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南京博物院事件回望文革：權力淩駕法治

南京博物院與龐萊臣後人的文物糾紛持續發酵，明代仇英《江南春》圖卷離奇上拍、四件捐贈文物莫名失蹤，院方以“偽作”為由模糊處置去向的回應，不僅暴露了館藏管理的亂象，更牽出了長期存在的文物處置頑疾——從文革時期康生等人的公開劫掠，到江蘇省委老同誌借占文物不還，再到當代館藏的違規處置，本質都是同一病根在不同時代的複發：權力淩駕於法治之上，公共與私人財產淪為權力可隨意支配的資源，所謂“時代差異”不過是權力越界的表現形式不同，核心的特權邏輯從未改變。

文革時期的文物浩劫，以康生等人的“雅盜”行徑為典型，將權力劫掠推向極致。彼時，憲法規定的公民財產權在“破四舊”的政治口號下形同虛設，抄家行動成為權力掠奪文物的合法外衣。康生憑借“文革”顧問的特殊身份，打著“鑒別”“保管”的幌子，先後三十二次闖入北京市文管處，竊取圖書一萬兩千餘冊、文物一千一百餘件，其中不乏宋元珍本、商周青銅器、玉質虎符等絕無僅有的國寶。他深諳文物價值，專挑孤品珍品下手，鄧拓家中的名貴字畫、陳夢家收藏的珍稀古籍，在主人蒙冤自盡後均被其以“借”為名占為己有，甚至在掠奪的善本上蓋上“康生藏書”印章、隨意塗寫批語，將私人劫掠包裝成“合法接管”。這種行徑並非個例，在江蘇大地，蘇州過雲樓顧氏家族主動請求博物館保護的7卡車珍藏，仍遭造反派強行查抄，顧公碩不堪淩辱自盡，大量文物或被損毀、或被私分、或被隨意調撥，處置全程無需法律授權，全憑權力意誌主導。此時的權力掠奪，是在“革命需要”的政治背書下公開進行，法律完全淪為擺設，私人財產權被徹底否定。

南博事件相關人物 龐萊臣

改革開放後，法治體係逐步完善，但權力淩駕於法治的慣性並未根除，江蘇省委老同誌借占文物的亂象便是特權邏輯的延續。南京博物院的館藏文物本有嚴格管理規定，私人不得隨意外借，但部分省委領導憑借權力身份，可隨意借閱名貴字畫，即便時任院長姚遷認真記錄借還信息並反複催要，仍有文物長期未歸，甚至被變相侵占。這種“權力特殊化”與康生的劫掠本質同源：二者都是憑借手中權力，突破文物管理的製度約束，將公共或私人文物變為個人專屬“藏品”。區別僅在於，康生的掠奪發生在無法無天的政治運動中，無需掩飾；而當代特權者的侵占，則披著“借閱”“鑒賞”的外衣，利用製度執行的漏洞，將公共財產長期據為己有。更值得警惕的是，這種權力幹預還延伸到文物處置環節：南博將龐萊臣家族捐贈的五件文物單方麵認定為“偽作”，未經第三方鑒定、未征求捐贈者後人意見，便通過“劃撥、調劑”方式處置，網友猜測這些文物或通過江蘇省文物總店流入市場，背後隱約可見權力主導的利益輸送鏈條，與康生當年“借而不還”“占為己有”的邏輯如出一轍。

南博事件相關人物 姚遷

從康生的公開劫掠到江蘇老同誌的借占侵占，再到南博的違規處置，三場跨越時代的亂象，清晰展現了權力淩駕法治的病理延續：權力是否受約束，而非時代背景，決定了文物與財產的安全。文革時期，權力以“革命”名義徹底否定法律，導致文物損毀流失、賬目混亂，康生之流僅憑個人喜好便可肆意掠奪國寶，而無需承擔任何責任；如今，權力以“公共利益”“館藏管理”為借口，繞過法定程序處置文物、默許特權借占，本質都是法治對權力的約束失效。康生在掠奪的文物上蓋印題字，與當代特權者長期占用文物不還，都是將公共或私人財產視為權力附屬品的明證；南博單方麵鑒定、隨意處置捐贈文物，與文革時期權力隨意界定“封資修”物資、任意處置的做法，共享著“權力即規則”的危險邏輯。

南博事件相關人物 徐湖平

南博事件相關人物 陸挺

曆史與現實的對照深刻警示：文物與財產的保護，最終依賴於法治對權力的剛性約束。文革的教訓在於，當法律淪為權力的附庸，任何財產權都將無保障，任何文化遺產都可能遭浩劫；而當代文物糾紛的症結則在於，即便有完善的法律條文，若缺乏對權力的有效監督，製度仍會被特權架空。康生之流的劫掠已被釘在曆史恥辱柱上，但特權幹預文物管理的餘毒仍在，唯有真正落實“法無授權不可為”，讓權力在法律框架內運作，讓文物管理的登記、鑒定、處置全程公開可追溯，讓特權借占、違規處置等行為受到嚴厲追責，才能從根本上杜絕類似亂象。從文革抄家到南博糾紛，跨越半個多世紀的教訓反複證明：唯有法治硬起來，權力軟下去，公共利益與私人財產才能真正獲得安寧，文化遺產才能真正得到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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