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叔叔那繼承非法瑪雅文物，我該歸還嗎？

小時候，我最愛在叔叔那座簡易博物館裏東翻西找。威爾弗雷德·西爾維斯特（Wilfred Sylvester）是個熱忱的業餘曆史學家，更是個癡迷珍稀文物的收藏家。

他把祖母在路易斯安那州的房子騰出兩間屋，親手改成了一座藏品頗豐的陳列館。牆上整齊排列著美國獨立戰爭時期的燧發槍，以及美國內戰時期的滑膛槍；玻璃展櫃裏，400年前的法文聖經與南部邦聯紙幣靜靜陳列；一尊羅馬投石機的迷你複製品旁，立著一頂頂部帶尖刺的一戰時期德軍頭盔。

而最讓我魂牽夢縈的，是一隻不過橙子大小的小陶罐。陶土材質的罐身上塑著一張人臉，罐口邊緣鑿著個小孔，看得出來，曾有人將它貼身掛在頸間。

這是一件瑪雅文物，我總忍不住浮想聯翩：或許是古瑪雅工匠用來盛放顏料，勾勒神廟裏精美壁畫的；又或許是醫者隨身攜帶，裝著治病草藥的容器。

叔叔早看出我對這隻小陶罐愛不釋手，1999年他離世時，特意把它留給了我。叔叔威爾的藏品大多都配有詳盡文字說明，標注著文物來源、用途與曆史背景，這些信息全是他耗費心血調研得來的。

唯獨這隻陶罐的說明寥寥兩句：其一，上世紀60年代，他的鄰居——杜蘭大學一名挪威籍人類學研究生，將這隻陶罐贈予了他；其二，據稱這是瑪雅古典期文物，年代跨度為公元250年至900年，這條信息想來是叔叔從那位挪威鄰居口中得知的。

如今陶罐落到我手裏，一連串疑問在我心頭盤旋：它是真品嗎？當年是如何離開瑪雅故土的？那位神秘的挪威人究竟是誰？最要緊的是，彼時34歲的我，一個住在亞特蘭大市，真的有資格擁有這件瑪雅文物嗎？

我寫信給杜蘭大學中美洲研究所求助。研究所的專家看過陶罐照片後，篤定這是一件貨真價實的瑪雅文物，還推測那位挪威鄰居大概率就是芬·威廉姆森。這位人類學家離開杜蘭大學後，一直在南加州的查普曼大學執教多年。

我一番打聽後得知，威廉姆森彼時已臨近退休，定居在洛杉磯的雷伊灘。我們通電話時，他一下子就想起了我叔叔，還有那隻小陶罐。

他說，上世紀60年代，他為了研究高地瑪雅族群，常去危地馬拉考察，那時的危地馬拉城堪稱文物交易的“法外之地”，小販們沿街兜售各類古物，陶罐、骨灰壇、麵具，應有盡有。

可故事聽到這裏，便生出了爭議：威廉姆森當年買了大批文物，一部分自留，一部分當作禮物送人。他曾給本科母校——緬因州的貝茨學院，送過一塊刻滿象形文字的大型祭祀盤；而送給我叔叔的這隻陶罐，是他在泛美酒店隔壁的店鋪裏，從一個德國商販手中買下的。

“那時候這都稀鬆平常，沒人覺得有什麽不妥。”他這般說道。 想來他當年壓根沒意識到這是違法行為——即便在60年代，這類行為也早已觸犯法律。我問他是否曾有過道德上的愧疚，他答道：“現在我對這類事顧慮重重，可那時候年紀輕，是真的不懂。”

但他又強調，為了穩妥起見，當年每買一件文物，他都會送到危地馬拉國家考古與民族學博物館核驗，拿到書麵許可後才帶出境外，隻是那些許可文件如今早已不知所蹤。

當我問他是否介意我帶著陶罐去危地馬拉，和當地官方核實文物的來龍去脈時，他的語氣瞬間緊張起來，接連羅列了一堆反對的理由：過於嚴苛的官員或許會刻意刁難我，陶罐說不定會被直接沒收，而他最擔心的，是幾十年前他幫忙將文物帶出境外的舊事被翻出來追責。

“你聽我說，我實在不想惹上麻煩。我不知道他們會不會追溯舊賬，所以你千萬別提我的名字。”通話快結束時，威廉姆森甚至含糊其辭，不肯承認自己曾送過我叔叔這樣一隻陶罐。

和威廉姆森的這番談話，非但沒讓我心安，反倒更添疑慮，文物所有權的問題像塊石頭，一直沉甸甸壓在我心頭。

這隻小陶罐，承載著數百年前燦爛的瑪雅文明，它的故土曾矗立著巍峨金字塔、華美神廟，孕育過顯赫王族，如今卻靜靜躺在我亞特蘭大那間簡陋的小平房裏，日複一日蒙著灰塵。

即便威廉姆森當年的手續一應俱全，這事往輕了說也透著別扭，往重了想，我手裏握著的，說不定就是一件贓物。深思熟慮幾天後，我下定決心：帶著這隻陶罐去危地馬拉，找到它真正的主人。

或許是威廉姆森提到的那家國家博物館，又或是蒂卡爾那樣聲名遠揚的瑪雅考古遺址。若是實在找不到歸屬，隻要機場安檢沒查出來，沒以走私文物的罪名把我扣押，我就再把它帶回家。

可日子一天天流逝，數月轉眼變成數年，這趟歸鄉之旅終究沒能成行。比起擁有它，失去它反而更讓我難以承受。

每當我把這隻造型別致的小陶罐握在掌心，摩挲著它溫潤的弧度與細密的紋路，眼前就會浮現叔叔在那座迷人的小博物館裏，興致勃勃為訪客講解藏品的模樣。

把陶罐送去危地馬拉，大概率意味著要和它徹底告別，而這，無異於與叔叔留給我的念想生生割裂。

其實早在2007年，我和危地馬拉之間，就因一件與陶罐毫無關聯的事，陷入了一段心力交瘁的糾葛。我和妻子當時正在辦理收養手續，想把危地馬拉城一家孤兒院裏的小女孩瑪塞拉接回家，可手續卻遲遲卡在原地，毫無進展。

三年半的時間裏，我們去看了她十二次，有段時間我幹脆搬到當地，頻繁對接政府官員，還在孤兒院和瑪塞拉及其他35個孩子同吃同住了半年。直到2011年，我們才終於把她接回了亞特蘭大的家。

那時我已經買好了一個博物館同款的展架，本想把陶罐擺上去好好陳列，可心裏始終過意不去，所以它多半時間都被我收在衣櫃的盒子裏，不見天日。

差不多同一時期，國際社會正為流失文物的歸還問題爭論不休：埃及要求大英博物館歸還羅塞塔石碑，要求聖路易斯藝術博物館歸還卡內弗內弗木乃伊麵具，可兩家博物館都沒有應允。大英博物館更是辯稱，這類珍貴文物屬於全人類，而非某個單一國家。

但也有不少文物歸還的案例成功落地：瑞典將吉普斯格洛克斯圖騰柱還給了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的海斯拉族；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一位收藏家，把巨型摩艾石像歸還了複活節島；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也將歐弗洛尼奧斯陶瓶送回了意大利。

我衣櫃裏的這隻小陶罐，雖比不上羅塞塔石碑那般舉世聞名，卻也有著不可替代的文化價值。我實在想不出，我憑什麽比當下700萬瑪雅後裔，更有資格擁有它。

2012年，得知布魯克林博物館開始向哥斯達黎加歸還2286件前哥倫布時期文物時，我重新拾起了帶陶罐去危地馬拉的計劃。

為了弄清到了當地該去何處、該對接何人，我聯係了範德堡大學的瑪雅考古專家阿瑟·德馬雷斯特——他每年都會有一部分時間住在危地馬拉。

他一眼便預判了我的結局：當地官方會直接沒收陶罐，然後送去國家博物館，“除非這隻陶罐品相絕佳、極具價值，否則最終隻會被丟進博物館地下室。要知道，就連那些極具看點的文物，博物館都沒地方安置。”

他還告訴我，當時危地馬拉各地的考古遺址正遭武裝盜墓者肆意破壞，他們用鋸石機硬生生鑿下石碑上的精美浮雕，肆無忌憚地盜掘金字塔，當地文物部門根本無力抗衡。比起這些棘手的難題，我叔叔留下的這隻小陶罐，在他們眼裏實在不值一提。

德馬雷斯特坦言，多年來，收藏家們總拿這樣的理由當借口，為自己占有文物辯護，可即便許多國家確實麵臨重重困境，也絕不能成為占有不義之財的托詞，他將這種處境稱作“剪不斷理還亂的困局”。

掛了電話，我把陶罐從盒子裏小心翼翼取出來，放在展架上，久久凝視著它。它理應屬於危地馬拉，這一點我無比篤定，也始終清楚，總有一天要送它回去。

可轉念一想，若德馬雷斯特所言屬實，它很可能會被塵封在博物館地下室的儲藏櫃裏，從此被遺忘、被冷落，再無人問津。

我需要時間慢慢消化這個結果，於是再次壓下心頭的負罪感，終究還是取消了行程。

2020年，瑪塞拉上初中時，主動提出要做DNA檢測。她一直猜測自己身上有原住民血統，想弄清楚這份血脈的具體淵源。檢測試劑盒寄到後，她認真地往塑料試管裏吐了唾液，小心翼翼寄了回去。

六周後，檢測結果出來了：她身上有91%的瑪雅血統。或許你早已猜到後續——這隻承載著瑪雅文明的陶罐，難道不該屬於她嗎？

我的想法，和史密森學會不謀而合：1990年《美國原住民墓葬保護與歸還法》正式通過後，該學會便著手將館藏的數十萬件文物，逐一歸還給美國各地的原住民部落。我當即決定，把這隻陶罐送給瑪塞拉。

這次贈予沒有任何隆重的儀式，不過是某天我隨口跟她提起這件事。對於一個滿心滿眼都是朋友和手機的孩子來說，她能給出回應，我已經覺得很意外了。“這罐子說不定是被下了詛咒吧。”

她笑著說道，想來是想到了過去60年裏，先後經手它的三個白人。說完這話，她便又低下頭，專心擺弄起了手機。

最近，我把這隻瑪雅陶罐的來龍去脈，細細講給幾位研究文物歸還的原住民專家聽，其中就包括布萊恩·瓦洛（Brian Vallo）——他是阿科馬普韋布洛部落的族人，在文化資源管理與曆史遺產保護領域深耕了30年。

聽完我的講述，他感慨道：“這件文物對你一家人來說意義非凡，如今你能把它傳給女兒，而她恰好發現自己是瑪雅文化的後裔，這才是真正的物歸原主啊。”瓦洛最關心的一點是，這隻陶罐是否與古瑪雅人的墓葬有關。

原住民部落有著各自多樣的宗教傳統，但大體而言，許多部落都秉持著一個信念：隨逝者一同下葬的祭祀品或聖物，是萬萬不能被驚擾的。他提醒我，若這隻陶罐是陪葬品，那瑪塞拉和我們全家，就該鄭重考慮將它正式歸還給瑪雅族群。

於是我再次聯係了德馬雷斯特——他在中美洲的叢林與高地開展考古發掘工作，已有30多年，親手發掘過不計其數的珍貴文物。

我給他發去瑪塞拉那隻陶罐的照片，他仔細看過之後說道：“這大概率是前古典期的文物，也就是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250年之間的物件。”

他從陶罐簡約質樸的造型、沒有任何彩繪裝飾的特征，判斷出了它的年代，同時也指出，這恰恰說明它大概率與墓葬無關——畢竟陪葬用的陶罐，通常工藝更為精美，彩繪也更為繁複考究。

他還推測，這隻陶罐很可能出土於洞穴之中，正是洞穴裏穩定的氣候與相對隔絕的環境，讓它得以完好保存至今。

他說，考古學家們已在中美洲的洞穴中發現了數萬件文物，“洞穴在古代就是瑪雅人的聖地，直到如今依舊如此，他們認為洞穴是通往冥界的入口，會專程進去為祖先舉行祭祀儀式。”

而這隻陶罐，或許就是當年瑪雅人用來盛放儀式所需顏料或草藥的容器，若是這般，那瑪塞拉手裏的這隻小陶罐，“在當年定然有著舉足輕重的意義。”

我們最近正忙著在客廳安裝專用的置物擱板和照明設備，準備好好陳列瑪塞拉的這隻陶罐。如今17歲的女兒，對這件我執念了整整25年的文物，依舊是一副淡然的模樣，但這並不代表她不認同自己的瑪雅血統。

去年夏天，她回到曾經待過的那家孤兒院做誌願者，回來時帶回了一件色彩豔麗的瑪雅織物披肩，說要在高中畢業典禮上，披在學士服外麵；她還計劃在肩胛骨處紋上一隻鳳尾綠咬鵑——那是危地馬拉的國鳥，更是瑪雅文化裏極具象征意義的圖騰。

或許有一天，這隻小陶罐對她而言，也會擁有這般厚重而特別的文化意義。在那之前，它會穩穩擺在客廳最顯眼的位置，靜靜佇立著，承載著她的過往，也珍藏著我的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