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信息真假莫辨且泛濫的年代，三個基本生存原則

當今時代，信息呈現兩大特征：第一，真假莫辨；第二，高度過載。人們仿佛置身於一場永不落幕的噪音風暴之中：事實、謠言、立場與情緒彼此糾纏，以相同的速度、相同的界麵、貌似相同的權威姿態同時湧現。信息不再以“稀缺”的形式出現，而是以“泛濫”之勢壓迫注意力，使判斷變得比黃金還珍貴。

正因如此，大多數人傾向於在信息洪流中尋求捷徑。在騰訊新聞較真平台十周年辟謠白皮書裏，一項針對1181人的問卷調研結果，有一個觸目驚心的發現，有93%的網民非常討厭“不確定性”，習慣於盡快鎖定一個結論，而且一旦認定，就很難被新證據說服。另一個發現則是，隻有47%，即不到半數的網民，會在麵對真偽難辨的信息時，抱有主動查證的態度。超過一半的人，要麽不關心，要麽就直接相信了，甚至還會主動傳播擴散。

圖注：引自《騰訊新聞較真平台十周年辟謠白皮書》

這種情況導致我們生活在一個十分糟糕的信息生態當中。它對現實的反噬十分明顯：首先，虛假和誇張內容因此更容易迅速傳播，謠言如水漫地，淹沒了事實，使真相難以顯現。其次，捷徑思維助長認知偏差，人們更傾向於隻接受符合既有觀點的信息，而忽略矛盾證據，久而久之，信息繭房形成，回聲室效應放大。而如果長期依賴片麵判斷，決策質量會大大下降，無論是個人生活選擇，還是公共事務評判，都可能因此出現偏移和誤判。整個社會的信任基礎將隨之削弱，人們在信息混亂中焦慮徘徊，理性討論與長期思考能力被侵蝕。最終，節省的投入成本換來的，是認知淺化、社會分化和判斷失衡的長期隱患。

傳統理論認為，抵禦這種黑暗狀況產生的利器，是向公眾普及批判性思維和媒介素養。但在今天這個AI時代，看法發生了變化。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澤伊內普·圖費奇（Zeynep Tufekci）在一篇有關深度偽造視頻的評論中說，批判性思維與媒介素養已經不足以勝任識別AI時代虛假信息的重任，而且隨著技術越來越先進，這些方法很快將完全失效。

一些研究也支持這種斷言：在AI驅動的信息環境中，傳統依靠批判性思維和媒介素養來識別虛假信息的方法麵臨顯著局限。康奈爾大學計算機科學家2024年的一篇預印本論文指出，具有解釋功能的欺騙性AI係統比單純給出正確或錯誤分類的AI係統更具有說服力，它們不僅能夠生成虛假信息，還能通過提供“合理的”解釋放大對虛假新聞的信任，同時削弱對真實信息的信任。研究同時發現，個人認知能力不構成完全防護：即便是高認知反思能力的個體，也難以完全抵禦欺騙性解釋的影響。

那我們該怎麽辦呢？在討論批判性思維與媒介素養是否仍然能夠抵禦人工智能時代的虛假信息之前，容我先提出我個人的信息處理三原則，供讀者參考：

1.先核實，後信任。特別是看到照片或視頻，先假設它是假的，除非有證據證明它是真的。

2.忽略大部分內容，隻憑直覺行事。也即，直覺性地選擇關注的對象，然後順著它所引導的方向前行。

3.把“判斷真假”改成“判斷重要性”。最關鍵的不是“這是真的嗎？”，而是“這條信息值得我投入注意力嗎？”。

為什麽是這三條？我且一一道來。

先核實，後信任

先核實、後信任，是在信息泛濫和虛假信息易傳播的時代保護自己認知安全的基本原則。這當然是因為信息的真實性在技術的作用下越來越不可靠。在現代數字媒介中，不用說文字，照片、音頻乃至視頻都可以被輕易篡改或偽造。隨著傳統意義上依賴感官證據的認知基礎逐漸喪失，先行核實信息源、內容和證據，再決定其可信度，成為維持穩健認知和社會互動秩序的前提。它既是個體理性判斷的必要條件，也反映了社會信任機製在高度技術化信息環境下的再配置：信任不再是先驗賦予，而是一種通過驗證與論證獲得的動態成果。

這一原則尤其適用於視覺影像。進入“視覺不再可信”的時代後，任何依賴影像作為證據的場景都成為潛在受害空間。深偽技術能夠生成逼真視頻、監控畫麵與新聞影像，使“我親眼所見”從一種認知優勢變成可被操控的心理弱點。所以，在所有需要“視覺為證”的場景中，都先要假設，那些影像已被修改，或加以特效處理，甚至就是AI生成的，除非另有證據。

忽略大部分內容，隻憑直覺行事

在信息爆炸與真假難辨的時代，人類認知資源有限，無法對所有信息進行逐一分析。直覺性選擇是一種基於經驗、興趣和感知敏感性的快速決策策略，它允許個體先行鎖定潛在重要的對象或主題，然後順著其自然提示的方向深入探索。學術上可以將其理解為一種啟發式（heuristic）方法：通過優先關注最有可能具有價值的信息，從而在信息過載的環境中提高認知效率。

這種策略之所以有效，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它利用了人的模式識別能力，人類能夠迅速從複雜信號中感知潛在關聯或重要性；二是它與環境反饋緊密結合，個體在探索過程中不斷修正方向，實現“選擇—驗證—調整”的動態循環，從而在不確定和有限資源的條件下保持信息獲取的高效性。

不妨想象你站在一條洶湧的信息之河旁，水裏混雜著魚、漂浮的樹枝、塑料碎片和各種漂流物。你不可能抓住每一件東西，也無法用顯微鏡分析每一滴水。這時直覺就像一隻敏銳的手，它能自然感知水流中最活躍、最有價值的“漂浮物”。你順著它指引的方向入水，就可能捕捉到真正有用的魚，而不是被無關雜物拖住。

在信息洪流中，直覺的有效性正源於這種“快速感知—選擇跟隨”的機製：它能自動篩掉雜亂，鎖定潛在重要的信息，並引導你在未知環境中做出高效探索。

把“判斷真假”改成“判斷重要性”

第三條原則，遇到信息，先問自己：“這條信息值得我投入注意力嗎？”在如今的環境裏，假信息越來越像真信息。AI生成內容逼真到連專家都難以分辨。每條信息都在爭奪你的注意力。這意味著，把所有信息都當成需要判斷真假的對象，本身就是陷阱。而注意力才是你擁有的最稀缺、最寶貴的資源。所以最關鍵的不是“這是真的嗎？”，而應該是：“這條信息是否值得我花時間與情緒來回應？”

我將此稱作“恢複世界的權重”。人人皆知，眼下真正稀缺的早已不再是信息本身，而是人的注意力。管理好注意力，意味著重新奪回對感知與判斷節奏的主動權，使世界不再隻是被不斷推送、快速消費的“信息流”，而重新成為具有重量、層次與後果的現實。注意力一旦被無限分散，事物便失去輕重之分，一切都顯得同樣緊急、同樣重要，反而導致意義的扁平化。

我在某社交媒體上有一個簽名：注意力不是免費資源，而是人類最後的抵抗。在被算法和平台持續攫取的環境中，注意力成為人類所剩不多的主動權之一。因此，對注意力的管理不隻是效率問題，而是一種抵抗實踐——它抵抗被動反應、即時刺激與外部操控。

圖注：“注意力不是免費資源，而是人類最後的抵抗”，圖片由AI生成

為什麽第三條原則如此重要？我相信這一建議能幫你避免80%以上的信息操控。許多虛假信息、煽動性信息、本地化詐騙、情緒性內容，真正的目的不是讓你相信，而是讓你反應。當你把判斷真假改成判斷重要性，就可以采取一係列行動：垃圾信息直接跳過，帶強烈情緒的內容予以冷處理，對不影響現實生活的遠端爭議不投入情緒，而凡是涉及個人資產、親密關係、人身安全和行動決策的內容，則核查再核查。這樣，你不需要成為事實辨別專家，也不需要化身媒介素養大師，你隻需要一個簡單的認知開關：不是所有信息都值得你認真對待。

優先判斷“是否值得關注”，而不是“是否真實”，隻要做到這一點，你就已經比絕大多數網民更不容易被操控。

把批判性思維與媒介素養作為最後一道防線

前文說過，在應對虛假信息的研究傳統中，批判性思維與媒介素養長期被視為提升公眾免疫力的核心策略。這一方法基於一個前提：個體具備識別虛假信息的能力，隻要經過適當教育，就能通過審慎判斷和證據核查來抵禦錯誤內容。然而，隨著大規模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普及，這個前提現在受到了質疑。

核心原因有三。首先，AI內容的擬真度導致其無法被人類憑視覺或語言線索識別。從根本上說，指望人類能可靠地區分由人工智能生成的內容與人類生成的內容，是不可能的，哪怕經過專門訓練。這意味著，依賴個人觀察力或懷疑精神的傳統媒介素養教育，在這一情境下事實上已變得無效。

其次，我已談到，人類的注意力與認知資源是稀缺的，而AI虛假信息生產的成本趨近於零，速度卻近乎無限。AI時代的虛假信息並非少量異常內容，而是規模化、自動化、持續性的信息洪流，因此指望人們對所看到的每一條信息都進行仔細審查，既不現實，也不公平。在社交媒體的快節奏環境中，借用心理學家卡尼曼的框架，人們的判斷主要發生在“係統 1”（快思考）層麵，而不是需要時間、動機和認知投入的“係統 2”（慢思考）層麵。因此，傳統媒介素養教育所假設的“信息消費者有能力進行深度判斷”在現實中並不成立。

圖注：麵對信息洪流，人們不可避免地更多使用“快思考”， 圖片由AI生成

第三，AI虛假信息越來越多地通過高度情境化與個性化的方式嵌入日常生活。例如，模擬親屬語音的詐騙、基於用戶社交圖譜生成的個性化政治信息，這類信息並非作為“新聞內容”出現，而是作為“互動情境的一部分”侵入決策過程。這類攻擊利用的是信任關係，而非內容本身的特征，因此批判性思維無法輕易“退出情境”進行判斷。這實際上揭示了一個重要的社會學事實：虛假信息不再僅僅是內容問題，而是關係問題、結構問題與情境問題。

盡管如此，將媒介素養與批判性思維視為無效並不準確。毋寧說，它們的作用正在發生範式轉移：從傳統的識別真假轉向識別風險、識別操控邏輯以及識別算法結構。這種轉變意味著它們不再是AI虛假信息的“第一道防線”，而是嵌入更廣泛的結構性治理框架中的必要組成部分。

所以，認為在人工智能時代，批判性思維與媒介素養不敷使用的論點應理解為：問題不在於教育本身，而在於將其錯誤地當作了唯一或主要的解決方案。在AI深偽時代，僅靠公眾教育已遠遠不夠，必須依賴多層機製，包括：可驗證的數字水印、平台層級的內容認證、政府的算法透明度要求、社區與組織的預警網絡，以及法律層麵的責任框架。個人的批判性思維與媒介素養不再承擔“不可能的任務”（識別所有AI內容），而是構成係統治理中的“最後一道防線”。

綜上所述，我同意傳統意義上的批判性思維與媒介素養確實不足以抵禦AI時代的虛假信息挑戰。但解決方案不是放棄教育，而是將其置於係統性、結構化、技術驅動的治理框架之中，重新定義其功能與邊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