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辭職14次，「萬辭王」們的逃離之旅

文|張倍嘉

編輯|王一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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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辭王”

“相信自己！相信自己！”

李蓉蓉的聲音一遍比一遍高，“就是這樣，每天跳完抓錢舞後喊這個口號，還要注意微笑，有一次喊完之後，我師傅和我說，你沒有微笑。”她回憶，自己回懟：“你管東管西，還要管我微笑，還不教業務，你們要幹嘛？”她總結，這根本不是一家英語培訓機構，“就是狗屁傳銷。”

這是李蓉蓉畢業後的第二份工作。她喊了五天的口號，跳了五天的抓錢舞，辭職了。

她本科專業是流行演唱，由於缺乏實習經驗，在畢業後“把姿態放得很低”，進入了這家英語機構做招生老師。但讓她詫異的是，她除了要做地推之外，還需要做課堂助教，甚至在需要的時候，她還要變身禮儀小姐，反複演說，“四歲是小孩學習英語的黃金時期”。

按照公司的流程，發傳單請家長到機構之後，員工需要分為兩波：一波人負責給家長“洗腦”；另一波人負責給小孩上課，讓他們在一節課之內學會唱英文歌，好給家長表演。而助教主要是負責維持課堂秩序。

“有個小朋友，沒有hold住他，他就東跑西跑，把道具弄壞了。”負責上課的老師當場對她發飆。李蓉蓉解釋，這些老師壓力很大，他們要在一節課之內讓孩子上台，成功表現出唱唱跳跳。無端承受了老師轉嫁的壓力和主管不分青紅皂白的謾罵，李蓉蓉“直接摔桌子就走了”。

她在出租車上崩潰大哭，而在這次離職後，她又離職了七次，其中隻有一份工作交了五險一金。李蓉蓉說，她是二本畢業生，流行演唱能選擇的工作種類本來就少。在成都還得租房上班，隻能靠兼職點唱維持基本生活。

●江蘇淮安某招聘會現場。圖源東方IC

最曲折的是一家互聯網公司。招聘平台上標注的工資是月薪八千，然而在麵試時變成了本科生底薪2800元，專科生2200元。由於實在找不到其他工作，她決定“將個爛就”。

公司主要負責抖音投流，然而三天的培訓隻介紹了公司的發展曆程，她不知道任何銷售的話術，如果在上班時間學習，還會被認定是“摸魚”。原本做銷售壓力就大，主管還對她動輒謾罵，她實在忍受不了，“你給我開兩萬可以不尊重我，一個月給我開2800塊還想不尊重我？”當主管再一次罵髒話時，她提出了離職。

離職後，她向信任的HR吐露自己離職的原因，還給HR看了自己和另一位同事的交流記錄。沒想到同事被處罰了——公司規定不允許同事之間私下加微信，需要報備，否則統一認為在傳播公司有關的負麵內容。

她還入職過一家朋友推薦的公司做財務，負責在群裏發紅包來結算日薪。她有五個地推群，每個群要發幾百個紅包。

有一次，由於後台手機不夠，輪到她使用已經接近下班時間，群裏麵就有人催罵她不發紅包。她嚐試向領導求助，請求加派人手，領導直接發火“你做不了就別做”，這讓李蓉蓉火冒三丈，在群裏開始發飆，“你瞎嗎？你今天別找我發工資！”

這次之後，李蓉蓉第七次離職了。

像李蓉蓉這樣短時間內離職多次的年輕人，在社交媒體上被稱作“萬辭王”。他們像蜂鳥一樣，振動翅膀懸在空中，頻繁移動，快速逃離，沒有一個穩定落腳點，始終在飛翔。

在網友眼中，他們是離職的勇士，是勇敢和自由的代名詞，勇於對不良職場文化“say no”，不爽就不幹了。

離職次數與李蓉蓉不相上下的易小米不善於爆發正麵衝突，總是默默崩潰。她曾做過海外銷售，上班的第一天，她就受不了了：工作地點在田裏，她穿著熒光綠的工作服，感覺在出演《種地吧！少年》。

因為要進廠輪崗，易小米暫時接受了。但她又發現宿舍是充滿甲醛的“串串房”，而且，廁所裏還有沒被清潔幹淨的尿漬，她回憶，自己當時默默刷著尿漬，突然暫停了動作，問自己“為什麽要做這一切？”

當天淩晨，她就打車跑了。崩潰的不隻是生活環境，還有窒息的職場環境。易小米的另一份工作也是“閃辭”，入職第一天，她就發現工作量巨大，到了下班時間，辦公室詭異的安靜，沒人走，周圍的同事自動拿出泡麵吃。

第二天她正式上班前，工作群裏就傳了30多個等待她處理的表格，她決定中午就提離職跑路。她還有三次離職都是相同的原因——受不了二手煙，也忍受不了建立在吸煙基礎上的辦公室文化，“進門第一件事就散一圈煙。”

去年剛畢業的付淼也碰到過“烏煙瘴氣”的辦公室，除此之外，她的離職原因還有領導開黃腔。

在網絡上，這些年輕人分享自己的離職經驗。他們也知道選擇伴隨著代價：沒有家庭助力，為了維持生活，就算跳槽也必須得“無縫銜接”；即使住在家裏，也麵臨著被指責“啃老”的壓力。在他們看來，選擇一條與主流背道而馳的道路，沒有參照的標準，注定充滿了孤獨和自我拷問。

在一次又一次的跳槽中，他們也逐漸不相信自己了。付淼和李蓉蓉在一次又一次的麵試中懷疑自己的能力，易小米甚至嚐試了心理谘詢，她問醫生，“我是不是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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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逃避與答案

畢業前，易小米沒想過自己會在一年內換7份工作。她本科是英語專業，為了好就業，她選擇了法學作為第二學位。後來考研考了三次，最後一次，她通過了初試，卻決定放棄複試。

那源自於一場電影院的巧遇。寒假的某一天，易小米本想趁淩晨看一場一個人的電影，結果遇到了一個聊得投機的女孩，聊到學校和工作，對方是一位正在從事銷售工作的大專畢業生。

“我發現她很快樂”，易小米說，對方頻繁跳槽，最後找到了適合自己的工作。相比下來，自己才備考完，身心俱疲，普通的生活被過得“稀巴爛”，“就像一隻從下水道跑出來的老鼠”。

她開始反思，為什麽同樣的社會環境，在優績主義“不讀研就找不到工作”的對立麵，對方卻過得那麽快樂？易小米開始思考別的可能性，甚至嚐試和許久未聯係的朋友重新聯係，看看不同專業的大家都在做什麽。

她嚐試做過法學相關的實習：律師助理、公司法務、書記員，在一家大公司做法務的時候，她突然感覺“對大公司沒有任何興趣。”職業光環每一天都在祛魅，留下最原始的一個問題——我到底適合什麽工作？

她想尋找答案。從教育機構的電話銷售開始，她發現自己不排斥和人交流，其他人覺得打電話很痛苦，但她一個上午就打完50個，同時還保持著良好的心態，“有些人會罵你，我覺得無所謂，他們沒看到你本人”。後來她又陸續嚐試過占卜師、跨境電商運營、模特翻譯、自媒體等工作，實在沒錢了，她就去當英語老師賺一筆。

她曾把自己放棄考研複試的經曆分享在社交平台上，沒想到私信裏湧來大量辱罵，“考不上研是自己廢物”、“你的人生已經完蛋了”等等，對她衝擊巨大，有時候早上起床，“感覺麵前就出現‘廢物’兩個大字”，後來她直接注銷了賬號。

還有段時間，她突然愛上了吃麥辣雞翅，想知道麥當勞的後廚幹不幹淨；再加上當時她每天都有麵試，老是失眠，想幹脆直接去找個體力活，就去麥當勞做小時工。

●易小米在麥當勞後廚洗盤子。講述者供圖

當時易小米的搭檔是個聾啞人，她用備忘錄和對方搭訕。同事很好奇她為什麽來這裏工作，“你們正常本科生有手有腳的，聽得見、也能說話為什麽找不到工作？是不是你們的要求太高了？”

“很多人會以世俗評價工作的體麵，一定要高薪、穩定，一定要在辦公室裏、一定要SOP（標準作業程序）。”易小米說。

對於這些頻繁辭職的年輕人來說，某種意義上一直在被“推著走”。付淼在選專業時，就在父母的指揮下報了工商管理，母親又讓她考了初級會計師資格證。畢業後她逐漸發現，會計幾乎不招沒有經驗的人，也不招非會計專業的，她唯一一次相關工作是在一個劇本殺公司做會計，業餘時間還要做dm（劇本殺主持人）。

她換了四五份工作，回顧自己的心態轉變：畢業前，她從未考慮過考公或者考研，覺得總能找到滿意的工作，“心高氣傲”；但在畢業之後，“被社會毒打”。

和其他人相比，付淼對工作的要求略顯簡單：如果月薪七千以上，都可以忍；如果七千以下，那麽希望工作稍微清閑、領導合一點磁場，最重要是，廁所一定要幹淨。

她經曆了不少麵試，有的HR根本沒有看過她的簡曆，還有的HR說，你的工作經曆和我們崗位不符合。付淼心想，你覺得不符合把我叫來幹嘛？她最終還是決定考編，“至少考上了，不會被辭退”。

相比付淼的選擇，李蓉蓉隻能確定自己不想放棄唱歌。她現在仍在做點唱的兼職直播。她形容和自己一樣頻繁跳槽的人“看似有很多選擇，其實沒有選擇”，“不清楚自己要什麽”。

她說，和她一樣畢業於二本院校的，如果家庭沒有助力和資源、專業含金量不夠，時間成本也決定了沒法長時間考研考公，必須得工作養活自己，還不如趕快出來闖蕩掙錢——

但做服務員、做外賣、跑滴滴、當客服，又不甘心，既想要體麵和相對高薪，還想能持續發展或者穩定，這些客觀條件限製了選擇。

●易小米擺攤賣農副產品。講述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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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應與改變

換了14份工作，易小米至今都沒有發現對某種工作的熱愛，或者說，能忍受某份工作持續幹很久。朋友們稱她為“職業體驗師”，一開始她對這個評價還挺開心；但久而久之，焦慮就浮現了。她分析，問題的本質在於“我對自己的社會化沒信心”。

事實上，對於業內人士而言，頻繁換工作的年輕人，首先就不符合招聘中最重要的一項指標——穩定性。Julie在廣州某製造業外企做了11年HR，根據她的工作經驗，10年內3份工作，5年內1-2份工作是穩定的平均值，一旦超過這種跳槽頻率的簡曆，她就會格外警惕。

她也發現符合標準的，能夠篩選進企業的人越來越少了：一方麵，就業形勢緊張，年輕人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麵，Julie覺得，現在這一代年輕人的成長環境、教育環境是“尊重自我，鼓勵自由”的。就她工作的公司而言，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發展起來的製造業的企業精神，要求“服從性”，某種意義上兩者是衝突的。

“對於他們而言，可替代性太高了。我不做這個，可以做微商，可以選擇其他的，時間不是很高成本的東西，不開心就走了。”在國企工作20年的謝鴻也是這樣判斷的。企業選拔、用人都需要成本，如果跳槽太頻繁，會給公司運轉帶來壓力。

“萬辭王”們對此也有著敏銳的感知，因此他們有著不同版本的簡曆，還會將相似的經曆“合並同類項”。例如易小米就有兩個版本的簡曆，一個版本用於投遞英文類、銷售類；另一個版本用於投遞法學類。

但謝鴻還是覺得，不該武斷地給年輕人貼上“愛跳槽”或者“整頓職場”的標簽，“每一代人的生存壓力、價值觀念和時代背景都不同，可能年輕人不太願意遷就和自己價值觀相衝的事物”。他說，有的小企業，遇到老板利益不相符的，就愛給應聘者貼標簽；優秀的企業雖然有自己的選拔標準，但也不代表普世的價值觀。

Julie也承認，市場上的確存在著某些不規範的公司隱瞞自身情況，自身發展出現問題，仍然招聘員工來“湊人頭”，“剛進入社會的年輕人，很難分辨‘語言陷阱’，無法提前識別‘有毒的職場環境’。”她說，有的企業可能一開始告訴你，會培訓給你提供一個成長的周期，其實一進來就要求你上手，他們會把這份工作用一些話術包裝得很光鮮亮麗，或者不提有關缺點。

而“萬辭王”出現的背後一方麵是日漸惡劣的職場環境；另一方麵是年輕人逐漸“覺醒”——職場濾鏡不過是華麗外衣下的虱子。

社交平台上也有不少人好奇：他們究竟為什麽這麽折騰？是不是太理想主義了？忍忍不就好了，人人都是這樣過來的。但他們的解釋更像務實主義：這份工作能給我帶來什麽？它的正向反饋是否能抵消那些二手煙、飯局、加班、溜須拍馬？除去濾鏡、旁人豔羨的眼光、父母的期待，我究竟想從事什麽樣的工作？

●圖源東方IC

謝鴻遇到過一個年輕人，三年換了12份工作。對方畢業於985院校，家裏是做生意的，個性很鮮明，通過校招進入國企之後，看不慣官僚、形式主義的東西，雙選階段還沒結束就換了三個單位，甚至交了保證金也照換不誤。他想換一個不加班的民營企業，後來發現這樣的要求找不到工作，隻能勉強答應，但進去後發現也有各種讓他覺得“虛偽”的管理規定考核，幾個月就離開了。

幾番跳槽之後，這個年輕人在一家物流公司上班，公司邀請謝鴻來做企業管理培訓，兩個人碰麵，謝鴻問“你換了這麽多份工作都覺得有問題，有沒有可能你自己也有問題？”對方很坦然地承認，“我有問題，但不想改，這幾年就當作積累一點經驗”。

通常在進行員工談話時，謝鴻都會問一個問題，“你的理想（工作）是什麽？”

李蓉蓉的答案是，“不騙人不坑人不害人不割韭菜”。她喜歡明是非，有想法、格局大的領導。如果都沒有，待遇前景不錯的話她也可以忍受，但“如果這個領導瘋癲到影響到工作了”，讓她對這個部門都不相信了，她就會離職。

而易小米曾遇到過一位領導，40多歲時被“優化”離職，讓她明白，即使在行業做到頂尖也會有職業危機。“我覺得沒有人的目標是一輩子在職場裏幹下去。”她覺得人生的目標應該是在工作中學一點，然後自己單幹。她也很費解，在別人構造的評價體係裏，扮演好自己的一個螺絲釘角色，是怎樣給個人帶來安全感的？

她調侃，自己的理想職業可能是愛豆——有粉絲的愛又有粉絲的錢。就算去簽售，粉絲也會好好對待盛裝打扮。

易小米在網上分享自己當“萬辭王”的經驗時，也有人指責她“本地人才有恃無恐”，她後來隱瞞了本地人、住在家裏的信息。她說，有人看到自己IP是浙江，就默認她是富裕家庭，覺得“你爸媽給你創造這個環境，你才可以折騰”。

偶爾她也會羨慕能夠遵循評價體係像機器一樣執行的人：比如她的大學舍友，現在已經在大廠做小領導了，她無法忍受對方公司上廁所都要規定時間；還有個同學平時特別注重保養，每天吃維生素，卻能忍受二手煙。

最近，易小米在一家羽毛球館做前台，學會了負責體育用品的銷售、推銷，甚至還學了急救。

“我之前都不知道，自動販賣機下麵有一把鎖。”頻繁裸辭使得她開始催眠自己降低物欲，她繼續做兼職，擺攤、上門喂貓遛狗、當寫手。

李蓉蓉也換了工作，之前做銷售壓力太大，每天下班回來就哭；過年之前找不到合適工作，她就在一家網紅書店上班過渡，加上兼職，可以覆蓋基本生活支出。現實壓力也讓她“班味”重了很多，不得不繼續在困頓的生活中尋找出路，“這是唯一的辦法”，她說，“做好現在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