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錫悅狼狽出局，卻留下“內戰遺產”

當地時間4月4日上午11時22分，去年12月3日晚尹錫悅突然發布緊急戒嚴令後的第123天，韓國憲法法院以“不可容忍的重大違憲”為由全員讚成罷免其總統職務。尹錫悅成為繼樸槿惠後，韓國憲政史上第二位被彈劾的總統。然而，曆史從不會簡單地重複自身。與8年前幾無懸念的彈劾判決相比，此次直到宣判前最後一刻，裁決結果都充滿了不確定性，社會氛圍緊張到令人窒息。這與時隔8年兩場總統彈劾案之間韓國社會民意與執政黨態度的巨大差異有關。

盡管尹錫悅的違憲行為早在戒嚴之夜便已通過直播昭然於天下，然而與迅速被民意拋棄的樸槿惠不同，被罷免前的尹錫悅卻獲近四成民意支持。不論是規模還是烈度，反彈劾運動都遠甚從前。1月19日晚，大批狂熱支持者甚至闖入簽發拘捕令的首爾西部地方法院肆意破壞，這也是韓國現代史上首次針對司法機構的暴動事件。執政黨態度也與8年前大相徑庭。國民力量黨未如上次般分裂倒戈，而選擇“誓死捍衛”尹錫悅，不少議員為極右翼勢力站台，甚至煽動“摧毀憲法法院”，直至尹錫悅被罷免後才不得不與之切割。

在過去的100多天內，尹錫悅通過煽動並利用上述試圖顛覆現行體製的極右翼浪潮，在法治秩序之外重塑了支持基礎。韓國雖不乏日本軍國主義與冷戰軍事獨裁的極右翼曆史遺產，但極右勢力以組織化、大眾化形態崛起，不僅占據廣場中心，更登堂入室促成主流保守政黨的極右化，實為1987年民主化以來首見。故尹錫悅被罷免後，韓國麵臨的最大懸念，不是下一任總統是誰，而是作為“尹錫悅遺產”的極右翼浪潮是迅速平息，還是將持續成為影響日後韓國政治的重要變量。



當地時間2025年2月13日，韓國首爾，尹錫悅出席憲法法院的彈劾審判。圖/視覺中國

“美國隊長”鬧劇背後

過去的四個月裏，將近三分之一的韓國人與保守政黨迅速集結在“反彈劾”大旗之下的，是尹錫悅宣稱的一則“亡國敘事”：最大在野黨共同民主黨正實施“議會暴政”，其背後是國外勢力滲透並操縱選舉，這是戒嚴的合法性所在，故唯有阻止彈劾，才能捍衛韓國的自由民主與主權。顯然，這與戒嚴之夜宣稱的版本，即肅清國會中的“反國家勢力”“對抗朝鮮勢力”，有明顯出入，而更像是戒嚴未遂後倉促炮製的升級版本，在右翼“傳家寶”冷戰意識形態之上，臨時嫁接了來自特朗普主義的選舉舞弊論。

耐人尋味的是，2024年12月前韓國社會鮮有選舉舞弊之說，最新民調卻顯示近三成民眾對此深信不疑。總統、政治精英與民間極右翼分子聯手傳播的陰謀論與假新聞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其中影響力最大的一則假新聞經駐韓美軍辟謠後，證實出自一位42歲無業者安某之手，其頻頻穿著“美國隊長”服裝現身右翼集會。

在韓國廣播公司（KBS）近日的一部紀錄片中，安某在他充滿了美國裝飾元素的逼仄臥室中，展示了偽造的美軍與CIA證件。如同所有得逞的騙子一樣，他難以按捺告知世人實情的衝動：“所有人都被我騙了，記者，媒體，國會議員，前總理，情報人員，所有人！”最讓他得意的高光時刻則出現在憲法法庭，尹錫悅的律師公然選用這則假新聞以論證“選舉舞弊”。

這場“美國隊長”風波不可僅被視作一場荒唐鬧劇。它淋漓盡致地展現了國家首腦與底層混混以陰謀論為紐帶的共生關係，也間接透露了一個事實：尹錫悅並非出於自身政治理念，而是在為失敗的政變尋找合法性時，倉促地扮演了極右翼的領袖角色。

問題在於公眾對陰謀論的廣泛接受。陰謀論無關理性，而直指人的欲望、曆史記憶與情感，故常能激發強大的行動力。然而它唯有建立在某種集體無意識基礎之上，並精準地切中渴望某種替代性真實的社會心理，才能在短時間內掀起政治風暴，甚至改變曆史進程。這在韓國現代史中不乏前例。那麽，選舉舞弊論契合了當下韓國哪些人群的何種社會心理？

極右翼支持者的心理畫像

韓國極右翼擁躉中，老年人與年輕男性居多。與中下層白人等所謂“全球化受害者”成為特朗普支持者的原因相似，他們也對21世紀以來韓國的社會變化深感不安與恐懼。

韓國業已跨入65 歲以上人口占比超 20% 的“超老年社會”門檻。親曆韓國30年走完西方百年工業化、城市化與個體化進程的壓縮式現代化的一代人，進入老年生涯後，卻發現自己淪為新時代的“棄民”。經濟騰飛期社會福利製度的缺位、加劇勞動市場動蕩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傳統家庭結構瓦解等多重因素，共同造就了韓國在經合組織（OECD）國家中最高的老年貧困率與自殺率。

雖然被稱為“生存世代”的年輕一代也麵臨不亞於老年人的生存困境，但極右翼支持者中年輕男性比例的攀升，與當下全球性男性政治右傾的原因相似，是社會經濟狀況惡化導致傳統男性氣概受損後的一種反彈。而韓國又疊加了另一重要因素，即半島分裂體製下的義務征兵製。作為幾乎所有男性必經的“成年儀式”，等級製度森嚴的軍營環境強化了“男子氣概”，也加劇了因服兵役而“被女性彎道超車”的受害者情緒；近年女權運動的興起，更讓部分年輕男性產生了“生不逢時”的怨恨：“為何偏偏從我們這代開始？！”

孤獨的老人和憤怒的男性，共同折射出當代韓國社會中彌漫的一種結構性痛苦，其成因根植於新自由主義加劇的分配惡化與積重難返的社會不平等。當國家與社會無力分擔痛苦，個人又無法解釋並緩解痛苦時，他們往往會將自身地位的下降與特權喪失，歸咎於既有製度的批判與變革者，如推動民主化與文化多元化的進步派、爭取性別平等的女權主義者等，進而與朝韓分裂70多年來累積的安全焦慮相連，將後者扣上“親朝”等意識形態標簽，視之為動搖國家根基的“威脅者”。

這種將個人痛苦上升到國家安危的心理轉換，體現了極右翼的典型心理特征：其通過“救國”來拯救自我的方式，是將一切進步變革推回原點，並召喚曾經的“黃金年代”。否認民主政治共識的“選舉舞弊論”也源自該心理機製。自恃“漢江奇跡”締造者的老年一代，懷念樸正熙時代的經濟騰飛與威權秩序。八年前，以反對彈劾樸槿惠為契機，他們結成“太極旗集會”，與支持彈劾的“燭光集會”展開了鏡像式的文化鬥爭。他們通常穿著軍裝，高舉象征“愛國”的太極旗與星條旗，對抗象征社會變革的“燭光”，並以肅穆的愛國歌曲對抗K-POP的慶典氣氛。“太極旗集會”喚起男性作為家國支柱、父權秩序井然的冷戰美學，引發了年輕男性為主體的網絡極右翼組織的共鳴。後者慣通過網絡玩梗、刷屏惡評等方式嘲諷一切平等多元主張，持強烈反女權傾向，崇尚雄性氣質、軍事文化和父權製，且毫不掩飾對軍事獨裁乃至日本軍國主義等強權曆史的讚美。

不難看出，與極右翼通常的極端民族主義傾向不同，韓國極右翼呈現明顯的親美親日傾向，因而不時陷入“反民族主義的民族主義”的自我矛盾。這既因其所向往的“黃金年代”實際上是高度依賴他國的殖民及冷戰曆史，又因其依附於朝鮮半島分裂體製，而後者又建立在所謂的“美日韓三角同盟”之上。為了彌補思想上的先天不足，在過去的20餘年裏，大批自稱“新右翼”的學者展開了曠日持久的“曆史戰爭”，旨在推翻民主化後以民族主義和轉型正義為核心的現代史敘述，取而代之以依附性現代化為主軸的曆史敘述。在這一替代性史觀下，曾經的親日親美者絕非有損民族氣節者，而是推動現代化的功臣；反之，抗日反美者則是逆時代大勢而動的反動者。這套顛覆性的新右翼理論雖飽受主流學術界批駁，卻在YouTube等網絡平台廣泛傳播，滋養了一大批民間極右翼分子。



當地時間2025年3月8日，韓國首爾，尹錫悅的支持者在他居住地前，慶祝他的釋放。圖/視覺中國

新教保守派的政治神學

國內政治無力應對新自由主義導致的不平等問題，社會內部大量孤立憤怒卻不知問題在哪裏的人群，為其提供解釋工具的理論家，僅構成了適宜極右翼政治發芽的土壤。促使後者以組織化、大眾化形式崛起的必要條件，是將孤立的個體化零為整為政治勢力的動員力量。同美國類似的是，韓國的新教保守派扮演了關鍵的作用。當下韓國極右翼集會中常見的三位一體符號——太極旗、星條旗、十字架，不僅象征著冷戰意識形態與基督教原教旨主義的結合，也反映了美韓新教保守派間的隱秘連接。

基督教在朝鮮半島曾經的傳教中心在北方。1945年底，北方新教徒為躲避土地改革與親日清算紛紛南逃，在美軍與李承晚政府庇護下奠定了韓國新教的基礎，美軍占領期間推行的“基督教精神建國”方針與朝鮮戰爭等曆史因素，使得冷戰意識形態超越一般的政治傾向，而融入其信仰體係。在20世紀後半葉，新教在韓國創造了另一個“漢江奇跡”，從解放初信徒占總人口比例不足2%，到21世紀初躍升至20%以上而成為韓國最大宗教。然而進入21世紀後，隨著信徒老齡化和世俗化加劇，新教教會麵臨增長停滯、地位特權下降等嚴峻危機，甚至有悲觀預測稱10年後信徒比例將萎縮至人口的10%。

為應對危機，部分保守派教會開始走上極右翼政治路線，其借鑒美國基督福音派的做法，將傳教危機歸咎於外部環境的“左傾化”，並將“反同性戀”作為介入政治、動員群眾、擴大影響力的核心議題。與美國不同的是，韓國新教保守派製造的“恐同”情緒，利用了本國根深蒂固的反朝情緒與安全焦慮，及高離婚率、超低出生率等人口危機，從而炮製出“親朝同性戀”等怪異標簽，將性少數群體定義為對國家安全與民族未來的威脅。

基於上述邏輯，通過近20年來反對旨在保護少數群體權益的《反歧視法》，以及新冠疫情時期對抗政府防疫措施等一係列街頭運動，新教保守派逐漸成為引領“太極旗集會”等右翼群眾運動的主力軍，建立了一套政治、信仰、商業緊密捆綁的擴張模式。進步派市民自發組織的“燭光集會”雖聲勢浩大，卻隻是應對特定政治事件的非日常性集會，兼具宗教祈禱會、政治集會、生活共同體等多重性質的“太極旗集會”，卻有著細水長流的強大滲透力。

“耕耘”多年的新教保守派終於等來了“12·3戒嚴”這一絕佳契機，以全光焄牧師主導的“太極旗集會”與孫賢寶牧師主導的“拯救韓國”集會為中心，在過去四個月間異軍突起，成為極右翼風暴的急先鋒。他們宣揚對尹錫悅的彈劾乃“對神旨意的挑戰”，迅速凝結了反彈劾力量。尹錫悅與國民力量黨為自保而對其不吝支持與煽動，使之首次獲得主流政治承認而從邊緣走向前台，實屬極端危險的玩火行為。

宗教的政治化會催生政治的宗教化，將對異己的暴力排斥包裝為捍衛信仰的“屬靈爭戰”與“愛國行為”，將政治衝突轉化為“信仰之戰”，這一曾發生在濟州島“四三事件”等韓國建國初期的血腥曆史，也在“12·3戒嚴”後再顯端倪，表現為充斥在韓國街頭的“大清洗”“處決”等標語，以及西部法院騷亂等暴力事件。更嚴重的後果是，新教保守派的最終意圖乃將韓國打造成“真正的基督教國家”，一旦放任其擴大政治影響力，便有動搖乃至顛覆韓國民主憲政秩序之虞。

保守政黨的20年危機

在“12·3戒嚴”後的100多天內，在尹錫悅與民間極右翼運動一上一下的拖拽下，國民力量黨選擇結盟，完成了極右翼政治轉向的關鍵一步，構建了從國家元首到保守政黨再到群眾運動的金字塔結構。這一點也再次印證了韓國極右翼發展路徑有別於歐洲通過政黨政治與選舉實現製度化，而更接近美國模式。

國民力量黨為何不惜一切捍衛涉嫌內亂的總統？這需要從民主化後韓國政黨體係權力更迭的視角加以解釋。標榜“保守”的國民力量黨，可追溯到脫胎於冷戰軍事獨裁權力、於1990年三黨合並成立的民主自由黨，其在民主化後的政黨競爭中長期占據優勢。然而，從民主自由黨到國民力量黨的35年，也是保守政黨在多次危機中步步潰敗、從多數派轉為少數派的一段權力更迭史。

第一次危機發生在1997年，韓國遭金融危機重創後，金大中臨危受命當選總統，實現了民主化後的首次政權更迭。自那時起，保守政黨開始鼓吹“保守危機”，保守媒體密集攻擊金大中、盧武鉉政府，將後者冠以進步、左派之名，正式確立了“保守VS進步”的政黨競爭格局。

第二次危機出現在2004年，保守政黨對盧武鉉發起彈劾，不料不僅彈劾未遂，反而導致自身在當年國會選舉的慘敗，首次失去了國會第一大黨地位。這次危機觸發了新右翼的興起及新教保守派的政治化，場內外同時興起的“保守霸權捍衛戰”取得的階段性勝利，是此後李明博、樸槿惠兩屆保守政府的相繼執政。

“保守危機”，作為一個“狼來了”的故事，自1997年起喊了20年後，終於在2017年正式降臨。樸槿惠上任僅3年10個月後被彈劾，成為憲政史上首位被彈劾的總統，這是保守政黨麵臨的第三次危機，也是最沉重的一次。此後，韓國政黨競爭格局發生了質的變化，從原本“保守VS反保守聯盟”轉變為“進步VS反進步聯盟”。

這意味著，2016年底至2017年初的“燭光集會”與樸槿惠彈劾，成為韓國保守霸權瓦解的曆史性轉折點，至今韓國都仍處於保守與進步政黨權力更迭的大轉型期之中。這注定是一段不可避免的混亂與動蕩期，因為保守霸權的衰退並不意味著進步霸權的確立。文在寅政府未能建立穩固的社會支持基礎，其在保守政黨潰敗之際痛打落水狗式的“清除積弊”路線，加劇了政治極化，反給對手以喘息與反擊之機。文在寅卸任後，厭倦黨爭的民眾，被前檢察總長尹錫悅既不保守也不進步的清新形象與民粹主義口號所吸引，恰是彼時保守與進步霸權均虛弱無力的反證。

第三次危機後一蹶不振的國民力量黨，從黨外引入政治素人尹錫悅參選可謂飲鴆止渴之策。雖取得大選勝利的階段性效果，但尹錫悅不對話、不妥協的檢察官秉性，不僅使原已極化的政黨政治更趨極端，亦直接導致國民力量黨在去年4月初國會選舉的再度失利。

最初，人們普遍認為尹錫悅發動緊急戒嚴是倉促、魯莽的個人暴走，但後續披露的信息顯示，那實為一場長期精心策劃的自我政變。早在2024年3月底4月初，他便已開始策劃“靠非常統治權來渡過難關”。這意味著，無法接受國會選舉落敗是促使他發動戒嚴的關鍵因素，戒嚴因而也可被視作保守政黨無力應對霸權旁落的一種應激病理反應。這解釋了戒嚴計劃失敗後，尹錫悅為何大肆鼓吹“選舉舞弊論”，那是一劑舒緩現實與認知失調的心理安慰劑。他寧願宣稱現實是被操縱的，也不願接受保守政黨的少數派地位。對於經曆了20年“保守危機”恐懼的國民力量黨而言，接受這劑有毒的安慰劑並轉向極右化，無疑是再度飲鴆止渴。

彈劾後，站在十字路口的韓國

在過去四個月內，韓國經曆了民主化後一場最嚴峻的憲政危機。位於極右翼政治風暴中心的三大主體——尹錫悅、民間極右翼團體與國民力量黨短暫地結成了一個以恐懼驅動的共同體，將尹錫悅的個人執政危機、新自由主義引發的社會危機、新教的傳教危機、保守政黨的霸權危機捆綁包裝為一場龐大的國家危機。這場極右翼浪潮表麵上對特朗普主義的亦步亦趨，也反映了其並非孤立事件，而是發生在當下以美國為震源的全球秩序大轉型背景之下。

這愈發凸顯了4月4日憲法法院判決彈劾尹錫悅的重要意義，它在極右翼政治浪潮的衝擊下堅定地捍衛了韓國憲法尊嚴，成為阻止韓國滑向極右化深淵前的驚險一躍。

然而尹錫悅留下的負麵遺產並不會隨之消失，因為促成其發動戒嚴及後續一係列政治動蕩的國內外結構性因素仍在。在外部，特朗普回歸對韓國極右翼勢力的鼓舞未消，中美博弈等東北亞地緣政治的不確定性亦將為其持續提供有利的外部危機環境；在內部，朝鮮半島的敵對分裂體製、持續滋生極端主義的新自由主義經濟與社會土壤也依然穩固。

對於再遭彈劾危機的國民力量黨而言，是接受失敗並退回體製內政黨競爭，還是選擇背負“尹錫悅遺產”並延續極右翼路線；對於李在明領導的共同民主黨而言，能否肩負起憲政危機後的“災後重建”重任，將保守勢力重新拉回憲政秩序，都將成為左右韓國政治未來走向的關鍵抉擇。不容樂觀的是，從國民力量黨一貫的模仿對象——美國共和黨的例子來看，主流保守政黨的極右化與社會極右翼勢力之間的互動一旦加速，便很難回頭。而兩個月前李在明宣布共同民主黨“右轉”，從“進步”轉向“中道保守”，或許是明智的選舉策略，卻無助於遏製國民力量黨的極右化。共同民主黨空出的代表“進步”的替代性政黨力量，則在過去十年間被白熱化的兩黨競爭格局擠壓殆盡。這不禁讓人聯想去年大熱的綜藝節目《思想驗證區域》中最意味深長的橋段，代表共同民主黨的“白熊”和代表國民力量黨的“超人”，聯手絞殺了真正的進步代表“河馬”。

接近準內戰狀態的社會撕裂也不會輕易平複。當尹錫悅將在野勢力定義為反國家勢力並立誌鏟除的那一刻，已然發出了內戰宣言，錯位的敵意和仇恨不會輕易消散，而會在即將的總統大選中迅速匯聚到新的目標——從“反彈劾”轉向“反李在明”；選舉舞弊論的陰影，亦將與此次大選及日後的重要選舉如影相隨，持續成為誘發內部衝突的燃料。

極右翼浪潮席卷後的韓國，一切都是新的，沒有回頭路可走。然而，正如昨日韓國憲法法院宣判詞中強調的，國會之所以能夠迅速通過解除戒嚴決議，端賴市民的抵抗與軍警的消極抗命。過去四個月間，韓國民眾超越階級與身份的團結與勇氣，才是彈劾違憲總統、阻止本國滑向極右翼深淵的決定性力量，他們也將決定此刻站在十字路口的韓國走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