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16年 美國經濟從旗鼓相當到遠超歐盟 為什麽？

先來看看這張圖：

16年前，歐盟和美國的經濟規模旗鼓相當。但如今，美國經濟比整個歐盟的總和還要大50%。

今天，美國的GDP是25.5萬億美元，歐盟的GDP是16.6萬億美元，而在2008年，它們幾乎相等。現在，全球十家市值超萬億美元的公司，美國創造了其中9家，歐洲是零。

為什麽會這樣？過去的16年發生了什麽？發布這張圖的是個德國人，叫Lehmann。他認為主要的原因是歐洲的監管文化（Regulation）製造了一個經濟衰退的惡性循環。

歐洲正被繁瑣的官僚流程所淹沒，就業法使招聘和解雇變得極其困難，稅率壓垮了小企業，要求符合規定的成本扼殺了創新。在法國，成立一家公司需要84天。而在美國隻需要4天。

監管文化讓歐洲喪失了創新的氛圍和環境。無論是在柏林、巴黎還是斯德哥爾摩，每個歐洲國家都有相同的反創業心態。

Lehmann說在他曾經生活過的柏林創業圈，創始人常常受到質疑，因為“企業家” 就等同於剝削者，科技創始人在當地聚會上被稱為“資本主義寄生蟲”。

而在矽穀和紐約，創始人是會受到歡迎，冒險精神受到獎勵，失敗被視為學習的過程，而不是一種羞恥。

當馬斯克準備在柏林建造一個超級工廠時，德國人抗議“不要技術殖民主義”，特斯拉幾乎因為監管障礙和社區反對而取消該項目。

當歐洲在討論AI的倫理時，美國在建設發展AI。當歐洲在監管加密貨幣時，美國在研究創新加密貨幣。當歐洲在保護舊產業時，美國在創造新產業。

企業不景氣，造成人才流失，歐洲的人才正在大量流失。大多數歐洲企業家在兩個方向間做出選擇：美國，追求高薪（35萬美元以上的科技職位），東南亞，追求低生活成本來創業，為什麽？

因為歐洲讓本地的成功變得幾乎不可能。90%的歐洲科技人才會為了合適的機會搬到美國，因為歐洲的科技薪資比美國低50%。

人才流失的同時，企業和資金也流向美國。投向初創公司的資金，美國是歐洲的5倍。而歐洲為數不多的成功的科技公司，大多數也選擇遷往美國：比如Spotify遷到了紐約，Klarna在美國有大量業務，而ARM正在被英偉達收購中。

歐洲選擇了監管和安全，而不是創新和增長。人才流失，公司避開投資，創新死亡，經濟停滯，而隨之而來的是更多的監管，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

歐洲成了一個博物館，擅長保護過去，卻不擅長建設未來。

歐洲的16年是高福利、避免破壞性經濟、綠色理想和不斷增加法規的16年，現在的歐洲成為千萬非法難民的新家，經濟逐漸衰退，困在了自己的係統裏。

即便是法國總統馬克龍也承認這一點：“歐盟可能會走向終結，我們正處於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頭。我們的舊模式已經過時，我們在過度監管，而投資不足。在接下來的兩到三年內，如果我們繼續沿用傳統議程，我們將會退出市場。”

美國和歐盟，16年拉開了巨大的差距，這種情形正是對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獲獎理論的一個佐證：一個國家為什麽能夠獲得長期的經濟增長，而為什麽有些國家不可避免地走向衰敗？

Acemoglu等幾位獲獎學者認為，國家的成敗主要由其政治和經濟製度的性質決定，而非地理、文化或氣候等因素。在他們看來，製度才是決定國家成敗的關鍵，具體來說，就是國家在經濟和政治兩個層麵上，到底是攫取型製度，還是包容型製度。

芝加哥經濟學派的核心價值觀是相信市場機製跟自由市場，反對政府的過度幹預，反對計劃經濟與凱恩斯主義。

根據這些理論，歐洲經濟上過多的監管會對經濟起到了阻礙作用，雖然在大的框架上來說，歐洲的製度應該歸於包容型製度。

製度對於經濟的影響其實是非常顯著的。甚至是在同一個國度，不同地區，也會因為政策的不同而深刻影響當地的經濟。

東北地區為什麽經濟上不去，和東北地區的官僚主義及條條框框太多不無關係。據說在東北開個公司手續特別多，等的時間也長。相比之下，上海、深圳等地的創業大環境寬鬆友好很多。

所以Lehmann認為歐盟和美國差距這麽大主要是regulation（監管），即製度規章的問題，這個理由是很充分也很到位的。

多倫多大學的張軍教授的觀點有所不同，他覺得歐盟之所以經濟衰敗，根子在於“幾乎完全放棄信仰、激進自由化（wokeism）、敞開大門接受（中東和非洲）移民、傳統家庭解體、擁抱高福利高稅收、娛樂至死、失去進取奮鬥精神、經濟上完全無法應對中美的上下夾擊”。

張軍老師說的這些其實更多是文化層麵的東西，他不太認同Acemoglu他們所持文化和經濟發展關聯甚微的論點。

他認為正規製度是從文化信仰（被稱為非正規製度）裏長出來的，也要靠文化信仰來維持。美國人的創新文化跟清教徒的精神息息相關。

美國人反福利、反對大政府、相信市場力量，都跟基督信仰特別是清教精神密切相關。

歐洲傳統上更多受到天主教以及後來的社會主義思潮的影響。所以普遍擁護高福利、大政府，麵對技術創新傾向於保守和守舊。

的確，這些看似和經濟不能直接掛鉤的因素，也會在深層次影響經濟的發展。比如歐洲更看重生活品質和工作生活的平衡。美國人大多選擇“為生活而工作”，而歐洲人則選擇“為工作而生活”。

美國工作時間比歐洲長，年假卻少很多，德國每人至少24個工作日的帶薪休假，而在美國，5年工作經驗的員工平均是15天年假。而且歐洲的節假日特別多，進入十二月，公司幾乎都不怎麽上班。

歐洲比美國更開放，更激進，更擁護進步主義（Progressivism）和自由主義，而早年坐五月花到美洲大陸的清教徒建立的美國更傳統，更保守，更宗教化。

歐洲是一個高福利社會，歐洲福利國家對非洲與中東的開放邊境政策和激進的移民政策帶來了安全隱患和社會分化。

歐洲治安日益惡化，根據歐盟統計局的信息，2022年，盜竊案件較之上一年上升17.9%，搶劫案件增加了9.7%，入室盜竊案件增長了7.4%。

前不久，一名阿富汗移民闖入德國一個小鎮的民宅，用刀襲擊了正在開party的三個人。

一名德國政治家對此發表言論：“我們喂養他們（移民），他們卻刺傷我們。”因為這個言論他被罰款18,000歐元。歐洲的左傾可見一斑。

同時，這樣的移民政策也讓國家機器負擔加重。高福利的背後必然是高稅收，歐洲的稅率非常高，2024年個人所得稅最高的幾個國家分別是丹麥（55.9%），法國（55.4%），奧地利（55.0%）。

這必然讓許多為高福利托底的人覺得不公平，所以人才會外流。而經濟發展的核心就是人才、資金和創新。所以歐洲整個的system（係統）讓歐洲的經濟沒有辦法和美國或者是中國抗衡。

美國民主黨的政策其實是和歐洲更接近，不管是政府監管，移民政策，激進自由理念，還是福利和稅收。而共和黨相對來說更保守，更傳統，更務實和理性。

這次美國大選可以說是把美國從左傾的道路上往右拽了一把，如果繼續左傾，歐洲的今天真有可能是美國的明天。

川普宣布去掉隻會花錢，宣揚DEI和性別寬鬆教育的教育部，建立新的政府效率部，放寬監管，降低稅收，這些都是有益於美國經濟的發展。這也是為什麽美國股市在得知川普當選後大漲。

美國領先歐盟這麽多，不是美國人更聰明，而是他們的製度和係統更利於建設者，更能吸引到人才。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多年的移民政策讓美國從世界各地收羅了許多人才。

馬斯克本人是移民，包括微軟在內的許多軟件公司的CEO都是移民美國的印度人。

而幾乎所有的美國的半導體企業CEO都是亞洲人，比如上麵那張圖全球50大公司中英偉達的黃仁勳，AMD的蘇豐姿，Broadcom的Hock Tan，三位都是華裔，是一代或者二代移民。

最新一波AI浪潮的學術大咖如剛剛獲諾貝爾獎的AI之父辛頓（多倫多大學教授，穀歌的AI先驅），AI教母李飛飛都是移民。

而美國之所以能吸引到這些人才是和美國方方麵麵的經濟社會環境有關，工資高，機會多，政策穩定，保護私有財產，所以就會有更多的人才，更多的創新，更多的資金流入，形成良性循環。

而這個良性循環的基礎是製度和文化。美國當然還有很多問題。但是整個system是一個可以糾錯的system，這大概是美國16年遠遠把歐盟甩在後麵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