 | 美國對抗世界：主動終結自己建立的秩序

本文刊發在大西洋月刊，作者羅伯特·卡根是《大西洋月刊》的撰稿人，布魯金斯學會的高級研究員，也是《反叛：反自由主義如何再次撕裂美國》一書的作者。他指出，川普想回到19世紀的國際秩序。他會讓美國變得不那麽繁榮，也會讓整個世界變得更加不安全。加美財經編譯，不代表支持文中觀點或確認其中事實。

美式主導的自由主義世界秩序已經終結。這並非因為美國在物質上無法維持這一秩序，而是因為美國已經決定，不再願意繼續扮演那個史無前例、為全球提供安全保障的角色。

維係過去80年世界秩序的美國力量，如今將被用於摧毀這個秩序。

美國人正步入自二戰以來最危險的世界，一個將讓冷戰看起來像小孩子過家家、讓冷戰後時代宛如天堂的世界。事實上，這個新世界將更像1945年前的世界，充滿多個大國以及不斷升級的競爭與衝突。

美國將不再擁有可靠的朋友或盟友，必須完全依靠自身力量來生存與繁榮。這將需要增加軍費支出，而不是削減，因為美國人長期享有的海外資源、市場和戰略基地的自由準入，將不再是同盟帶來的附屬利益，而是必須與其他大國競爭並加以捍衛的對象。

美國人無論在物質上還是心理上，都尚未為這樣的未來做好準備。

在過去八十年中，他們生活在一個由美國主導、建立在美方優勢之上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中。他們已經習慣了世界按照某種方式運作：大體上順從且軍事上被動的歐洲和亞洲盟友，在經濟和安全事務上與美國合作；像俄羅斯和中國這樣的挑戰者，受到美國及其盟友財富與力量的聯合製約；全球貿易基本自由，不受地緣政治對抗的幹擾；海洋安全可通行；核武器的生產和使用受協定限製。

美國人太過習慣這種基本和平、繁榮、開放的世界，以至於他們傾向於認為這是國際事務的常態，並將無限延續。他們無法想象這種秩序會崩解，更無法想象崩解將給他們帶來什麽後果。

但這也難以苛責。按照弗朗西斯·福山的說法，曆史在1989年隨著自由主義的勝利“終結”了——連人類原始的暴力本能都“發生了根本性轉變”。

既然自由主義注定勝利，又何需強大的美國來保衛它？冷戰結束以來，許多有影響力的批評者一直告訴我們，美國的主導地位至多是多餘且代價高昂的，最糟時則是破壞性和危險的。

一些歡迎後美國時代、主張回歸多極格局的評論者認為，美國秩序帶來的大部分好處仍可保留。美國隻需學會克製自己，放棄塑造世界的烏托邦努力，接受“其他國家想要建立由自己製定規則的國際秩序的現實”，正如哈佛大學的格雷厄姆·阿利森所說。

阿利森和其他人甚至主張，美國人對主導地位的堅持，才是導致與俄羅斯和中國發生衝突的主要原因。美國人應當接受多極格局，更加和平、負擔更輕。

近期，川普的外交政策支持者甚至開始提出效仿19世紀初“歐洲協調”模式，認為在多極格局中，通過大國之間巧妙的外交手腕，維持和平比美國主導的單極秩序更有效。

但從曆史角度看，這種想法是幻想。

即便是最良性運作的多極秩序，其暴力程度和戰爭頻率也遠高於美國人過去80年所經曆的世界。以所謂的“歐洲長和平”時期（1815年至1914年）為例，那時大國（包括俄羅斯與奧斯曼帝國）為爭奪戰略優勢、資源和勢力範圍，與彼此及小國之間爆發了幾十場戰爭。這些不是零星衝突，而是全麵戰爭，通常造成數萬甚至數十萬人的死亡。克裏米亞戰爭（1853–1856）造成約50萬人死亡；普法戰爭（1870–1871）在不到一年時間裏導致約18萬軍人和最多25萬平民死亡。

從1815年至1914年，幾乎每十年都有一場涉及兩個或多個大國的戰爭。

如果今天世界回歸19世紀的多極格局，那就意味著中國、俄羅斯、美國、德國、日本及其他大國，幾乎每十年要打一場大規模戰爭，重新劃分國界，迫使人口遷徙，擾亂國際貿易，甚至帶來全球性毀滅性衝突。

這正是1945年前幾百年世界的真實樣貌。相信那種世界永遠不會重現，才是真正的烏托邦。

正是為了擺脫這種衝突循環，那些經曆過兩次世界大戰的美國人，建立了由美國主導的自由主義世界秩序。他們才是真正的現實主義者，因為他們對多極格局的可怕後果毫無幻想。他們一生都在多極格局的陰影中度過，深知其帶來的災難。

1945年後，他們沒有恢複多極體係，而是將美國轉變為全球力量，不僅負責自身安全，也承擔維護世界安全的責任。為此必須遏製地區霸權的崛起，尤其是在歐洲和東亞。

他們這樣做，並非想把世界變成美國的模樣，而是因為他們明白，現代世界是互相聯係的，最終美國仍會被卷入歐亞的大國衝突中。

在此之前，沒有哪個國家曾像美國那樣扮演過這樣的角色。這部分是因為，沒有哪個大國擁有美國那樣獨特的條件，憑借其實力和遠離其他大國的地理位置，美國幾乎不可能遭受外國入侵，因此可以在遠離本土數千公裏的地區，動用軍事力量而無後顧之憂。

正是這種地理優勢與全球投送能力的結合，使得美國能在二戰後為歐洲和東亞帶來和平與安全。那些飽受戰爭蹂躪的國家得以專注於發展經濟，進而促進全球繁榮與國際合作。

也許比美國具備這種能力和意願更非凡的是，其他大多數大國也願意接受並正當化美國的主導地位，甚至不惜削弱自己的實力。

1945年後數十年間，幾乎所有參加過世界大戰的國家都放棄了領土野心、勢力範圍，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放棄了權力。英國、法國、德國和日本不僅摒棄了延續數世紀的大國心態與行為，還將國家安全和人民福祉交托給一個遙遠的美國超級大國。

這是極不尋常的行為，違背了所有國際關係理論與曆史慣例。

通常情況下，當一個國家崛起為主導力量，其他國家的反應是聯合製衡。例如人們曾聯合抗衡路易十四、拿破侖、德國帝國、納粹德國和日本帝國。但美國崛起後，世界大多數大國並未將其視為威脅，反而視之為可以合作的夥伴。

美國的盟友作出了兩項驚人的賭注：一是相信美國會在需要時保衛他們；二是相信美國不會利用其不對等的強大力量損人利己。恰恰相反，美國將推動並從盟友的經濟繁榮中獲益。

這就是1945年後的美式秩序所達成的大交易，也是接下來幾十年非同尋常的和平與穩定得以實現的原因，即便在冷戰時期亦是如此。美式秩序在其內部實現了大國之間的協調，而把俄羅斯和中國排除在外，使它們相對孤立、感到不安。兩國雖然對現有全球安排感到不滿，但改變這一格局的能力十分有限。

而這一切正在終結。川普公開為這項大交易的終結而喝彩。他的政府已告知歐洲人，要在2027年前準備好自行防務，並建議包括日本、台灣（中華民國）、韓國在內的盟友與戰略夥伴應向美國支付“保護費”。

川普對幾乎所有盟友發起了激烈的關稅戰；他對歐洲政府展開意識形態和政治攻擊，並公開威脅對兩個北約盟友——加拿大和丹麥，發動領土侵略。

與此同時，川普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將俄羅斯和中國視為合作夥伴，而非對手或競爭者，共同瓜分世界。這一戰略重點強調在西半球恢複“美國的主導地位”，實際上接受了一個多極世界，其中俄羅斯、中國與美國各自支配自己的勢力範圍。

川普及支持者似乎相信，世界其他國家會簡單地接受這一新的美國戰略，盟友尤其會繼續跟隨一個在戰略上拋棄他們、在經濟上榨取他們、卻又試圖與直接威脅他們的國家建立“協調體製”的美國。

但美國戰略的這一激進轉變，勢必促使曾經的朋友和盟友也作出同樣激進的應對。

例如，麵對東西兩側的敵對與咄咄逼人的大國，歐洲該如何自處？不僅是俄羅斯，如今美國也威脅著歐洲國家的安全與領土完整，並試圖破壞其自由主義政府。

若繼續被動接受，歐洲將淪為分裂的封建領地，部分受俄羅斯影響、部分受美國影響、也許還有部分受中國影響，各國主權遭到削弱，經濟被三大帝國之一或全部掠奪。

曾經強盛的歐洲國家會甘願接受這樣的命運嗎？

如果曆史可以借鑒，那他們的選擇將是重新武裝。而這項任務將極為艱巨。既要對抗俄羅斯可能進一步的領土擴張，又要遏製來自美國的威脅，僅靠微幅增加軍費遠遠不夠，而是需要在戰略和經濟上徹底重建自立自強之路——重構歐洲的工業、經濟和社會體係。

但如果德國、英國、法國和波蘭都以最大能力重整軍備，包括核武器，並決定堅決捍衛自身的經濟獨立，那麽他們將聯合具備足夠實力，不僅能夠威懾俄羅斯，還能讓美國總統在試圖霸淩他們前慎重三思。

如果另一個選項是淪為附庸，歐洲人很可能會迎難而上。

美國的亞洲夥伴也將麵臨類似選擇。日本領導人早已開始質疑美國是否可靠，而川普的姿態則迫使這一問題浮上台麵。他對美國在亞洲的盟友征收關稅，並多次表示他們應為美國的保護付費，“就像保險公司一樣”。

川普的國家安全戰略將重心放在西半球，犧牲了對亞洲的關注，其政府也熱切尋求與北京達成貿易協議並進行戰略協調。日本可能不得不在兩種選擇中作出決定：要麽接受對中國的從屬地位，要麽增強軍力，以實現自主威懾。

日本新上任的右翼民族主義首相高市早苗當選，表明日本打算走哪條路。川普及顧問可能以為他們在高市身上看到了“讓日本再次偉大”的盟友，但日本民族主義的抬頭，其實正是對一個合理恐懼的回應：日本已經不能再依賴美國來防衛自己。

韓國和澳大利亞也正在重新審視自身的國防與經濟政策，因為他們意識到，挑戰正同時來自東西兩方。

因此，一個變得不再可靠、甚至帶有敵意的美國，後果很可能是曾經的盟友紛紛大規模擴軍備戰。但這並不意味著這些國家會繼續分擔集體安全責任，因為這些重新武裝的國家將不再是美國的盟友。他們將成為獨立的大國，在多極世界中追求自己的戰略利益。他們對美國沒有任何義務；相反，他們可能會像對待俄羅斯和中國一樣，對美國懷有敵意和恐懼。

事實上，在遭到美國戰略上的拋棄、遭受經濟壓榨、甚至可能麵臨領土威脅之後，他們很可能成為反美情緒高漲的地區。至少，他們將不再是美國人所熟悉的那些國家。

以德國為例。當下這個民主、和平的德國，是在美式主導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中成長起來的。這一秩序促成了1950年代西德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奇跡，進而使德國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引擎，也是歐洲繁榮與民主穩定的基石。追求正常、獨立的大國外交政策的誘惑，一直被經濟利益和德國人所享受的相對良好環境所抑製——那是一個與他們過去經曆截然不同的環境。

德國願意在多大程度上繼續保持“異常國家”的身份——放棄地緣政治野心、自私利益和民族主義自豪感，早在當前自由主義秩序開始瓦解之前就已成為疑問。而如今，由於美國的戰略轉向，德國別無選擇，隻能迅速“恢複正常”。

而正如美國戰略迫使德國重新武裝，美國也確保了這一過程將在一個愈加民族主義、愈加分裂的歐洲進行。美式秩序的締造者，在戰後努力削弱歐洲民族主義，其中一個手段便是支持泛歐洲機構。

冷戰時期的美國外交官喬治·凱南認為，歐洲統一是解決“德國問題”的“唯一可行方案”。然而今天，這些機構正麵臨壓力，而川普政府則希望它們徹底消失。與此同時，川普政府也在試圖煽動歐洲民族主義，尤其是在德國，而且極有可能得逞。

右翼民族主義政黨德國選擇黨如今已是德國議會第二大黨，1930年時納粹黨也是第二大黨。

即使德國沒有被極右翼掌控，一個在缺乏美國安全保障下重新武裝的德國，也勢必會以更民族主義的視角來看待自身利益。

德國周邊國家亦是如此。波蘭夾在強大的德國和俄羅斯之間，幾個世紀以來多次遭到瓜分、占領，有時甚至被從地圖上抹去。如果沒有遙遠的超級大國保護，波蘭人很可能決定發展自己的軍事實力，包括核武器。

同時，法國距民族主義勝選隻差一次選舉，一旦發生，歐洲將為之一震。法國領導人已告誡全國要為與俄羅斯的戰爭做準備。但想象一下，一個重新武裝的民族主義法國麵對一個同樣民族主義的德國，兩國也許會在對抗美國與俄羅斯壓力中找到共同點，但它們之間也有複雜的曆史——在美國建立起穩定和平之前的70年內，兩國曾爆發三場大戰。

日本的重新武裝也將帶來類似影響，將加劇鄰國的不安，特別是韓國。韓國同樣是對華盛頓防務承諾感到動搖的盟友。麵對敵對且擁有核武器的朝鮮，以及一個重新武裝、可能擁有核武器的日本（日本曆史上曾三次侵略並占領朝鮮），韓國又能堅持多久不走上同樣道路？

潛在衝突的爆發點正不斷增加。過去八十年中，美國秩序不僅為盟友與夥伴提供安全承諾，也確保了對關鍵資源、軍事基地、航道和空域的共同準入——理論界稱之為“公共物品”。在美國不再扮演這一角色的情況下，這些資源將再次成為多方競爭的目標。

這種競爭不會僅限於歐洲和東亞。迄今為止，德國和日本樂於依賴美國維持對波斯灣石油的海上通道。但現在，他們和其他重新武裝的大國，包括印度、英國和法國，都將需要另尋出路。

中國已經為他們展示出一條可行的道路。二十年前中國幾乎沒有海軍，也沒有波斯灣基地，如今卻擁有世界上最大的海軍，在吉布提設有基地，並與阿聯酋和阿曼達成合作協議，為中國建設相關設施。

在多極世界中，勢力範圍重新變得重要。幾個世紀以來，維持並保護勢力範圍是大國地位的體現。但勢力範圍往往相互重迭，因此也是戰爭最常見的根源之一。俄羅斯、奧地利與奧斯曼帝國之間在巴爾幹地區的三方長期爭奪就曾引發多場衝突，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戰。而重新獲取或建立勢力範圍，是導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三個“失意”國家——德國、日本和意大利——的主要動因之一。

二戰結束後，全球普遍放棄了勢力範圍的概念。自由主義世界秩序之所以“自由”，部分原因就在於將“民族自決”原則寫入《大西洋憲章》和《聯合國憲章》。雖然這一原則有時遭到違反（包括美國自身），但在以往的多極秩序中，大國甚至無需考慮小國的權利，更不會在乎。而美式秩序的自由主義，迫使強國不得不將主權與獨立讓渡給處於其勢力範圍中的小國。

英國逐步解構了自己的帝國，法國也是如此。德國被迫放棄了“中歐帝國”的夢想，日本則接受了其在亞洲大陸勢力範圍的終結，這個勢力範圍從1895年至1945年，日本為之發動了多場戰爭。

在美國主導的秩序下，這些國家從未嚐試恢複其舊有勢力範圍。二戰後的中國則完全失去了勢力範圍，甚至無力掌控近在咫尺、居民原本為中國公民的台灣。唯一剩下的勢力範圍，是蘇聯在雅爾塔會議上奪得的東歐和中歐地區。但那一勢力範圍從一開始就飽受壓力，蘇聯為維係它投入的成本最終超出承受能力，導致國家解體。

美國及其支持的自由主義秩序的存在，為中小國家提供了此前數百年多極格局中無法獲得的機會。莫斯科的衛星國之所以迫切想逃離控製，是因為有了逃離的方向。美式秩序承諾更高的生活水平、國家主權以及法律與製度上的平等。這為生活在蘇聯陰影下的國家，提供了除了妥協之外的另一種選擇——而一旦有機會擺脫莫斯科的掌控，這些國家便毫不猶豫地采取了行動。

近年來，不少自稱“現實主義者”的人，呼籲美國接受勢力範圍的回歸，作為單極格局的替代。但他們大多隻承認俄羅斯和中國的勢力範圍。這已經夠成問題了。

我們是否清楚中國對其“應有”勢力範圍的界定有多廣？是否包括越南？整個東南亞？韓國？還有所謂的“第一島鏈”，也就是日本？

俄羅斯自彼得大帝以來，其傳統勢力範圍始終涵蓋波羅的海國家和至少部分波蘭。普京正公開效仿彼得大帝，並坦言希望恢複冷戰時期的蘇聯帝國。

承認俄羅斯與中國的勢力範圍，就意味著接受在目前仍享有主權獨立的一大片國家上的支配。而在這個新世界裏，不隻有俄羅斯和中國會想擴展自己的勢力範圍。如果德國和日本也要重新成為大國，他們勢必也會發展自己的勢力範圍，並與中俄的利益重迭，正如曆史上多極格局下頻繁爆發的衝突那樣。

由此我們來到廣為宣傳的主張：美國、中國和俄羅斯之間達成類似19世紀“歐洲協調”的新協議。但若要達成真正有效的安排，就必須劃定各自勢力範圍的邊界。這種協議可能實現嗎？

答案是否定的，因為新的多極世界不會具有19世紀多極秩序的性質。梅特涅時期的奧地利是維持現狀的大國，隻希望保護保守秩序免受自由派挑戰。俾斯麥則認為新統一的德國已經“滿足”。他們都尋求維持已有平衡，而非繼續擴張。

而中國和俄羅斯絕非滿足、維穩的大國。他們是失意的大國。自冷戰結束以來，兩國始終對美國的全球主導地位感到不滿，努力恢複他們所認為的自然與傳統的地區霸權。

即使在今天，中國對東南亞的控製也隻是局部性的，不控製台灣，更談不上從日本與韓國獲得希望的“順從”。俄羅斯也僅僅是在重建其在東歐與中歐勢力範圍的初始階段。烏克蘭不過是普京設想中的秩序的起點，而非終點。

那美國能與這兩國達成什麽樣的協議來滿足兩國的野心？絕不會是像“歐洲協調”那樣僅僅對現狀加以確認的協議。而是必須容納俄羅斯和中國所認為“必要”的歐洲和亞洲地緣政治大變革——為此，俄羅斯至少已經準備好動用戰爭手段。

這種轉變，對那些被迫放棄獨立、接受北京、莫斯科甚至未來的華盛頓、柏林或東京支配的中小國家而言，將不會是愉快的過程。20世紀前40年的曆史已經證明，和失意的大國達成穩定和平極為困難。每讓出一塊領土或一個國家，隻會讓其得寸進尺、繼續索取。

事實上，北京和莫斯科既沒有意願，也沒有必要與美國達成任何限製性協議。恰恰相反，兩國有充分理由相信，現在正是繼續推進的時機。

習近平曾稱“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為中國帶來“戰略機遇期”。而對普京來說，川普摧毀跨大西洋聯盟正是這樣的“大變局”。他為何不趁機行動？他不知道川普時代會持續多久，如果歐洲重新武裝，克裏姆林宮的窗口期可能很快關閉。

此前普京行動一直緩慢——從入侵格魯吉亞到吞並克裏米亞之間隔了六年，再到全麵入侵烏克蘭又過了八年，而那次入侵受到美方及盟友的嚴重遏製。現在，美國已打破這一團結，普京很可能認為此刻正是加快征服步伐的時機。

這意味著，多極時代的最初幾年不會是靈活、互相妥協的外交博弈，而是激烈競爭與衝突的時期。世界將更像20世紀初那種殘酷的多極格局，而不是19世紀相對有序（即便依舊殘酷）的世界。

這就是美國正自願走入的新時代，一個失去了最大優勢的世界。中國有影響力的戰略思想家閻學通曾指出，美中之間最重要的差距，並不在於軍事或經濟力量——中國都可以逐步擁有， 而是美國所建立的全球同盟與夥伴體係。

當俄羅斯或中國發動戰爭時，是孤軍作戰。而美國即使參與像伊拉克這樣的不受歡迎的戰爭，也能獲得幾十個盟友支持。美國的軍事力量之所以能全球部署，正是依靠世界各地為美國提供基地的國家——這些國家信任美國是夥伴，願意忍受駐軍所帶來的不便。

但若美國不再保障他們的安全，反而對他們發動經濟戰爭，並提出他們無法接受的政治和意識形態要求，他們很可能重新考量與美關係。

川普政府似乎希望，歐洲與亞洲國家在華盛頓有需要時隨叫隨到——比如在施壓中國時，但美方卻什麽也不提供。你能一邊拋棄盟友，一邊又要他們配合嗎？

如果美國真的退回本土、回歸19世紀的孤立主義，那倒也說得過去。但川普政府外交政策中最奇特的一點是：盡管口口聲聲“美國優先”，川普卻表現出幾乎無邊無際的全球野心。

他一邊揮霍美國的力量，一邊樂此不疲地運用它。他重返白宮的第一年就對伊朗和敘利亞發動打擊；威脅奪取加拿大和格陵蘭；推翻委內瑞拉政府並承諾“接管”該國；無效地幹預東南亞、中非和中東的戰爭；甚至提出在加沙地帶修建需由美軍防守的工程項目。

這就是所謂的“克製”嗎？

川普的理論支持者一方麵讚揚他拋棄了“無知精英”的“荒唐烏托邦目標”，另一方麵又稱讚他要“重塑整個世界”。問題是：重塑成什麽樣？為了讓川普自己發財、獲得榮耀？

川普的妄想症，正在將美國從國際領導者變成國際棄兒，而美國人民將在多年內承受其後果。德國總理貝特曼·霍爾韋格在1916年曾擔心，德國的行為正在使其變成“國家中的瘋狗”，並將招致“整個文明世界的譴責”。

他是對的。德國領導人對他們堅定不移的“現實主義”感到自豪，認為赤裸裸追求自身利益是國家應有之道。但曆史學家保羅·肯尼迪指出，德國對“赤裸裸強權政治”的不斷訴求，最終促使世界大國聯合起來打敗了它。

川普政府公然追求自利，以實力為樂，對他國利益毫不在意。川普首任國家安全顧問麥克馬斯特，在與經濟學家加裏·科恩合寫的一篇文章中表示，世界不是一個“全球共同體”，而是“國家、非政府行為體和企業為獲取利益而競爭的競技場”；而在這個強權政治的世界中，美國擁有“無與倫比”的力量。

但這樣的力量能維持多久？麥克馬斯特的論述，以及川普對自私的頌揚，建立在對美國真正力量源泉的深刻無知之上。美國在全球的影響力，很大程度上正是因為將他國視為民主國家共同體或戰略夥伴的一部分。

別人看得清楚，即使許多美國人看不清。閻學通指出，維係美式秩序的一個關鍵因素，是美國在道德與國際規範方麵的聲譽。西奧多·羅斯福常被視為典型的美國現實主義者，也擅長運用力量，但他認為，大國最終必須受一種“國際社會意識”指引——不僅要考慮本國利益，也要顧及“他國的利益”。他指出，一個成功的大國不能“無視真正道德的基本原則”。

幾十年來，正是因為美國奉行這些原則，世界上許多國家才支持它、接受它的力量，盡管美國也有缺陷和失誤。因為並非純粹出於狹隘的自利——更不是出於一人之私利。

這一時代已經終結。川普隻用了短短一年時間，就摧毀了那個曾經的美式秩序，並削弱了美國在未來世界中保護自身利益的能力。

如果美國人曾認為捍衛自由主義世界秩序代價太高，那他們很快就會意識到，即將付出的代價要更沉重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