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有兒女》編劇費明：一個“漏洞百出”的好人

費明的親友愛談起他“圓乎乎”的身形、洪亮的聲音，寫作時他不必動手，翻出口袋中的三種煙，點燃一支後，就能出口成章。

他去過農場，掃過大街，是創作出《家有兒女》《初戀時，我們不懂愛情》《離婚了，就別再來找我》等話劇、影視劇的大編劇，落寞過，也風光過。

進入晚年，他重新回到話劇創作領域，名利都遠離了他，“更接近戲劇的本質”的創作令他沉迷，他說，“當鍾聲響起、大幕拉開，台上演的是你的戲，這種感覺比自己結婚還要愉悅。”

朋友們都說他天真，在話劇導演張慧看來，費明最大的人格魅力是不虛偽，他的人和創作都是，“他不是要求自己去做一個好人，而是自然而然的、好像這是一件根本不需要去思考的事情一樣。”

10月27日，費明因病在北京去世。29日，親人、朋友前往房山區殯儀館為他送行。黑白色的遺照中，費明穿一條背帶褲坐在劇場裏，神色從容。編劇宋方金用費明的部分作品名稱給他寫了一副挽聯：老爸開門家有兒女良宵涮羊肉，靈魂廚房高朋滿座說好不分手。

拱進文藝圈

1954年3月18日，費明出生於北京，兒時父母離婚，他跟隨父親生活，費明的父親熱愛文藝，愛寫影評，去北京人藝觀摩過，這給費明留下戲劇的最初印象，費明耳濡目染，在北京育才小學就讀時，他熱愛繪畫、寫作，被老師戲稱為“小作家”。

1969年費明前往黑龍江建設兵團從事生產勞動。在晚年接受采訪時，費明回憶，在北大荒的日子，白天幹活，晚上在煤油燈下看世界名著。日子艱苦，在給家人的第一封信裏，他寫道，這裏蚊子很多，句子中的“蚊子”不寫漢字，他捏一隻蚊子的屍體代替。

在北大荒，費明演樣板戲，在《智取威虎山》中爭取到一個角色，為知青戰友作畫，渴望成為導演，他曾在接受采訪時表示，在那時，他已經開始了戲劇的創作。

2012年，費明在蓬蒿劇場內。受訪者供圖

回到北京後，他在石景山環衛局做清潔工，“在街上掃垃圾”，費明的弟弟費崎盛回憶，但即使如此，費明仍然抱有寫作和進專業藝術院團的夢想，“他常回到家裏和父親匯報，哪個院團招人了，他去考試，還會在我們麵前練習朗誦，‘啊，海燕！’”

考取院團不成，費明進入了當時的大興縣文化館，組織當地的文學愛好者進行創作，並作為負責人將作品集結成刊。

“他想要拱進文藝圈，無論是編劇還是演員。”費崎盛記得那幾年，費明為了文藝創作付出的熱情與努力，“他也的確靠自己的努力拱進去了。”費明大量閱讀文藝刊物，《收獲》《當代》每期必看，費崎盛印象中，“我們一家人聚在一起吃飯，好多文藝作品，我都是從他口中聽到的。”

1986年，費明寫出了成名作《初戀時，我們不懂愛情》。這部劇作講述了一位清潔工的愛情故事，多位受訪的費明好友提到，劇作的靈感來自於費明在石景山環衛局工作的經曆。劇作被中華全國總工會文工團搬上話劇舞台，1987年的一篇劇評提到，這部話劇4小時賣光了8場的門票，場場爆滿，“加座的折疊椅一直擺到舞台下巴頦兒。”該劇不僅享譽京城，各地方院團也爭相排演。據統計，全國共有36個院團排演過該劇。1987年，同名電影由長春電影製片廠出品，於當年12月公映。

彼時的費明仍然在大興縣文化館工作，費崎盛回憶，費明曾往返於北京和長春之間，在長春修改電影劇本，中間又回到大興，編發群眾刊物，那是一段風光的日子。

文思泉湧的創作時光

1990年前後，費明進入中央實驗話劇院，後來在《家有兒女》中飾演胡一統的演員馬書良與他漸漸熟絡，費明愛到馬書良的家中去，兩人喝點小酒，聊他寫的東西，費明重視劇名，經常問馬書良的意見，“他有時候聽有時候不聽。”

馬書良還記得，三十多年前，北京東城區北極閣一棟二層樓的屋子裏，費明叼著煙創作時的樣子，“他也有不順利的時候，皺著眉，‘猶如難產’。”本子暫且放在一邊，筆一扔，兩人去東三環的粵菜館吃飯去。

馬書良也見證過費明為了戲“拚命”的時刻，導演選的演員他不滿意，“要拿腦袋往暖氣片上撞。”

諸如此類的事例，編輯汪海林也聽說過，1994年前後，費明拿著《離婚了，別再來找我》的劇本，在北影招待所開了一個房間，房門上貼一張紙，“電影《離婚了，別再來找我》攝製組”，他想，“總有人會來問我怎麽回事，我就在這裏拉投資，後來還果然有人來。 ”

這部劇也的確開啟了新中國成立後民間資本投資話劇演出的先河，在當時創下了總共三四十萬的票房奇跡，甚至賣了站票，一位觀眾曾寫道，“實在沒有地方坐，在樂池裏給我加了把椅子。”

汪海林與費明相識二十多年，1998年前後，費明在一次項目策劃會上與中央戲劇學院畢業不久的閻剛建立了聯係，閻剛與汪海林是大學同學，三個人一起，撰寫劇本《說好不分手》。

那時費明四十多歲，正是創作的好時候，汪海林記得，費明住在馬甸附近，每天翻圍牆進雙秀公園，邊遛彎兒邊構思，等構思得差不多，他再返回。

汪海林回憶，三人創作時，先一起商量下一場戲怎麽寫，再由其中一個落實，“比如閻剛你來落實，就由閻剛口述，另外兩個人坐在旁邊聽，什麽地方有問題，旁邊人會補充。”

2021年，汪海林（左）到養老院看望費明，汪海林形容兩人在一起“永遠激情四溢，永遠吊兒郎當”。受訪者供圖

費明在那時已經很出名，“一個電影本子市場價5萬元，費明的本子，可以賣到15萬。”但即使如此，在後輩麵前，費明不擺架子，“他性格很溫和，不會和人爭吵。”汪海林和閻剛可以直接指出費明的問題，“我們說費老師你這個點子過時了，他問過時了嗎？他願意聽我們的意見。”

費明劇本費高，在經濟上也照顧他們，到了飯點帶著幾個人全北京挑地方吃飯，“吃飯肯定是他買單，全北京最好的餐廳換地兒吃。”

因為不會打字，費明雇了一位殘疾人打字員，這位打字員文化程度不高，但費明堅持用她，後來費明跟汪海林說，“她是殘疾人，我們一起工作的時間久了，我應該照顧她。”

這種仗義平等地分給了每一個人，“在我們完全沒有從業經驗的情況下，稿酬三人平分。”

那是一段文思泉湧的創作時光。中午吃完飯，四人在費明家中碰麵，工作到晚飯時間，用過晚飯，再回來繼續創作到淩晨一兩點鍾。三分之一的時間三人都在聊天，聊每個人理解的生活、男女關係，講自己的故事。那時候費明名氣大，認識他的大牌演員和大牌導演就多，“誰都認識他，他也認識好多人，哪天約了誰，也會叫我們一起過去聊劇本。”

汪海林從費明身上學會了很多，比如永遠不主動跟甲方說“這個活兒我不幹了”。又比如因為與費明合作的緣故，研究了大量情感婚姻類的本子，有了情感戲的創作思維和習慣，“情感關係是怎麽產生，怎麽發展，怎麽產生矛盾，如何決裂，然後又如何重歸於好。”

“觸碰到了戲劇的本質”

為了激發創作靈感，費明常年訂閱雜誌，每天看報紙，關注社會新聞，收聽情感廣播。在朋友印象裏，費明的家中寫字台旁邊，經常堆著一摞報紙雜誌。

進入21世紀，在話劇創作取得一定成績後，費明又將創作拓展到電視劇、情景喜劇領域，他參與編劇的《家有兒女》成為了一代人的美好記憶。對於《家有兒女》這部情景喜劇，費明有著特殊的感情。他曾經說過，這部作品是他創作生涯中的一個重要裏程碑，也是他最為觀眾所熟悉和喜愛的作品之一。

某短視頻平台《家有兒女》官方發視頻紀念編劇費明。網絡截圖

到了晚年，費明將更多精力集中於話劇創作上，2014年，費明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一開始我在影視那兒摸爬滾打，耽誤了很多時間。當我看完《哥本哈根》和《安魂曲》，意識到人類的話劇竟然已經發展到如此地步，我決定要把中國的一些事情寫出來，就回歸了戲劇。可以說，《哥本哈根》和《安魂曲》奠定了我繼續搞話劇的決心，這兩個作品影響了我的創作，乃至我的後半生。”

話劇的創作讓他感覺自己更“觸碰到了戲劇的本質”。

與費明合作了《無聲尖叫》《涮羊肉》等話劇的張慧認為，費明是非常能夠表達感受的編劇，“他不會強行表達自己的思想，而是優先考慮人物和情境。”張慧常常在閱讀費明的劇本時感歎它的流暢，“他對話銜接對得非常好，又兼具個人表達特點，基本上是不能調的。”

不僅是感性，張慧同時在劇本中感受到了坦誠，“他的很多戲，會不遮掩地把人不堪的感受和想法暴露出來。”

張慧也欣賞費明劇本中一些有趣的台詞，“比如一男一女正在討論他們的感情問題，男的很激動，女的突然沒頭沒腦說一句，你看起來就像一個唐老鴨。”

張慧看得出費明對戲的享受，“每場演出他都會來看。”

在張慧眼中，費明天真、性情、豁達且不拘小節。張慧與費明年齡相差將近三十歲，但“和他合作沒有感覺到年齡上的差距，他沒有架子、尊重導演，有任何想法都會非常開誠布公地溝通。”

不僅是張慧，創作的後期，費明願意與年輕編劇合作。費崎盛說，“這一點他是有心為之的，他希望能夠與年輕人合作，感受和捕捉到當下最新鮮最活躍的社會問題。”

他還搬進了北漂年輕人聚居的某個樓盤，“要收集一手的資料。”

在費崎盛看來，費明最後的創作全然是對創作的熱愛，與謀生無關，“反而變得很純粹。”

一個“漏洞百出”的好人

10月27日晚間，馬書良聽到費明去世的消息，當時有些發呆，想起這個從來不願意過生日的人，前幾年七八個朋友聚在一起給他過生日，那時他糖尿病已經比較嚴重，但大家聚在一起，仍然開心。

馬書良說自己與費明有種心理上的親近感，他覺得費明是一個對生活充滿熱愛，可愛又講義氣的人，“他對生活的觸角很敏感，也敢愛敢恨，但沒有心眼，有人欺負他、擠對他，但他也就是一笑了之，不會過度較真。他曾經幫助過的人不念他的舊情，他也表現得無所謂。這個人即使不能說完全透明，那也是半透明的人。”

朋友們都說費明天真，對人情世故缺乏了解，“他有時內心孩子那個勁兒沒有過，在熟人麵前會耍孩子氣。”張慧還記得，2021年前後，費明給她打電話，問她要話劇票，“還讓給他點護國寺的豆汁兒焦圈兒。”

2013年，費明在國外旅遊。受訪者供圖

同時朋友們也認為，費明在一些方麵缺乏某種“智商”。

費明愛玩狼人殺，和劇組裏的同事一起玩，也會自己去找桌遊館，“但他其實自己並不太會玩，比如他做“殺手”時，我們閉著眼睛，就能聽到他在暗中說，‘我要殺他’。”張慧說，“他不像一個常人想象的德高望重的藝術家，也不會去把自己可能會使別人笑話他的地方遮掩起來，他連虛榮心都不假裝，這一切的一切都不介意被人看出來，就像玩狼人殺時，他允許自己漏洞百出。”

在張慧看來，費明最大的人格魅力是不虛偽，他的人和創作都是，“他不是要求自己去做一個好人，而是自然而然的，好像這是一件根本不需要去思考的事情一樣。”

張慧最後一次見到費明是2019年前後，那時，費明已經住進了養老院，見到張慧，他說，自己要寫一個與養老院有關的本子，在這裏，他體會了新的、從前不知道的生活。

但糖尿病和其他的病症困住了他，曾經那個包裏放著好幾種煙的大編劇隻好停止了創作。

費明去世當天，費崎盛在前往殯儀館的途中路過了北京人民藝術劇院，他拍下了“首都劇場”的照片，想著，替兄長再看一眼，他們曾經無數次一起去北京人藝，看別人的戲，也看自己的戲。

追悼會上，費明的朋友們為他追思。說起生前他令人捧腹的小事，人們也學著他的語氣和動作。張慧想，他如果知道我們在懷念他時，想到的是那些令人快樂的時刻，他一定開心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