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發在紐約時報觀點,作者馬修·沃爾特是《紐約時報》的特約評論員,也是天主教文學期刊《燈報》的編輯,同時還是美國天主教大學人類生態研究所的媒體研究員。
1935年,英國記者喬治·丹傑菲爾德出版了一本關於英國自由黨政治“訃告”的書。僅僅幾十年前,自由黨還曾“以史上最輝煌的勝利之一”贏得壓倒性議會多數,通過一係列長期追求的改革法案,風光無兩。
丹傑菲爾德寫道:“從那場勝利開始,他們便再未恢複元氣。”
近一個世紀過去,《英格蘭自由派的奇怪死亡》仍值得重讀,尤其是在近日“轉折點美國”(Turning Point
USA)年會上,保守派內部的紛爭似乎正在威脅特朗普這個政治奇跡般的運動。
丹傑菲爾德認為,自由黨在1930年代中期已幾乎在選舉和思想上耗盡力量,他們是自身成功的受害者。這個聯盟不僅內部紛爭不斷,還日益脫離普通選民的關切。
盡管丹傑菲爾德的敘述部分內容受到學界批評,他的核心論點仍具說服力:如果一個政治聯盟不是建立在共同的物質利益基礎上,而是建立在象征性敵意和意識形態絕對化之上,那極易突然崩塌。
將這一觀點直接套用於當今共和黨並不完全合適,但他的洞見確實適用於現在。
不久前,“讓美國再次偉大”運動(MAGA)還被看作是右翼對新自由主義的回應,對立麵是自由貿易、移民、去工業化、體製僵化,以及精英管理階層的文化傲慢,最大優勢在於廣泛包容性。
前“茶黨”支持者、保守民族主義者、基督教文化捍衛者、現實主義外交派,甚至一小部分中西部失望的民主黨選民——都能歸屬MAGA陣營,因為敵人(建製派、“沼澤”、媒體、全球主義)都是外部的、模糊的。這些敵人賦予了MAGA存在的意義,也在2016年之後,為其一切失敗和拖延提供了借口。
但這種局麵注定難以持久。
在特朗普任期的第二年,這個運動內部的矛盾已經無法回避。曾承諾結束海外幹預的運動,如今陷於不幹涉主義者與鷹派國家安全陣營的拉鋸。
特朗普主義承諾複興本土製造業,但白宮至今未能決定這是否意味著征收關稅、推行產業政策、支持工會、放鬆環保管製,或僅僅是一種懷舊情緒。
MAGA還承諾推進移民改革,但實際操作卻在作秀式驅逐和遷就科技巨頭及農業企業對簽證需求之間搖擺不定。
同時,幾十年來首次,美國右翼對以色列的支持也出現分裂,一些反對者被指控為反猶主義者,另一些人則公開宣稱自己就是反猶。
十年來的這些劇烈變動,並未讓特朗普主義根基更穩,反而引發了一係列根本性的問題,而沒人能給出清晰的答案。
但遲早,這些問題必須有人回答。
在Turning Point
USA的會議上公開爭執的塔克·卡爾森與本·夏皮羅,顯然不可能代表同一個政治傾向。但問題是,目前幾乎沒有任何主流人物或團體有動力去清除異己,除非在極端情況下。要解決分歧,必然要做出犧牲:縮小吸引力、失去觀眾與捐款、放棄意識形態與話語上的靈活性。
MAGA內部文化,始終獎勵表演性對抗而非實際成就。粗野行為能獲得關注,而表演者誤以為關注就等於籌碼。虛假的烈士情結成為自我目的,忠誠測試愈演愈烈。主張降調的人往往會被批判;理性分歧常被當作掩蓋仇恨的借口。
陣營內部盛讚那些加劇矛盾的人,哪怕這種加劇阻礙了建設更大聯盟的可能。
還有一個相關問題:特朗普主義催生出一係列半自主的網絡亞文化。這些群體對戰略毫不關心,也幾乎不承擔政治後果,但卻能影響那些必須麵對現實政治後果的行動者。
原本由威廉·F·巴克利等保守派權威人物所承擔的非正式“守門人”角色,早已消失無蹤。在這種權威缺位下,有見識的爭論與虛假的憤怒、逐利行為、自我吹捧,以及“隻是說著玩”的胡言亂語並存。
結果不僅是巴克利當初擔憂的“激進化”,更是一種全麵方向混亂的政治失序。
這個問題也延伸至特朗普本人。
戰後沒有哪個政治運動像MAGA那樣與創始人緊密綁定。但在近期爭議中,特朗普本人的意見既未受到重視,也幾乎無人認真征詢。他正緩慢且幾乎不易察覺地,從自己親手創立的運動中退場。
如今的共和黨並不是完全依照他的形象重塑,而是按照他風格的鬆散、混亂版本建立,卻缺乏曾經由他個人權威所維係的統一。
特朗普主義是否將迎來自己的“奇怪死亡”,現在仍是未知數。但丹傑菲爾德是一位敏銳的政治“驗屍官”,他在近百年前列舉的那些症狀,如今已經顯而易見,或許同樣會成為致命征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