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界的警力終將反噬公信力，為什麽？

有權力的人們使用權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

湖南寧遠縣村民盤某某遭四名民警上門，竟隻因為其“在微信朋友圈轉發了一條‘公安局內部信息’”？當他本人不在場時，還要由其年邁的父母直接麵對持續半小時的問話？

官方通報給出的理由，實難服眾。通報輕描淡寫地強調民警“全程佩戴執法記錄儀”“交流平和”，但當事人表示，自己的父親情緒崩潰幾近輕生，透露了權力陰影下普通人的真實恐懼。

通報將民警行動定義為“核查信息外傳情況”，卻對所謂“內部信息”的內容、密級及危害性隻字不提。後來曝出的截圖也顯示，這不過是十分普通的一則內部通知而已，隻不過可能讓收發通知的部門臉上無光。

國家《保守國家秘密法》要求涉密信息必須明確標注密級（絕密、機密、秘密）並限定傳播範圍，而一句語焉不詳的“內部”二字，竟成了四名警察擅闖民宅的全部理由，這有足夠的法律依據嗎？

當公民的家門因一句模糊的指控而被迫敞開，個人的住宅安寧權已在權力的傲慢前無聲瓦解。

最近，這類事件不斷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就在一個月前，廣西防城港的陳先生因曝光“奔馳女司機亮證逼讓路”，遭兩名民警協同涉事女司機深夜10點上門施壓，導致陳先生患高血壓的母親受驚發病。

耐人尋味的是，民警未調查女司機涉嫌濫用職權的嫌疑，反而將矛頭對準曝光者。

同樣，在寧遠事件中，鄉政府人員遲到缺崗的實質問題被一筆帶過，轉發“內部信息”的普通人卻被四名警力“重點關照”。

這種選擇性執法的背後，是一種扭曲的“維穩”邏輯：消除“負麵影響”的緊迫性，遠高於解決真實存在的問題。而當民眾因家暴、詐騙或校園霸淩報警求助時，常被告知“警力有限”；可當一條朋友圈或抖音視頻觸動某些部門的敏感神經，卻能迅速調動多名警察星夜出動。納稅人的警力資源，究竟該用於保護公民安全，還是庇護權力顏麵？

他們會說上門施壓的威懾是“交流平和”，也不會告訴你，若不配合，下一步就是“尋釁滋事”的終極武器。

甘肅寧縣家長鄧建國的遭遇近期又被媒體提起：2023年，他因質疑兒子校服甲醛超標（後檢測證實含棉量未達國標35%的要求）發布視頻，被警方認定為“引發10萬次閱讀造成秩序混亂”，處以7天行政拘留。盡管法院終審判決警方違法並賠償3237元，但鄧建國已付出失業、離婚、罹患抑鬱症的慘痛代價。

更荒誕的是湖南湘陰的肖新良案——他一句評論“還在搞豆腐渣工程，統一招牌？”僅收獲6次點讚，卻被警方以“引發他人詆毀言論”為由拘留5日，基層法院甚至支持警方觀點，直至三年後省高院才還其清白。

法律條文中的“尋釁滋事”本需以“破壞社會秩序”為要件，但這條罪名早已異化為權力打壓批評的萬能工具。

寧遠警方以“內部信息”作為上門依據的模糊說辭，恰恰暴露了權力運行的任意性。如果轉發內部信息確涉公共安全，警方應依法說明其性質及轉發危害；若僅屬一般工作信息，則公民轉發行為完全受《憲法》第35條言論自由保護。

現實中，“內部”二字已成黑箱，既能掩蓋執法依據的缺失，又能規避公眾監督。這種模糊性縱容了權力對私人領域的肆意侵入：從朋友圈內容到家庭住宅，從親屬牽連到心理威懾，公權力的觸角以“維穩”之名無限延伸。而所謂“全程佩戴記錄儀”的辯解，也不過變成了免責工具。

當公權力失去邊界，首當其衝的是社會信任的崩塌。鄧建國在勝訴後坦言，一紙“程序違法”的判決無法抹去被拘押的屈辱感，更難以挽回破碎的事業與家庭。

一些部門迷信“刪帖維穩”能平息事態，殊不知每一次濫用警力的行為，都在維權者心中澆築更深的憤懣，在公眾心裏播下恐懼的種子。警察的天職本該是保護公民免受侵害，而非充當個別部門的“輿情消防隊”。倘若民警對校服廠商的報案反應神速，對問題校服卻視而不見；對一條朋友圈的轉發如臨大敵，對鄉政府人員缺崗卻輕描淡寫，那麽“人民警察”的崇高性，終將在選擇性執法中消磨殆盡。

當前最緊迫的，是以製度牢籠鎖住恣意的權力：明確警察執法邊界，嚴禁非緊急情況下無令狀入民宅；廢除“尋釁滋事”的口袋罪屬性，嚴防網絡言論入罪；設立跨區域警務督察機製，打破地方保護主義對違法執法的包庇。

公權力的每一次越界，都在透支社會的信任資本。因此應該時刻牢記，警察是人民的盾牌，而非權力的打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