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鬱症青少年，超過一半治療被拖延

超過一半的青少年抑鬱症患者曾求助於家長，但僅有27.4%的家長在孩子主動求助一次時就帶他們就醫，求助3次以上才就醫的比例超過四成。

今年4月，林悅再一次提出想去看心理醫生，這才引起了母親的警覺。

此時，距離他首次表達出情緒困擾已經過去了一年時間。在這一年裏，他曾三次向母親提出看病的訴求，但都被忽視了，這次是第四次。

林悅是北京某中學初三學生，他的求助在母親眼裏隻是學習壓力大的表現。“想著周末帶孩子出去玩一趟，放鬆一下，壓力一緩解就沒事了，根本沒有往抑鬱症方麵去想。”林悅母親向《中國慈善家》記者表示。

在母親眼裏，林悅從小活潑開朗，怎麽可能抑鬱？不過回想起來，自初二開始，媽媽發現過去那個陽光開朗的少年開始變得沉默寡言，經常表現出自我貶低和自責，成績也有些下滑，而且比較容易被激怒，情緒不穩定。老師也多次打電話反映孩子上課走神、不交作業，還經常在書本上亂塗亂畫，寫一些莫名其妙的話語等。那時，媽媽還以為是青春期的叛逆，直到有一天，看到林悅的校服袖口被筆尖戳得千瘡百孔，這才感覺有些不太對勁。

所以，當林悅再次提出看心理醫生時，媽媽才警覺起來，於是很快就發現更多的線索——在兒子書桌上，她看到一張皺巴巴的草稿紙上寫了多個“好累”“無聊”“不想活了”的字樣，終於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她最終帶上兒子去了醫院，診斷結果是：中度抑鬱症。

現實中，像林悅母親這樣的“拖延”並非個例。近日，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與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聯合發布了《心理健康藍皮書：中國國民心理健康發展報告(2023~2024)》，其中《兒童青少年抑鬱治療與康複痛點調研報告》（以下簡稱“報告”）顯示，近三成家長會在孩子至少發出4次請求後，才帶他們去就醫。

認知錯誤導致治療被拖延

近年來，中國青少年各類心理健康問題呈波動上升和低齡化發展的趨勢，引起社會的關注，但大部分家長對此仍存在很多認知盲區。

報告圍繞抑鬱症等精神障礙患者的家長展開調研，調查範圍覆蓋了中國東、中、西部地區，共回收有效問卷1622份。受訪者的孩子年齡在9歲至24歲之間，其中83.3%的孩子被診斷為抑鬱障礙、雙相情感障礙等情緒障礙，16.7%被診斷為精神分裂、神經發育障礙等其他精神疾病。

“處於抑鬱狀態的青少年，不會主動參與調研。而家庭氛圍、親子關係等都對抑鬱症患者的康複特別重要。希望通過這次調研，了解青少年患者在心理治療、藥物治療及康複的各環節中，有哪些卡點和痛點，並有針對性地提出建議。”《心理健康藍皮書》副主編、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教授陳祉妍向《中國慈善家》記者解釋道。

調查發現，超過半數的家長表示孩子曾主動要求專業心理谘詢師的幫助或到醫院精神科就診。64.3%的家長通過“覺察異常”發現孩子問題，但由於缺乏心理健康的認知素養，導致識別率低下。

陳祉妍介紹，中國教師對抑鬱症的紙麵識別率僅30%，學生僅15%，而現實場景中，家長對早期症狀（如睡眠紊亂、情緒波動）的誤判率更高。

這種認知滯後直接導致治療窗口期的延誤。數據顯示，從症狀出現到首次就醫，平均間隔時長達6.13個月，22.4%的家庭拖延半年以上。

“很多家長把抑鬱症等同於‘鬧情緒’，是‘性格脆弱’‘玻璃心’，認為打一頓就好了，直到孩子出現極端行為才承認問題的存在。這種汙名化認知讓家庭陷入‘否認-拖延-惡化’的惡性循環。”陳祉妍分析，這說明很多家庭在“要不要承認孩子患病”“去哪治”“怎麽治”上陷入長期的掙紮。

目前，林悅已休學在家，母親辭去工作專門陪其治療，雖然效果還算明顯，但當母親的仍陷入深深的自責中，“如果在一開始孩子發出求助信號時就帶他去專業的醫院診療，甚至不用休學。”她說，現在自己能做的，就是陪孩子看病，同時也在通過學習心理學知識，參加家長培訓課程，努力調整自己的心態和教育方式。

陳祉妍指出，超過一半的家長在孩子確診前，已經發現孩子心理出現問題。而當家長覺察出孩子異常時，孩子的症狀往往已經非常明顯，導致就診延誤。

一組讓人震驚的數據是，超半數的患者曾求助家長，但僅有27.4%的家長在孩子主動求助一次時就帶其就醫，求助3次以上才就醫的比例超過四成。

“抑鬱症防治一個重要的原則是早幹預早治療，越早幹預、越早治療效果越好。家長一定不能忽略孩子的求助信息，發現孩子在情緒方麵出現反常，就要重視起來。當然，學校和社會也需要共同努力，家、校、社一起才能形成重視心理健康的氛圍。”陳祉妍說。

然而，早幹預早治療的前提，是要有充足的專業人員，但現實情況並非如此。根據國家衛健委的統計數據，截至2021年年底，我國精神科醫生數量僅6.4萬人，其中，兒童精神科醫生數量更為匱乏，在2022年也僅有500人左右，麵對數千萬的患兒，隻是杯水車薪。

一位不願具名的北京某三甲醫院精神科醫生向《中國慈善家》記者介紹，每天都有大量從外地趕來的患者，因為當地確實沒有像樣的精神專科醫院，但北京的這幾家精神專科醫院醫生人數有限，難以滿足全國患兒的需求。一位醫生每天至少接診50人以上，平均到每一個患兒身上的問診時間就隻有四五分鍾，難免會出現漏診風險。

“現實中，正規醫院的專業心理谘詢師數量有限，而一些社會機構的心理谘詢師水平參差不齊，家長又很難分辨，隻能被動試錯、碰運氣，而一次消極的、無效的心理谘詢體驗不僅浪費時間和財力，還影響家長和孩子的治療信心，甚至形成誤導。”陳祉妍說。

不要讓抑鬱患者家庭成為孤島

除了治療過程，在抑鬱症青少年患病的整個過程中，學校和家庭之間尚未建立有效的鏈接，青少年確診抑鬱症後，社會上也缺乏一套有效的幫助機製，以至於一旦孩子患病，整個家庭陷入孤島。

在預防階段，報告顯示，開設有心理健康課/團體輔導課的學校僅占三成，定期進行心理健康監測的學校不足一半。

2023年教育部等17部門發布的《學生心理健康工作專項行動計劃》，明確要求2025年前實現每個學校都有專職心理教師。上海已率先立法，將學生心理健康納入學校績效考核，校長年度述職必須包含心理工作專項報告。

根據國際經驗，每1美元的早期幹預投入，可節省7美元的後期治療費用。有觀點認為，應當將心理治療納入醫保，並設立青少年抑鬱專項基金，重點向農村和欠發達地區傾斜。

而在照顧層麵，很多罹患抑鬱症的青少年患者，往往麵臨休學的困境，因此對於家長而言，還要承擔著照顧的責任。報告顯示，59.7%的家庭是由母親承擔主要照顧責任，但家長照顧負擔較大，近半數家長的照顧負擔為重度，超過三分之一家長照顧負擔為中度。

“每天24小時盯著孩子，生怕他自殺，我自己也快抑鬱了。”一位重度抑鬱患者母親的自白，折射出家長群體的普遍困境。

在“渡過”抑鬱互助社區的家長群裏，“崩潰”“窒息”是高頻詞。在多重壓力之下，家長也存在患病的風險。在調研人群中，33.8%的家長存在抑鬱傾向，20.2%處於高風險，男性家長因“經濟壓力+情感壓抑”患病風險更高。

在家長視角下，休學過程中孩子獲得的社會支持主要來自於家庭內部和其他親戚或親友，外部社交圈子的支持相對較少，尤其是社區提供的支持十分有限。

陳祉妍表示，兒童期的孩子在情感和日常生活上對家長的依賴性更高，家長需要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來照顧孩子的基本生活需求及情感需求，這是兒童期家長感受到更大負擔的主要原因。

不過，采訪中記者了解到，讓家長感覺外部社交圈子支持相對較少的一個原因，可能是家長沒有充分了解學校、社區和其他外部支持係統的作用和資源，導致對這些支持體係的認知和評價較低。

在孩子抑鬱症發作初期或病情未穩定時，不確定性和對孩子健康的擔憂是家長感受到巨大負擔的主要原因，家長不知道如何有效幫助孩子，對治療的結果也充滿未知。

家長負擔還來自“病恥感”現象，這種現象在青少年心理健康問題中比較常見。報告顯示，孩子處在“抑鬱發作期，未治療”階段，家長會麵臨更多的外界壓力和內心負擔，感到孤立無助，因此病恥感水平較高，而家長的病恥感對於孩子的康複會有一定影響。

情感支持的匱乏，加之沉重的照顧負擔，讓抑鬱症患者家庭陷入“孤島”。“家長需要的不僅是經濟援助，更需要專業指導，比如如何與患病孩子溝通，如何調整家庭氛圍。”陳祉妍告訴《中國慈善家》。

而更大的難點在於抑鬱症康複後的融合。報告顯示，53.8%的孩子有休學經曆，首次休學平均年齡13.74歲，但複學成功率並不高，近一半患者即使經過治療後，也無法重返學校。複學過程中麵臨的主要挑戰包括無法適應複學後的學習壓力和標準化管理、新環境和人際關係等。

“青少年抑鬱康複回歸的‘最後一公裏’很重要，家庭要搭建回歸學校的中轉站，學校則應為返校學生搭起腳手架，解決他們遇到的實際問題。”抑鬱互助康複社區“渡過”平台負責人李香枝說，對抑鬱症患兒來說，請假、休學是要常態化麵對的事情，建議學校提供更靈活的政策。

學校對患病兒童青少年給予更加人性化的請假、休學和複學製度，保障每個學生的上學權。包括建立入學複學的“綠色通道”，提升複學政策及手續的人性化，比如允許半天上課，半天請假的複學政策。

家庭層麵，父母需覺察並調整自身的焦慮，改善家庭的生態環境，以理解和支持的態度來麵對拒學與休學問題。

而在整個社會層麵，要為患病青少年提供支持性團隊，幫助青少年渡過治療康複期。例如，渡過為休學青少年推出的線下營會、日間走讀製支持團體、線上同伴支持團體等。鼓勵更多機構參與為患病兒童青少年功能恢複提供多元化的服務，增加康複支持的供給。李香枝認為，社區理應提供過渡性支持，比如半開放式的學習小組，但目前這類服務幾乎空白。

抑鬱症治療目標是徹底消除症狀、恢複社會功能、實現臨床治愈、減少病殘率，而兒童青少年抑鬱患者的功能恢複以恢複社交、回歸校園為重要標誌。為此，報告呼籲“家、校、社”共同努力，為青少年抑鬱症患者提供更好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