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女的光鮮，是空巢老人最後的體麵

本文為真實發生事件，以作者記述方式呈現。

他們不敢暴露自己的窘迫，因為他們養育了成功的孩子。



沒有一絲風，抹得平整的水泥地肆意反射著熱浪。院子裏並排佇立著兩棟堅固的樓房，我走進左邊的大門。裏麵空無一人，除了正當中擺著一張八仙桌和幾把椅子，沒有其他的家具；桌子上麵淩亂地擺放著各種藥品和雜物。一大麵牆壁上貼著花花綠綠的照片，有幾張大的單獨用相框裝裱了起來，顯得很隆重。

這是我叔叔的家，在離我家五裏地外的生產隊。叔叔是我父親唯一的弟弟，生於1951年，小我父親14歲，他當年積極響應國家計劃生育的政策，隻生了一個兒子，而我們家有三個女兒，我又排行最小，他一度想要抱養我，雖然因為種種原因作罷，但是他對我一直很親近，視我作半個女兒。他年輕時挺拔英俊，小時候的我很虛榮，一起出門時總願意被他牽著。如今，我每次回老家，也總要來探望下他。

一條狹窄的過道通到屋後的菜園，西紅柿、黃瓜、辣椒無精打采地掛在枝頭，綠葉菜和長勢更旺的雜草混在一起，看起來很久沒修理的樣子。戴著鬥笠的老人正費力地鋤著地，看起來隨時要摔倒一樣。

“細爺！”我喊。

聽到喊聲老人抬起頭，嘴裏應著“文靜來了”，趕緊放下手裏的農具把我重新迎進屋裏。叔叔和一般的農村老人看起來有些不同，言談舉止克製又文雅，再熱也不會打赤膊，幾乎從不發脾氣；話不多，語速卻快，好像總擔心聽的人沒耐心似的。

上次見到叔叔是2021年重陽節，大半年沒見，他瘦了不少，也憔悴不少。他摘下帽子，幾縷稀疏的頭發汗濕了，貼在皺紋橫生的大腦門上，他大概也覺察了自己的狼狽，掩飾地重新把帽子戴了起來。

嬸嬸聽到了聲音，也一瘸一拐地從一間屋子裏走了出來。她指著滿牆的照片，自豪地介紹道：“你看，這是雅雅，這是兜兜……雅雅前幾天得了學校的數學競賽一等獎，兜兜也聰明……這是他們買的大別墅，門口有個大院子，寬敞得很……”

“是整個魁北克的一等獎……都說了好多遍了，還囉唆麽事……”叔叔雖然這樣說，還是湊上來，笑眯眯地繼續介紹著。

終於欣賞完一牆的照片，老兩口才把我讓進房間裏。

“開空調，開空調！”房間裏隻有一台電風扇吱吱呀呀地搖著頭，看我滿頭大汗地坐在凳子上，叔叔在一個抽屜裏翻找了半天，才掏出一個遙控板操作起來。

“還好吧，哪熱……空調吹多了涼氣重！”嬸嬸擦著額頭的汗，爬上床靠在枕頭上喘著粗氣，“站久了頭暈……”

樓房是十年前建的，不過家具都曆經了幾十年的風霜，油漆都斑駁了，一張床占據了房間的大半空間，嬸嬸大部分時間坐在上麵看電視。一對新人笑盈盈地相擁站在她的頭頂，那是他們的兒子、我的堂弟張建新和妻子的婚紗照。小夫妻倆結婚後隻回過兩三次，不過樓上兩個最好的房間一直空著，準備隨時迎接他們衣錦還鄉。

我關切地問道：“按時吃藥了吧？”

“她總舍不得吃……”叔叔嗔怪地看了老伴一眼，和我有一搭沒一搭地拉起家常來。

“哪是舍不得吃呢，藥吃多了哪好？每天的藥加起來十幾種，吃得我每天不曉得幾惡心……”嬸嬸一邊揉著浮腫的小腿，一邊絮叨道，“前段時間得了帶狀皰疹，痛得要死要活的，晚上根本睡不著覺，真不想活了……幸虧你媽給我介紹了一個土方子，用黃泥巴塗了一個多月，現在才慢慢好點了……”

說著，她突然撩起單薄的衣襟，幾條密密麻麻的暗紅色疤痕橫在她耷拉的雙乳下。我看了一驚，尷尬地垂下眼睛轉頭問叔叔：“怎麽得了這病？我姐姐就得過，確實難受得不得了。”

“陽了以後，抵抗力下降了吧，”叔叔的樣子也有些訕訕的，應道，“口服藥，外用藥，止痛的就吃了好幾瓶，還上了止痛栓，針灸紮了兩三個月，忙了半年……”

“這半年過的真不叫個味啊，人老了受這多罪！”嬸嬸愁眉苦臉感歎道，“活到不曉得為麽事。”

?

嬸嬸和叔叔同歲，她做姑娘時家境不錯，又長得漂亮，是村子裏的一枝花。不過如今才七十來歲的嬸嬸已經完全變成了另外一個人：頭發幾乎全白了，頭頂禿了一大塊，身材虛胖，老年斑藏在深深淺淺的皺紋裏，看上去比實際年齡蒼老很多。

嬸嬸以前總笑話我母親病痛多，沒想到老了自己也成了藥罐子。她很早就有高血壓的毛病，六十歲左右的時候，又先後檢查出腦梗死、糖尿病和心髒病。她曾經喜歡到處找人聊天，現在老姐妹不敢再找她，她也漸漸離了群，身下的這張床，是她幾乎所有的活動場地。

幸虧叔叔身體不錯，不過一日三餐、種菜、打掃衛生，加上照顧嬸嬸，上了年紀的他也漸漸有些力不從心。床頭的一張凳子上亂七八糟堆著很多衣服，涼絲絲的風裹著灰塵的味道不時吹過來，我連打了好幾個噴嚏。

“我就說不熱吧，莫感冒了，關了吧？”嬸嬸從床頭艱難地探起身。

“關麽事，能花幾個錢……”叔叔沉著臉從她手裏一把抓過遙控板，“文靜，你坐到邊上來，莫對著風吹。”

“建新又買了一棟房子，你看，就是舊了點，不過旁邊的環境不錯……”他把手機劃拉了幾下遞給我。屏幕上布滿或大或小的裂紋，我隻好費勁地放大來看。

“買了兩套房子，投資嗎？”我隨口問道。

“他和雅雅他媽合不來，現在一個人一棟……”我猜嬸嬸一定在背後不停給叔叔使眼色，這個一貫坦蕩的老人眼神躲閃地低了頭，訕笑著低聲嘟囔了一句，“文靜又不是外人……”

我捧著手機有點虛張聲勢地感歎道：“房子好漂亮，這要在國內估計要一千萬才買得到吧？”

“那是的，國內哪有這好的環境呢，”嬸嬸語氣和緩了不少，高興地附和道，“那邊的房子隻要三十多萬。”

“是加幣，”叔叔糾正，“人民幣哪有這便宜。”



在叔叔家坐了會兒，我又去隔壁的小姑媽家閑話了下。小姑媽在兄妹間排行最小，和叔叔的關係也最好。她和姑父前幾年賣了市裏的商品房回到老家，借用叔叔家的宅基地蓋了兩棟三層樓，一棟自己住，一棟豪氣地送給了叔叔。

盡管和叔叔家是一模一樣的戶型，姑媽家看起來卻明亮時髦很多，一張氣派的大沙發橫在門口，對麵一台超大的電視機裏正播放著古裝劇。姑媽人緣好，家裏總有客人，我走進去的時候，幾個鄉親正起身準備離開。

姑媽年輕時就長得端莊喜慶，現在六十五歲了精神還很好，身板挺拔，穿著一件棗紅色的連衣裙，看上去很合體，隻是她早幾年紋的眉毛像毛毛蟲一樣趴在額頭，顯得突兀怪異。

知道我剛去了叔叔家，姑媽大大咧咧道：“建新也是巧得很，每個月還要他爸爸打錢，去了這幾年，少說也打了二三十萬了，我細哥真是不容易……”

我擔心隔壁的叔叔聽到，趕緊笑道：“剛去可能有些難處吧……安林在新加坡還好吧？”

“好啊，前幾天你姑父生日，特地打了八千塊錢回來。”姑媽朝旁邊的丈夫看一眼，得意洋洋地說道，“哪個要他的錢呢，他非要打。”

姑父是個沉默寡言的老人，隻笑著點點頭。

叔叔和姑媽家裏生的都是獨生子，他們高中畢業後也都考上了華中科技大學。叔叔的兒子張建新從母校研究生畢業後順利入職了華為，在深圳安了家。姑媽的兒子王安林誌氣更大，本科畢業後考取了南洋理工大學碩博連讀，之後很快在新加坡站穩了腳跟。

在生產隊，我這兩個堂弟一度是所有子女的榜樣，叔叔和姑媽也因此成了所有父母的楷模。特別是我姑媽，簡直就是生產隊甚至是整個農場老年女性的精神領袖。人人都羨慕她生了個有本事的好兒子，加上她自己是國營單位退休，丈夫還是轉業軍人、國家幹部，脾氣又好。在當地，姑媽就是靠著“命好”博得了眾人的一致好評和尊重，她家沒有菜園，卻從來不用買菜，因為差不多每天都有人給她送來最新鮮的。我母親最羨慕的人就是這個姑媽，她常說：“你細姑媽隻要負責笑，就什麽都有了。”



從姑媽家出來，叔叔堅持騎電動車送我回家：“太陽這大，還是送下快些。”

坐在車後座上，滾燙的風摻著細沙不停吹向我的臉，有點刺痛。叔叔的聲音從前麵傳過來：“建新和雅雅她媽，我看還不如離了的好……你嬸嬸心裏總過不去，她叫我誰也不要說……”

路有些陡，我堅持下車和叔叔一起走，安慰道：“兩個人也沒什麽大矛盾，說不定哪天會說到一塊去。細爺你放心，我連我媽都不會說的……”

“哎，哪曉得，走一步看一步吧……”叔叔推著車一臉愁苦，“去了三年多了，工作還沒找到，兩個人都坐在家裏，想想就愁人……現在那邊經濟也不好，不曉得以後麽樣搞？”

“也是不行時，剛過去就鬧疫情。”昨晚剛下過大暴雨，叔叔扶著電動車蹚過一個大泥坑。

或許很多話一直憋在心底沒處傾訴，他不停和我念叨起兒子的事情。

“兩個人不曉得麽樣搞的，在國內還好好的，折騰到那裏又合不來……”他看著我愁眉苦臉地說道，“兩個細伢兒也跟著受罪。”

兩套房子幾乎耗光了張建新所有的積蓄，叔叔心疼兒子，開始偷偷給他匯款。

“有一次在銀行匯款的時候被你姑媽撞見了。”快到家門口的時候，我從車後座上跳下來，叔叔有點擔心地說道，“你姑媽嘴巴幾快得，不曉得她和別人說了沒有。”

“不會的，細姑媽也是有分寸的人……”

“通過法語考試就能拿到綠卡了，不怕不怕！”叔叔好像給自己打氣，又像要趕走什麽似的，用力揮舞了幾下手臂才跨上車，駛入白晃晃灰蒙蒙的日光中。

我之前曾聽姑媽抱怨過，說她找嬸嬸借根蔥都難。“不曉得幾小氣得！”她還說，叔叔和嬸嬸是村裏最節省的人，“一個月水費不到三塊錢，我就服他的周，麽樣過來的呢？”我知道，叔叔愛臉麵，他不僅想維護自己的體麵，更想保住兒子的尊嚴。對於一個普通退休工人來說，我想他這幾年一定過得很艱難。



我母親常說叔叔在男人中少見：“要做男人，還要做女人。”

叔叔是老家當地少有的讀書人，1965年初中畢業時曾考上一所中專，後來被別人頂替。雖然我父親到處奔走，幫他拿回了一個師範學校的名額，但是最後卻因為種種原因，沒有去讀。叔叔原本想重考高中讀大學，可惜又遇上1966年取消高考。這之後，他不得不輟學，像村裏其他後生一樣娶妻生子。

嬸嬸不算能幹，身體又不好，叔叔不僅要上班，還要操持家務，忙裏忙外。張建新漸漸長大後，叔叔開始將一腔熱血傾注到這個獨生子身上，不到三歲，就教他讀書認字，到了五歲，就托了關係讓他入了小學。

張建新不僅聰明，還非常刻苦，一路順利升學、入職。不過叔叔曾和我說，兒子雖然很會讀書，但是性格內向，溝通能力弱，和領導總處不好關係，在華為待了十來年，既沒升職，也沒拿到股權，後來就跳槽到了一家美企，也是“幹著最累的活、拿著最低的工資”。

張建新在2005年結婚後，叔叔和嬸嬸也一起去了深圳，在那邊一待就是十四年。

嬸嬸之前在深圳生活時對兒媳婦意見很大，說她有潔癖，總嫌棄老兩口家務做得不徹底：“家裏的瓷磚一直從地上鋪到天上，天天還要用水衝。我們活了大半輩子沒她在行？”

“年輕人正常。”叔叔擺擺手說，“兩代人住在一起哪會沒矛盾。”

2017年初，聽叔叔說了堂弟移民的打算，我有些不解：“怎麽現在想著出國呢？”我想的是：堂弟雖然是國內一流大學的計算機係高材生，但畢竟已經過了不惑之年，出國未必能找到稱心的工作，何況叔叔隻有他一個兒子，嬸嬸又一身的病痛。

“雅雅他媽鬧著要去，她說伢兒在國內讀書壓力太大，在那邊輕鬆些。就讓他們去吧。”嬸嬸看起來挺高興的，“安林在新加坡那好，不管怎樣說還是國外好些。”

叔叔在一旁沉思了下道：“國外的月亮未必圓，不過換個環境也好，建新這些年工作也不太順心。”

張建新一家辦理的是魁北克投資移民，他們在深圳有一套商品房和一套小產權房，從起了移民的念頭後就都掛了出去賣。不久，他妻子提前出了國，說要在當地學習語言，並為出國做準備。當時正是魁北克最冷的季節，氣溫經常停留在零下三四十度。為了省錢，建新的妻子讓他們在國內寄了幾回過冬的衣服，身在深圳的叔叔還特地在家鄉找裁縫做了兩條厚厚的大棉褲給兒媳寄了過去。

從提交申請資料到最後一家人都出了國，前後經曆了大概兩年的時間。那兩年，兒媳婦不在家，兒子要上班，兩個孫輩一個十歲一個四歲，都是叔叔嬸嬸在照顧。家務事不僅多了，開銷也劇增——除了兒媳婦在國外讀語言培訓班的費用、一大家人在深圳的日常生活開銷，兒子的房子賣掉後，他們還要租房子。老兩口的退休費加起來五千多，悉數都拿了出來幫襯兒子了。

也就是在那段時間，嬸嬸累得血壓一下子衝過了二百，進了醫院，不僅差點瞎了一隻眼睛，還落下了輕微的中風。

2019年6月，張建新終於帶著兩個孩子和妻子在異國他鄉團聚。2020年，疫情席卷全球，各國經濟也被拉入了困境。張建新法語不過關，年齡又偏大，在魁北克一直沒找到合適的工作，妻子也隻在附近的超市找了個兼職導購的事情做。

這以後，夫妻二人開始互相埋怨，一旦有了怨氣就再也收不住，兩人從偷偷拌嘴發展到當著孩子的麵指責對方。張建新先是搬到了二樓，接著又搬出了家，後來在別處另買了一棟房子單住。如今，他和女兒相依為命，妻子負責照顧兒子。

直到兒子一家移民去了加拿大，叔叔和嬸嬸才回到了自己的老窩。姑媽老兩口在疫情之前也從新加坡回了家：“早就想回來了，還是屋裏頭好些，有人玩，想買麽事買麽事。”

按照姑媽的說法，他們老兩口在新加坡過得比叔叔清閑得多，有保姆做飯、打掃衛生，他們隻需要去學校接送下孫子。不過等兩個孫子都上了初中，老兩口變得無所事事起來，老人總希望自己對子女有貢獻，而不隻是坐著吃幹飯，“沒事做和個大苕一樣，冇得味”。

其實最關鍵的原因，是姑媽和姑父在異國他鄉不適應。十來年的時間裏，他們沒法花錢買東西，隻熟悉從家到學校的那條路，“安林和媳婦都好，伢兒們也好，但做麽事都得依賴他們”，這讓老兩口覺得自己被捆住了手腳，很不自由。現在姑媽每天和村裏的老姐妹們玩在一起，拍小視頻或者外出旅遊。

姑媽家境好，市裏幾個專賣老年人保健品的商店都拉著她辦會員卡。“上街買東西”也成了她的主要生活方式之一。每次去消費，店員都對她特別尊敬，還經常給她送些不值錢的小禮品，這讓姑媽特別受用，常帶著自己的朋友一起去購物，“有我在可以少花幾塊錢”。

我母親每回陪姑媽一起去，也得到了同樣的禮遇：“怪不得你姑媽辦那多卡，那些人看到她好像見了總理一樣。”



2023年元旦過後不久，母親給我打來了電話：“文靜，你在中心醫院是不是有同學？你嬸嬸高血壓發作了，醫生讓他們住院，但是沒床位了，現在隻能住在走廊裏，你看看能不能找同學幫個忙。”

我趕緊給叔叔掛了電話，手機那頭聲音很嘈雜，叔叔的聲音聽起來如臨大敵：“文靜啊，我們在醫院，你嬸嬸腦梗發作了……往這邊走，這邊！你扶著我胳膊，慢點慢點……檢查單呢？剛才不是叫你拿著的……哎呀，快找快找，是不是落在剛才抽血的地方了？……文靜，等下啊……”

嬸嬸虛弱的聲音傳了過來：“我哪曉得呢……”

我能想象兩個老人在人山人海的大醫院裏驚慌失措找東西的情景，心裏直替他們著急。

過了好一會兒，叔叔重新打來了電話，“剛安頓下來，今天病人真多。”

過了幾天，我請了假去醫院探望。嬸嬸一個人靠在病床上，虛弱得話都說不利索：“你細爺打飯去了。幸虧你同學幫了大忙，要不現在還在走廊呢。”

不一會兒，叔叔提著兩個塑料袋急匆匆地走了進來：“文靜來了，吃飯冇？”

兩個老人簡單吃了午飯，叔叔收拾停當，就送了我一起走出來。一個星期時間獨自照顧老伴，叔叔累得好像隨時都能倒下似的，眼睛浮腫得厲害，頭發亂糟糟的。我想建議他請個護工，可是話到嘴邊還是咽了下去。

“本來說要做手術的，但醫生說她有心髒病，擔心下不了手術台，建議保守治療。”叔叔目光呆滯地看著前方，“建議也不要我們做。”

叔叔原本不想讓兒子知道嬸嬸生病的事，不過有天張建新打視頻電話過來剛好碰到醫生查房，還是撞破了。兒子很孝順，後來的幾天一連打了好幾個電話詢問病情，不過這卻成了老兩口的負擔：“幫不了一點忙，我還擔心他著急。”

兩個星期後，嬸嬸提著二十幾種藥出了院，叔叔苦笑道：“住了一趟醫院，多了九種藥。”叔叔要求嬸嬸盡可能地躺在那張床上，兒子打電話來，嬸嬸強撐著和他視頻完，重又躺下眯著眼睛休息。

他們一直想去加拿大看看兒子，疫情放開後原以為很快就能成行，不過現在看來這趟旅行又變得遙遙無期。他們想孫子孫女，隻好一天到晚捧著手機看兒子發來的照片和視頻。



2023年4月份的一個周末，我陪母親回老家辦理拆遷房的手續，聽說嫂子從武漢回來了，姑媽一大早就風風火火地進了院子。院子裏的迎春花雖然長時間沒人打理，開得卻很繁盛。對著架在三腳架上的一部手機，母親和姑媽手拉手站在花叢裏咿咿呀呀地揮舞著小絲巾拍起了視頻。絲巾是她們專門上街買的，像這樣專為拍視頻準備的道具家裏還有不少，我之前清理衣櫃的時候還搜出來一條剪了很多洞的破褲子，看我笑得直不起腰，母親有點尷尬地一把抓了過去，嘴裏咕噥道：“唱戲用的。”

我總覺得母親這幾年變得俗氣了，她以前喜歡翻翻報紙，看看書，有時也拿著經書默誦一陣子，可過了七十歲，她除了串門或者上街買菜就是對著手機凹造型。雖然我沒明說，但她大概能感到我的不滿，總躲在房間裏偷偷玩，每次被我撞見，還總此地無銀三百兩地狡辯下：“看下她們又拍了麽事好東西。”

“我走了，下午還要帶她們去市裏買駝奶粉！哈哈，一天不曉得幾忙！”坐了一會兒，姑媽拔腿就要走。

臨出門前，她又笑著回頭說：“嫂子，還是你好，有女兒在身邊。安林電話都打得少，每次說不了幾分鍾就要掛。他和他那些朋友不曉得幾多話，說起來幾個小時不放。有時把我都氣得哭——不過這些我冇和別個說！”

姑媽總是笑著，看起來無憂無慮沒有心機，我母親在父親的那些親戚裏，和姑媽走得最近。姑媽大部分時候報喜不報憂，忍不住的時候，也和我母親透露一些真實情況：比如兒子和自己的關係越來越生疏了，每次電話隻是例行公事地說幾句不痛不癢的話，然後就是幾個月的杳無信。

前幾天，姑媽告訴我母親，說姑父最近總覺得胸悶。姑父有冠心病，二十多年前就做過一次手術，當時經濟困難，用的普通支架，現在要重做手術，換進口的支架。他們不缺錢，隻是這麽大的事兒，孩子不在身邊，讓她顧慮重重，姑父的手術從去年拖到了現在，“再不做，醫生說有危險了”。

姑媽之前在新加坡住的時候也犯了兩次病，一回是耳朵裏長了個瘤子，一回是腎結石。兩次她都從國外特地飛回了老家，“新加坡那鬼地方做手術要排好長時間的隊，我哪等得起”。

“後來我才知道，其實她是不想增加安林的負擔，那邊看病貴得很。人老了，還想給兒女做點貢獻，最起碼不能拖累他們。”末了，母親給我講姑媽生活的真相，又補充道，“還不敢讓別人知道。”

我卻想：我父親和她自己何嚐不是這樣呢？他們甚至比姑媽和叔叔更“處心積慮”些。



和兩個堂弟一樣，姐姐和我也算是農場有出息的那一類孩子，因為我們都考上了重點大學、在大城市工作，特別是我醫學碩士畢業的姐姐，在老家簡直聲名顯赫，每次回家，總有鄉親上門找她求醫問藥，父母端茶倒水伺候，有時忙到夜幕四合。

為了表明自己的女兒孝順爭氣，父母在外人麵前對我們從來都是誇讚有加。特別是父親，他的表現更讓我驚訝。因為他個性單純，行事簡單粗暴，我不曾想到他也有“心機”的一麵——年節時我們給家裏匯錢，如果給五百，他就說女兒打了五千，而且每次他都舍不得花，攢到一定數目就去存個定期。

母親嘲笑父親說，去儲蓄所的路上他總希望碰到熟人，那樣就可以特別強調下，“女兒又寄錢回了，去存錢”。

“‘張師傅你真有福氣啊’，要等到別人說完這句話，你爸爸才肯放他走。還不是因為他自己愛吹，農場不少人才造謠說我們家是大富豪，縫隙裏都塞著錢，其實你爸爸平時不曉得幾細得（湖北話，節省），連啤酒都舍不得喝。”

跟我說這些時，父親剛過世不到兩年，母親說著說著，紅了眼圈。

我能理解，雖然我們姐妹每年寄給家裏的錢很有限，但別人羨慕的眼神遠比金錢更讓父親滿足。在我們老家，大家都認為養育好子女才是父母們最大的成功。對於父親來說，女兒的成功更是意義非凡，因為他沒有兒子，這曾經是他不斷被嘲諷的把柄。

母親二十四歲剛結婚，就做了一個七歲女孩的後媽，她既不敢明目張膽地對兩個親生女兒好，還要防著別人說她們不孝順，所以她總是盡量表現出一種既公正又嚴厲的為人母的態度，否則左鄰右舍不僅會責怪她偏心，還會笑話她沒把我們教育好，給她戴上“把伢兒慣得不成樣”的帽子。

她每次從武漢回老家前，就會反複照鏡子：“又瘦了麽辦呢？農場那些人又要貶。”

她身體不好，年輕的時候就瘦弱，老了更是弱不禁風。為了表明自己在武漢的女兒家裏不僅沒受罪，還享了福，回家的時候她總要特地多穿幾件衣服，以便使身材顯得豐滿些。

“那臉色不好麽辦？”有一回大熱天看她在T恤外麵套了件厚衣服，我調侃道，“要不要再化個妝？”

回家鄉過不了幾天，母親總會擔心我一個人照顧孩子吃力回轉來，每次她來武漢幾乎都是這情景：我剛下電梯，就看到母親和司機一趟趟往車外搬著東西，而地上也已經放了一大堆。排骨、牛肉、幹菜、牛奶、大米、食用油、洗潔精，甚至還有一小包花生米、幾顆巧克力和幾塊嶄新的抹布，有的是她覺得便宜特地買的，有的是別人送給她的，有的是社區發的福利，隻要她覺得是我們需要的，都悉數搜羅了來。司機是農場的一個外鄉人，常在武漢和黃岡之間接送人，要價合理，而且能隨身攜帶很多行李，母親來回武漢總找他幫忙。

電梯裏，看著一地的東西，我笑著說這可以在野外生存一個月。

“我偷偷搬上車的，沒讓別個看到。”母親一邊擦著額角的汗珠一邊小聲說道，“要不（鄰居們）肯定又要說閑話，說我怎麽不給大女兒，要不辭辛苦搬到武漢來。”



2022年春節是父親過世後的第一個春節，我和二姐都帶著孩子回了老家，那一回，鬧了一場大風波。

從小到大，作為老二的姐姐雖然最有出息，但是她總覺得父親偏愛大的，母親偏袒小的，隻有她這個夾心餅幹“吃力不太好”，“我不管做麽事總討不到你們的好”。除夕的晚上，聽母親說要把拆遷房留給我，心直口快的她氣得臉都白了。母親則覺得在外企十幾年的經曆把姐姐“培訓得很強勢很商業化”，她口才好，熱衷以理服人。針鋒對麥芒的母女倆先是抬了半天杠，接著肆無忌憚地大吵了一架。兩人一來一回措辭密集，氣勢不相上下，我和大姐好像縮頭烏龜一樣，根本插不上嘴。

吵完後，母親最擔心的是隔壁鄰居聽到了怎麽辦：“明天農場又有大新聞了，麽辦呢？”

幾十年被人不斷非議的經曆讓母親對人情世故頗有心得：在流言蜚語麵前要先下手為強才能掌握主動。一向守禮不悖的她不顧第二天是大年初一，一大早就提了二姐帶回來的福建特產跑到隔壁去，有意無意地說起這次爭吵的事情：“她們三個都叫我莫為拆遷房的事操心，叫我好好享福，生怕我和她們爸爸一樣，一聲不吭就走了。老二聲音不曉得幾大，好心說話和吵幾一樣——從小被我慣得不成樣子了。”

母親學給我聽的時候，我叫母親不要太在意別人的看法，她不以為然道：“哪個父母不是這樣的，何況是我。”

她告訴我，在農場，子女有出息的老人都這樣。他們撫養孩子長大成人，又幫他們帶大孫輩，最後都回到家鄉養老。隻要子孫不罵娘不打人，不要鬧得太難看，在他們嘴裏就是最孝順的人，“這樣別人才看得起”。

對於姑媽、叔叔以及母親這樣“體麵”的空巢老人而言，病痛、子女的疏遠、經濟壓力對他們的困擾並不是最糟糕的，他們更擔心自己在外人眼裏活成笑柄。



“人老了，不能沒事做，像我這樣每天忙忙叨叨的就挺知足。”2023年6月份的一個周末，王老師輕輕蓋上琴蓋，坐到了桌子前。他七十出頭，氣度不凡，不過牙齒幾乎掉光了，說話含糊不清。

他是我請來為孩子的鋼琴調音律的師傅，每半年一次。從武漢音樂學院退休後，老人目前又被學校返聘，閑時兼職賺點外快。王老師很認真又健談，我們每次見麵總要聊一會兒。

老人告訴我，他72歲的女鄰居上個月走到了武漢音樂學院對麵的都司湖裏，再也沒有上來。我和孩子去年秋天曾去過那裏，一處鬧市中心的湖，隻有池塘大小，清澈見底的湖水、岸邊矗立的參天大樹，還有不時飄來的琴聲，讓人頓感靜謐和蕭瑟之美。

“……不好意思，煙癮犯了，可以嗎？”他說著用手去掏口袋。

我點點頭，給他拿來一隻一次性杯子放在麵前當煙灰缸。

“大半夜一個人……以前是我的同事，教二胡的，就住我隔壁，今年老伴剛過世。腿腳不好了，平時很少下樓，上街用助行器。也不曉得她是怎麽走到湖裏去的，水不深。”大概上了年紀見慣了世事，王老師的語氣很平靜，他告訴我，女鄰居養育了一兒一女，都是博士，現在國外定居，“她以前每次和我碰到總會誇孩子如何出息如何好，從沒聽她抱怨過。”

王老師接著想起什麽似地說道：“去年，我們隔壁的樓裏也有兩個退休女教師自殺。”

兩位老人的兒女都有出息，也都不在身邊。他們年輕時就住在七樓，那時還沒有覺得多麽不方便，上了年紀，沒有電梯的高樓層對腿腳不再靈便的他們就成了牢籠。疫情期間，出行不方便，孤獨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強烈些。2022年11月的時候，兩位老太太先後從七樓跳了下去，前後不到十天。

“負麵情緒很容易傳染的。老伴去世後，一個老人還留在家裏，另外一個去了養老院。這以後的日子更難過了……”他猛抽了幾口香煙，欲言又止，一縷縷煙霧從他幹癟的嘴裏吐出，在頭頂久久盤旋。

王老師將煙頭在杯子裏摁滅了，連同那段糟糕的回憶一起扔進了垃圾桶。他站起身笑道：“我就愛和年輕人聊天，平時做做事就沒時間亂想了。兒女指望不上，他們有自己的生活，越有出息的孩子走得越遠。”

“我們村裏也有不少空巢老人，但是還好，從冇聽說過這樣的事。”我把老人送到樓梯間，邊說道。

“越有文化的人思想越複雜，又愛麵子，他們有難處不會說出來，也不會紮堆聊天，這樣反而危險噻。”王老師用摻著武漢腔的普通話很有把握地總結道。

一篇名為《觸碰》的非虛構作品中提及，“當人們感覺彼此遙不可及的時候，焦慮和恐懼很可能就會激增”——也許這就是知識分子的難言之隱吧。我想起母親，還有家鄉的那些老人們。男性沉默些，大部分女性則對社交保有興趣。她們有時在串門八卦中分享消息、消磨時光，有時相約一起拍小視頻或者上街購物，雖然大多數時候並不真的買東西。

我曾經露骨地嘲笑她們太無聊，美顏濾鏡開得太過分，而我竟然忘了她們已經老了，沒辦法再像年輕時那樣生活。或許，她們真的很需要這樣的庸俗和熱鬧來緩解寂寞，對抗一些沒法說出口的不如意。

母親尷尬不安的眼神浮現在眼前，我突然意識到，一向自詡孝順的我並沒有真正關心過她，而我流露出的那種不滿和鄙視一定也傷害過她。



2024年清明節，趁我和孩子都回了老家，母親特地置辦了幾桌酒菜，請住在附近的一些親戚來聚餐。

姑媽端起一杯紅酒喝了一口，高興地說：“兒媳婦過幾天回來看我們，這回安林他爸爸的手術肯定做得成。”姑父在一旁笑眯眯地不停點頭。

不知道是誰問起張建新的情況，叔叔趕緊回複道：“馬上就拿到了綠卡了，房子也買了。”嬸嬸在一旁插嘴：“還是國外好，雅雅和兜兜在那邊不曉得幾適應……今天早上還打電話來說，奶奶，這裏作業少，小學隻上半天學。”

又有人問怎麽我姐姐沒回來，我母親大聲說道：“太忙了，最近開了個公司，一年到頭在外奔得，馬上又要去北京出差……”

親戚們都誇三家老人養的兒女有出息，他們的笑容久久掛在臉上，看起來從未有過的滿足。那是他們作為父母的虛榮，也是他們僅存的尊嚴。

王安林的妻子幾天後回來了，不過隻在婆家住了一天就回了自己娘家，姑父的手術還是沒有做成。

“你姑媽倒是忙得不得了，回來的時候聯係司機到機場去接，走的時候又聯係司機開車送到機場，還特地準備了幾個月的特產給她帶回新加坡。”母親說相聲似的，口齒利落。

“年輕人也不容易。”她歎口氣補充道，“老人的事總是最不重要的。”

兩個月後，叔叔早起時突然倒地不起，在嬸嬸一疊聲的驚呼聲中，姑媽和姑父手忙腳亂地叫了救護車把叔叔送進了醫院。醫生診斷為中風，顱內手術後，叔叔在病床上一直昏迷不醒，原本就疾病纏身的嬸嬸一點主意沒有，成天淚眼婆娑祈禱菩薩幫忙。

姑媽給張建新打電話求助，他倒還鎮定，舉了一大堆理由表示無法回國，最後道：“要是實在救不了，麻煩後事處理下，骨灰直接寄到魁北克吧。”

幸虧叔叔體質不錯，如今正在慢慢恢複，但是身體已大不如前，和嬸嬸一起每天拖著病體勉強維持生計。今年暑假剛開始，堂弟張建新帶著兩個孩子突然回了國——因為疏忽大意，雅雅和兜兜的簽證過期了一個多月才被發現，如今隻好重新申請。加拿大收緊了簽證辦理政策，加上孩子涉嫌非法滯留，直到9月底張建新回魁北克參加法語麵試，學簽還是沒有辦妥，兩個孩子隻好被迫留在了國內。

叔叔擔心孫子孫女沒有書讀，求爺爺告奶奶把孩子們插班進了當地的一所學校。學校離家十來公裏，叔叔騎著他的破摩托每天接送孫子孫女兩次，姑媽說，叔叔家每天的一日三餐，是嬸嬸架著叔叔做的。

“哎喲，這末辦呢，我細哥現在是半個廢人啊，哪能這樣搞呢，我急得不得了……建新這伢兒對他爸爸是一點心疼氣沒有啊，一分錢不出，當初做手術給的七萬塊錢又要回去了……”姑媽每回給我母親打電話，總一邊罵一邊唏噓不已。

母親說，現在姑媽經常替叔叔家打掃衛生。

叔叔這幾天又病倒了，我打電話給他：“怎麽不讓雅雅和兜兜一起坐校車啊？”

叔叔氣若遊絲的聲音傳了過來：“一個月要四百塊啊，兒媳婦說接送不了，就讓孩子自己走路上學……”

湖北的冬天好像土匪一樣，12月底已經冷到了骨頭裏，不知道老人還能熬多久。第二天我讓母親去看看叔叔，母親說，她一去，一向要強的叔叔說著話突然哭了。

雖然他沒明說，但母親有自己的一套解釋：“以前他是隊上的好角色，現在不少親戚朋友見了他都彎著走，人家看穿了，生這大病，兒子冇管閑事，哪個敢和他沾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