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江無
編輯|肖曉兆
被剝奪的權利
社會製定了一係列哀傷規則，什麽時間燒紙，什麽時間要哭，都有規定
我的人生以2014年7月29日為分界線，被清晰地劈開成了兩段。那年7月25日，我在學校自習，突然接到電話，我媽中風住院。當我趕到醫院，她已送進重症監護病房。四天後，我失去了我最愛的媽媽。
在外人看來，我正常地繼續在複旦大學的研究生學習，考雅思，申請到香港中文大學讀博士生，看起來一如從前。實際上，我沒有一天不會想起母親，哀傷仿佛把我困在了巨型透明氣球裏，氣球就那樣明晃晃放在馬路中央，周圍人來人往，但無論我在裏麵怎樣哀痛、發狂，甚至嘶吼，他們都看不見我。
老實說，這是一個自私的研究。我想知道死亡、喪親和哀傷究竟是怎麽一回事。我無法忘記母親，或是放下她，我隻能一輩子躲在沒人的地方舔舐傷口嗎?我想通過這個研究，給自己找一個答案。
我媽媽的後事，一切發生得很快，很快有人把她拖走。我被推著往前走，好像必須往前走。從來不知道有一個可選項，是在病床前跟她再待一會兒，可以多一點告別的時間。
葬禮是在小區裏麵，辦了酒席，很多不認識的親戚過來。什麽時間燒紙，什麽時間要哭，都有規定。
從親人臨終到葬禮，事實上，在這樣一個被允許、被要求哭泣的場景下，我的研究對象們大多哭不出來——腦子還是懵的，反倒是葬禮結束之後，靜下來，回歸一個人的節奏裏，開始意識到父母去世，那才是真正開始崩潰的時間。
其中一位研究參與者曹先生，23歲，一年半前父親肝癌晚期去世，他是這樣說的：“我回家見到我爸躺在那裏的時候，我沒有哭，我不知道為什麽哭不出來……在穿孝服的時候，我他媽這個時候應該哭的，但我就是哭不出來。我現在都沒有想明白我怎麽可以這個樣子……”
張小姐的父親兩年前，因肺部感染誘發休克離世，她隻哭了兩分鍾。看到已經哭到崩潰的母親，她做出了“一定要扛住”的決定，壓抑著哀傷，不斷掐自己。醫生見她沒有哭，就讓她去複印父親的身份證，辦理死亡證明。張小姐用“奇怪”形容自己當時的反應：一心執行醫生的命令，生怕慢了，帶來不便。
對張小姐來說，葬禮不僅沒有協助宣泄哀傷情緒，反倒成為塑造“隱藏的哀傷”的一個場景和動力。很多年輕人在葬禮的時候，承擔起照顧其他家人的責任，也進入一種防禦狀態，不希望別的親戚覺得，家裏少了一個人，變成了孤兒寡母，好欺負。他們會塑造出“我沒事”的堅強形象。
●李昀鋆在母親忌日發的朋友圈。
喪親心理學泰鬥肯尼斯·傑·多卡曾在《被剝奪的哀傷》書中指出，社會製定了一係列哀傷規則，包括規定喪親者應該有怎樣的反應、可以哀傷多久等。
在中國文化的語境下，也存在一套“何謂適宜的哀傷”的評價體係，可能包括：葬禮過後，就差不多可以停止哀傷了，否則是反應過度；個人的哀傷不宜公開表露或與他人討論；不要哭泣，好好繼續生活，這才是你過世父母期待看到的。
喪親者會關注自己的情緒是否會破壞集體的氣氛，傾訴是否會給他人造成困惑，甚至還會反過來安慰他人，並“保證自己會好好地、識相地活下去”。
在家庭裏麵，規則是“不要再提”，慢慢讓它過去，假裝一切沒有發生過。
褚小姐的家人，共同把父親離世的消息瞞了她兩個月，媽媽、奶奶、伯伯輪番編借口，扛不住了才告知。家裏一直是避諱的氛圍，母親隻有在哀慟時，“自己覺得不行了”，才願意跟女兒分享。褚小姐也習得了避諱的態度，在整個訪談裏，沒有提過“死”這個字一次，卻說了77次“事情”，用來代指父親的離世。
死亡、喪親、哀傷，在許多喪親子女的生命經驗中，是“不能說出來的字眼”。社會用各種有形的、無形的方式提示，按規則行事，才會得到支持。很多重要的日子，比如畢業、婚禮、父親節、母親節，別人都在開心慶祝，年輕子女卻會特別強烈地感受到：我沒有爸爸了／我沒有媽媽了。但它們往往不被當成可以傷心的時刻。
鄒女士早年一直遵守這類哀傷規則，在父親離世後很克製，晚上躺在床上，眼淚才掉下來，母親甚至把遺物都藏了起來。後來鄒女士試圖打破規則，想告訴母親，這些年過得並不好，母親的答複不是說“噢，我知道你很痛苦”，而是“我比你更痛苦”。
父親因肺癌去世時，陳小姐尚未大學畢業，但她理所當然地把自己當作母親的照顧者。在母親麵前“隱藏哀傷”的結果是，父親去世後的第一個春節，母親小心翼翼地問：“爸爸走了，你是不是不傷心？”
陳小姐說：“當時（我）就問她（母親），你想要我怎麽樣？你覺得我不傷心，那是我自己故意裝出來的。你想要我什麽事都不做，也在那裏哭？如果我還特別特別傷心，控製不住的話，那我們家到底靠誰？我們家就要這麽一攤爛泥一樣，就這麽下去嗎？”
●李昀鋆給研究參與者發送春節關心。
同理哀傷無效
他們選擇在人群中隱藏哀傷，偽裝成像其他人一樣
幾乎我所有的研究對象，都講述了一個相似的經驗：這份哀傷從未和其他人分享過。他們中絕大部份告訴我，我是世界上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聽到這些故事的人。周圍的人，都以為他們平緩地接受了父母離世的事實，開始了新的生活。
曾嚐試向朋友傾訴的人，得到的回應多是負麵經驗。戚先生主動講起父親被人殺害的事，室友的表現卻是“不耐煩”，他放棄了再敞開心扉傾訴的想法。鄭小姐想跟別人講，但不知道該跟什麽人講。
三年前，她的母親因遭遇海難去世，是我第7位研究參與者。她母親的去世很突然，沒有任何緩衝時間，家裏第二天就緊鑼密鼓籌辦葬禮，想要“速戰速決”，連挑一張好看遺照的時間都沒留給她。接著，親人們因為經濟利益陷入了爭吵，年僅19歲的鄭小姐，見識了“人可以變得多醜惡”。
和朋友分享自己的經曆後，有一個同學當著她的麵給媽媽打電話，親密地撒嬌，鄭小姐“一直不理解她為什麽要這麽做”。現實裏無法傾訴的哀傷，她發到了網絡上，讓網友“隨便同情一下”。她跟我說，“我今天過來也完全是……我也真的很想講，也不隻是想要幫你的什麽研究（笑），而是我真的很想講。”
想傾訴又害怕受傷，我會特別謹慎地分享自己的故事，我和我媽媽，就是很普通的母女關係，但它真的很重要，如果誰輕視了，我會把所有的東西都收回來，像個小刺蝟一樣保護我的故事。做這個研究之前，我看到過別人在招募喪親者做研究，就去微博上試探他。為什麽要做這個研究？他說是自己的老師在做，我就失望了，他沒有通過我的考察。
●李昀鋆把“時間不會療愈”刻在了iPad上。
如果那位研究者是“同路人”，經曆過喪親的痛苦，也許會珍惜我對母親的那份珍重。後來我又想到，如果他有喪親經曆，可能也不會對我這個陌生人說。
在年輕子女的經驗裏，失去父母意味著“劣勢”“可憐”和“與其他人不一樣”。多數喪親者選擇在人群中隱藏哀傷，偽裝成像其他人一樣。
水小姐17歲時，父親在治療癌症十年後去世了。家裏的長輩叮囑她：不要自己去學校說，家裏的依靠不在了，怕被歧視。所有的家庭信息表格裏，她在父親那一欄都填了“退休”，既省去了人際互動的麻煩，也避免勾起難過的記憶，怕改成“病故”，要解釋一大圈。什麽時候的事情？如果從頭講起，別人又可能追問，你怎麽一開始沒寫呢？
水小姐的個人信息保密極為謹慎，我曾飛往上海，想當麵訪談她，但被拒絕了，隻能通過網絡。從她的講述裏，除了哀傷故事，我唯一知道的隻有她的昵稱。
家人和同輩，也會對哀傷表達進行“幹涉”。6年前父親突發心梗去世，孔小姐的母親會提醒她，在認識新的異性時，不要主動告知父親已去世，剛開始隱瞞一下比較好，省得被對方直接排除在外。相親的擇偶要求裏，常見“不要單親家庭的”，喪親會被視為一種劣勢。
何小姐一直沒辦法告訴男朋友自己母親去世的事，她幾乎每天都會夢到被母親拋棄，或者被迫和母親分離。因為這些夢，她不想睡覺。她朋友的媽媽，給女兒提出的交友標準，就是不要和任何單親家庭的孩子做朋友。“當時還是我父母雙全的時候，她對我說的這個話，我記到現在。”何小姐在訪談中說，很多家庭都會有這種觀點，“所以我就可能有一點點自卑”。
研究參與者們，跟我這樣一個素不相識的人講家裏的“醜事”，打破規則，其實是在“冒險”。但我想袒露是有意義的，社會應該知道更多關於哀傷的事情。台灣作家蘇絢慧在父親離世後寫道：“真正傷害人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周遭人的態度與反應。”
不幸但又無法逃避的一個真相是，我們所有人都將是、正是或曾經是，與哀傷共處的人。
●博士論文答辯通過時的朋友圈。
一段代碼，一塊石頭
我活著，是為了知道我為什麽要活著
我的研究對象裏，陳小姐在街上看到和爸爸身材相似的路人，就像被按了按鈕一樣哭出來。陶女士則說，沒了爸爸就活得很沒有滋味，她把自己比喻成一塊空心的木頭，漂浮在大海上，漂啊漂啊，到不了岸。比起“強烈的悲傷”，年輕子女更習慣這樣描述：“痛苦”“我的心好痛”“特別的疼”“我的心髒就像被石頭磨一樣”“心碎的感覺”。
尤小姐的母親在7年前離世，導致她與丈夫離了婚。當時年僅26歲的尤小姐常常半夜哭醒，丈夫起初願意擁抱她，卻沒有耐心等她“療傷”，覺得煩，讓她感覺被嫌棄。尤小姐有一種預感：她可能會一直單身下去，“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做到感同身受”。
父母喪失如同一段隻出現一次，但會連續運行多次的代碼，哀傷的初始循環運行告一段落後，因為主動維持或社會情境的刺激，哀傷又會重新開始運行，甚至陷入無限循環之中，繼而形成了一份永不止息的哀傷。
想念甚至會有穩定的周期。張小姐告訴我，在父親離世後的兩年裏，她保持著周期性地思念父親的“慣例”。當哀傷情緒開始減弱，她檢查記錄時，發現這個周期並沒有變化過，仍然是一個月、20天或者半個月左右。
不斷突然出現的想念，是喪親者餘生中都要適應的“功課”。潘先生母親1年半前因為胰腺癌去世，他會突然在吃飯的時候想起來，她愛吃這個菜；會突然在做家務的時候想起來，她曾經告訴過你應該這樣做。潘先生講述說，“它變成一個無處不在的東西，開始慢慢地向你湧過來。”
已故的父母仍可能會影響年輕子女的人生選擇。周先生的母親，曾在生前問過他三個問題：未來你會不會養我呢？以後喝酒不喝酒？吸煙不吸煙？雖然第一件無法再完成，他始終記得後兩個對母親的承諾。
24歲的雲小姐，母親10個月前因肺癌去世，外公在電話裏對她說，“你可怎麽辦呀？以後你就是從天上掉到地下了。”雲小姐特別憤怒，掛了電話。她講述說，“我沒有覺得我從天上掉到地下，因為我媽已經把她所有能給我的、最好的東西都給我了。如果他們覺得我沒了媽媽就什麽都不是了的話，那他們就完全否定了我媽媽教育我的意義。”
對很多人來說，喪親成為了人生底色，對整個世界的感受、思考，都被這層底色影響著。
我每天都會想媽媽，哪個菜她覺得我愛吃，就會希望我多吃點，好像她沒有自己喜歡吃的菜。我讀研的時候，做英語助教賺了一點小錢，花一半錢買了三件羽絨服，爸媽和我一人一件，另一半錢給了她，還給她買過一個枕頭。媽媽養了我21年，我回報她的，就是一件羽絨服，1000塊錢和一個枕頭。會想哪怕就再多一點點時間，等到我有收入，但是都沒有機會，這種遺憾很深。
我媽媽離開後，我其實沒辦法再像其他人一樣，把一些東西抓得很緊。原本我對這個世界的想法是，人應該經曆生老病死，慢慢看著孩子成家立業，80歲才會去世。之前的目標也很簡單，好好讀書，畢業工作，或許沿著主流路徑，進入正常的學術軌道，發表論文，在35歲前找到高校的教職，讓媽媽更幸福。
媽媽去世後，工作、金錢、受教育、買房子、養車子，一切都變得虛空。很難找到讓我覺得有意義的東西。能夠在喪親者痛苦的時候陪伴他們，對我來說已經是最大的意義。
●李昀鋆演講，分享如何與哀傷共處。
許多人會覺得，年輕喪親者是一個相對較小的群體，但參考西方社會的數據推斷，經曆過父母離世的年輕人約占群體總數的3.4%—11%，並非人們想象中那樣稀少。當我問到生命中什麽才是重要的？他們的回答是自己、關係、體驗人生，以及意義感本身。
25歲的嚴先生，6年前父親因腦梗突然去世，他更加看重自己能否變得更強，能否掌握自己的命運。父親是農民，住進重症監護室，每天花費巨大，遠超家庭能夠負擔的水平，家裏堅持了4天，就放棄了。
嚴先生把父親死歸因為窮，經濟上窮，思想上也貧窮，覺得小病扛一扛就過去了。頭痛時他為了省400多元的檢查費，沒去做核磁共振。父親離世後，他申請了出國留學，把努力工作、賺錢視作改變命運的解法。
嚴先生特別懷念高三時，跟父親相處的時光，“每周我父親會給我送生活費，就在那個路口，他推著人力三輪車，腳蹬的那種。他會在那個路口等著我，抽著煙。吃完午飯，我會看見他，父親會簡單地跟我講幾句，然後把錢給我，每次我都會抱著我父親說，爸，我將來會給你爭氣的，你相信我……做出許諾之後，看到我爸那種幸福的傻笑，內心會感到很幸福，知道我爸他是相信我的。”
四年前母親離世後，趙小姐辭掉了護士的工作，沒有告訴親戚朋友，她知道沒有人會支持她辭掉穩定的體製內工作，離開當地最好的三甲醫院。她不願一眼看到自己20年後的人生，害怕有一天麵對自己的死亡，仍然沒有“活透”，她學習了語言表達藝術，轉行從事學生教育。
“活著”究竟是為了什麽？在高中時，鄭小姐曾找班裏的同學，一個一個地問，一個回答是：“我活著，是為了知道我為什麽要活著”，她引用它作為自己的答案。
對於許多年輕子女來說，父母離世對意義體係所造成的衝擊，已經讓他們失去了對現有各種意義載體的信心，但是他們不能放手，某種程度上，他們隻能讓自己相信意義感的存在。
“哀傷就是愛，你愛一個人多久，就會哀傷多久。”我的論文指導老師陳智豪教授說。通過這個研究，我至少肯定了，我不是不正常的，是這個世界給“哀傷”的空間太少太少了。經曆父母離世的年輕子女們，就像在黑夜裏行走，不被看見，也看不見同伴，就以為自己是最奇怪的那個人。
研究結束的時候，我的哀傷沒有消失，也沒有緩解，依然會在不同的情境被觸發。整理訪談的同時，我也在整理著我的哀傷。我會告訴我先生，我今天哭了，又想我媽媽了。然後教他：你可以問我，你想到媽媽什麽了，為什麽會讓你哭？
哀傷就像背一塊石頭，一開始覺得好重，背著它很辛苦。走著走著，重量好像就變輕了，不是石頭的重量變了，而是自己更有力量了，就可以把哀傷揣在身上，一直往前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