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68年以來，每周日美國東部時間晚上6點至7點，數百萬美國家庭都會不約而同地打開電視機，收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台的《60分鍾》節目。憑借其一貫的品質與聲譽，該節目以深度內容調查和事實為本的專題新聞報道風格為名，成為許多影響美國乃至全球的重大社會和政治事件的爆料者，也因此常年穩居收視榜首，並屢獲評論界的稱讚，成為全美最受尊敬的新聞節目之一和電視節目界的屹立不倒的“常青樹”。在節目開始時，一枚標誌性的紅色秒表指針不斷劃過表盤，主持人則端坐於深色背景前，身著正裝用沉靜而嚴肅的語氣敘述自己正在報道的故事細節。

12月21日星期日下午4點31分，距離節目上映還有不到90分鍾時，《60分鍾》突然在社交媒體和官方網站上發出了一份不同尋常的公告：“今晚《60分鍾》節目的播出安排已更新。我們的專題報道《CECOT內部揭秘》（Inside CECOT）將在後續節目中播出”。CECOT的全名是“反恐怖主義監禁中心”，是由薩爾瓦多總統納伊布·布克爾（Nayib Bukele）於2023年下令建造並投入使用，旨在配合其大規模掃蕩幫派犯罪的行動的最高安保級別監獄。在特朗普第二次出任美國總統後，薩美兩國達成合作協議，此處成為美國政府單方麵認定的“危險幫派分子”的遣送與囚禁指定地點。

自2025年以來，CECOT及其作為特朗普大規模移民遣返項目的核心組成部分，以及該中心對囚犯嚴苛的管理方式，受到了廣泛和全麵的關注和報道；以CBS為例，在今年4月，《60分鍾》播報了名為《監獄犯人們》（The Prisoners）的專題報道，指出這些被美國遣返後囚禁於CECOT的無證移民多數並無任何犯罪記錄，對遣返這些被特朗普政府稱作“惡中之惡”而集中遣返的二百餘名移民的程序正當性提出了質疑。

伴隨著對臨時取消播報節目的質疑聲浪，CBS新聞於10月份新上任的總編巴裏·魏斯（Bari Weiss）在當日晚間發布了一份簡短的解釋說明：“我的職責是確保所有刊發的報道都達到最佳狀態。因各種原因暫緩刊發的報道——比如缺乏充分背景信息，或缺少關鍵聲音——在每個新聞編輯部都是日常工作。我期待在報道準備就緒時播出這篇重要內容”。然而，這一說明不但沒有使質疑得到緩解，反而使其愈演愈烈；《CECOT內部揭秘》的專題報道記者謝琳·阿方西（Sharyn Alfonsi）在私底下向同僚們用精準的語言表達了自己對於魏斯的解釋的不滿：“我們的報道經過五次審閱，並獲得CBS法律顧問及標準與實踐部門的雙重批準。其內容完全符合事實。在我看來，在通過所有嚴格的內部審查後仍然選擇此刻撤下報道並非出於編輯意義上的決策，而是出於政治考量。”

阿方西的質疑背後，是CBS主權更迭後的編輯獨立權之爭的延伸。在此之前，CBS的母公司派拉蒙接受了天空之舞影業的並購成立了一家新的公司，並由天空之舞創始人大衛·埃裏森（David Ellison）出任CEO；而大衛正是特朗普的政治盟友，億萬富翁拉裏·埃裏森（Larry Ellison）的長子。在收購之後，按照大衛的直接要求，年僅41歲、此前從未擔任過大型新聞媒體管理職務的魏斯成為了CBS新聞的總編，負責主導CBS所有新聞內容的導向和播出權。臨時決定取消CECOT節目後，為了填充空餘的時間，《60分鍾》選擇重映了他們在10月時對《怦然心動》電影導演、近日不幸遇害的羅布·萊納（Rob Reiner）的專訪，也因此遭到了“借機消費逝者，目的欲蓋彌彰”的嚴厲批評。

這次倉促的幹預，並未讓這期必然不利於特朗普政府聲譽的節目能夠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被徹底遺忘，因為僅僅兩天後，《CECOT內部揭秘》就以戲劇性的方式在公開平台被完整地曝光了。得到授權在加拿大播送《60分鍾》節目的電視台環球新聞（Global News）並未及時接到CBS做出的編輯決定，原封不動地播報了該節目的全部內容，在電視直播之外還在其官方APP和網絡平台公開播放。雖然這期節目在環球新聞的官網上被迅速撤下，但其傳播已經無法阻擋。節目中，阿方西采訪了多名經特朗普遣返項目被送入CECOT的無證移民。他們講述了在獄中遭受的非人道待遇：被強製長期保持壓力姿勢；因過度擁擠隻能站著睡覺；遭看守毆打至牙齒脫落、滿臉是血；睡在狹小的金屬床上，既無枕頭被褥，頭頂還24小時亮著刺眼燈光；無法獲得潔淨飲水和基本醫療；甚至有人遭到看守的侵犯。

在監獄牢房中，隻要看守認為囚犯未能好好表現，就會被送往一所名為“小島”的獨立監禁室中；那裏伸手不見五指，酷熱難耐，犯人會遭到看守定時的拷打和警棍對鐵門的敲擊，使他們難以入睡。接受采訪的一位人權組織負責人指出，這些懲罰方式已經違反了聯合國推出的《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標準規則》。為了證明這些敘述的真實性，阿方西采訪了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人權中心的研究者，他們通過對公開文件和其它媒體對於CECOT的探索報道證實了這些懲戒方式的存在。除此之外，阿方西還在報道中專門指出，節目組為了核實說法專門向美國國土安全部尋求評論，對方要求向薩爾瓦多政府谘詢，而薩爾瓦多政府則表示不予置評。

報道公之於眾後，觀眾得以見證節目的全麵與嚴謹，以及製作方為確認真實性所作的努力：為了確保內容的準確性，他們曾向包括特朗普政府在內的多方尋求過反饋。這令魏斯所謂“缺乏背景信息”的辯解，顯得愈發蒼白無力。然而，CBS並未因此順勢發布該節目，反而頻頻向X、YouTube、TikTok等平台發起版權申訴，力求盡快撤下所有流傳的視頻。節目的曝光將魏斯與CBS的決策徹底推上了輿論的風口浪尖，公眾的視線開始超越事件本身，投向其背後深遠而複雜的政治、經濟、社會與曆史背景。由此，一個急促而嚴厲的警告隨之響起：撤下節目的決定，絕非“一時拍腦門”的政治冒險，而是特朗普及其背後“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的寡頭利益集團，經過精心籌劃，對公眾長期信賴的傳媒平台發起的一次 “內部爆破”。即便此次行動因新聞工作者的內部分歧與環球新聞的意外播送而弄巧成拙，也絕不會動搖MAGA集團早已堅定的決心——讓主流媒體一勞永逸地、堅定不移地為其政治目標效忠。

特朗普時代的媒體格局和影響

MAGA集團意圖收編媒體的決心，從特朗普第一次參加大選並在獲勝後入主白宮時就開始了。當特朗普在2015年開始涉入政壇時，民眾和媒體對他的印象往往停留在那個他在NBC真人秀節目《學徒》中為自己打造的滑稽搞怪、熱衷博取眼球的真人秀明星兼地產商的形象，他也因此獲得了主流媒體的接納甚至歡迎。隨著記者們深入挖掘他的極端立場，加之過往不當言行陸續曝光，特朗普與主流媒體的關係迅速惡化——這位素來對形象極為敏感的總統，終於與傳統媒體塑造的輿論場徹底撕裂。等到他獲得2016年大選勝利之後，特朗普與包括CBS在內的曆來備受尊重的傳統新聞媒體機構的關係已是劍拔弩張乃至於水火不容；他雖然還會不時地接受他們的采訪，但這些采訪已經成為了他借機宣揚自己對媒體的鄙夷的一種工具和手段。這些媒體在特朗普和其支持者的眼中不僅是“假新聞”的傳播者，更是“人民公敵”。

與此同時，傳統新聞媒體的運營模式正麵臨嚴峻而係統性的生存危機。社交媒體的興起帶來了內容供給的多元化，也使內容平台收入模式日趨“去中心化”，傳統的媒體平台早已不再是民眾唯一，甚至不再是主要獲取信息的來源。在這一背景下，這些傳統媒體的責任變得空前複雜——它們必須在多重壓力中尋找平衡：既要維係公信力，又要堅守長期奉行的標準原則，同時還需維持商業模式的可持續性。而這一切挑戰，還發生在其必須持續應對特朗普及其他觀點驅動型媒體聲音的夾擊之中。在就職後的首次白宮記者協會晚宴這一致敬報道美國總統工作的新聞界年度盛會上，特朗普並未像多數前任那樣出席。揭發水門事件的兩位資深記者卡爾·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與鮑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卻在現場如同他本人就在席間般直言告誡：“總統先生，新聞界不是敵人”。這番話贏得全場雷鳴般的掌聲，網絡上的批評者則稱這場麵為“新聞界的自我感動”。

隨著時間的推移，“自我感動”這一批評本身，竟儼然成為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內不斷得到應驗的預言。媒體格局的愈加明顯的碎片化和去中心化，使預言一步步走向現實。一方麵，許多曾供職於或向往知名媒體的記者，要麽為尋求更高收入而轉型為獨立創作者，要麽徹底離開了新聞行業。另一方麵，多家傳統媒體為維持商業模式，經曆了多輪企業並購與整合；而一些規模較小、以嚴肅新聞和事件報道為主的機構則難以為繼，最終永久關閉。在這輪洗牌中，地方報社所受到的衝擊尤為慘烈，它們越來越多地因為商業模式無法適應時代而被售賣，並被私募股權收購，隨後在“結構優化”的浪潮下被大幅裁減采編人員，直至資源完全枯竭。例如，創辦於1871年的老牌報紙、服務加州蒙特雷地區數十萬居民的《加州人報》，在被媒體巨頭甘尼特收購後，在多輪裁員後一度沒有一位專職記者，核心內容完全變成了對其他媒體新聞的轉發，和付費刊登的廣告與訃告。

與此同時，右翼資本開始悄然滲入新聞媒體的環境之中，影響了傳統媒體一直以來試圖完全由自己所主導的議程設置權。它們借鑒了默多克創立的福克斯新聞的報道風格，並發展出一種衍生的媒體模式：將新聞報道與鮮明的意識形態偏見相結合，有時甚至對特朗普及其觀點進行近乎諂媚的包裝與宣講；這批以OAN，Newsmax，RSBN和Real America's Voice為典型代表的媒體在流媒體、內容媒體、社交媒體、播客和電視等多個平台進行全麵布局，組成了一股強大的新興輿論力量，不但逐步重塑美國的媒體版圖，還成為了特朗普本人更願意製造、傳播和獲取信息的平台。這些平台與喬·羅根（Joe Rogan）、本·夏皮羅（Ben Shapiro）、坎蒂絲·歐文斯（Candace Owens）和不久前遇刺的查理·柯克（Charlie Kirk）為代表的個人品牌評論賬號一起飛速地擴張著商業版圖，一步步地蠶食著傳統媒體的生存空間和輿論主導權。

2020年特朗普在總統大選中的失利，成為進一步激化右翼媒體生態的轉折點。整個選戰中，特朗普的一係列爭議言行仍被傳統媒體廣泛報道與質疑，這間接導致其最終未能連任。而當他開始質疑選舉合法性時，大量右翼媒體為其毫無根據的說法推波助瀾，傳統新聞機構卻仍堅守“事實優先”原則，不僅拒絕認同其指控，甚至拒絕對其新聞發布會進行直播，並批評其利用“戈培爾效應”式的手段——通過極具煽動性的重複表述，鼓動民眾相信陰謀論。這場輿論攻防，最終助推了次年1月6日支持者衝擊國會的流血事件。

此事一度使特朗普在主流輿論中聲望掃地，並被包括推特在內的多個主流社交媒體平台封禁賬號。然而，在反思敗因時，特朗普及其代表的利益集團並未將問題歸於“以重複謊言煽動暴力挑戰民主結果”，反而認為關鍵失誤之一在於未能突破右翼的信息繭房，通過傳統權威媒體平台建立自身可信度。這一認知，直接推動了其政治盟友中的商界力量采取行動：他們開始以資本為杠杆，通過直接收購媒體平台，試圖獲取那些在理性與事實層麵難以贏得的輿論支持。2022年，特斯拉首席執行官埃隆·馬斯克開出440億美元的巨額鈔票收購推特（後更名為X）便是典型案例。在他的主導下，該平台刻意放大右翼極端言論與不實信息的傳播，並改革認證體係——以付費訂閱取代基於權威與公信力的認證，再通過流量激勵讓用戶從“更有點擊量”的內容中獲利。這套機製實質上鼓勵了以立場而非事實為導向的傳播邏輯，逐步重塑了平台的言論生態與權力結構，也讓許多自由主義者和進步主義者深感憂慮，其中有些人選擇不再玩馬斯克的輿論遊戲，退出了X並在其他社交媒體平台上重新塑造自己的形象。

埃裏森家族對CBS母公司派拉蒙的收購，則是另一個右翼媒體生態試圖改造主流輿論的經典案例。加速這起收購的導火索，正是《60分鍾》在2024年大選期間對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時任副總統的卡瑪拉·哈裏斯（Kamala Harris）的專項訪談。當被記者問及“美國應如何要求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在加沙戰爭中聽取美方對人權問題的關切”時，哈裏斯的回答邏輯混亂不清，在強調“必須為該地區的未來積極倡導”和“多方合力協調”的同時並未給出一個直接而有效的答複。盡管這段回答曾出現在CBS另一新聞欄目的宣傳材料中，最終卻未能在《60分鍾》正式播出版中保留，而是用哈裏斯回答的後半部分取代；當年10月，特朗普以此為理由向CBS當時的母公司派拉蒙發起高達200億美元的誹謗訴訟，並在當選總統後要求聯邦通信委員會（FCC）對此事啟動調查。迫於失去由FCC提供的廣播執照可能被吊銷的威脅，加之派拉蒙當時正積極尋求買家以緩解累積債務，公司董事長兼多數股權持有者莎莉·雷石東（Shari Redstone）最終選擇妥協，向特朗普支付1600萬美元達成訴訟和解，並將采訪全程的文字記錄與未剪輯視頻提交給FCC予以公開。

在這裏有必要說明，對受訪者回答進行剪輯以求緊湊，是新聞行業長期以來的常見做法——隻要剪輯不根本性地歪曲受訪者的觀點。而特朗普本人在對傳統媒體發動攻勢的同時，恰恰也是這一做法的受益者。在2024年10月福克斯新聞的一場市政廳式采訪中，特朗普在回答一位觀眾關於是否會取消聯邦稅的提問時，看似清晰直接地答道“有辦法”。然而事後披露的信息顯示，該觀眾實際上不得不將問題重複了四遍，而特朗普在說出“有辦法”之前，還花了整整七分鍾談論了大量與聯邦稅無關的內容，其中還包括聲稱“民主剛果正在故意通過南部邊境向美國運送國內囚犯”的謠言。

在這一背景下，雷石東選擇為派拉蒙與天空之舞影業的合並掃清道路而支付和解費的舉動被視為一種望風而降的屈服。隨著收購於2025年8月完成，雷石東全麵退出了新公司的管理層，將行政權力移交大衛·埃裏森。出於對母公司即將由特朗普的意識形態盟友所掌控的擔憂，在收購的過程中，CBS新聞總裁與《60分鍾》執行製片人比爾·歐文斯（Bill Owens）相繼辭職，部分原因正是對此決策的抗議。在4月27日公布歐文斯辭職消息的節目尾聲中，《60分鍾》記者斯科特·佩利（Scott Pelley）在鏡頭前說道：“他這麽做是為了我們——也是為了觀眾”，並坦言這一決定“對他不易，對我們亦然”，但堅稱歐文斯的辭職並非因為當時有任何報道遭到攔阻。

然而，這一切都隨著巴裏·魏斯的到來，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轉變。

巴裏·魏斯:從一個哥倫比亞到另一個哥倫比亞

巴裏·魏斯出生並成長於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工業城市匹茲堡的一個中產世俗猶太家庭，在還是哥倫比亞大學的一名曆史係本科生時，就已然成為了全國媒體的焦點人物。作為一名堅定的以色列與猶太複國主義支持者，魏斯多次憑借其媒體嗅覺撰文批評校內對巴以問題持不同立場的教授，試圖推動校外輿論乃至政治力量對相關學者施加壓力。在2004年左右，出於對學校聘任約旦裔中東研究學者約瑟夫·馬薩德（Joseph Massad）和巴勒斯坦裔美國人類學家納迪婭·阿布·埃爾哈吉（Nadia Abu El-Haj）為終身教授將削弱其輿論優勢的擔憂，魏斯和其他幾名學生合作成立了“哥倫比亞大學學術自由聯盟”（Columbians for Academic Freedom），聲稱課堂上關於以色列和猶太複國主義的討論令他們感到“不安全”。不僅如此，在以色列《國土報》的專欄上撰寫評論時，魏斯表示，自己與這些教授的爭執“不僅是猶太複國主義者與反猶太複國主義者之間的又一輪交鋒，而是關乎真理的本質，以及事實本身的存在可能性”。2007年9月，當哥倫比亞大學國際公共事務學院院長、中東問題專家麗莎·安德森（Lisa Anderson）曾嚐試邀請伊朗總統艾哈邁迪內賈德到校演講，魏斯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生報紙上公開發文主張，僅因發出邀請（該活動最終因安全原因取消）就應當對安德森和效仿者進行“問責”。在魏斯專欄文章引發的公眾壓力等多重因素影響下，安德森於2008年離開了該學院。

2007年畢業後，魏斯先後在多家主流媒體和麵向猶太受眾的出版物任職，並於2017年4月在特朗普第一次就任總統後不久加入《紐約時報》評論版，利用該報紙世界性的影響力進一步打造自己的個人品牌。盡管她此前一直主要依靠通過媒體發起針對持不同意見者的公開攻勢而獲得關注，卻在《紐約時報》的版麵和其他媒體出席機會中一再自封為言論自由的堅定捍衛者，並不斷批評傳統新聞媒體缺乏“觀點多樣性”——諷刺的是，正是這種立場使《紐約時報》最終聘用了她。在她2018年5月撰寫的專欄評論文章中，魏斯將自由派和左翼對持保守觀點的公共意見人士的批評描述為“一場有組織的企圖，旨在大幅重劃思想與言論的容許邊界”，並稱這種不寬容是“政治法西斯主義行為”。

2020年7月，魏斯以一封致《紐約時報》出版人蘇茲伯格的公開信戲劇性地辭去了自己的職務，在信中指責該報記者們表達的公眾觀點和立場導向導致報道僅服務於“最狹窄的受眾群體”，尤其點名批評了《紐約時報》記者集體抗議刊登阿肯色州參議員湯姆·科頓（Tom Cotton）關於向種族正義抗議者派遣部隊鎮壓的評論文章的行為。在辭職信中，她表示，那些在報社內部不同意其他自由派傾向記者觀點的人被迫進行自我審查，以保證自己公開場合的表態符合預先設定的敘事框架。為了繼續她對“自由言論”和“觀點多樣性”的支持，她創辦了一份最初名為《常識》（Common Sense）、後來更名為《自由新聞報》（The Free Press）的線上訂閱刊物。此時的魏斯從紐約搬到了加州，開始積極參加各類富豪組織的晚宴，在日益開始變得與進步主義價值觀疏離的投資和矽穀圈內愈加受到歡迎和讚譽，也使得她的媒體平台很快獲得了右翼和自由意誌主義風險投資家的關注與支持，其中a16z創始人馬克·安德森（Marc Andressen）和PayPal前首席運營官大衛·薩克斯（David Sacks）成為了她最積極的資助者。

《自由新聞報》的原則與其名稱不同，並非一家以平衡報道為宗旨、專注於新聞價值的新型媒體平台，而有一種強烈的“反自由主義”傾向，成為那些自詡為被大學校園和主流媒體等典型自由派公共空間所限製和審查的對象的“安全屋”和輿論陣地。該平台慣用的手法之一，是采用“曾經的自由派人士”的第一人稱敘事來講述自己如何“被自由主義拋棄”。在這一過程中，他們通常先是質疑自身此前觀點是否屬於“盲從”，再話鋒一轉表示自己觀點的轉變使自己不再受主流環境歡迎，並最終引出導致他們成為“受害者”的罪魁禍首：一個倡導多元、公平與包容的主流文化和社會環境。

與那些明確倡導保守政治行動或意識形態的右翼陣營不同，魏斯及其平台常不直接支持右翼議題或政客，而是借助“破解主流思維團體迷思”的敘事框架，吸引立場模糊的讀者群體；這種故事的引導，或引導他們效仿其特立獨行的觀點，或為其徹底擁抱右翼思想敞開大門。在巴以衝突的問題上，魏斯的態度則與二十年前那個在哥倫比亞的她並無二致：擁有廣泛的傳播量和政治商業影響力《自由新聞報》徹底拋棄了“觀點多樣性”的宗旨，選擇單方麵無條件地支持以色列並反對巴勒斯坦的立場，並要求對親巴勒斯坦學生示威者采取嚴格的懲戒措施，更直接質疑加沙地帶因以色列轟炸和封鎖而引發的人道主義災難是否具有正當性。

2025年8月，《自由新聞報》發表的一份所謂的“調查報道”指出，許多新聞媒體上攝影師拍攝的某些兒童因為加沙戰爭所造成的饑荒的形象扭曲了衝突的真相，因為這些孩子“原本就患有疾病”。在該報道刊發時，加沙地區已有近300例饑荒致死案例被記錄在案，而實際死亡數字很有可能更高；當時以色列在邊境檢查站封鎖人道主義物資的流入，僅通過其在加沙占領的軍事哨所進行分發，而這些物資發放點經常爆發致命衝突，而絕大多數遇難者是尋求救命物資的巴勒斯坦平民。這一報道的語言和結論遭到了許多職業新聞從業者的強烈譴責，卻不妨礙魏斯獲得了特朗普的政治生態體係的青睞。對他們而言，魏斯是一位擁有機敏的媒體嗅覺和話題製造能力，在立場上堅定地“反自由主義”但又並非明確保守，並有過在主流媒體工作經驗的“可信度”的積極分子，正是擔任主流媒體被收編後的新掌舵人的理想人選。正因如此，在大衛·埃裏森領導下的派拉蒙天空之舞影業斥資1.5億美元收購其媒體公司後，魏斯便立即被任命為CBS新聞的總編輯。

在魏斯接手CBS新聞之後，該平台發生的變化立竿見影。魏斯成為總編輯不到一個月後，資曆深厚的CBS晚間新聞節目聯合主持人約翰·迪克森（John Dickerson）便宣布辭職，其主播職位將由晨間節目現任聯合主持人托尼·多庫皮爾（Tony Dokoupil）接替。在此之前，多庫皮爾曾因將進步派作家塔-尼黑希·科茨（Ta-Nihesi Coates）批評以色列的著作中的文章稱為“極端主義”，並聲稱猶太人因這本書麵臨安全威脅而廣受批評。與此同時，魏斯策劃了與查理·柯克遺孀埃裏卡的一場精心包裝的市政廳對話，期待獲得超高收視率；但無論他們如何在社交媒體電視板塊持續宣傳，這場節目的收視率仍遠遠未達預期。12月，諷刺報紙《洋蔥報》以白宮為背景發布虛構廣告，將CBS新聞標誌置於其上，嘲諷該網絡已成為現任政府——而非民眾——值得信賴的信息來源。

新聞自由與由來已久的公信力危機

美國曆史上，對於新聞出版自由和編輯獨立權的挑戰屢見不鮮；有權有勢的政商要人，始終試圖通過施壓、收買、恐嚇、訴訟乃至資本並購等方式，影響新聞機構“可以報道什麽、應該如何報道”。越南戰爭和水門事件的一係列揭露報道讓利益集團開始對媒體界能夠製造對他們不利的輿論的現實感到恐懼和警惕，他們采取了一係列與如今埃裏森之舉相仿的舉動來削弱媒體的影響力和獨立性。在1971年，在共和黨法律界混跡多年的資深律師劉易斯·鮑威爾（Lewis Powell）為美國商會撰寫了一份影響深遠的備忘錄，稱多數媒體——無論動機為何——或主動或默許地為批判商業的力量提供了平台，正“逐步侵蝕公眾對自由企業的信心”。為此，他敦促企業界主動運用誹謗訴訟、推動FCC調查等手段，阻止此類具有公共影響力的報道問世。

這份備忘錄的廣泛傳播，直接促使美國商會成立特別工作組，推動企業斥巨資投入政治宣傳、廣告與智庫建設，從而奠定了現代保守主義運動的輿論基礎。此後，鮑威爾本人獲任最高法院大法官，其理念在司法層麵持續發酵；至1980年代，裏根政府更以其思想為基礎，廢除了FCC要求廣播媒體呈現觀點多元性的“公平原則”。而備忘錄最堅定的執行者之一、媒體策略師羅傑·艾爾斯（Roger Ailes），在默多克的支持下，最終執掌立場鮮明的福克斯新聞台，成為重塑美國輿論生態的關鍵人物。

在此背景下，CBS自身的新聞公正性也屢屢陷入內部鬥爭，這一矛盾的暴露遠遠早於魏斯的入場。早在1974年，時任CBS總裁在一封私人信件中談及報道中的“反商業偏見”時，便寫道：“過去一年我竭力推動新聞部門糾正此傾向，雖略有成效，但前路漫長。”這番話在管理層心中埋下了一顆種子：誠實的調查報道非但不是值得珍視的資產，反被視為一種持續的威脅。二十年後，當《60分鍾》記者麥克·華萊士（Mike Wallace）試圖揭露煙草行業隱瞞產品危害的真相時，這顆由鮑威爾種下的種子已在機構內部生根發芽，最終釀成了CBS新聞史上最具爭議的醜聞之一。

1993年，時任布朗威廉姆森公司研發副總裁的傑弗裏·維甘德（Jeffrey Wigand）在工作過程中發現該公司與其他煙草公司串通，長期通過 “技術話術” 掩蓋吸煙造成的健康危害，例如將報告中 “癌症風險” 表述為 “生物活性增強”，將尼古丁定義為 “風味調節劑” 而非 “成癮性物質”，並希望通過在香煙中添加明確被禁止使用的香豆素來提升尼古丁的效果。不僅如此，公司內部還設置了保管嚴密的離岸文檔管理係統，將證明香煙危害的研究數據轉移至海外，以避免遭受司法調查時被發現。在他提出的擔憂被駁回後，維甘德因為自己的抗爭行為遭解雇並被要求簽署嚴格的保密協議。當州政府和聯邦政府針對煙草公司刻意隱瞞健康風險而對這些公司發起集體訴訟時，維甘德作為證人接受政府問詢，而掌握關鍵信息的煙草巨頭們因恐懼其所掌握的不利信息，而開始對他進行無休止的恐嚇。

1995年，得知維甘德即將向媒體爆料之後，布朗威廉姆森公司雇傭了公關專家約翰·斯坎倫（John Scanlon）對維甘德進行跟蹤調查並撰寫了一份長達500頁的研究資料，以此作為根據對他的人格進行了全方位的攻擊和抹殺，從而達到削弱他在公共輿論中的可信度的目的，並向他本人和他的家庭成員發送了直接的人身威脅。盡管如此，負責調查這一事件的華萊士和製片人洛厄爾·伯格曼（Lowell Bergman）為了核實故事的細節，完成了長達一年多的核查，以確保文件證據與證詞相互印證。然而，就在他們計劃於1995年秋季播出節目時，CBS新聞部高層突然踩下刹車，要求《60分鍾》暫緩播出該節目。當時，CBS法務部門向《60分鍾》製作組表示，一旦節目上映，有可能會因為違反此前維甘德簽署的保密協議而引發來自布朗威廉姆森公司的巨額訴訟——即使這一訴訟當時隻存在於假設之中。

這起事件的真相隻在斯坎倫的媒體汙蔑計劃失敗後才得以曝光：當他們試圖在《華爾街日報》和《華盛頓郵報》上散布針對維甘德的負麵報道時，這兩家報社的編輯部自行展開事實核查，最終認定相關指控大多站不住腳。調查不僅揭露了該公司攻擊維甘德的企圖，還披露了他已被傳喚作證的事實。在得知兩家報紙已經報道維甘德的爆料和煙草公司的汙蔑行動之後，CBS決定不再阻止《60分鍾》節目組並於1996年2月發布了節目的全部內容，並補充了采訪後對維甘德的抹殺行動和CBS拒絕發布的背後角力。

2004年，當《名利場》記者瑪麗·布倫納（Marie Brenner）重新回顧這一事件時，她發現了促使CBS阻止報道發布的真實原因：就在華萊士進行調查報告的同時，CBS時任主席拉裏·蒂施（Larry Tisch）的兒子正在擔任另一家大型煙草公司的董事長；該公司與布朗威廉姆森公司一樣，正在麵臨來自政府的巨額訴訟，並清楚維甘德作證可能會帶來的公關衝擊。盡管沒有證據表明蒂施直接下令封殺報道，但CBS法務部仍然因過度擔憂潛在風險而預先禁止了該報道的發布。基於《名利場》報道所揭露的隱情，導演邁克爾·曼拍攝了以此為藍本的電影《驚爆內幕》（The Insider），成為美國電影史上關於新聞界最著名的反思作品之一。

這隻是一次“低級失誤”嗎？

CBS新聞的悠久聲譽、魏斯在主流媒體任職過的經曆和她始終避免直接讚揚特朗普及其政治理念的曆史背景，使得部分媒體人士對魏斯撤下《60分鍾》節目的決定持保留態度——即便節目的真實內容已公開播出，他們仍選擇給予她“信任的餘地”，而非直接對這一做法進行批評。美國媒體、商業與政治的對抗曆史，以及特朗普本人和圍繞在他身邊的寡頭利益集團對傳統媒體機構經年累月的公開敵對態度，已經讓這次決定的真實意圖昭然若揭。

之所以撤下《CECOT內部揭秘》看起來像是一次接近於“技術失誤”的倉促決定，而魏斯還有耐心在公開場合一再表明自己的決定出於“公平起見”，僅僅是因為魏斯和埃裏森缺乏管理CBS新聞這樣規模的新聞網絡的經驗，而未能更早阻止節目的流通，而絕非他們改造這家機構的決心不夠堅定。盡管她可以在向員工的表述中聲稱他們“要贏回信任必須努力工作”，但行動遠比言辭更有力清晰，失去“信任”的根源在於CBS開始逐漸失去了資曆深厚的記者和管理者，在壓製批判性報道的發布的同時，不遺餘力地為柯克等人高唱讚歌。

特朗普及其追隨者正加緊步伐，試圖繼續否定主流新聞機構的公信力，且手段毫無保留。對於由魏斯主導的電視網仍敢播出批評他的專訪，特朗普極為憤怒，並持續攻擊媒體及其采訪對象——包括雖仍屬保守派但已不再效忠於他的眾議員瑪喬麗·泰勒·格林（Marjorie Taylor Greene）。白宮確實對《60分鍾》節目作出了回應，但其重點並非關注那些“唯一罪行隻是越境、卻被當作重罪犯對待”的移民所受的苦難，而是通過發言人表示：“《60分鍾》應該把時間和精力用來傳播‘天使父母’的故事——他們無辜的美國孩子不幸被惡性的非法移民殺害，而特朗普總統正在將這些人驅逐出境。”特朗普的副幕僚長，也是打造遣返政策、從而讓CECOT報道成為可能的中心人物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則在福克斯新聞上公然威脅：“所有參與這次‘造反’的《60分鍾》製片人，開除他們。徹底清理，開除他們。這就是我的態度。”

對他們而言，發出此類威脅並不新鮮，但令新聞從業者更為恐懼的是——這一次，威脅可能已然奏效，而CBS隻是倒下的第一張多米諾骨牌。在日益極端化和情緒化的內容輿論生態環境中，對立與炒作的關注度遠勝於真相深度的當下，新聞媒體的商業模式早已難以為繼，這使得它們更易淪為埃裏森這類財閥集團的收購目標，從而徹底重塑乃至失去其編輯獨立性。這是新聞業作為一個製度性存在，所需直麵的最全麵、最根本且不可逆轉的威脅。而埃裏森對華納兄弟發起敵意收購的消息，進一步加劇了這一危機——若收購成功，其旗下將包括CNN，意味著又一家核心新聞機構可能被納入同一權力架構之中。

自鮑威爾備忘錄盛行和聯邦通信委員會公平原則廢除以來，新聞媒體格局的未來危機便已初現端倪，而兩極分化的加劇與特朗普對選民憤怒情緒的駕馭更使這一趨勢愈演愈烈。如果沒有足夠多的人堅守原則並繼續直麵挑戰，新聞媒體的誠信終將消亡——最終，這場消亡的體現形式，不過是商業頭條裏關於某個綜合媒體機構的新聞室被“砍掉”的一條插播訊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