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於拿到判決書了。37歲的張玲期待著，自己能就此遠離那場噩夢。
在鄉下的10年裏，她每天都被農活包圍，打油菜籽、喂雞鴨、做飯、照顧6歲的兒子，生活平靜庸常。隻是偶爾，身體會不自覺地露出異樣。
隻要待在封閉的房間，她就頭疼得厲害；有時會突然躥出一股無名火，想摔東西；看見陌生男性，會下意識想躲開。村民發現，這個忽然出現的女人，10年來都沒離開過村子，也沒有人來看過她。
直到2024年4月15日，湖南常德的民警在比對“失蹤人口”信息時發現，“張玲”這個名錄在沉寂多年後出現了新動向。隨即，她被民警找到，再次與外界連接。
“從2010年起，我被人關了將近5年。”在派出所裏，這個小麥色皮膚、衣服洗到褪色的村婦告訴警察，自己曾是一名大學生，家在常德市區，接著講出了自己“消失”的經曆。那是第一次，她事無巨細地回憶自己如何被一名叫鍾鵬的男人囚禁、侵犯，又是如何逃出來被人收留，並留在鄉下，過上跟失蹤前全然不同的生活。
10天後，4月25日，桃源縣警方將此立為刑事案件。鍾鵬因涉嫌非法拘禁罪被刑事拘留（因過追訴期未被起訴）。5月28日檢察機關以涉嫌強奸罪，批準逮捕鍾鵬。10月15日，桃源縣人民法院作出判決，鍾鵬犯強奸罪被判處15年有期徒刑。
案件之外，在桃源縣公安局、婦聯的組織下，張玲與父母分離14年後終於再次相見。桃源縣婦聯也計劃為張玲現在的家庭提供資金補助，給張玲介紹工作機會，幫助她早日融入社會。
張玲（化名）被囚禁的地方。新京報記者 左琳 攝
離家
在母親鄧潔的記憶裏，2010年1月22日原本是個普通的日子。
早上7點多，女兒張玲像往常一樣去上班，臨走前告訴媽媽，發了工資就給她買新衣服，語氣透著歡喜。
女兒很懂事，鄧潔和丈夫張忠凱都這樣認為。夫妻倆在常德市區開了家早餐店，從早忙到晚，張玲打小就自己上下學、做飯，照顧自己也照顧弟弟。
張忠凱很驕傲，女兒長得漂亮，又乖巧聽話，讓鄰居們豔羨——一定程度上，女兒是夫妻倆的一種體麵，被他們一直精心維護著。為了讓女兒變得更好，從她小時候起就盡可能安排好一切。
長大後，這些安排開始關乎人生道路的選擇。大學讀什麽專業，家裏人先拿主意。畢業後，張玲想多去一些地方，有意做導遊，但家人擔心她會曬黑、容易挨罵，就介紹她去做辦公室文員。工作剛落定，家人就給她打扮，安排相親。
“嚴點也是為她好，對女兒就是要多操心一些。”鄧潔和張忠凱覺得，這些和帶張玲單獨去玩，在筆記本電腦剛興起時舍得花幾千塊錢買給她一樣，都是愛。
張玲感激父母的付出，也努力回報，但她從來都沒告訴過父母，他們的愛有時也會變得沉重。
“從小到大，我想的都是怎麽再變好一些，讓父母滿意，讓他們更喜歡我、認可我。”逐漸地，這成為張玲的一種壓力。
2010年大學畢業後，按照家人的安排，張玲回到常德工作。她在單位附近租了房，刻意保持著與家庭不近不遠的距離。
但在父母眼裏，女兒離他們近了，聯係卻沒有變多。她不常回家，通話也少，有時候女兒的事問多了她還會不耐煩，“有些反常。”
很快，父母發現，張玲突然在單位做起賣日用品的小生意，還時不時提到，自己很羨慕在南方做生意的舅舅賺了錢、條件好。女兒突然表現出的野心讓他們警惕起來，那是傳銷最猖獗的時候，老家有人因為傳銷人丟了、錢沒了。
“我真怕她去搞傳銷。”鄧潔說。
擔心女兒出事，鄧潔不再允許張玲獨自在外住，然後在早餐店附近租了個房子，每天讓張玲的弟弟接送姐姐上下班。
在張玲的解釋裏，做小買賣是她想賺些零花錢，但這無法說服父母，反而讓他們更加懷疑。再往後，張玲發現，自己的房間總會被家人亂翻。
失蹤前一個月，這種擔心和懷疑達到了頂峰。那天，親戚們把她堵在房間裏，十幾個人圍住她，強迫她看反傳銷影片，逼她交出頭目的電話，他們拆下了張玲的手機卡，查了一通，卻什麽都沒發現。親戚們七嘴八舌地教育她不該沾染上傳銷，張玲想解釋，但沒人聽、沒人信。
“他們都是長輩，我不能吵。”數落聲中，張玲甚至感到一陣眩暈，委屈、壓抑、煩躁積在胸口，讓她難以呼吸。
緊接著，一個強烈的念頭襲來——“我要離開這裏。”
她找到了鍾鵬——當時的男朋友介紹認識的“路子很廣”的中年男人——對方告訴她，自己在長沙有人脈，可以給她介紹一份高薪工作，到時帶齊所有證件，先到桃源縣漆河鎮會合。
2010年1月22日，帶著對未來的憧憬，張玲搭上了去漆河鎮的汽車。
如果漆河鎮碌廠橋村的村民留意，或許會在那天看見，50歲的鍾鵬帶著一個年輕女孩回來，她皮膚白皙，臉上有一對酒窩。
那天是臘八，天氣很冷，女孩穿了一件天藍色羽絨服，緊身的絨褲塞進長靴。她跟著鍾鵬上了二樓，再沒出來。
張玲（化名）的父母還保存著她的照片，她失蹤的那幾年，母親總會拿出來看看。新京報記者 左琳 攝
“牢籠”
張玲就這樣消失了。那天下午，鄧潔沒有等到女兒回家。家人查看監控，發現張玲進入單位，後來獨自打車離開，手機信號最終停在桃源縣陬市方向，之後便一直關機。
最初幾天，鄧潔和張忠凱還想象著女兒隻是去朋友家小住，但直到春節都不見張玲蹤影。他們拜托女兒的朋友一有消息就告訴自己，結果一通電話都沒等來。這是從沒出現過的情況，正月十五左右他們決定報警。
這時的張玲，已經被鍾鵬鎖在屋裏30多天。
事發當天，鍾鵬帶張玲來到一處院子前。那是在村子的角落，院牆邊上就是田地，四周幾乎沒有鄰居。院子鐵門緊鎖，裏麵有棟二層小樓，張玲注意到，小樓的所有窗戶外都用鋼筋封著。小樓的大門和樓梯間也上了鎖，鍾鵬依次打開，帶張玲上了二樓。
囚禁張玲（化名）的二層小樓。新京報記者 左琳 攝
剛走到一間小屋的門口，鍾鵬立刻變了臉，往日和氣的模樣消失，肥胖的圓臉生出一種她從未見過的猙獰。張玲來不及反應就被鍾鵬一把推了進去，然後搶走了她的包和手機，拔下電話卡。木門被猛地關上，接著是落鎖的聲音。
就像被扔進籠子的小鳥，她本能地砸門、大喊，手腫了，嗓子啞了，都沒人回應。聲音太大，鍾鵬就威脅要弄死她，埋在後山，沒人會知道。她忘不了鍾鵬說這些話時的眼神，透著一種捕食野獸般的凶殘。這讓她瞬間失語，恐懼覆蓋了一切感官，不敢也不能再發出聲響，隻剩下顫抖、哭泣。
困住她的房間剛能容下一張單人床，幾乎沒有走動空間。後來鍾鵬見她病懨懨的，給她換到另一間屋，空間稍大些，可以來回走一走。牆把房間分成兩部分，裏麵是雙人床和一隻排泄用的紅色塑料桶，外麵則是一張辦公桌、一把椅子、一台廢棄的電腦和一個書櫃。
第一晚，鍾鵬就強行與她發生了性關係。“他紅了眼，胳膊使勁抵住我的脖子，像要掐死我。”粗暴的動作讓張玲透不過氣，大腦一片空白，過了許久才感受到疼痛。每隔一周，侵犯就會發生一次，她的羞恥和憎恨也會多一分。
所有的折磨都匯集成一個念頭，逃離這場突然的囚禁。剛開始的那段日子，隻要恐懼稍微消退，她就會拚命掙紮，撞門、大喊。換來的是身上的淤血和傷痕，這都是鍾鵬對她的懲罰。最嚴重的一次，她被推到牆上，額頭撞出了血。
她也嚐試過絕食，但最後敗給了求生的本能。最後，她隻能幻想有人來救自己，期待著有一天那扇門打開後，走進來的不再是鍾鵬，而是帶她出去的人。
她不知道，沒有人能聽到她的聲音。屋子唯一的窗戶被封得嚴嚴實實，在屋裏張玲隻能聽見下大雨的聲音，有時也會透過縫隙傳來稀疏的奏樂聲，張玲猜那是村裏正在辦紅白事。
據判決書，警方的現場勘驗筆錄和照片顯示，“張玲被拘禁的地方位於二樓，樓梯中間可見帶鎖的木門，居住房間狹窄、門窗封閉。”
鍾鵬的女兒在證言裏提到，鍾鵬不準張玲下樓，張玲若不聽話就會遭到他的辱罵。鍾鵬交代她和母親不能讓任何人知道二樓住了個女人，“張玲從來沒有下樓。家裏來外人時，鍾鵬會讓張玲躲在房間不要出來，也不要發出聲音。”後來，鍾鵬又把二樓的走廊用紅磚砌了麵牆，隻留出縫隙透氣。
那座小樓與外界最近的聯係，是樓後一條安靜的小路，偶爾才會有一輛三輪或摩托車突突駛過去。外人不會知道，牆的另一側，一個不屬於這裏的女人正在求救。
村裏通往囚禁張玲（化名）小樓的路，平時鮮少有車經過。新京報記者 左琳 攝
在更廣闊的視角裏，這本就是一個偏僻冷寂的山村。從縣城出發沿著省道行駛1個小時，再沿一處不起眼的岔路下去，駛過一段被茂密樹木掩蓋著的狹窄山路後，才能抵達這個名叫碌廠橋村的地方。
村裏人也很少來這個整天鎖著門的院子，就連鍾鵬的大哥，哪怕離自己的幺弟隻有100米，也鮮有來往。
這個幺弟從小就好吃懶做，起初跟著父親學做鐵匠，但不願吃苦。桃源縣是道教聖地，民間有“養廟”風俗，2005年鍾鵬回村後在老屋旁建了兩座廟，以收香火錢營生。但他還是常找兄弟們借錢，借了也不還，再後來，連逢年過節也都不打招呼了。
“仇人。”大哥在手掌上寫下兩個字，形容自己的幺弟。
鍾鵬從不讓大哥走進自己的院子。“他平時關門閉戶的，過年打了豆腐給他也不讓進，都是從大門底下遞過去。”大哥說，自己把二層小樓留給鍾鵬時，窗戶又大又亮，結果被鍾鵬改得“像個牢房”。
在這間“牢房”裏，一天被分解成86400秒，張玲從未感受過時間如此漫長。她的希望被消磨殆盡，常常感到呼吸困難，總是迷糊著睡過去，一覺醒來，分不出是清晨還是夜晚。房間彌漫著排泄物的異味，和昏暗的空間一起，壓得人睜不開眼。她的視力也越來越差，每天“雲裏霧裏”，甚至出現了幻覺，在一成不變的白飯裏，聞到了雞肉和豬肉的香氣。
有時，壓抑也會讓她變得狂躁，特別是天氣晴朗的時候，但大部分時候她已經沒有力氣發泄。偶爾雨下得猛烈，她才會獲得在門外的走廊放風的機會——隻有不到1分鍾的時間，剛喘上兩口氣，甚至還沒看清屋外的環境就又被關了回去。
房間成了張玲最熟悉、也最厭惡的地方，和她相伴的隻有米黃色地磚和白牆，偶爾會有蜈蚣和老鼠鑽出來抓她一下。辦公桌上的電腦是壞的，打不開，黑色的皮椅上落的全是灰。
櫃子也被鎖住，櫃門是透明玻璃，就著微弱的光亮，張玲常常盯著裏麵的書脊看字，有時也會在玻璃上看到自己。日複一日，她發現鏡中的少女變得憔悴、蒼老，神采消失。
最後，她幾乎認不出自己。
尋找
女兒失蹤後，鄧潔不止一次夢見她，不停說著“媽媽你救我”，一覺醒來，眼睛又哭腫了。就像個預言，她和所有人說“我的玲玲還在等我。”每次夢醒後，她就打電話給派出所，問掛著失蹤人口的女兒有沒有消息，答案無一例外都是否定。
張玲失蹤的前三年，她和張忠凱哪有線索就去哪。女兒的手機信號消失在桃源縣，她就在當地買了份保險，讓熟悉每個村子的銷售幫忙一起找。縣轄的各個鎮，最熱鬧的車站、集市，她也全都去過。
此時的張玲，連記憶中家人的樣子都開始模糊。她不再激烈反抗，隻是麻木地等待著一個機會。
起初，她還有意識地多走走，“為以後逃跑做準備。”後來，她逐漸變得“像隻沒有想法的動物”，活著隻是本能。
每天，她隻是趿拉著拖鞋在屋裏晃蕩，缺乏必要的鍛煉讓她的肌肉鬆弛，困了倒頭就睡，餓了就躺在床上等飯吃。
在這間屋子裏，她失去了一切，自由、尊嚴、人格，就連陽光和新鮮的空氣都成了奢求……時間尺度也變得混亂，她無法準確計算自己被關了多久。
光點透過窗子的縫隙打在牆上，張玲盯著它從一邊挪到另一邊，一天也就過去了。開始她還能記著日子，三天後就再也數不清了。
到了最熱的時節，牆燙得靠不住，晚上一次次被熱醒後，張玲像烙餅一樣翻來覆去。這也是她為數不多感知時間的方式——熱起來，就是過了農曆五月初五，轉涼，八月十五就到了。
鍾鵬一家在樓下廚房做菜，氣味直往張玲鼻子裏鑽。聞到竹筍和椿樹芽的味道，張玲知道，這是春天。而當窗外響起花炮聲，意味著自己又挨過了漫長的一年。也隻有這時，她才會從混沌中驚醒——她想家了，想媽媽。
與家人所有的不悅都不再重要，她想起自己去長沙讀書，第一次出遠門，媽媽帶著行李一路坐公共汽車送她，隔三岔五給她送肉送飯。
她也想爸爸，但也怕他。爸爸脾氣暴躁，張玲遇到事情不敢和他講。她那時還不知道，父親急得頭發都白了大半。重逢之時，他特意請假回家，早早準備一桌菜，提前兩個路口等著她。
每到過年，辦團圓飯的時候，鄧潔也格外掛念女兒。
“我是個最快活、最熱心的人，但張玲失蹤之後，我從沒高興起來過。”鄧潔說，隻要看見二三十歲的孩子她就會掉眼淚，把眼睛都哭花了。怕鄧潔傷心，張忠凱收起了女兒的照片，但她還是會時不時掏出來再看一看。
“在我有生之年能把她找回來是最大的幸福，死了也不會帶著遺憾。”鄧潔說。
尋找之外，他們也小心維護著自己和女兒的體麵。
女兒剛失蹤的時候，他們向單位請假說她臉傷了不方便上班。後來再有人問起，就說女兒賭氣跑了。他們沒印尋人啟事，隻想著萬一女兒回來還能繼續之前的生活。
親人都沒有放棄尋找，張玲的幺舅常開車在常德市到處打聽，後來他在漆河鎮做生意，跟張玲相隔不到6公裏，那是張玲距離家人最近的時刻。鍾鵬有時也會出現在漆河街道上，但張玲的幺舅從沒注意過這個身高一米六的矮胖男人——在人來人往的集市，他太普通了。
張玲（化名）的菜園。新京報記者 左琳 攝
“女兒”
張玲意外發現自己也成了母親。
懷孕時鍾鵬告訴她，如果生下一個男孩就放她走。鍾鵬當時隻有一個二十多歲的女兒，他曾向張玲透露“把你搞來就是為了要個兒子”。判決書顯示，張玲懷孕後，鍾鵬的妻子曾問起丈夫那是誰的孩子，鍾鵬回答這是“借母生子”。
張玲猜測，這或許是一個重要原因，讓鍾鵬的妻子和女兒成為了囚禁自己的幫凶。她們明知自己的遭遇，卻從未表現出半點同情，反而參與看管。後來，這對母女也被警方以涉嫌非法拘禁罪刑事拘留，但因為已過追訴期，兩人未被起訴。
被關在房間裏，張玲無法預測後來的事，鍾鵬的“承諾”和一天天變大的肚子讓她又有了希望。她不再嫌棄飯菜，給什麽就吃什麽，“總得先活下去。”
2010年10月的一天夜裏，鍾鵬把就要臨盆的她塞進了一輛麵包車。
“如果他帶我到醫院，我就能求救。”張玲肚子痛得要命，心裏卻在盤算。車子在漆黑的山路上不知道行駛了多久，車門打開後，張玲發現四麵都是大山。她被拖進了一間四麵漏風的木板房，鍾鵬找來一個接生的老太太。
張玲隻覺得下體腫了、裂了，就快暈過去了，才聽見嬰兒的哭聲。她摟了一下小貓似的女兒，就再也沒了力氣。
鍾鵬沒放走她。往後的日子，張玲也沒做過一天“母親”。女兒頭發長了嗎？會說話了嗎？穿什麽衣服？隔著那扇緊鎖的門，她隻能猜想女兒的樣子。
直到有一天，天色暗下來，她正在昏昏沉沉的時候，女兒忽然歡叫著跑過門外。張玲驚醒，貼在門上貪婪地聆聽，“聽她的聲音過來又過去，心裏舒服多了。”張玲說，女兒隻發出零星幾聲，但已足以讓她繼續活下去。
後來的每晚，她都會早早守在門口。有時聽見女兒被罵哭，她也趴在門上跟著流淚。她想拍拍門得到女兒的回應，但鍾鵬威脅她，隻要敢這樣做就再也看不到女兒。
一次，鍾鵬的妻子送飯時女兒也跟進來了，臉圓圓的，穿著粉紅色的棉衣，留著齊耳短發，一看到張玲就開始哭。這是她被囚禁的4年多裏唯一一次見到女兒。往後的日子，她隻能靠聲音來想象女兒的成長。樓梯上急促的腳步聲更重了，那是女兒在長高；門外的咿呀學語變成了清晰的字詞，那是女兒會說話了。
她聽到女兒喊媽媽，隻不過對象不是她——在村裏，鍾鵬聲稱這個女兒是被人遺棄在廟門口，他和妻子收養的，女孩叫妻子媽媽。
對另一個母親鄧潔來說，她還不知道能不能再聽到女兒的聲音。
鄰居總來打聽，“他們一見麵就問，張玲去哪兒了。我們說她結婚生子，過得很幸福。”
找女兒花費了大量心力，生意也跟著斷斷續續，她和丈夫張忠凱都感到了巨大的壓力。“她沒下落，我們還要活。”2013年，夫妻倆不再承租早餐店，兒子結婚了，他們搬到新家，跟過去斷了聯係。臨走時，鄧潔囑咐新住戶，如果有女孩找過來就立刻聯係她。
“我要離開那個傷心的地方。”說著，鄧潔又哭了。
家裏的相冊還留著張玲（化名）兒時的照片。受訪者供圖
再收到女兒的消息是2014年。來電是陌生號碼，但鄧潔一下就聽出來，對麵是消失了近5年的女兒。
“玲玲還活著。”長期的思念、擔心在這一刻決堤，從心中翻湧出來，她泣不成聲，不斷問著女兒的狀況。“你在哪，過得好嗎？是不是有人控製你？”
電話那頭沒有回答，隻是提出需要1萬塊錢，囑咐她千萬不要報警。張玲沒辦法，鍾鵬就在旁邊，講錯一個字電話就會被立刻按掉，她不想再失去一次逃跑的機會——幾天前，她聽鍾鵬說起缺錢，想到可以借口要錢向媽媽求助。
掛斷電話，鄧潔和家人商量，為了女兒安全暫時先不報警。況且當時兒子正在籌備婚禮，這時讓人知道了自己還有個失蹤的女兒，“不光彩。”
約好交錢的那晚，鄧潔拎著一兜現金等在公園門口。她叫上了兩三個妯娌陪自己，家裏的男人們則在遠處等候，“等張玲一露麵我們就能帶走她。”
等了半個多小時，張玲最終也沒出現。鄧潔不知道，女兒就在不遠處的車裏，因為沒戴眼鏡隻能瞥見媽媽的輪廓。本打算取錢的鍾鵬非常謹慎，剛一探頭就縮回來，見對麵人多他讓司機趕快走。第二次的出逃機會，又在張玲眼前溜走了。
從那以後，在張玲被囚禁的最後一兩年，鍾鵬表現得越來越緊張了。不準張玲晚上開燈，認為她在故意報信；安靜坐著，他也跑上來罵一通，怪她砸門。
轉機發生在2014年的一個下午，鍾鵬的大女兒罕見地放她下樓打掃院子。她又想逃，可長期的封閉讓她連路都不會走，雙腿不受控製地顫抖，要扶牆才能下去。沒幾分鍾，就被鍾鵬的女婿魯寧撞見。他問妻子這是誰，然後責怪道：“關人是犯法的。”
這是鍾鵬處心積慮隱藏的秘密，第一次被“外人”知曉。判決書裏，鍾鵬也在證詞裏提到，魯寧 “發現張玲的存在後”，他便開始轉移張玲。
大概一周後，張玲突然被叫醒，鍾鵬把身份證還給她，讓她立刻跟自己走。張玲記得清楚，院門口的橘子樹上青果正在轉黃，人們穿上了小薄棉衣，還要加條秋褲，自己身上卻隻有一條單褲。
“他要放我走？”她無法確信，隻覺得心跳得厲害。那晚月光很亮，晃得眼前一片朦朧，張玲跟著鍾鵬走在田間小路，不小心踏進溝裏踩了一腳泥。她累得喘不上氣，不知走了多久，總算到了鎮裏的公共汽車站。
噩夢
2014年10月，在桃源縣熱市鎮的一座村莊，63歲的“廟主”薛丹等來了一位新香客。
這是個很瘦的女孩，不算高，皮膚有種病態的白皙，吃不進飯，眼神也直愣愣的。
“你是哪裏來的？今年多少歲？在哪裏讀書？”連續問了幾個問題，對麵的人張嘴卻發不出聲。鄰居圍過來聊天，她直往屋裏躲；不敢一個人出門，在村裏散步也要人陪。
女孩正是張玲，是鍾鵬帶過來的。薛丹此前就認識鍾鵬，在當地，“廟主”間互相介紹香客到廟裏小住“撐門麵”，並以此賺取“中介費”是常事。
薛丹記得，三天後鍾鵬再來，要把張玲帶走時她看到了反常的一幕：女孩拚命搖頭，滿眼都是恐懼，她邊哭邊給薛丹作揖，求她幫忙。薛丹不知道女孩究竟遭遇了什麽，但不忍心看著她這樣離開。與鍾鵬交涉後，對方提出如果“借錢”給自己，就可以讓張玲多留幾日。那一次，她拿出了700元。
此後，鍾鵬又來過幾次，每一次張玲都東躲西藏。薛丹覺得這很反常，她本能地不想讓女孩陷入到危險中。其中一次，鍾鵬想強行帶走她，薛丹和老伴兒拿著鋤頭擋在門前攔了下來。
“我家沒有‘狠人’，保護不了她太多。”薛丹說，自己雖然有兩個兒子，但大兒子常年在外打工，小兒子不管自己，她和老伴年紀大了，平時隻靠給村裏人幫工過活。她讓張玲報警、找家人，張玲卻直搖頭。
被囚禁前的張玲（化名）。新京報記者 左琳 攝
她聯係過媽媽，但接電話的卻是個陌生的聲音——鄧潔換了手機號碼，那次交錢未遂後，鄧潔幾乎確信女兒入了傳銷，“我擔心她把壞人引到家裏。”張玲也去過之前的早餐店，打聽家人的下落，但也了無音訊。
至於報警，“那時候我天天腦殼疼，哪有力氣去做別的？況且鍾鵬也威脅過報警就傷害家人。”過去的1730多天就像個噩夢，從未離開，在身上遊走，讓張玲難受得起不來身，即便站在冬日溫和的陽光下也會暈眩；她變得敏感多疑，總覺得有人盯著自己、議論自己；她不敢公開自己的經曆，怕討人嫌、被拋棄。
她重獲了自由，卻難以適應自由。就像條尾巴，張玲總是跟在這位婆婆身後，對周遭的一切保持警惕。
接近5年的經曆讓她很難再去信任別人。一開始，薛丹不知道女孩的身世，怕她再受刺激，就讓家人與她保持著不遠不近的距離。但關心並沒有減少，見張玲唯一一件外套的拉鏈壞了，常常雙手環胸，薛丹讓老伴兒把外套拿到鎮上，換了拉頭回來。薛丹的兒子每次去鎮上給女兒買零食，都會帶回兩份，把其中一份留給張玲。
張玲也開始觀察著這個陌生的老婆婆，從發出第一聲“切（吃）”開始，教自己重新說話，半年後，她終於能勉強和對方交流。這半年，她發現薛丹會走一兩小時山路去給自己買合身的厚棉褲，也沒有限製她去任何地方。
她洗了近5年來第一個熱水澡，白天勞動，晚上睡覺，沒人再打罵自己。再到後來，她擁有了被囚禁以來的第一部手機，是薛丹的兒子送的，她可以自由地和任何人聯係。
一天晚上，她終於向薛丹開了口，告訴了對方自己曾經的非人遭遇。兩人“眼淚嘩嘩流”，後來薛丹借了五六千元陸續送給鍾鵬，算是留住了這位“香客”，對方也很少再來過。
山下是張玲（化名）現在居住的地方，重獲自由後，她常常走在這條小路上。新京報記者 左琳 攝
日子一天天過去，薛丹發現，張玲說話時開始帶著笑容直視對方。她也終於有精力仔細打量這個“家”——一幢貼著粉色瓷磚的三層小樓，瓷磚脫落了幾塊，露出灰色的水泥牆；屋裏空蕩蕩的，沒有彩電，家具隻有幾張簡單的桌椅；屋外有個雞棚，還有一塊菜園和一個小花壇，現在都歸她打理。她種上了辣椒、毛豆這些常吃的菜，還種了兩棵盛放的玫紅色月季。
但有些傷痛仍會時不時地冒出頭來。
廁所有異味，她就不想上。大風把門吹得“砰砰”響，她會害怕。做筆錄時警察要關門，她感覺頭暈想吐，立刻大叫著把門打開。陌生的男人來家裏收廢品，她鐵著臉趕他走，怕又遇到壞人。
2018年，她和薛丹的大兒子成為夫妻，有了兒子。即使麵對丈夫，張玲也無法完全放下戒備。性是痛苦的，平時他們分房睡，丈夫一湊過來她就條件反射地打他。
她牽掛和鍾鵬生下的女兒，現在沒人能阻止她們相見了，但因為陌生，女兒不想與自己生活，隻在周末才來一天。她珍惜這短暫的相處時光，隻是有時候，看到女兒那張跟鍾鵬相像的麵容，頭就開始疼，就像隻要靠近那座院子就想嘔吐。
她不知道，這場噩夢什麽時候才能真正結束。
兩段人生
如果沒被囚禁，人生會怎樣？37歲的張玲不止一次想過這個問題。
過去她稱得上要強，考上的是專科，卻同時修完了本科項目，最後拿到了自考的本科學曆。同宿舍的朋友都談戀愛，隻有她在一刻不停地學習，拿到了導遊證、教師資格證和普通話水平證書。她籌劃著，將來有時間她還要考駕駛證。學校辦的體育比賽，每次她都使勁跑、使勁跳，要得個第一。
“沒她搞不好的事。”鄧潔說。
14年後再見麵，鄧潔覺得一切都變了。
今年4月，“失蹤人口”張玲鎮上派出所給兒子辦戶口，錄入了自己的信息。幾天後，4月15日，她接到了派出所的電話，警察確認她的身份後，這個離家14年的女孩終於被找到了。
第二天，在桃源縣公安局和桃源縣婦聯的組織下，張玲家人趕到派出所“認親”。張玲第一眼就認到了媽媽，瘦了，也老了，原先好好的一雙眼，哭得遇風就流淚。“這都怪我。”兩個人抱著大哭，哭到外麵的大雨聲都聽不見。36年來，她第一次聽見媽媽喊自己“寶貝”。
鄧潔發現，曾經體麵的女兒胖了、黑了，頭發綰在腦後，額前散著細碎的劉海，架個眼鏡。舊衣舊鞋一身土氣，走路低著頭，連方向都分不清，完全沒了當初的風采。就連口音都變成了桃源話，隻有叫“爸爸”“媽媽”時才有些從前的爽快。
越是這樣鄧潔越心疼。她悄悄給辦案的警官發消息，讓他狠狠去問，不能潦草結案。張忠凱卻接受不了，合照時，非讓張玲把那身透著土氣的外套脫掉。背著張玲，他難過得大哭：“這還是我的寶貝女兒嗎？”
張玲（化名）最愛顏色鮮豔的花，在家門前的花壇裏她種了幾株。新京報記者 左琳 攝
媽媽把她帶回家，但在幹淨整潔的房間裏張玲顯得格格不入。
房子是2003年之後買的，有100多平方米。廁所沒有一塊水漬，淺色的地板亮得反光，一個腳印都沒有。客廳牆上貼著壁紙，暗金色的花紋襯得屋裏更加亮堂，電視上蓋著防塵的白布，果盤擺得整齊。
鄧潔還保留著女兒的一套碎花睡衣、一件上衣、幾張照片和那台筆記本電腦作為念想。她把電腦拿給女兒，張玲卻早就忘了怎麽開機打字。
現在，張玲最拿手的是播種、收割、洗衣和做飯。鄧潔給她買了幾套風衣和毛衣，整齊地疊好，她想彌補女兒，讓她重新光鮮起來。張玲一件沒要，這些淺色的、柔軟的新衣穿上幹活不方便。如今，她更習慣挽起袖子走在鄉下的小路上，隨手摘一些野果搓兩下就放進嘴裏嚐。
鄧潔覺得女兒變化太大了。兩人還沒聊多久，張玲就要進屋自己待著，晚上她們睡在一張床上，背對背各躺一邊。婦科檢查結果還沒出來張玲就急著要走。一天淩晨，她坐在客廳把起夜的張忠凱嚇了一跳。
“你怎麽不睡覺啊？”張忠凱問。“我想回去。”張玲很堅持。臨走前，她還拎了好幾兜魚和肉帶回去給婆婆一家吃，這讓鄧潔難過：“她覺得那裏才是她的家。”
更讓她難過和不甘的是女兒沒有了一絲銳氣，而是和一個貧窮的家庭綁在一起，躲在鄉下，不社交，也不去賺錢。“我都60歲了還在工作，不指望她出人頭地，但她還那麽年輕，怎麽能跟社會脫軌呢？”
家裏還保留著2009年左右給張玲（化名）買的電腦。新京報記者 左琳 攝
新的開始
鄧潔說她願意退一步，接納女兒的新家庭，承諾幫她帶孩子，也可以聯係一切能聯係的人介紹工作。她反複告訴女婿，一定要把張玲帶出去，走出那個封閉的地方，回到屬於她的軌道。
但隻有張玲清楚，走出來根本沒那麽簡單。光是重新麵對家人，就已經很難了。
某種程度上，是她主動選擇了封閉。在農村的家裏，她不用擔心遇到陌生人，那會讓她感到緊張。偶爾她還是會被噩夢驚醒，至今依然不敢獨自散步，但隻要身處家中，她就能獲得寧靜，還有她曾經渴求的安全感。
她把自己的生活半徑縮小，重獲自由的10年間，她甚至沒有去過縣城，連鎮上的集市也鮮有到達。這10年，她更熟悉泥濘的小路，山間的羊群，以及自己的新家人。連她自己都沒注意到，麵對兩種生活，她下意識的說法已變成了“我們”農村和“你們”城市。
更重要的是，在這裏，她感受到了從未有過的被尊重和話語權。薛丹一家都覺得張玲聰明能幹，不管是燒火做飯還是家裏的存折密碼，大事小情都由她掌管。她規劃著這個家庭的未來，讓丈夫去考電工證，53歲的丈夫照做，每天趴在桌前學習。
她覺得，丈夫年紀大，人卻老實貼心，下雨了沒帶傘，會把衣服脫下來給張玲披上。“他幹什麽都聽我的。”
但在父親眼裏，他始終無法認可這場婚姻。在家的五六天，張玲哭了好幾場，父親總是強調，別人家的孩子出國、拿獎學金，自己的孩子卻嫁了一個“又老又窮”的男人。
“都是她自己造成的，一步錯、步步錯，她自己毀了自己。”張忠凱替她著急。後來，就連鄧潔也加入進來，讓張玲離開現在的家庭。
還有那些親戚，再一次，他們團團圍住張玲，勸她減肥，勸她再想想未來。就像14年前她失蹤前的那場數落一樣，吵得她頭都大了。
家中還保存著張玲（化名）曾經的睡衣。新京報記者 左琳 攝
讓她煩惱的還有眼下現實且粗糲的清苦生活。今年72歲的薛丹視力退化，右手骨折過，幹不了體力活。丈夫身體也在變差，不再外出務工，家裏沒有收入，全靠幾萬元存款過活。丈夫的大女兒在外讀書，每月需要2000元生活費，不久前，他們的小兒子生病，掏空了家裏的積蓄。
她不得不考慮重新回到城市謀一份生計，盡管她還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紮進人群，告別恐懼。
有關部門正在提供幫助。桃源縣婦聯的工作人員告訴新京報記者，桃源縣縣政府組織民政、教育、婦聯、公安一起開會研究過張玲的事情。婦聯正在幫助張玲尋找工作機會，教育局則安排了張玲的女兒轉學到熱市鎮，並和婦聯一起給女孩做了心理疏導，讓她慢慢接受真相，回到母親身邊生活。
父母還在迫切地等待著女兒的回歸，為她準備好了一切，來填補那4年多受到的傷害。女兒本就屬於城市，現在為什麽非要過另一種生活呢？
張玲不知道究竟該怎麽做。女兒轉學後不再寄宿，每日回家與自己朝夕相處，張玲喜歡這樣的時光。收到判決書的當天，她帶女兒去派出所改名字，不再姓“鍾”，隨了丈夫的姓——她相信，這會是個新的開始。
她說女兒很懂事，也很適應新學校的環境，月考全班第一。這讓她想起自己在大學時不停考證的日子，偶爾她還會想起大學畢業時做導遊、到處走一走的計劃，久違的衝動隨即生起，又一瞬而過——院前的菜園還等著她打理，天色不早了，她生起火，為一家人準備晚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