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24日，聖誕節前夕。當異鄉的節日氛圍在悉尼街頭彌漫時，25歲的林遠凡在準備“上線”。
悉尼時間下午6時許，他套上明黃色的反光衝鋒衣，扣緊黑色頭盔，跨上E-bike。隨著車輛儀表盤亮起綠光，他不再是新南威爾士大學的碩士生，而是這座城市裏眾多外賣騎手中的一員。
異鄉生活昂貴，每年約25萬元人民幣的學費再加上高企的生活費，曾讓他一度隻想“讀一年就走”。直到背起外賣箱，他才在異國外賣平台“算法”中，找到一種既能支撐起昂貴學業，又不至於被生活榨幹的微妙平衡。
“反內卷”的算法
2024年8月底，林遠凡帶著新南威爾士大學（UNSW）的錄取通知，踏上了澳大利亞的土地。
這份錄取通知也是一張昂貴的入場券。林遠凡帶去的四十餘萬元，僅夠維持第一年的開支。所以，彼時的他，隻打算在澳大利亞讀一年，權當“出去旅個遊”。
送外賣改變了這一切。
抵達澳大利亞約三周後，林遠凡開始送外賣。起初，他隻是為了賺取澳大利亞外賣平台Uber Eats的“新人獎勵”才踏上送餐路。
一開始，他送外賣的交通工具，是街邊隨處可見的共享電動車。由於共享單車並沒有後座的貨架，他隻能將外賣箱背在背上。
盡管體驗“不好受”，但林遠凡稱自己送得“很瘋狂，甚至有點癡迷”。在國內經常騎行的他，覺得“有點玩遊戲的感覺”。共享電車沒電了，他就立刻換下一輛，仿佛在遊戲中更換裝備一般。
那段日子，他幾乎每天都會在線12小時，這也是平台規定騎手單日在線時長上限。
這種高強度的投入，迅速消解了他的經濟焦慮。送外賣的收入不僅覆蓋了除學費外的一切生活開支，甚至略有盈餘。他曾在3天內送了100單，入賬1300澳元（約合人民幣6000元）。
經濟上的餘裕帶來了選擇權。
送外賣，讓原本受限於預算、隻計劃讀一年的林遠凡有了底氣。他最終決定延長自己在澳大利亞留學的時間至兩年，攻讀廣告與新聞傳播雙碩士學位。
在澳大利亞，一年製碩士畢業，相當於“純旅遊，讀完就拜拜”，而讀兩年則能在畢業之後獲得一張兩年期的工作簽證。
在他看來，無論是為了日後申請博士，還是積累海外的工作經驗，這多出來的兩年期的工作簽證，意味著更多的機會與選擇的餘地。
一開始，林遠凡騎共享電動車送外賣，由於沒有後座貨架，他隻能將外賣箱背在背上。受訪者供圖。
現在，林遠凡已經為送外賣專門購入一輛E-bike（電動助力車），但他卻已經不像一開始送外賣那般拚命。隨著“打遊戲”般的熱情消退，以及電動車續航的限製，他在學期中將每周送外賣的在線時長控製在10至15小時，但這也足以覆蓋他每月9000至10000元人民幣的日常開支。
他從“拚體力”轉向了“算時薪”。上學時，他隻有2-3天會去送外賣，同時還會避開炎熱的白晝，一般從下午5點多開始出去接單，直到晚上10點或11點才收工回家。其中，下午5點至9點，正處平台“每送滿三單即有額外獎勵”機製的時段。
林遠凡發現，澳大利亞外賣平台的算法係統裏，拚命工作是有“天花板”的：投入時間越多，平均時薪反而越低。
他向南方周末記者算了一筆賬。如果隻在有獎勵的時段“偷懶”跑跑，在線20多個小時能賺900多澳元，平均時薪達45澳元左右；而如果像全職那樣一周跑40個小時以上，雖然總收入能達到1400多澳元，但時薪會被稀釋到35澳元左右。
這與國內送外賣生態不同。“它不鼓勵你拚命。”林遠凡感慨，國內外賣平台傾向於包裝“單王”，通過斷檔式的收入激勵騎手“卷”起來。但是澳大利亞的外賣平台算法似乎有意抑製內卷，並不鼓勵騎手透支體力，而是通過機製鼓勵更多人兼職，讓大家都能獲得一份相對不錯的薪水。
前段時間，國內某外賣平台騎手因“邊送外賣邊看風景”被網友群嘲，而在悉尼，林遠凡送外賣時“看風景”確實是一種常態。路過海邊，有時他反而會停下轉轉，不為生計，隻為自己騎行一會兒。這種“不趕時間”的漫遊對他而言，反倒是一種放鬆 。
在他看來，最主要是配送“沒有太大壓力”。比如，騎手每次同時派送上限僅為三單，而且即便騎手頻繁拒單，也不會影響賬號後續的接單。林遠凡還表示，在早期，外賣平台甚至還存在一種讓人感到“難以理解”的寬容：“騎手超時，反而還會得到補貼。”
他解釋，這是平台認為超時並非騎手主觀因素造成，而可能是因交通堵塞或商家卡餐所致。而為了補足當地的法定最低時薪標準，平台將為騎手超出的時間支付報酬。
林遠凡送外賣途中。受訪者供圖。
“局外人”
雖然經濟賬算贏了，但送外賣的風險與異鄉的孤獨，是另一筆難以量化的隱形成本。
在悉尼送外賣的道路，並不總是“寬容”的。
那天，林遠凡騎行在悉尼一條狹窄的車道上，路邊停著的一輛汽車突然打開了車門。時間很短，避無可避。瞬間，他連人帶車飛了出去，頭部狠狠地撞了一下。事後檢查他才發現，頭盔被撞開了一條裂縫。“如果沒有那個頭盔，裂的可能就是我的腦袋。”他說。
這種危險的時刻不止一次發生過。某次雨夜，他曾因視線受阻，一頭栽進路麵的深坑；還曾因為車胎漏氣，在一次轉彎中失去重心導致摔車。
盡管已摔過多次，但林遠凡表現得很淡然。他心裏清楚，在室外騎交通工具配送的風險肯定免不了的。對林遠凡而言，“隻要不是大的傷筋動骨或危及生命”，這些生存路上的踉蹌都是可以接受的代價。他說：“國內那麽多外賣騎手，他們騎得更危險。”
他對自己當下的處境有著清醒的“坐標係”。林遠凡坦言，若與國內外賣騎手的生存壓力相比，自己的辛苦與危險並不算什麽；但與那些視留學為“長途旅遊”的同齡人相比，他所經曆的風雨，又確是一份實實在在的磨礪。
語言和文化的隔膜，則是另一種隱形的“路障”。
剛送外賣時，林遠凡還有一些緊張。為了消除這樣的感覺，他常常要在心裏反複預演“台詞”：“見到店員要說什麽，見到顧客要說什麽，我都會在心裏提前想好。”
但尷尬時刻仍難避免。一次，因為顧客在訂單中隻寫了所在公寓的門牌號，沒有寫具體的樓棟地址。他不得不撥通顧客的電話詢問。電話接通後，那頭傳來濃重的“土澳口音”反複堅稱自己在“Building Bay”。
但林遠凡聽得一頭霧水，不斷追問“Bay是什麽”。直到最後他才恍然大悟。由於當地人習慣將元音/i:/發成/ei/，那個聽起來像“Bay”的詞，其實就是簡單的“B棟”（Building B）。
“雞同鴨講”或許隻是一時的尷尬，但生活中的疏離感卻是林遠凡必須麵對的常態。
在悉尼的留學生群體中，獨處幾乎是一種默認的生活方式。林遠凡發現，周圍八九成的同學更像是匆匆過客，拿完文憑便會離開，彼此間鮮有深交。
林遠凡的生活也因此被切割成無數個獨處的片段。他的社交半徑不太廣，“日常會有交流的朋友，不過兩三位”，大部分時間，他都是一個人。一個人上課，一個人跑單，甚至在雨夜跌進坑裏後，也隻能一個人默默爬起。
平日裏，他已習慣了獨來獨往，但節日期間的送餐經曆，卻讓他不得不直麵作為“局外人”的落差。
每逢萬聖節或聖誕節，當他穿梭於悉尼街頭敲開顧客的家門，屋內歡聲笑語、其樂融融的景象，總讓他窺見一種當地人無需為身份焦慮的鬆弛。“可能他們隻是當地普通的Uber司機或藥店收銀員，但感覺他們也過得很開心，也擁有著自己的一份悠閑。”
盡管林遠凡並不慶祝這些節日，但熱鬧的氛圍卻成了孤獨的放大鏡。“那種孤獨感不是節日帶來的，而是一種長久的處境。”林遠凡感慨，“作為一個外國人，其實很難真正融入那個社會。節日隻是把這種隔閡放大了。”
“刀”與“仙”
為了對抗這種孤獨，林遠凡拾起了舊日武器——寫詩。林遠凡本科就讀於武漢大學，他曾是武大“春英詩社”的社員。本科畢業後，他一直保留著寫詩的習慣。對他而言，這也是將粗糙生活打磨成珍珠的過程。
他曾寫下一首《外賣歌》。
詩中寫道：“肉香唯吸，吐司果腹”，調侃自己嗅著外賣箱中的美食香氣，卻隻能以吐司充饑的窘迫；他寫“尾氣直飲，狂塵襲目”，記錄被迫聞汽車尾氣和被飛沙迷眼的現實；他寫“彎鉤釣沉星”，將送餐途中星空，化作獨屬自己的風景。
這種浪漫主義的自嘲，是林遠凡為自己搭建的精神避難所。然而，當他摘下頭盔，從詩歌的意象跌回現實的地麵，生存的焦慮依然如影隨形。
送外賣固然能解決溫飽，但作為攻讀廣告與新傳雙學位碩士的留學生，林遠凡深知這並非長久之計。為了給畢業後的全職生涯鋪路，他在跑單之餘，也嚐試過對其他工作機會的試探。
他曾向當地白人經營的超市銷售、倉庫管理等崗位投遞了二十多份簡曆，最終全部石沉大海。他還收到過澳大利亞本地一家已經成立31年的華人電台的實習麵試。對方給林遠凡開出了條件：實習之前需要先試工，試工期間沒有工資。等他“必須獨自撐起一檔節目”時，就可以正式“兼職”了，屆時就可以拿到每小時20澳元，這遠低於他送外賣能夠得到的收入，甚至還低於澳大利亞法定的最低薪資標準（每小時24.95澳元）。
在悉尼的日子，深刻衝擊了林遠凡原有的職業觀。如今在他看來，工作的核心在於能夠提供足夠的經濟保障且不滋生精神內耗，至於是否光鮮“體麵”，已不再是衡量的標尺。
觀念的轉變，讓他開始重新定義這段騎手生涯的價值。
至今，林遠凡已累計送出3000多單外賣，預計畢業時這一數字將達到6000單。目前，95%的好評率與零違約率，被他視為深度介入當地社區的最好憑證。他表示，未來麵對與客戶、服務行業、國外市場的相關話題時，“比起僅靠網絡數據研判市場的人，我是更有發言權的”。
在申請銷售、運營，或者服務業相關的其他崗位時，他會在簡曆上列出自己的騎手經曆。在他看來，“這段經曆代表著自己對當地市場的了解、客戶服務的滿意度以及實打實的交際能力”。
對於未來，林遠凡有著多手準備。他在心裏預演了多種截然不同的人生腳本：或是試圖在學術道路上更進一步，或是嚐試在澳大利亞這片土地上長久紮根，抑或是帶著這段經曆回歸故土。無論未來通向何方，這段悉尼街頭的日子，都已深深烙印在他的生命裏。
在《外賣歌》的最後一句，林遠凡寫道：“生而碌碌誰抱歉，俯首琢磨刀與仙”。
初讀這兩句，撲麵而來的是武俠小說裏的江湖意氣。他解釋，“刀”是Dollar（美元/澳元）的諧音，“仙”是Cent（美分/分）的諧音。
同時，“刀”代表著現實的生存壓力，是他必須賺取的學費和生活費；而“仙”則代表著精神的追求，是海邊一掠而過的風景，是那些跳動的詩句，也是他對未來某種可能性的堅持。
在這個異鄉的悉尼街頭，他低頭琢磨的，既是碎銀幾兩的生存，也是在現實與詩意之間尋找平衡的修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