拚命擠上地產時代末班車的夫妻，在"北三縣"破防

她還告訴我，自己長大後不會像父母一樣守著北京，更不會留在河北，這裏的冬天特別漫長，路上的人們腳步又著急，又沉重。

——Ourlife

本文為真實發生事件，以作者記述方式呈現。

貨拉拉的麵包車停在小區單元門口，剛好堵住了無障礙通道。電梯裏堆滿了家當，又一戶鄰居要搬去天津了。

在這個環京的河北小縣城，這早已是司空見慣的場景。

3年前，有個鄰居在小區群裏尋找潛在目標客戶，她如此介紹自己：全家的戶口早已遷到天津，孩子由老人照看在天津上學；夫妻倆在河北廊坊大廠居住，以便於每天往返北京通勤；工作地點則在北京通州，主要業務是幫“北漂”們解決天津買房、孩子上學、全家落戶等一係列難題……

北京上班、天津上學、河北居住，這便是屬於本小區的“京津冀一體化”。鄰居們邊調侃她在為政策添磚加瓦，邊私加微信單聊。

真的有這麽大的需求麽？以及這麽做，真的合法合規麽？當時我很好奇。

“規則之內，當然都是合法的。天津現在本科生就能落戶，你要不要先去占一下位置？我倆都是中專，學曆不夠，正在想辦法。”我最要好的鄰居張鑫告訴我，為了孩子日後升學，他們兩口子也正在考慮去天津落戶買房。

身為高考難度為地獄級的“山河四省”人，張鑫更早明白教育就是資源，而資源分配從來就不公平。當自己成為父母，就等於是被丟進叢林的野獸，為了幼崽，他們時刻得提早準備，伺機而動。

千難萬難，錢是第一位。可那會兒，最難的還不是錢，而是天津時不時就調整的購房落戶政策。學曆是一道門檻，把中專畢業的張鑫夫妻倆拒之門外。這也讓他們更加堅定：一定要讓孩子上大學，絕對不能讓女兒的未來，卡在學曆的敲門磚上。

張鑫的老公劉一恒現在還清楚地記得，1998年他在北京中關村搬一天玻璃，收入是30塊整。如果不休息，一個月能賺900塊。

他是1980年生人，從遼寧農村走出來的，中專學的計算機，學校承諾“包分配”，於是在那一年誤打誤撞跟著“大部隊”坐著綠皮火車來到了北京。所有的憧憬，在腳踏上北京的地麵後被粉碎，學校的老師把學生們往中關村一撂，就讓他們自己找活幹。

心思活絡的同學當天便在中關村的小櫃台裏謀上了差事，劉一恒沒有那麽幸運，但也僅僅在地下室的小旅館裏蹉跎了一晚。第二天有同學拉上他去給做鋁合金門窗的私營小老板拉玻璃，雖然“專業也不對口”，他照樣欣然接受了——來了就是賺錢的，必須要馬不停蹄地賺錢。

那便是他的第一份工作，日結工，一天要幹滿8小時，加班的話，每小時6塊錢。他隻幹了3天。第二份工作是組裝音響，他覺得音響公司和計算機專業好歹有點相關，毫不猶豫地辭掉了第一份工作。

那個工廠在當時還算偏遠郊區的西北旺，環境極差，直至今天，依舊是劉一恒不願回想的噩夢：工業口罩擋不住的廢料吸進了肺裏，咳不出，咽不下，轉化成看不見的微小顆粒融進身體裏，人就成為了商品的養料。“賣命”二字，在模糊的防塵鏡片前，日複一日地，一點點變得具體起來。

翻開報紙裏的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的烏雲懸在頭頂，“促內需”的政策劃開一道口子，帶來了一縷光。在劉一恒的記憶中，那絕對是個有錢賺的好年份，北京城裏哪兒哪兒都缺人，哪怕在大街上閑逛，也能找到一份工作。人人都以為把最難的日子熬過去後，未來就會一天比一天好。他聽說有師兄去了研修班，拿到大專學曆後便進了炙手可熱的聯想，好不羨慕。

在煙塵肆虐的音響工廠裏，劉一恒猶豫了一個星期，果斷辭掉了這份工作。直到他離開西北旺後的若幹年，那個舊廠房邊有了更出名的地標：後廠村（中國互聯網企業聚集地）。原來，膾炙人口的財富神話早已悄然上演，剛好與普通人的青春擦肩而過。

輾轉至2002年，劉一恒才在北京找到了專業對口的網絡公司。公司有體麵的大樓，現代化的辦公環境。他所在的部門是“數據處理中心”，聽上去高大上，但工作內容就是把書裏的文字錄進電腦，簡單排版後變成光盤。如今已經稀鬆平常的事物，在那個萬物還未互聯的年代，僅靠著簡單機械的粘貼複製，就能帶來真金白銀無數。一切資源都是稀罕物，一點點努力就會有許多收獲。20多年過去了，劉一恒還清楚記得當時公司的名字，也記得當時那本風靡全國的書——《學習的革命》。唯獨不記得，那書的副標題是：通向21世紀的個人護照。

序幕拉開，一切已然開始。沒有準備的人，也會被推著前行。

劉一恒入職那個搞電子書的公司時，張鑫和另外兩個同事合租在回龍觀村裏的農民自建房裏。那時回龍觀還是一大片村落，隻有零星拆遷。

1982年生於河北農村的張鑫，是家裏的長姐，下麵還有一個妹妹和一個弟弟。父母無暇照顧她，勉強念完初中後，她選了中專，學的是最實用的會計。老家縣城的工作機會不多，但離北京很近，坐大巴1個小時就能到，去北京工作成了大部分人的選擇。所以中專畢業之後，她也隨大流來到了北京。

合租的女孩張羅聚餐，劉一恒陪著老鄉上門，在那個狹小逼仄的空間，他和張鑫的目光第一次交匯，就有了愛情的火花。

他們背後壓著的，是兩個家庭。劉一恒的父母也都是農民，家裏兩個兒子，他是老大，弟弟還小，給家裏花錢更是應該應分。而張鑫身為長姐，工作之後，每月隻給自己留基本的生活費，餘下的工資全部交給父母。她沒有什麽人生計劃，喜歡一切順其自然，直到遇見劉一恒。

張鑫的父母一開始不同意他們搞對象，覺得劉一恒家庭條件太一般，日後肯定指望不上。對父母一向言聽計從的張鑫，第一次不管不顧，自己做出選擇。他們自由戀愛，劉一恒是她的初戀。她堅信劉一恒人好，是個潛力股。

2004年，劉一恒跳槽到了一家通信公司做業務員，他記不得這是自己在北京的第幾份工作了，隻記得這份工作讓他賺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那些年，小靈通和2G手機已經開始普及，可大小城市的街頭巷尾依舊能看見電話亭。因為手機電話費昂貴，運營商售賣的打電話用的IC卡、IP卡，還有著挺大的市場。劉一恒從公司拿貨，再做分銷，其中打國際長途的IP卡需求量最大，差價也最高。他比所有同事都勤快，早出晚歸地跑業務，銷售額最高，賺到了錢，卻不怎麽消費。

張鑫知道劉一恒“摳”，不但不嫌棄，還準備陪他“摳”出個未來——農村出生的孩子，除了自己，誰也指望不上。其實哪怕出生在城市的普通80後，在那個年代也很少浪費。

“中國才富裕幾年，吃飽肚子才幾年？往上數哪家都是農民。”劉一恒生活哲學的核心就是：隻有存下錢，才有安全感。這種保守的消費態度讓他和張鑫扛過了通信技術猝不及防的更新迭代，扛過了座機和電話亭快速退出曆史舞台、IC卡和IP卡成為過去式的時間。在那些日新月異的日子裏，也許是因為努力，也許是因為幸運，劉一恒終於攢到了一些錢。

2006年，劉一恒在張鑫老家、河北保定的小縣城裏買了人生中的第一套房，做兩人的婚房。步梯頂樓，兩室一廳，899一平米，總價7萬多。從他步入社會算起，一晃8年，他當年在中關村第一份工作的月工資，剛好能買這房子的1平米。

這讓他更加堅信，努力就會有收獲。

次年，兩人完婚，那套婚房並沒有住上幾天。婚禮一結束，他們倆便馬不停蹄地趕回北京上班。房子空了下來，卻又舍不得租。

在北京，他們依舊和同事合租，在回龍觀一個沒有電梯的兩室一廳。無論忙到多晚，兩人回到簡陋的房間累倒在床上，想到老家裝修好的大房子，就覺得心裏踏實，仿佛一切都有了著落。

房子從來都不僅僅是用來住的，對於2007年的劉一恒來說，房子是結婚生子的敲門磚，是人生步入另一個階段的起點，是平凡生活的一劑定心丸。

他們婚後不久，在回龍觀合租的室友搬走了。為了省錢，劉一恒把出租屋次臥租給了一個在五道口上班的程序員，那個程序員的表弟偶爾也會來住上幾天。劉一恒的弟弟那一年也來到北京找工作，房租太貴，便住進了哥嫂的客廳裏。最多的時候，出租屋裏要擠下5個人，可誰都沒有覺得擁擠。北漂們早已有了默認的共識：北京的一切都很貴，下班後僅僅能伸開手腳的床也是奢侈品。

那一年，電視劇《奮鬥》爆火。劇裏麵的陸濤豎著Polo衫的衣領，和養父爭吵：中國老百姓這一輩子，最看重的、買的最貴的東西就是房子。可全國人民勒緊褲腰帶買房這事對嗎？

但是不買房，住哪兒？一輩子租房麽？

電視裏，唇槍舌劍罵聲一片。但回到現實，據統計，北京房價暴漲40%以上。房價無時無刻都在持續挑逗著人們的神經。

劉一恒也不例外，他也想在北京有一個完全屬於自己的家。張鑫已經開始備孕，劉一恒當然想在自己的房子裏迎接孩子的到來。生一個可愛健康的孩子，成為合格的父母，有一個安穩的小家，這是普通人發自本能的願望。

好在那些年，這願望也不算太奢侈。劉一恒想到就行動，開啟了第一次的看房之路。看了又看，選了又選，北京中心區域的房子還是太貴。買房從來都不是容易的事，更何況是在首都。一直看到2007年年底，做房屋銷售的老鄉把他拉到了房山長陽，推薦起自己售賣的新樓盤——這裏雖是北京的遠郊，但剛好是劉一恒和張鑫在河北與北京之間往返的必經之路，卡在中間點。

新樓盤總高隻有十幾層，看完樣板間，劉一恒提高了一點預算，定下一層帶小院的三居室。他選的那個戶型南北通透，明廚明衛，單價6千，當場交了3萬元訂金，並約定在年後交齊首付。

走出售樓處，夫妻兩人對視的目光都有點恍惚——他們就這樣在北京買了房。

回頭再看，那是他們離北京置業最近的一次。

因前一年的房價過熱，到了2008年，央行先後4次采取措施抑製通脹。地產專家信誓旦旦地說，房價已經來到了拐點，所有的媒體都在渲染，全球性的經濟危機近在咫尺……盡管劉一恒的工資並沒有變少，可這些信息無孔不入地左右他的想法。他是一個特別關注時事的人，正因為學曆不高，他更覺得自己應該多學多看，以此作為和社會的鏈接。

“再不買房，也許就真的買不起了。”

“房價這麽高真的合理麽？花光積蓄，房價萬一跌了怎麽辦？”

兩種聲音就像電視劇裏的台詞，在他耳邊不停地切換——房子將是他這輩子買的最貴的東西，可掏空所有家底去買房，真的對麽？

忐忑中，還是熬到交首付的日子。到了售樓中心，節外生枝了：明明他們是加價買了一層，但當初銷售承諾送的小院卻沒了。和售樓中心的人爭論無果，搖擺的天平終於落定，劉一恒最終決定：退房。

開發商要走法律程序按合同追加賠償，劉一恒找來那個老鄉勸和，可最後也沒拿回3萬的訂金。

奧運會的開幕式在北京如期舉行，劉一恒和大多數人一樣，沉浸於極致絢爛之中。午夜夢回，從回龍觀的合租房醒來，腦子裏的天平再次搖擺起來：一切都在變好，那套房子，也許不該退。

直到1個月後雷曼兄弟倒閉，漫天的烏雲和滾滾的雷聲才終於等來了預期中的大雨和風暴。這場‬從‬美國爆發的‬次貸危機漸漸席卷‬全球，浪花打到了劉一恒身上時，他隻看到了不再瘋狂上漲的房價，他開始為自己之前的決定感到慶幸。

可事實上，如果他不關心這些國際局勢，少看新聞，僅僅從自己的需求出發，反而不會錯過這最後的機會；又或者他沒有認識的熟人，被迫買下那套房子——年末，“4萬億”刺激計劃落地，那一句“信心比黃金重要”，也為十幾年後的今天埋下種子。

這便是風起雲湧的2008年，劉一恒拿著為數不多的存款，百轉千回。回過頭來再看，在他身上，那一年其實並無大事發生。時代的風呼嘯而過，輕輕掃過了他的臉頰而已。等他後知後覺再伸手，就什麽都抓不到了。

2009年，電視劇《蝸居》播出。與兩年前的《奮鬥》相比，火爆程度有過之而無不及。在劇中，重點大學畢業的海萍買不起上海的房，孩子成了留守兒童。在劇外，已經懷孕的張鑫在出租房等待女兒的降生。

在那一年的房價麵前，學曆失效，人人平等。

臨近生產，張鑫被當時的公司單方麵解雇。走完勞動仲裁的流程，拿回賠償款，她決定先做一段時間全職媽媽——她的工作一直不穩定，工資都不如保姆或者育兒嫂高，做全職媽媽，是這個普通小家的最優選。她也不覺得這算什麽犧牲，事實上，普通人的生活法則，更多時候考慮的僅僅是性價比。

2010年，他們的女兒劉樂樂，在回龍觀的合租房降生了。

為了照顧孫女，劉一恒的母親從東北農村老家來到了北京，小小的兩室一廳又要多擠下兩口人。劉一恒在十幾平米的客廳裏，先後擺下一張1米5的雙人床，和一張可以隨時變成單人床的折疊沙發。到了晚上，樂樂和奶奶睡雙人床，他弟弟睡沙發。

其實劉一恒也想過不再合租、把那個程序員的次臥給騰出來。可這個念頭隻是一閃而過——更苦更擠的日子也不是沒有過，沒必要花更多的錢，能省一點是一點。畢竟，他們還沒有在北京買房。

那個程序員也沒有介意孩子和老人的到來，反而融入到他們一家人的喜悅之中。下了班，他同自己的表弟圍坐在狹小客廳的餐桌前，和劉一恒一家五口一起吃晚飯。樂樂一天一個模樣，所有人都在輪番教她怎麽用勺子用筷子，期待著她趕緊張口說話。他們相處得像一家人，除了每個月的那點房租，劉一恒和張鑫沒多要過程序員一分錢，甚至對方偶爾往家裏買點菜，兩口子也推辭半天，不想讓他破費。

“誰家能在乎多添兩雙筷子呢？都是在外麵漂的，都不容易。”

不久之後，程序員交了女朋友，飯桌上便又多了一雙筷子。那女孩也喜歡這裏，沒有一個漂泊在外的人，能拒絕得了一口熱乎的家常飯。

我曾問張鑫：“那個時候那麽擠，你會不會特別渴望有套屬於自己的大房子呢？”

張鑫幾乎是脫口而出：“沒有。”短暫地回憶了一下，她繼續道：“租房子沒什麽，反正身邊的朋友都沒有買房。那會也不覺得擠，人多熱鬧，大家都喜歡樂樂。”

“那你和婆婆、小叔子相處得好麽？”

“那個時候我特別感謝我婆婆，能過來幫我帶孩子。就是我小叔子那會沒找到工作，總待在家裏玩遊戲，我有點擔心。”

沒有想象中生活的捉襟見肘，也沒有想象中婆媳間的雞飛狗跳。一向順其自然的張鑫，因為女兒的降臨，變得更加樂觀從容。她一直是按部就班的人，除了和劉一恒戀愛，人生就沒有主動做過選擇。

而成為一個母親，是她人生裏的第二次主動選擇。她天生就有愛孩子的能力，她想象不到比成為媽媽更快樂的事情，她人生最大的願望，就是看著樂樂健康快樂地長大。

可為人父母哪有她想得那麽簡單。樂樂一歲多時，她想重新工作，準備再過一年把樂樂送到幼兒園。可一打聽，這才知道連幼兒園之間也有區別——沒有房的外地人，沒有資格進“物美價廉”的公立幼兒園，而私立幼兒園，不但離家遠、價格高，環境還很一般。

張鑫越想越頭疼，上幼兒園就這麽難，那麽之後上小學呢，再之後還有中考、高考呢？

當房子和孩子的未來掛鉤時，房子就不再是一個單純的容身之所了。

在沒有成為父母之前，張鑫覺得漂在北京，一直租房子住都不是問題。直到深陷其中又為人母，才知道日子不能繼續這樣走一步算一步了，得過且過行不通了。

成為負責的父母，絕不僅僅是把孩子帶到這個世界那麽簡單。張鑫第一次渴望有一套房子，但這又不僅僅是一套房子，而是一家三口在一起的時光，是孩子日後上學的資格，是對未來的美好期望。

劉一恒的世界更為嘈雜。2010年年底房價觸底反彈，打開那一年的新聞，多地出台打擊房地產投機行為的政策。回張鑫老家的路上，照例路過良鄉，據說那個被他們退掉的房子旁邊要修地鐵了，房價也不出意外地開始蹭蹭往上漲。劉一恒有些後悔，當初就不應該退房，損失3萬的訂金事小，錯過房價的上漲最為可惜。

沒有後悔藥，日子還是要向前看，劉一恒迅速開啟了第二次在北京的看房之路。從三環看到五環，從城區看到遠郊，從新房看到舊房……總感覺差點意思。要麽房子不夠好，要麽手裏的錢不夠多。

對比兩年前，他在買房這件事情上要考慮得更多。那時他已經積累了一些人脈，出來單幹，負責承接一些公司的網絡維護。賺得雖然多了，可沒有公司托底，未來發展前景並不明確，換言之，就是不確定明天是否還能賺到這些錢。張鑫短時間內沒工作，即便工作了，那點工資也不夠幹什麽的。他們手頭已經有了幾十萬，但若不貸款不上杠杆，房子的總價就不能太高。可母親要幫忙帶女兒，房子的居住麵積又不能太小。樂樂明年上幼兒園，之後上小學，要不要考慮學區……想得越多，越買不到心儀的房子。

而和劉一恒一起來北京的老鄉，已經在家人的幫襯下毫不費力地“上車”了。得知劉一恒也要在北京買房，老鄉作為過來人，給了他一些建議：外地人在北京買房，不要考慮孩子上學的問題，因為買房容易，戶口難搞，身邊大把在北京有房的京漂一族，孩子到頭來還是要回老家上學的——要麽為了孩子犧牲，選擇夫妻異地，要麽幹脆讓孩子成為留守兒童。

“掏出所有身家買了房，背30年房貸，可孩子還是上不了學，一家人還是要分開……”劉一恒和張鑫邊想著這個問題，邊出入著一個個售樓處，任憑中介口若懸河地推銷，依舊無法做出最後的決定。

可房價並不會給他們思考的時間。劉一恒曾付下訂金的那個房山樓盤，此時價格已接近翻倍，短短兩年的時間，恨不得全款變首付。他們在北京摸爬滾打了10餘年，一直很努力地賺錢，時時刻刻節省，攢下來的錢卻怎麽也趕不上房價上漲的速度。沒有家裏幫襯的人，每一步的腳印都要比別人踩得深。劉一恒的每一次選擇，都仿佛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他在猶豫中踏步，寸步不敢向前。

這種猶豫一直持續到2011年2月17日，北京調整了購房政策，外地人需要連續繳納5年社保。劉一恒斷過保險，而張鑫此時待業，根本沒有保險，這讓兩人一下子失去了北京的購房資格。

售樓處，和他們一樣錯失購房資格的北漂們，有人忍不住失聲痛哭。

在瞬息萬變的政策麵前，他們第一次感覺到被時代的火山灰擊中，隻能任憑無力感蔓延，直至成為一種恐慌：全國各大城市照這樣一直限購下去的話，他們倆再不買房，是不是真的就再也買不上了？

他們記憶裏的北京，不知道是從哪天起，鋪天蓋地般地塞滿了樓盤廣告：架起的天橋，商場最顯眼的外立麵，公交站和地鐵的每一塊廣告牌，見縫插針，目不暇接。包括但不限於市中心的“尊享豪宅”，各種配套還在規劃中的“剛需上車盤”，而河北、天津的開發商，信誓旦旦地承諾要“給北漂們一個家”。

劉一恒每天都要去不同的地方見客戶，往返的路上穿梭於這些廣告之中，幻想其中哪個會成為自己的家，那是疲憊往複的生活裏溫暖並柔軟的夢境。直到現在，他還記得中關村大廈上的那塊廣告牌，隻要一抬頭，就一定會看到。開發商的名字裏就有“幸福”二字，廣告語是短短六個字：創造美好生活。

夾在京津之間的“飛地”，河北廊坊的“北三縣”，就這樣向他輕輕招手，他猶豫著，還是走了過去。跨過了潮白河上的大橋，便從北京到了河北。除了孤零零的售樓處，目之所及是一片又一片的耕地，連一條像樣的馬路都沒有。

車子還沒停好，就有中介圍了過來。樣板間是沒有的，有的隻是印刷精美的DM單，以及全國最野的中介。他們徒手就能在空氣中畫出公園、地鐵、學校和醫院，畫出客戶對未來生活的所有想象。他們似乎比眼前的客戶還了解一個永遠拿不到北京戶口的北漂到底要什麽。

最可怕的點在於，在2011年的網絡上，幾乎人人都在為這些中介口中的“大餅”背書，其模式類比莆田醫院——你若質疑真偽，打開了搜索頁麵，將輸得更加徹底。走出售樓處，張鑫看向長勢喜人的玉米田，不免有些擔憂——夢想中的“家”，此時連地基都沒有。劉一恒安慰妻子道：“哪個新樓盤不是這樣呢？”

劉一恒嘴上這麽說，卻還是遲遲沒有行動，反而是他表弟提前在北麵的燕郊安了家，孩子能就近上幼兒園，父母也能跟著住在一起，凡事都能搭把手。唯一的缺點是上班通勤時間太長，可正值壯年的他們苦一苦累一累，也是值得的。更何況，劉一恒東南西北地跑業務，沒有固定的工作地點，連通勤的問題都不存在。

第二次去售樓處，劉一恒掏出44萬的積蓄，全款買下一套60多平米的一居室。中介勸他買大不買小，應該貸點款，可劉一恒卻不為所動——孩子還小，事業也剛起步，他不想背負那麽大的壓力，他穩穩當當地走每一步。

2014年，一家三口終於住進了屬於自己的房子，距劉一恒離開老家已經過去了整整16年，女兒都快5歲了，才有了一個穩定的“家”。樂樂去了離家很近的幼兒園，張鑫仍然沒有找到合適的工作，負責照顧樂樂，婆婆和小叔子不再參與一家三口的生活了。

一切似乎都在向好的方向發展：最剛需的學校修好了，幾個大公園也陸續完工，嶄新的馬路夠寬，人也漸漸多了起來。北京地鐵東延，開車過去也隻需要十幾分鍾，房價自然也跟著漲了一些……

不過，樂觀的情緒在2016年的秋天戛然而止——樂樂竟被分到了村裏的小學。劉一恒和張鑫到學校門口一看，心一下涼了：巴掌大的校舍，連個像樣的操場都沒有，據說老師也不夠用，恨不得讓一年級和二年級的學生湊在一起上課。這裏原本隻是一個貧困縣，誰也沒想到一下子會湧入這麽多外來人口，更沒想到會有這麽多“北漂”二代著急入學，開發商建好的學校不夠用了。

最讓劉一恒和張鑫氣憤的是，這裏的小學在招生時，竟然也是先緊著有戶口的本地人，而不是買了房的外地人。在北京，他們的孩子被“外地人”的身份攔在學校之外，在這個河北小縣城的小鎮上，他們的孩子竟然也要受困於“外地人”的身份……銷售在5年前可是把配套的學校當成本小區的賣點，學校也明明是小區的配套設施，是為了業主而建的。這些被忽悠瘸了的外地家長們，隻能發起一次又一次毫無意義的維權，最後淪為被踢爛的皮球，泄了氣後自求出路。

劉一恒沒有參加集體的維權，換成其他事，他也許會想要一個公平，最起碼也得要一個說法。可孩子的事，首要的絕不是公平和說法，而是切實可靠的解決辦法。

他拉上另一對關係好的鄰居，直接去了學校。學校門口有保安，四個人把車停在學校門口，盯著車窗外緊閉的大門和門衛室構思了半天，才意識到根本不知道要怎麽混進學校，甚至都不知道校長室在哪裏，怎麽能成功找到校長。

有些事光想沒用，劉一恒推開車門，決定試試。規矩是死的，人是活的，人是用來打破規則的。他和另一個孩子的爸爸，各自兜裏揣了5千塊錢，徑直走到了門口的保安室，說要找校長，而保安竟然就給他們放了行。

倆人找到了校長室，敲開門，確定裏麵坐著的人就是校長後，就在門口小聲地說明了來意。校長微微一笑，隻說了一句“放心”，便接過了兩個爸爸遞過來的紅包。校長收錢的態度是那麽大大方方，倒顯得劉一恒和鄰居很扭扭捏捏。臨走前，兩個爸爸抬眼再次確認門牌上的字——真的是校長室。

走出校門時，劉一恒有點恍惚，可好歹，他們的孩子有學上了。

曾幾何時，劉一恒也是被規矩鎖死的人。他喜歡大城市，喜歡這裏的有序和公平。他單幹之後，接觸到更多的人，也看到了另一個他之前未曾看見的世界——他認識的一個老板，同樣是外地人，同樣沒有戶口，甚至他的孩子從小學習成績就非常差，可孩子照樣去了國內的頂尖學府讀大學。劉一恒沒有打聽過具體的過程，他知道這些事情對自己沒有任何借鑒性。他自知能力有限，但總有強人有辦法，也總有人能得到更多。

再往後，河北本地適齡的學生開始翻倍。為了搶學位，外來家長們隻能想辦法辦理當地的戶口，擺脫掉“外地人”的身份。業主群裏除了“租北京車牌”、“代繳北京社保”的二道販子之外，又新增一批“專門代辦本地戶口”的黃牛，價錢從幾千到幾萬不等，難辨真假。

房子都買了，家長們怎麽會為了這點錢就輕言放棄？

之後，更可笑的一幕出現了：學校依舊沒有那麽多學位，隻能劃片區，走正規途徑上學的孩子既要有戶口、又要符合片區——當然，還有不正規的途徑，隻要肯花錢，就能以“轉學”的方式入學，但前提是，你不能有當地的戶口，因為“本地人”不符合轉學的要求。

這樣，恰恰是那些花錢辦了本地戶口的家庭成為了炮灰。他們即便買了房，花錢落了戶，孩子也隻能去破爛的“村小”。每間教室裏固定的座位永遠都是那幾十個，那麽花了錢，通過“轉學”入學的孩子，擠掉的又是誰的座位？

劉一恒很慶幸，他從來沒有想過把女兒的戶口遷過來，並早早就為樂樂做好了打算：拿天津戶口，在天津高考。

其實2016年，劉一恒已經去天津看過一些房子了。房價還是貴。

他正猶豫時，張鑫提出了換房——當初因為不想貸款，他們選了一室一廳，家裏客廳很大，劉一恒就把餐廳隔了出來給女兒住。最開始，大人孩子都不覺得有什麽不妥，可樂樂上小學後，總會邀請同學來家裏一起寫作業，每次一進門，樂樂便第一時間把同學們招呼進家裏唯一的臥室，然後重重地關上門。張鑫看著緊閉的房門，有時一關就是幾個小時，門後時不時傳來孩子們的歡聲笑語。

張鑫決定換房——女兒大了，必須要有自己的房間，一個完全屬於她的小小世界，而不是睡在餐廳。

去天津還是太早，劉一恒也覺得，不如先就近，把這個一居室換掉。

2016年的下半年，夫妻倆再次開始了看房之路。

他們的第一站是售樓處，可那一年房價再次暴漲，眼前的景象和幾年前已是天壤之別：到處都是買房的人，甚至有外地的大巴帶來整車整車的看房團，他們戴統一的帽子，仿佛在打卡A級景區。劉一恒兜了幾圈也沒找到車位，隻能把車停在很遠很遠的路邊。曾經他愛答不理的房屋銷售，如今早已高攀不起，跟他們要張戶型圖都費勁。

劉一恒又轉身走進了中介公司。二手房同樣火爆，中介要麽出去“帶看”，要麽擠在會議室忙簽約，根本找不到得空的人。劉一恒親眼目睹二手房的業主坐地起價，開口多要十幾萬，而買房的人猶如心甘情願待宰的羔羊，隻是短暫地猶豫了一下，便追著對方趕緊簽合同……

眼前的一切都太瘋狂了，即便劉一恒知道房價漲了不少，可依舊覺得不真實。

直到他詢問自己的一居室能賣多少錢時，才有中介圍了過來，熱情地詢問他是否賣房。還沒等劉一恒點頭，對方便調出了最新的成交價：120萬——均價已接近2萬。對比5年前的44萬，房價已經翻了將近2倍。

當晚，劉一恒反複回味著白天發生的一幕幕，猛然發覺一切似曾相識。他清楚地斷定，房價一定還會漲，並且在不久之後就會有相關部門出政策，他必須加快換房的腳步。

可惜他並不是一個有決斷力的人。即便他的判斷是對的，行動力也不夠。他依舊邊看邊等，遲遲不能出手。好不容易看中了幾套性價比還可以的二手房，還沒等去談價，房子就要麽漲價、要麽售出了。

患得患失的他再次站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路的四周，都是迅速崛起、高不可攀、密密麻麻亮起燈的高樓大廈……他接到了越來越多的中介電話，小區裏也到處都是中介們忙碌的身影。明明這個縣城晚上亮起的燈光寥寥，卻有了一房難求的景象，以“天”為速度單位攀升的房價讓人放棄了思考——那是徹底的賣方市場，中介竭盡所能地挖出有意願賣房的業主，元旦一過，有體力好的中介小哥甚至挨家挨戶地敲門，想在春節前最後衝一下業績。

劉一恒好奇，再次詢問起一居室的報價，中介小哥告訴他，小區同戶型上一套的成交價是150萬，並保證，“隻要誠心賣，肯定比150萬更高”，他自己手頭就有好幾個特別著急的顧客。

從2011年到2017年，滿打滿算也沒有6年。房子單價從6千多一平，變成了2萬3一平，總價從40多萬，飆升到150萬……得知劉一恒要置換，中介勸他一定要趕緊行動，最好先買後賣，因為房子一天一個價，每天都有毀約的賣家。

“不要買兩居，直接一步到位買三居。多加點杠杆。現金貶值太快，物價都在漲。隻有房子才是能抵禦通脹的優質資產……”

中介說的每一句話都是老生常談，可在那時那刻卻讓人無法反駁。劉一恒回顧自己在外奮鬥的這些年——中介的話有錯麽？他不能再省了，出去跑客戶他舍不得加油，隻要不著急他就坐公交或者地鐵。在外麵一跑十幾個小時，吃碗幾塊的拉麵都覺得奢侈，從來不舍得加牛肉。他是不想冒險，他想按部就班慢慢來，可一年到頭，錢每個月隻能幾百幾千地攢，房價卻成十上百萬地漲……他有太多次機會了，如果當時沒有退掉北京的房子，如果當時貸款買個大一點、好一點的戶型，如果他敢上一點杠杆，如果他膽子大一點、冒一點點險，也許他也有機會撬動財富的大門。

他想起自己剛踏入社會的日子，那時隻要肯踏實幹，總會有收獲。而如今，努力不再奏效了，這個社會在悄悄懲罰小心翼翼的人。

終於，劉一恒覺得自己想明白、也弄清楚了。可麵對這麽高的房價，他還是不敢輕易出手，他還在等。

一直等到2017年3月17日，北京樓市又一波新政落地。和之前每一次出政策一樣，政策越嚴格，人們買房的熱情就越高漲，環京的樓市也跟著被點燃了一把火。劉一恒和張鑫的一居室因為總價低成了搶手貨，想買房的人在中介的帶領下直接上門，甚至有人帶著現金敲他家的門——這一次，對方出價已經高達178萬，並且可以支付全款。在那一刻，劉一恒有過短暫的猶豫，但最終還是把對方拒之門外。

劉一恒明白，自己還沒有買上房，可房價卻猶如坐了火箭一般往上竄。他不能犯之前犯過的錯，當務之急是買房，而不是賣房。這種瘋狂在2011年的時候他已經見識過了，那些因為新政失去購房資格、在售樓處門口痛哭的人，他記憶猶新。那種恐懼在之後若幹年一直支配著他：也許再不上車，就隻能永遠被甩在車下，最後被車輪無情地碾過。

劉一恒終於不再猶豫了，他迅速瞄準了一套三居室。賣家要置換到北京，北京的房價漲得更快，對方比劉一恒更著急出手，價格也比較低。房子86平米，隻需要199萬，每平米單價2萬3，由劉一恒承擔中介費。算下來，光首付和中介費就需要60多萬。

交完訂金，劉一恒為了湊首付連夜回了趟保定。幾天後便以4千多一平米、總價32萬的價格賣掉了當初的婚房。從2006年買房算起，到2017年賣出，這套7萬塊錢的房子也翻了將近5倍。

但好運氣似乎一直沒有完全站到過劉一恒這邊——他剛把那套婚房賣掉，2017年的4月1日，設立雄安新區的消息就公布了。消息公布的同時，雄安執行了最嚴限購，張鑫老家的縣城一下成了離雄安最近的地方，房價順勢翻了一番，從4千多一平米輕鬆漲到8千多一平米。

瘋狂的腳步沒有停下，所有人都在鉚足馬力加速，劉一恒也在其中。手上的存款加上賣掉婚房的錢還不夠首付，他便和張鑫的姑姑又借了幾萬塊。付完60多萬的首付之後，他幾乎沒錢了，隻能一邊賺錢一邊裝修。

即便如此，當住進新房時，一家三口依舊難掩興奮——三室一廳，全明格局，南北通透，前後沒有一點遮擋，樂樂不但有了自己的房間，還有了自己的書房。

那套一居室空了出來，張鑫想趕快賣掉，但劉一恒卻一點也不著急，出價的人越多，他越怕“賣飛”。他總算想明白了，房子從來都不是單純用來住的，教育、醫療、就業等等一切，看得見或看不見的資源，以及背後的升值空間，才是房子的價值。房子是最大的投入，所以也必定是最大的資產。

2017年5月，劉一恒新房同小區的第二批業主開始收房。有一名操著南方口音的業主，一下子就收了27套房，大大小小的鑰匙裝滿一個塑料袋。所有人都沒有片刻的懷疑，認為房價以後也隻會一直漲。

此時，又有中介找到了劉一恒，想趁著他還沒有走完新房過戶手續，加價買下這套三居室。劉一恒再次拒絕了所有買家，那套一居室也一拖再拖，待價而沽。他從未如此堅定地相信“房價永遠上漲”的神話，他已經從購房者變成了持有者，也徹底成為鋼筋水泥的信徒。

人們擔心車門被焊死，以為這是最後上車的時間。想上車的人一致陷入瘋狂，有人破窗，有人爬到了車頂，也有人鑽進了向前的車輪之下。

2017年6月，為了抑製瘋狂的樓市，廊坊也推出新政，購房者必須持有3年廊坊社保。這幾乎將所有購房者拒之門外——選擇在環京買房的人除了“北漂”，便是炒房客，他們都沒有廊坊的社保。可依舊瘋狂的中介和購房者還在想辦法怎樣逃過監管買到房子，絲毫沒有意識到危機已經降臨。

劉一恒在政策出台前剛好辦完三居室的網簽。接下來的購房流程，全部被新政卡住。那時他的心思全放在了新買的三居室上，根本沒意識到，新政之後，他的一居室也許會無法脫手，置換鏈條也會出現斷裂。

上車的門在一瞬間關閉，下車的門也悄悄地被一點點地焊死了。

趕在廊坊新政之前買房的人聚在一起維權，最開始，沒什麽人想過退房，反倒是害怕房子不賣給自己。人們早就學會了逆向思維，越是禁止的，越要逆風而上，越瘋狂。

大家一次次聚在政務大廳門口，試圖討要一個說法。連續拖了幾個月，既不能繼續辦理貸款，也不能過戶。期間陸續有人調轉矛頭，去和賣家扯皮——明明是政策一刀切不合理，卻輕鬆將矛盾轉嫁到了個人頭上。

每次維權，劉一恒都準時準點地出現在人群中。但那種被政策擊中的無力感再次襲來，一次比一次強烈。他聯係了前任房主，說即便不退房，也要一起想想辦法，畢竟房子還沒過戶，總不能所有風險和損失都由他自己承擔。

可此時，前任房主已經拿著他付的首付，在北京買了房：“我現在手頭是真沒錢，錢都用來交北京這套房的首付了。不瞞你說，我外麵還欠著錢，要不咱們再一起等等。”

劉一恒辦不了貸款，銀行就不能放款，前任房主其實也隻拿到了首付，大家都有損失。

好在後麵維權的事情有了進展，隻要在新政之前買房的人，經核實後就可以陸續辦理過戶。過戶的難度的確變小了，貸款的難度卻增加了。銀行不明說，直接把劉一恒的資料退了回來。

多方打聽後，中介給了新的方案：首先，房屋總價不能過高，購房合同調整到120萬，其餘的79萬，要以差價的方式補給原房主；其次，由於是劉一恒和張鑫的“二套房”，至少需要支付50%的首付。

一番操作下來，這套三居隻能貸款60萬，首付則高達140萬。也就是說，除了已經花出去的60多萬，劉一恒和張鑫還差80萬的缺口。

“當時要麽退房——但想把掏出去的60萬要回來，隻能扯皮打官司；要麽就去湊80萬，起碼房子就在眼前。”張鑫在講述這段經曆時，跟我解釋道。

錢根本不夠，最務實的辦法就是趕快賣掉那套一居室。有意向的客戶不少，可政策越收越緊，執行力度前所未有的嚴格。中介提出，可以先簽購房合同，隻付三成首付，3年後等買家拿到本地戶口後再過戶——風險太大，劉一恒斷然拒絕。

一籌莫展之際，張鑫的姑姑和妹妹第一時間伸出了援手，幾天時間就給他們湊了60多萬，連欠條都沒打，就把錢打到了劉一恒的賬戶上。

因為家裏有弟弟妹妹，親生父母以前無暇照顧張鑫，張鑫從小就由姑姑帶大。姑姑是個小學老師，還沒退休，那30多萬是她的養老錢。張鑫知道，即便是母親對待親生女兒，也未必能做到姑姑這樣不遺餘力地幫襯。雖然妹夫這些年生意越做越大，但妹妹終歸也是家庭主婦，自己不賺錢，能拿出20多萬，也不容易……家人的幫襯自此成了張鑫的心結，欠的是錢，更是人情。為了快點還錢，張鑫決定重新工作，去北京通州的一家公司做了出納。

前前後後付完新房140萬的首付，貸款的60萬銀行卻一直給拖著，不給辦，也不給具體的說法。劉一恒忍不住跟銀行的工作人員鬧，人家就再次把資料給他退了回來，但總算指出了一條明路：“原則上，一家人在廊坊隻能有一處房產。你們是夫妻，不能購買二套，除非不是夫妻……”

接下來的話業務員沒明說。張鑫和劉一恒糾結了幾個星期，還是回老家的民政局，領了離婚證。據說當年為了爭取多買一套房的名額，很多人都拿著剛扯好的離婚證去售樓處。如今，他們倆也算步了後塵。那時有多不理解，現在就覺得自己有多可笑。

在2018年的年底，劉一恒的貸款手續才最終落定，利率5.15，浮動利率加0.5個點。但好在，那套三居室終於屬於他們了。

幾個月後，劉一恒就還了十幾萬的欠款。世界依舊欣欣向榮，劉一恒也很樂觀，即便一居室不賣，他也能靠自己的努力在幾年內就還完這些錢。

樂樂在新房裏度過了愉快的小學時光，劉一恒和張鑫在能力範圍內滿足著女兒的各種愛好。無論是畫畫、跳舞、架子鼓，還是遊泳、滑雪和攀岩，隻要樂樂提出想法，夫妻倆都會讓她去勇敢嚐試，先報一個體驗班，如果喜歡的話，就報長期班。周末，一家三口去博物館，去燒烤，所有的時間都不閑著。愛孩子是一種天賦，為人父母能將這種天賦發揮得淋漓盡致。

即便有欠款和房貸，那段時間也依舊是有“盼頭”的日子。按部就班，勤勤懇懇，從不出格。人生似乎有一個既定的軌道，一家三口正攜手走向下一個節點。

我曾問過張鑫，她對樂樂的未來有什麽期待。

“成為一個普通人就可以，能有一份穩定的工作，每個月賺的錢夠自己花的。”她答。

似乎所有父母都不貪心，他們竭盡全力，不過是希望兒女成年後能擁有一個普通的人生。可將“普通”二字拆解後，首當其衝的還是穩定——不用擔心畢業後沒有工作，不用擔心被裁員，不用擔心發不出工資，不用擔心變老之後社會將徹底沒有自己的位置……具體到職業，也依舊是老師、醫生和公務員，必須要考公或者考編。

事實上，在今時今日能夠“上岸”的年輕人，基本都不普通。現實也很快再次擊穿了劉一恒和張鑫的幻想——他們夫妻倆在家貫徹“快樂教育”，其結果也很直接，樂樂的成績並不好。班主任找他倆談話，示意要“早點為初中做打算”。夫妻倆有些錯愕，女兒開學才上小學三年級，現在想這些會不會太早了？

可當他們打聽了周圍一圈人後，才發現“三年級”似乎已經晚了：

樂樂的同學A，老家在吉林，學籍從一開始就沒有轉到河北，而是準備回吉林上初中，父母也早早就在老家準備好了學區房。原來，除了北京上海天津，人口流失的東三省，竟是第二檔的“高考窪地”。

樂樂的同學B，河北人，家裏做生意，家庭條件很好，卻選了最卷的一條路，玩命補課，竭盡全家之力考出好成績，立誌要拿到衡水初中的入場券。

張鑫的鄰居C，從一開始買房，就是為了孩子就近上私立學校，“十二年一貫製”教學，一學期光學費就要5萬元左右，學生和家長都得麵試，通過率並不高——換言之，光花錢還不行，還得孩子大人本身就優秀。但那個學校太注重培養愛好，搞沒用的素質教育，到了真正的高考也許沒有優勢，所以C打算等孩子念到了初中，再去天津。

而張鑫妹妹的孩子，比樂樂大兩歲，此時也在山東某地最好的私立學校。山東高考難度大，他們打算讓孩子日後去國外念書。張鑫的弟弟則為了孩子能在縣城上小學，就算湊首付都費勁，也堅持還是要在縣城買房。

他們當初都是口口聲聲要讓孩子“順其自然”的家長，可當孩子一天天長大、未來的壓力擺到麵前時，他們無一例外開啟了闖關模式，準備在關鍵時刻各顯神通。

劉一恒依舊打算去天津，但樂樂還小，一家三口的時光最寶貴，總想著“不如再等等”。這時，他的表弟卻再次搶先，去天津武清買了房。表弟告訴劉一恒，天津的各種政策都在收緊，有可能以後連房子都買不了，更別說落戶上學了。

劉一恒不放心，也趁周末去了一趟天津。中介告訴他，外地人要在天津買房必須是大專以上的學曆，要麽是持有證書的“特殊人才”——他和張鑫顯然都不符合要求。

“政策每年都會變，來天津要趁早，最好趕在孩子上初中前。你們先想辦法考證，搞定購房資格吧……”

在中介的建議下，相對清閑的張鑫拿起了書本，負責考“設備點檢員”資格證。可張鑫從小就不愛學習，如今年紀漸長，記性也開始變差，根本無法集中注意力。學著學著，她更覺得女兒小小年紀不容易，學習太累了……

不出意外，第一次考試，張鑫沒及格，隻能繼續備考。但那會兒她還不著急——樂樂還小，一居室還沒賣，他們手頭的錢也不寬裕。隻等3年限購過去，那套一居室一出手，才是真的規劃去天津的時機。

一年後，樂樂升到小學四年級，離上初中的日子越來越近，張鑫也準備起第二次考試。

2020年年初，疫情來了，樂樂經曆了第一次停課。起初，張鑫和所有人一樣，覺得病毒隻是生活裏一個短暫的插曲，很快便會不留痕跡地過去。

最開始的幾個月，張鑫僅僅是對網課有些不滿——班主任要求家長按小時在家長群打卡，複盤每節課的內容，並修改孩子的作業，家長但凡做錯一點，便在群裏對其“公開處刑”。好脾氣的她偶爾抱怨：“我知道老師的壓力也很大，但我真的能力有限。之前最多批改作業，現在得跟著從頭學……”

封城期間，批改作業早就成了家長的分內事，班主任還會像考核績效一樣行使監督權，每次布置完任務，要求家長要第一時間在群裏回複“收到”。完美的牛馬閉環，在一個個微信群裏日漸牢不可破，家長們身不由己，也要強撐地擺出一臉熱忱。工作和孩子，一時分不清哪個軟肋更軟。

劉一恒負責陪樂樂在書房上網課——這也是學校要求的。明明是在家，夫妻倆卻忙得夠嗆。兩個人從小也不怎麽愛學習，未曾想，人到中年，卻不得不重新撿起書本。特別是張鑫，還要和“設備點檢員”的技能證書死磕。

誰也不知道，到底要有多少錢和時間，才能成為合格的家長。

隨著封控次數的變多，他們夫妻倆口頭的抱怨變成了心裏的恐慌。

先是張鑫的公司開始裁員。住在“北三縣”，和通州的直線距離再近，也扛不住橋上的檢查站，它會無差別攔住每一個想去北京的人。進京上班成了張鑫的頭等難事，不過是幾十米的路，要蓋一個又一個章，領一個又一個證，才能通行。張鑫索性申請居家辦公，領導對她更不滿，把根本完不成的工作成倍堆給她。為了保住工作，但凡疫情有些風吹草動，她便住進公司附近的快捷酒店。

劉一恒讓張鑫把工作辭掉，說反正工資也不高，每次這麽折騰，錢沒賺多少，還冒著感染的風險。樂觀的他甚至還想隨個大流，幹點正經事：懷二胎。

張鑫當然不同意，部門新來的同事畢業於名牌大學，還有“大廠”經驗，可也沒找到多好的工作。至於要二寶，她更是沒想過，她隻想把最好的都給樂樂。無論是時間、愛和錢，她都沒有一點剩餘分給其他人。

到了疫情的第二年，劉一恒再也沒有提過讓張鑫辭職，也不提要二胎了。本來業務蒸蒸日上的他，被困在家裏出不去，客戶不滿意，他就隻能在電話裏道歉。事實上，客戶的日子也不好過，陸續有人關掉了公司，回款都成了問題。劉一恒開始擔心起未來，卻隻能在電話裏討要欠款。

而樂樂馬上就要上小學六年級了，再過一年就要上初中。可各種資格證考試再次因疫情被迫取消，夫妻兩人依舊沒有拿到天津的購房資格。張鑫的失望和愧疚尤其明顯——她拿出人生第一次大考的姿態去準備，到頭來上考場的機會卻沒了。看著還在上網課的樂樂，她覺得是自己耽誤了女兒。她頻繁的頭痛、頸椎痛，身體上的煎熬反倒讓她更加堅定：一定要為女兒掃清障礙，不能讓她日後卡在學曆上。

夫妻倆做了最壞的打算，如果還是不能去天津，就讓樂樂先在家門口念初一。可陸續就有傳言，人大附中停工了，但誰也無法確定是不是真的，畢竟，依托學校而建的學區房還在熱賣中。

劉一恒和張鑫去了工地現場，主體建築隻差封頂，卻不見到半個工人，隻有戴著口罩的中介在工地外熱情地拉住了他們。中介一開口，便介紹起眼前建了一半的學區房，並信誓旦旦地承諾，最多明年一定招生……劉一恒算了算時間，無論學校爛尾與否，樂樂都和這所學校無緣。

那時隻要打開鄰居群，滿眼都是焦慮到絕望的父母們。爛尾的學校，讓奔著學區買房的家長憤怒，可憤怒又找不到一個出口，隻能在鄰居群裏叫罵：“要不是為了孩子，誰來這個破地方！”

後悔的大有人在——為什麽一開始就沒去天津買房呢？可是去天津的話，上班通勤怎麽辦？翻來覆去，問題還是那些，從始至終都沒有被解決。不遠處的天津，似乎成了“北漂”父母們的唯一救命稻草。可網上出現的“天津最美女教師”辱罵學生的視頻，每句話又都在刺激著家長們的神經：

“以往送到我們班的學生，家長全都是當官的。要不就是家裏條件特別好，事業單位的。你媽媽一個月掙多少錢啊？你爸爸一個月掙多少錢啊？別怪我瞧不起你，我告訴你，XXX他媽一年掙的錢都比你媽媽五十年掙得多。你們素質是一樣的嗎？你們能一樣嗎？你反思一下你們的家長，有多少素質？”

群裏的家長們隻轉發，卻不評論，似乎都怕被代入其中。貧窮早已成了原罪，想為孩子撐起一片天的父母，最終學會了彎腰和閉嘴。

張鑫對女兒去天津上學的事情第一次有了動搖，她擔心女兒作為“外地人”會受到排擠。劉一恒則提到了日本的“輪崗製”教學，並痛罵國內的學區房製度：一個講究公平公正、鼓勵所有人奮鬥的社會，教育資源更應該被公平地分配，而不是和房子戶口掛鉤……

封控中，又一個冬去春來，小區門口的梨花終於開了。

2022年春天，廊坊下發文件，全麵取消早已名存實亡的限購。中介的身影再次活躍於劉一恒他們小區裏，向前來購房的顧客介紹那依舊沒有封頂的學校。至於學校到底爛沒爛尾，誰都沒有答案。

那套一居室也終於有人出價了，可報價隻有85萬。中介說，隻要他們同意，對方可以馬上簽約。

從178萬到85萬，不到5年的時間，房價整整差了93萬。盡管此時“北三縣”房價腰斬的故事已屢見不鮮，但隻有自己成為故事的主角時，才能知曉其中滋味。

盡管難以接受，張鑫還是同意和買家見下麵。畢竟，接下來在天津購房需要錢，還清負債更需要錢。這兩年，錢越來越難賺，她和丈夫再也沒有還過家裏親戚一分錢，壓力越來越大，如同一塊壓在心裏的巨石，讓她無法喘息。

結果，夫妻倆第一次產生了分歧。劉一恒卻堅決不同意賣房。以他的判斷，疫情結束經濟複蘇，房價一定會反彈，現在賣就是賣在了最低處……最終，劉一恒說服了張鑫：等有了天津的購房資格再考慮賣房，反正現在家裏也不著急用錢。

小學結束的那個暑假，除去在香港旅行的一周，其餘時間，樂樂幾乎一直在補課。劉一恒和張鑫原本不打算“雞娃”，可無奈身邊的家長全部搶跑，早就讓孩子提前學起了初中課程。樂樂的班主任也三番五次好言相勸，總不能眼看著自己的孩子和別人的差距越來越大——特別是英語，人家天津小學一年級就已經開設了，而河北要到了三年級才開設。

這便是現實的魔幻之處：一邊是“雙減”，一邊是“五五分流”和更貴的補課。樂樂拖著疲倦的小身板抱怨：“大家都太卷了。”而之後的日子，沒有最卷，隻能更卷。“卷”這個字，也似乎成了樂樂的口頭禪。

2022年的秋季，樂樂回到了河北老家，去縣城的重點初中就讀，暫住在張鑫的姑姑家。張鑫和劉一恒繼續住在“北三縣”，工作依舊在北京。

掙紮了十幾年，到頭來，女兒還是走上了“留守兒童”的路。

最開始，張鑫還能安慰自己：樂樂不在家，她終於能歇一歇安心幹點自己的事了。可不到一個月，她覺得自己的心被掏空了，她太想孩子了。於是，每個周五都成了她最期待的日子，前一晚她便收拾好行李去上班，下班後直奔保定老家。周一則成了她最討厭的日子，淩晨5點半起床，樂樂還在睡夢中，張鑫就守在床前安安靜靜地看著。她感歎時間太快，曾經那麽小小的一個人，快要比自己還高了。

周一回北京上班的路最是漫長，早晨6點，先開車到保定的高碑店火車站。車站裏擠滿了密密麻麻的人，比北京地鐵的早高峰更早，也更擁擠。即便這樣，還要拚運氣搶票，不然隻能坐無法保證時間的城際大巴。

天氣轉寒後，張鑫會在等車時買一碗紫菜蛋花湯。劉一恒嫌貴，從來不喝，她便隻買一碗。碗裏升騰起一層薄薄的白色霧氣，霧氣後，是一張張陌生的、失去表情的臉。

列車一路向北，華北平原上到處是高聳的煙囪，不間斷地吐出滾滾白煙。抬頭，是初冬隻剩灰調的天空。車廂裏擠滿了還沒睡醒的人，他們共同的目的地，是這個省的“中心”——不是省會石家莊，而是北京。河北的存在感並不強，唯一能做的就是像嗬護心髒一樣，把北京環抱。這個道理，張鑫從小就懂。河北的地理麵積是18.88萬平方公裏，是北京和天津的十幾倍，但唯一的“985”屬於“聯合辦學”，而兩所“211”，一個是“分校”，另一個則直接建在了天津——張鑫的表妹就在這個學校念的本科，畢業後也順理成章地留在了天津。

這一年的冬天對張鑫來說，遠比星期一的早晨更加漫長。小區經曆一輪又一輪的封控，她既上不了班，也回不了老家。單位又出了一批新的裁員名單，因為工資最低且工作年限相對長一些，她幸免於難。

和樂樂視頻，屏幕那頭的女兒也難掩疲憊。盡管才初一，可早晨6點10分就得起床去上學，晚上8點放學，一日三餐都在學校。樂樂吐槽學校的飯難吃，即便餓了也不能在外麵買，連家長送都不行……樂樂在電話那頭不停地說著，直到姑姥姥來催。掛電話前，孩子反複詢問，周五晚上是不是就能見到張鑫，她想爸爸，但是最想的還是媽媽。

張鑫掛了電話，眼淚就掉了下來。劉一恒安慰她，應該慶幸孩子回了老家，要不然成績隻會越拉越大。

不過，突如其來的高壓教育讓樂樂吃不消。一日在課堂，她沒有回答出老師的提問，便站到了下課。回到家，女兒和張鑫視頻，語氣裏充滿了不解和擔憂——如果老師不讓她坐下，那是不是就不能坐下？但如果她一直站著，會不會影響後麵的同學聽課……

張鑫開始失眠，有時一天隻能睡兩三個小時。她環顧這個重金買下的三居室，第一次覺得自己的身體和靈魂同時被困住了。

和張鑫一樣被困住的母親還有很多，她們的心時刻被遠方的孩子牽著。遠方的一點風吹草動，她們的心就會被攥緊。我們也曾看到過另一個鄰居在業主群裏求助：她的孩子在衡水讀高中，發高燒了，全身起大片的紅疹。她卻在猶豫要不要把孩子接回來，擔心這一來一回，影響期末考試的成績……沒人能勸解她，就像沒人能說清，前途是不是比命還重要。

樂樂的學校陸續有人發燒了，劉一恒決定兩地通勤。為了節約成本，他會順路捎上人，賺點路費。

一次周五，趕上大雪，劉一恒和張鑫回保定，原本沒打算拉人，好不容易繞路到了高速口，卻遇到了大堵車。路滑不好走，車子幾乎不動，張鑫擔心封高速，那樣的話，她今晚就見不到樂樂了。

就在這時，一對母子拍了拍他們的車窗。劉一恒搖下車窗，得知那娘倆要去另一個縣城，這會兒根本找不到車，手機也沒電了。他們並不順路，但劉一恒看了看那個比樂樂還小很多的孩子，便讓他們上了車。

張鑫調高了一檔空調，雪停了，車裏也回了溫，陌生的他們毫無防備地聊著天，如同好久沒見的朋友。那對母子也是“北漂”，母親在北京上班，孩子就近在“北三縣”念幼兒園。孩子的父親原本也在北京，年初丟了工作，便去河北涿州做小生意，周末是一家團聚的日子，孩子想爸爸，每天都盼著周五……

也許是天氣太冷，那個母親的手機在車載充電口充了好久的電才開機。聯係上家人後，劉一恒把那對母子放在路上的服務區。走之前，一向節省的他怕那個母親的手機再關機，執意把充電寶送給了他們，說什麽也沒留一個寄回的地址。

回程的路上，劉一恒隻淡淡地說了三個字：“好累啊。”

那個冬天，張鑫印象最深的便是這場大雪。那天回老家的路特別漫長，像是一場疲憊的、醒不過來的夢，直到車子開到姑姑家小區，她緩慢地打開家門，看到站在門口不肯睡覺、一定要等到他們回家的女兒。樂樂一猛子撲進了張鑫的懷裏，張鑫這才醒了過來。

2023年年初，疫情到了尾聲，張鑫終於拿到了“設備點檢員”資格證。可她卻沒有想象中的開心，更沒有慶祝，心中壓著的那塊石頭，反而更沉了。

有了在天津的購房資格後，夫妻倆再次去找中介。此時那套一居室的成交價已不到80萬。房價不但沒有漲，反而一直在陰跌，但最為致命的還不是房價在跌，而是根本沒有成交，量價齊崩，都在曆史的冰點。

中介建議他們，如果想成交，就直接掛最低價，起碼要比上一套成交價還要低。劉一恒覺得中介在胡扯，堅持要留一些還價的空間，最後以90萬的價格把房子掛了出去。

幾個星期過去了，沒有一個“帶看”，隻有別的中介偶爾打來電話試探，先問75萬賣不賣，再問70萬賣不賣。“有客戶你就約見麵，見麵後再聊。”中介輪番的騷擾電話讓劉一恒不堪其擾，他開始從內心排斥中介，怪他們兩頭壓價，不起好作用。

劉一恒決定還是再等等，畢竟疫情已經結束了，按理說房價怎麽都會漲起來。但事與願違，3、4月份的“小陽春”很快過去了，連中介的騷擾電話也漸漸沒了。

真正感到危機來臨，是在2023年的6月份。

一年前，劉一恒承接了一家代運營公司的網絡安裝，從辦公電腦到服務器，花費超百萬。可僅僅一年的時間，這家公司便倒閉了。他最後去現場，偌大公司隻剩空蕩蕩的工位。他將電腦一件件地拆卸，最後打包運走……之後，越來越多的公司倒閉，二手設備太多，他甚至不再回收。

人去樓空，時代的東風就這樣消散。總有抓不住風的人，在下一程的風雨裏，不知該去往何處。

樂樂已經念初二了，夫妻倆心照不宣——再不做出選擇，就意味著放棄。劉一恒再次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隻是這一次，腳下再不是開闊平坦的馬路，而是一條細細的鋼索。

丈夫所有的難處，張鑫全看在眼裏：賺錢越來越難，手頭的房子卻越來越不值錢。他從來不多花一分錢，省了又省，不能再省。他也很努力，這麽多年從無到有，用心維係每一個客戶，凡事親力親為，一切都靠自己打拚。可如今，現金流基本斷掉，打開賬單，隻有負債……

張鑫想，要不算了，別再執著去天津買房了，可看到樂樂，又覺得自己虧欠女兒一個未來。

樂樂期末考試，全班第15名。在初中之前，她的成績一直在中下遊，因為基礎差，初一剛開始的時候甚至成績墊底。但不到一年的時間，樂樂就把成績追趕上來了。孩子早已默認，“未來就是卷出來的”，想要好成績，除了卷自己，沒有任何辦法。

樂樂的班主任告訴張鑫，班級裏最努力的兩個學生，一個是從北京回來的，常年占據班級前三。另一個就是樂樂，成績也是一次比一次好，每一次都有驚喜。這倆小姑娘是名副其實的“卷王”，也許是因為她們比其他同學看見了更大、也更殘酷的世界，所以她們小小年紀，卻更現實，也更有拚搏的動力。

同樣，樂樂的班級裏，已經有一些差生輟學了，他們學大人那樣抽煙喝酒談情說愛。樂樂覺得他們很可憐，也許是跟父母學的吧，但真實的成人世界並不應該是那樣墮落的。

樂樂喜歡旅行，張鑫和劉一恒也會把旅行作為對女兒的獎勵。可樂樂的大部分同學，最多也隻是去趟北京，父母不願意花時間、更不願意花錢領他們去看世界。孩子的義務就是學習，這便是這個小縣城的共識。回到縣城讀書後，樂樂很慶幸自己的父母不一樣，他們一直在幫自己去看更大的世界。

這其實也是很多“北漂”父母的共性，他們自知能力有限，無法像北京本地父母那樣給予孩子更多，便總覺得虧欠。所以他們竭盡全力，把孩子托舉到最高的位置，隻希望孩子能踩在自己的肩膀上，有更寬更廣的眼界。

麵對無法打破的僵局，張鑫想放棄去天津，提出回高考相對簡單的東北，也就是去劉一恒的老家。可劉一恒想都沒想，立刻言辭激烈地拒絕了。他回想起在北京奮鬥了這些年，想起那條來時的路，太過崎嶇，太過漫長。他用了幾十年才走了出來，他不想回去，更不想讓女兒回去。

那次跟張鑫爭論完的第二天，劉一恒便獨自開著車，再次踏上了去天津看房的路。

天津有大把大把的二手房，對比巔峰時期，很多地方的房價也接近腰斬。但學區房依舊金貴，並有森嚴的學區劃分：“上三區”、“下三區”、外部遠郊縣區……光聽名字，就能窺見其背後那條長長的鄙視鏈。所謂生而平等，也隻是相對平等。學區房更是如此，當等級區域已經形成，人們終其一生都在尋求自己的位置，最終對號入座。劉一恒一直覺得日本的教育資源很公平，可後來才知道，日本的確沒有學區房，但日本房價越高的地方，就自然形成了越好的學區。劉一恒當然想給女兒更好的教育，可好的教育就是那麽昂貴，讓人望而卻步。

單位的裁員名單上最終還是出現了張鑫的名字，比起女兒的未來，她更擔心自己的當下。

為了保住工作，她甚至想過主動降薪，不僅是為了每個月那幾千塊的工資，她更怕社保和醫保斷繳。她已經40多歲了，在職場上，從年齡到學曆沒有任何優勢，可離退休的年齡又差得還很遠。

她和劉一恒的父母都是農民，老人們辛苦勞作了大半輩子，熬到老，一個月象征性的幾十塊養老保險，隻是杯水車薪。手頭沒錢，生活毫無保障，若不想給兒女添負擔，隻能一直想辦法找活兒幹。他們的世界沒有體麵的退休，必須幹到再也幹不動的那天。

張鑫和劉一恒不想有朝一日成為父母那樣的老人，他們害怕給女兒添麻煩，所以養老保險是他們的底線。劉一恒單幹這麽多年，也一直掛靠著公司，自己繳納保險。從最初每個月幾百塊，到如今每個月的2千多，壓力再大，也是他最必要的支出。

度日如年的一個星期後，部門的年輕女孩竟主動提出了離職，張鑫被動留了下來。

“其實她早就不想幹了，隻是一直沒有找到下家。她有學曆，既沒結婚，也沒買房，還沒有孩子，她沒有任何後顧之憂。”張鑫先是感歎那女孩想得開，然後補了一句，“我甚至想過，以後樂樂長大了，我也不逼她結婚生小孩，太累了，沒意思。我就希望她開心一點，凡事也能想開點……”

不能繼續“卷”的想法也隻是一閃而過，樂樂初二的寒假，依舊被補課填滿。

“雙減”政策在明處，一小時400塊的補課在暗處。孩子累，家長更累。每次交錢的前一晚，劉一恒都會因焦慮而無法入眠。無法開源、隻有節流的生活，每時每刻的每個細節裏都充斥著舍不得。可這一小時花掉的400塊，你不舍得，有的是父母舍得。你不去，後麵有大把的學生家長在排隊。“五五分流”是懸在孩子頭上的一把劍，中考的倒計時早已嘀嘀作響。高中課堂裏的座位是有限的，無法創造座位，就要去搶屬於自己的位置。升學率也從來不是什麽分數，而是一個人打敗另一個人的結果。

誰都知道社會上不需要那麽多大學生。沒有成為父母的人，大可以輕飄飄地說一句，“不如去職高中專”，“不如去學一門技術”，仿佛不上大學就能成為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而說這些話的人，可能從小到大都沒有進過一次工廠，更不可能在流水線上待過，哪怕一秒。

向下的選擇，從來都不是選擇。張鑫也並不是想替女兒做選擇，他們竭盡全力，隻不過是幫孩子爭取一個可以選擇的權利。

有一次，樂樂發燒到38度，邊哭邊寫作業。張鑫想讓孩子停下來，休息一下，可樂樂卻擦幹眼淚，用平淡冷靜的語調來寬慰她：“大家都很卷，你不主動卷自己，就隻能被別人卷。”

張鑫心裏五味雜陳，說不上是喜是憂。她沒有辦法給女兒的明天兜底，擺在一家人麵前的也隻剩努力這一條路。現實的壓力從未消失，樂樂的輕鬆和快樂，也許要等長大後才能到來？

樂樂的寒假過完，張鑫見劉一恒依舊維持現狀，沒有任何行動，便找姑姑來遊說。在長輩麵前，劉一恒說現在不是買房的好時機——他看房已經半年有餘了，房價越跌越不敢下手，擔心自己買在半山腰。

“隻要樂樂能上學就行，房子過幾年之後跌多少我都認了。”張鑫把話撂下，可卻沒有辦法做到擲地有聲。畢竟，錢不是自己出的，日後家裏還貸的主力也是丈夫。

姑姑立刻調停。她是小學老師，對老家縣城的升學率也非常了解。現在全河北省都在“掐尖兒”，以樂樂的成績，別說上好大學，連上個普通本科都難。她手頭還有十幾萬，可以先借給他們，也不著急還。

劉一恒表達了感謝，幾日過去後依舊沒有行動。張鑫忍不住再次追問，這才知道，現在家裏是真沒錢了。

在順風順水、有錢有閑的日子裏，誰都會做好人。可生活是一張賬單疊著另一張賬單，睜眼還債、閉眼還錢的時候，誰又都難免心存怨念。

劉一恒跟張鑫算了一筆賬，每個月固定的房貸將近4千，樂樂的補課費均攤下來就要幾千，水電燃氣、物業取暖又是幾百，每個月還有吃穿行，這都是必要支出。女兒平日裏雖不計較吃穿，可她喜歡旅行，去一次香港小1萬，上海杭州西安，隨便一個地方也得幾千。親朋好友禮尚往來，頭疼腦熱的一些意外……月初是京東白條和支付寶花唄，月中旬是信用卡賬單，每個星期都逃不掉“還款日”。這還沒算當初買房跟親戚借的錢，如今效益不好，他不知道要還多久。

劉一恒其實早就看中了天津一個帶學區的“老破小”，價格100萬出頭，首付20萬，每個月還貸將近4千。可就是這4千，如今已然超出了他的承受極限。

他越說越難過，也不知道到底是哪一步出了錯，明明他和妻子兩個人都在很努力地工作，很節省地生活，卻還是讓生活千瘡百孔，窟窿總是堵也堵不完。

決定權最終交給了張鑫。她每個月工資到手隻有6千多，通勤花銷占了大頭：工作日每天往返20塊，每周跨省通勤將近200塊，合計1千塊左右。如果再扣除每個月2千塊的房貸，她隻剩最多3千塊可以支配。但生活是筆細賬，吃穿她還可以再省。

幾乎沒有猶豫，張鑫答應劉一恒，可以共同負擔天津學區房的房貸。

首付加上其他費用，共計26萬，姑姑借給他們16萬，剩下的10萬塊，劉一恒東挪西湊，最後隻能用信用卡套現。張鑫並不知道具體的缺口數額，也不敢細問。這麽多年，他們兩口子一直是兩本賬，張鑫隻記著欠娘家的錢。疫情後的第二年，劉一恒生意經營困難，他們沒有繼續往家裏還錢，到如今，反倒是又借了一筆。

房子位於天津南開區，是一居室的步梯“老破小”，不算頂級學區，但也擠進了“上三區”的行列。為了周末能擠下他們一家三口，隻能在臥室放一張上下鋪。張鑫也沒耽擱，把自己和樂樂的戶口馬不停蹄地落到了房子名下。

一切塵埃落定，張鑫再次提出了賣房。未曾想，劉一恒依舊不同意：“現在是完全的買方市場，不是賣房的好時候，大家都在跟風賣，有些人簡直就是在無腦砸盤……”

張鑫這才知道，原來劉一恒的親弟弟在上個月也在“北三縣”買了房，就在隔壁不遠處的小區。同樣的三居室，隻用了100萬出頭——而2017年，他們買這套房子時，總共花了200多萬。

短短7年，房價腰斬，一切讓人難以置信，張鑫追問道：“咱們那套一居現在能賣多少錢呢？”

“最新的成交價最多隻有55萬。”

劉一恒的話音落下，張鑫的心也跟著一沉：7年前，有人拿著現金，出價178萬要買的房子，如今卻隻值55萬，豈止腰斬！而這55萬，已經不夠填平他們欠下的賬。錢無論如何都是要還的，可到底要怎麽還？張鑫徹底沒了主意。

劉一恒安慰妻子：“一居室沒有貸款，租出去，每個月租金800，一年下來也有將近1萬塊的收入。但如果房子賣了，那就真的什麽都沒有了。再說，橋馬上就要通了……”

他口中的橋，早在小區規劃之初就存在於開發商的沙盤之上，也剛好就在這套一居室的旁邊。10年都快過去了，那座橋才開始修，預計2024年投入使用。

一條潮白河，把這座小縣城和北京隔開，同時也隔出了兩個世界。在河東邊安家的人，心裏總是有點念想：一個地鐵站的立牌，一個學校的招牌，到如今，是一座橋。

可這些話已經不能說服張鑫了，若之前賣掉房子，足以平掉欠家裏的賬，但今時不同往日，房價一直在掉，欠下的錢卻沒有變少。房產在貶值，而債務卻不會消失。

但這一次最終的決定權依舊在劉一恒的手裏：當初兩個人辦假離婚，每人分了一套房。這套一居室掛在劉一恒名下，張鑫並沒有處置權。

樂樂到初三才能轉學，天津的“老破小”還沒住進去，房貸卻如約而至。

張鑫的工資還沒到手，劉一恒便跟她要錢。結婚這麽多年，這是劉一恒頭一次張嘴跟妻子要錢。張鑫知道他的難處，首付缺口的那幾萬，當時是他一邊來回倒賬、一邊催要客戶的欠款。之前丈夫接活兒還會墊資，到了今年，必須要拿預付款才開工。

給劉一恒轉完2千塊，在空蕩蕩的三室一廳裏，張鑫長長地舒了一口氣。之前她總覺得一生還很長，不知道未來還會發生什麽，隱約有所期待。才短短幾年，如今她隻覺得一生也就那麽長，日子怎麽都得過，結局能有多大的差別呢？

即便是買了學區房，張鑫也沒有期待樂樂會出人頭地。他們自己沒做到的事情，怎麽能奢求孩子？她唯一的願望，是孩子能吃得好一點。現在的初中食堂，夥食實在是太差了，孩子那麽瘦，有時候還會餓得胃疼。學校又不允許父母送飯，理由是“不安全”，要求一日三餐必須都在學校吃……這麽離譜的規定，卻可以一直這麽離譜地延續下去。

還貸的日子熬到7月，樂樂又要交暑期的補習班費用了，一共需要8千多。

繳完費，劉一恒如同祥林嫂般終日倒苦水：他太累了，每天睜開眼就是錢，一筆又一筆的賬。每天又要花幾個小時通勤，又累又賺不到什麽錢，他不知道自己什麽時候能休息一下……

除了錢，還是錢。劉一恒像一根繃緊的皮筋，隨時都會斷裂。可張鑫卻沒有什麽辦法，唯一能做的，是保住每個月6千塊工資的工作。

可終究還是有撐不住的時候。1個月後，劉一恒第一次要走了張鑫所有的工資拿來應急——有一筆借款就要逾期了。可之後，他卻再也沒有提到這筆錢，還要求張鑫把每個月的工資都交給他，由他統一管理。

夫妻倆為此爆發了最嚴重的一次爭吵，在相互責怪抱怨過後，生活還是要在一片廢墟裏重建。

“把那套房子賣了吧，我不想你這麽累了。賣房的錢，先把你欠的賬平了，手頭再留一些活錢備用，過日子總不能天天想著填窟窿。之後看剩下多少，先還給我姑一些……”

張鑫說完良久之後，劉一恒才終於點頭。

其實這原本就是唯一可行的辦法，劉一恒心裏明白，可就是不甘心。幾個月前，他的表弟在天津的河西區又買了一套學區房，之後便準備賣掉武清那套——當初花了147萬的房子，如今隻能賣70多萬。即便表弟的背後有“六個錢包”，生生硬抗了幾個月，最後還是得認命，以65萬成交。

8月底，兩人再次去了中介那裏，可那套一居室最新的成交價隻有40萬了。隔壁小區，戶型更好的一居室，甚至39萬就賣掉了。距離上一次詢價，僅僅過去了5個月，房子竟然又跌了15萬。

他們無法再用“大不了就租出去”的話來安慰自己了——一年的租金滿打滿算還不到1萬塊，除去取暖費和物業費，那點租金簡直沒眼看。如今房子的總價也不過是40萬，還有多少個15萬可以跌？

買房的時候，劉一恒覺得房子不過就是一個又一個水泥盒子，價格再高還能高出天際麽？結果，他賺錢的速度永遠跟不上房價上漲的速度，一次次被甩到了車下，被時代迅速向前的車輪無情地碾壓。如今，輪到他賣房了，他想著鋼筋水泥怎麽也有個成本價，再低又能低到哪裏去呢？結果是，他賺錢的速度依舊抵不過房價下降的速度，他曾經以為自己上車了，結果發現，車上早已空空蕩蕩……

連中介都勸他們兩口子：如果不著急用錢，就再等等。現在已經不是成交價高低的問題，而是根本沒有客戶。即便有潛在的買家，人家也會觀望，等撿漏——空著的房子實在是太多了。

國慶節那天，萬眾期待的橋終於通了。與此同時，北京的“930新政”適時加熱，讓這個環京小縣城的二手房市場出現了久違的熱鬧場麵。

拗不過張鑫的催促，劉一恒幾乎是被妻子押去了中介公司，被迫在第一時間把房子掛了出去。劉一恒告訴中介，他心裏的底價就是50萬，低於這個價就不賣了。

此時中介的門店裏人頭攢動，風風火火的“帶看”絡繹不絕，也有正在簽約的雙方業主。劉一恒心裏再次生出一絲希望，2008年和現在的情況幾乎一樣，大家一致地唱衰，買房不叫“上車”，而叫“接盤”……但隻需要幾條政策，就瞬間反轉，從此一房難求，房價一路高歌猛進。他就是那時被甩下了車，如今賣房，會不會又倒在了黎明前？

很快就有了意向客戶，報價隻有44萬，劉一恒堅決不賣。

但其實這個價格已經超過了張鑫的心理價位，讓她更加意外的是，這麽快就有買家出價。也許真如劉一恒預料的那樣，房價有一點反彈？

張鑫等不及到下班，當下立刻打電話跟劉一恒溝通：不要加價，趕緊成交就行。劉一恒覺得價位還是太低，讓張鑫不要著急。張鑫怎麽可能不著急，一個下午，她在工位上坐立難安。下班後她便去找劉一恒，要當麵勸丈夫簽合同。

讓張鑫再次感到意外的是，買家當晚居然就同意加價，最後把價格提到了45.5萬，並且是全款。即便如此，劉一恒還是覺得少。

對方是一對北京的老夫妻，北京的房子準備留給孩子，自己搬到這邊養老。早在前幾天，他們就看好了同小區的另一套一居，臨近簽約時，賣家因為“930新政”臨時漲價毀約了。另外看好的一套備選，房東也以“人在國外”為由推辭見麵，說白了，就是想隨時漲價。於是，老兩口有點慌了——此時此景何等熟悉，他們害怕房價就地起飛，隻想著趕緊定下來。

買賣雙方都有自己的顧慮，中介卻以迅雷之速把簽合同的時間安排在當天晚上的9點。

張鑫的心又體驗了一回過山車：上午她還在擔心房子賣不出去，下午則擔心賣家跑了，到了晚上，竟然就要簽約了。一切都太快了吧？她開始擔心劉一恒變卦，怕他臨時再不肯賣房。

到了中介的門店，張鑫擔心的事情果然還是發生了：劉一恒渾身上下都散發著抗拒，說的每一句話都帶著攻擊性，他根本不想賣房。

他坐在桌子前，手裏攥緊一次性水杯，把這套房買賣的每個節點說了一遍：當年他花光了所有積蓄，44萬全款買下了這套房；曾經有人拿著現金，出價178萬；即便是疫情期間，也有人出價85萬；年初，這房子也能賣到55萬呢，現在橋通了，房價為什麽又跌了這麽多……要不是在天津買了學區房，這套房無論如何他也不會賣，再堅持堅持，房價一定會回暖的。

眾人臉色愈發難看，張鑫不敢打斷情緒上頭的丈夫，隻好默默發微信，讓他不要再說了，趕緊簽約。未曾想，劉一恒直接扣過手機，並當眾給張鑫難堪，讓她有話直說，人就在麵前，別發什麽微信。

劉一恒繼續說著，旁若無人地重複著那些過往：他花了200多萬買的三居，如今最低的成交價不到70萬，那些低價賣房的人可能是瘋了。現在不過是大環境不好，周期過去一切都會好起來的，他也許應該再等等。

大家一開始還在勸他，到後來，中介帶著那對北京的老兩口離開了談判桌。

張鑫始終不發一言，她懂劉一恒此刻的失控，根本不敢刺激他——對別人來說，那不過是一個個數字，可對劉一恒而言，那些數字是他一步一個腳印、慢慢走過的前半生。

終於，劉一恒停下來了。因為整個房間隻有他們兩個人了，世界在此刻也一同回歸沉寂。

“把合同簽了吧。房子賣了就有錢了，起碼暫時不用那麽累了。”張鑫勸道。

劉一恒張了張嘴，卻沒繼續說話。從進屋之後，他一口水也沒有喝，嗓子都幹了。抿了抿嘴唇，他鬆開手裏的一次性水杯。

那套一居室最後以44.5萬成交。

辦理過戶手續時，張鑫找出當時的購房合同，房款44萬。算上自己住了幾年，還有一些租金，不能算賠錢。但回想這整整12年，真如同一個輪回。冥冥之中，似有了些“一切歸零，從頭開始”的暗示。

房款到賬，張鑫立刻在手機裏刪掉了貝殼APP——從此以後，房子是漲是跌，和她再也沒有任何關係了。她後悔過太多次，深知後悔沒用，索性走一步看一步。

她開始考會計師資格證，自嘲年紀太大，記憶力不夠好，有時間便去看中醫，希望能求一些健腦、增強記憶力的藥。吃苦耐勞依舊是普通人的必選項，而努力是不得不走的一條路。隻是這一次，她不敢隻卷孩子，更要卷自己。

時代變了，努力也許有用，但方向更重要。如果努力的方向從一開始就是錯的呢？她不想讓孩子去試錯，隻能再次從自身挖掘一些可能性。

劉一恒拿到了房子的全款，轉頭就要交一筆女兒半學期的補課費，68節課，共計3萬5千塊，折算下來一節課500多。這已經算是最優惠的價格，張鑫同事的孩子在北京上同樣的補習班，一節課要800多不說，還要各種托關係才能去。

交完錢，劉一恒終於緩過一口氣——也許等樂樂上了大學，自己就能輕鬆了。他一定要開著車自駕旅行，漫無目的地到處走、到處轉。再等一等，熬一熬，最多也就是3、4年了。

張鑫從不反駁他，隻能在心裏苦笑。她算了一筆賬：3年後，他們又能還多少欠款，貸款又還剩幾年？他們原本計劃是等樂樂考上大學，就賣掉天津的房子。可麵對瞬息萬變的政策，到時候房子是否可以如期脫手？普通人的計劃，也隻是計劃。

不知何時起，張鑫覺得自己仿佛進入了一條單行道，這條路的盡頭是什麽，中間是否還有難以逾越的溝壑，她不得而知。唯一能做的，就是向前。為人父母，不能就地躺平，必須要主動卷進時代的洪流之中，至於能否一直逆流而上，都交給命運。當未來不再確定，走一步看一步，是大多數人的默契。

劉一恒依舊在計算著女兒長大的時間，眼前的中考，之後的高考。在他的計劃裏，樂樂最好去考公考編，賺的錢少一點沒關係，但一定要穩定。除了穩定還是穩定，穩定便是最大的保障。要“上岸”，要“上車”，這便是普通人的上限。在這條尋求安穩的路上，一不小心，就已走過了前半生，甚至還需要上一代人去奉獻一生。

樂樂很懂事，即便放學比原來早了，大部分時間也都是坐在書桌前，絲毫不敢怠慢，除了偶爾看會兒手機。劉一恒看短視頻裏說，外國的孩子從來不玩手機。樂樂反擊道：“他們能滑雪，能攀岩，能出去旅行，當然不用看手機啊。”

劉一恒啞口無言，但卻慶幸女兒能獨立思考。反而是樂樂有些愧疚，趕緊放下手機，繼續坐到了書桌前。

樂樂轉到天津後，張鑫現在是一周回一次天津，雖然高鐵票更好搶了，但也更貴了。不過想想，女兒早晨7點半到校，如今可以睡到7點10分，下午4點20分放學，即便上晚托班，也隻到晚上6點半，還可以在家吃晚餐，學校也可以帶飯……這就足夠值得了。

“劉一恒的表弟媳每天都坐高鐵往返天津北京，早晨6點半起床，到了火車站後，換乘3次地鐵，早9點到單位，從睜開眼開始，每個環節都要精準把控才能保證不遲到。晚上8點45到天津，一天的通勤費用120塊。周而複始，從不間斷……”妥妥的“錢遭罪，人更遭罪”。張鑫覺得不可思議，但反過來一想，他們這些“北漂”家長們做出不可思議的事情還少麽？

做父母難，“北漂”的父母更難。他們大部分人為了孩子不再像自己一樣漂泊，最終都努力成為了天津人。

2024年是天津出台上學、購房政策最為頻繁的一年，從4月30日起，在京冀工作的人員，憑1個月的社保就可以在天津購房。但想要落戶上學，依舊有門檻。

張鑫不用再時刻關注這些了，“設備點檢員”的合格證書早已安靜地躺在衣櫃裏。它完整地見證了一次普通人的努力，一個學渣母親的全力以赴。但同時，也像是一個安靜的、沒有掌聲、沒有喝彩的笑話。

我曾私下問過樂樂，問她的夢想是什麽。

女孩思考良久，鄭重其事地告訴我，她想考個好一點的大學，以後找份好一點的工作，最後買一個好一點的房子。

那一定是她心裏最直接的，不加修飾的想法。但在我看來，卻不夠真實。

“不說夢想了，說說你想幹的事情吧。”我繼續問道。

樂樂依舊思考了一下，接著向我描述了無數個場景：去熱帶雨林裏研究植物，或者是一塊石頭，成為一個植物學家或者一個地質學家；去學習怎麽給小動物看病，當一名寵物醫生；或者去更多的地方旅行拍照，她喜歡傳統文化，喜歡畫畫，喜歡漢服，如果有機會她想成為攝影師或博主……她想做的事情，其實有那麽多。

她還告訴我，自己長大後不會像父母一樣守著北京，更不會留在河北，這裏的冬天特別漫長，路上的人們腳步又著急，又沉重。她也不會去上海和香港，雖然她喜歡熱鬧和繁華，但看看就好，生活空間小，人擠著人拚命趕路的地方，光想就知道壓力一定會很大。

最後，她依舊認真並篤定地說道：“我去過杭州和成都，這兩個地方都很好，也許適合生活。但中國那麽大，一定要多走一些地方，再選擇到底留在哪裏。”

在我剛認識樂樂的時候，她還是個又瘦又小的小學生。那時她可以一下午坐在書房裏畫畫，張鑫那會兒甚至想過以後讓她走藝術生的道路，專職學畫畫，畢業後做設計相關的工作。但不久之後，AI出現，再之後，公司的平麵設計被大規劃裁員，張鑫和女兒就再也沒有考慮過設計師這條路。

世界變化的速度從未變慢，沒人可以預見未來。起碼再過10年，每一個孩子在未來，都不應該再被房子困住吧？可到那時候，困住普通人的，又會是什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