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黃榆說：最後的公知也消失了：中國的數字極權主義還有多近？ https://t.co/3XPI9RuZsD
— 美國之音中文網 (@VOAChinese) August 10, 2024
“人類失去聯想，世界將會怎樣？”這是中國著名電腦公司聯想在1990年代初的廣告語，打動無數人，和無數國際品牌一道將中國人帶入了PC和互聯網時代。與此同時，中國新一代公共知識分子也橫空出世，塑造了從1992到2012年共20年中國公共領域的成長與繁榮。
然而，這一切在過去十年陷入凋零。隨著公共知識分子的消失，連帶著公民社會、市場經濟和人民對未來的信心也都隨風而逝。人們也在猜測，在中共“十九大”後強行修憲和三年“動態清零”後，中國的極權主義還有多遠？
最後的公知
就在中共為了重啟市場經濟、重振民眾信心而召開“二十屆三中”全會之後一個月，三月份“兩會”上的一份立法提案以立法草案方式被公布，要求建立“國民網證”製度。一時輿論嘩然，幾位公開反對的知識分子也隨即被消聲。這令中國公眾愕然，他們並不奇怪如此種種強行通過的惡法，而是突然意識到這幾位發聲的知識分子可能是中國的最後公知，宛如暴風雨來臨之前繼續飛翔的幾隻海燕。
這幾位“最後的公知”，就是清華大學的勞東燕和黃裕生，分別來自北京清華的法學院和哲學係。他們在微博發出抗議“網證”草案的意見書後，微博賬號都被永久封禁。中國的網絡管理當局還對勞東燕組織了文革“大字報”風格的網絡攻擊，將勞教授稱為“反賊公知”。
如果算上稍早被當局禁言、剝奪教職的另外兩位清華學者，出自法學院和政治係的許章潤和吳強，他們同樣在過去幾年分別以對政治惡化的連續批評和對社會運動的研究招致當局打壓，堪稱新時代的“清華四傑”，媲美於國民政府時期的“清華四大導師”。
所不同的是，一百年前的清華四大導師—梁啟超、陳寅恪、王國維和趙元任，踏足中國走入現代共和之際回首傳統文化，以埋首故紙堆的學術研究試圖重建現代中國的文化基礎；而今天這四位清華四傑，分別從法學、哲學和政治學出發，關懷中國當下最為迫切的社會問題，以罕見的學術真誠和道德勇氣提出了極富建設性和批判性的公共意見。在萬馬齊喑的時代，知識分子整體退出公共領域的時刻，這樣的發聲，無異於劃過夜空的閃電，代表了中國頂尖知識分子在巨變到來前的絕唱。
因為，麵對“網證”製度的逼近，他們都意識到了空前的危險和自身的責任，猶如2019年12月底武漢的李文亮醫生，在感知到一場危險的未知瘟疫到來前在職業倫理的驅動下發出了報警。
譬如勞東燕教授，雖然已經在壓力下暫避加拿大訪學，但是出於“讓製度良性發展”的初心最大限度地保持學術真誠而說出對網證製度的反對意見。致力於權利哲學的黃裕生教授，在評論網證製度的小文章裏非常克製地規勸中國統治官僚，現代化的本義是促進自由而非壓製，搞秦製編戶齊民模式的網證製度，都是與人民為敵，與現代化為敵。
這些批評的聲音，無論從任何角度來看，都是那麽理性、溫和、富有建設性，都是從知識分子的公共責任出發對中共當局做某種意義上“最後的規勸”，卻不見容於中國的官僚體製。無須中國最高領導批示，官僚機器即應激式地發起了反擊，組織攻擊勞東燕的正是“網證”立法建議人賈曉亮所在的黑龍江省公安廳政治部以個人名義開設的微信公號。
區區地方網警竟敢對清華大學的法學教授做如此網絡封殺、如此侵犯言論自由，可以想象，勞東燕教授已經難以體麵地返國任教。而清華大學幾年前就取消了許章潤教授的退休金，對吳強設置了民事官司陷阱，並且要求當地派出所對他實行24小時全天候的監視。
雖然，2024年的清華四傑們不至於如王國維在1925年那般投湖，但是同樣可以看到，中國知識分子再次麵臨可能比“文化大革命”更糟糕的厄運：他們斯文掃地、尊嚴無存，百年前王國維身上“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自由主義薪火堪堪將滅；而他們所在的北京清華大學卻在自取其辱，成為網絡警察和政治警察的幫凶，淪為思想警察單位。
而這一切就發生在試圖向市場、向人民緩和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後的一個月內。中國官僚體製內的反動力量，無視苦心勸諫的經濟官僚們的艱辛成果，輕易撲滅了“三中全會”百般扭捏、試圖撩起的中國社會精英們的最後一點兒信心。
1984的降臨
不過，這股反動力量的始作俑者，不是來自互聯網發達的南方沿海地區，而是來自中國東北的黑龍江省，來自省廳網安局的一位處級官員也是本屆全國“人大代表”賈曉亮。他在今年3月的全國人大會議期間提出了網證製度立法建議，後經由中國公安部的網安機構起草了法案，7月底向公眾公布。如果沒有遭遇重大阻力，按照通常程序年內就將提交人大常委會一讀，年底或者明年初可能通過生效。
這在清華四傑看來，隻要該法通過，中國可能在幾乎一夜之間就可能以公民網證的數字極權主義方式建成中國特色的極權主義，或者叫中國特色的現代化，遙遙領先於社會、經濟、文化領域的現代化。相比過去十二年的無數次倒退，網證製度一旦通過立法，隻有六年前中共通過修憲廢除國家主席連任限製對共和國的破壞堪比，對中國共和製的公民權利形成摧毀性破壞。
因為，在權利層麵，網證製度是對中國憲法有關保護公民通信自由和言論自由的製度性破壞，也是對聯合國關於上網權作為基本人權的限製。此例一開，後患無窮，所有中國公民和在中國旅遊居住的外國公民和所有社會組織都麵臨著隨時可能發生的針對性斷網，從而被隔離在互聯網之外，也被事實上剝奪了言論權利。在1949年後一直苦於現代治理技術不足的中國，終於通過所謂後發優勢第一次前所未有地逼近了阿倫特意義上的現代極權主義製度的全麵實施。這對任何保有良知和常識的普通人來說，都意味著巨大的顯而易見的災難。
事實上，在過去五年，中國社會幾經反複，進兩步退一步地在全麵建成極權主義的邊緣試探，也已經爆發了相當程度的反抗。中共急於推行網證製度，似乎可以被看作是對這種大範圍反抗的預防。因為，首先，中國在三年的“動態清零”期間積累了豐富的類似“網證”的全民經驗，即健康碼和電子哨兵為中心的監控體係，輔以行政體係的總動員，足以建設一個超級的社會控製體係，而其中唯一缺陷就在於互聯網。
在中國官僚們看來，正是互聯網的存在聚合了人民的不滿，導致動態清零功敗垂成，最終以觸發白紙革命而倉皇結束。這一失敗，無疑強化了中國最高統治者2014年有關“互聯網這一關一定要過的”訓示在官僚體係中的效力。我們看到，新冠疫情結束之後，首先在上海，當地公安機關大大加強了人臉識別攝像頭的街頭按照規模和後台處理能力；各地公安對“反詐APP”的推廣幾乎瘋狂，如同幾年前強迫接種新冠疫苗一般強迫中國公民安裝這種超級特洛伊木馬，以利監控。
其次，作為“動態清零”的另類替代，新冠疫情後，北京當局再度強化所謂“楓橋模式”，強化基層公安派出所的權責，以類似“動態清零”期間貫徹的“守土有責”的責任製要求基層公安和各級黨政機構在各自層級內解決所有涉及“維穩”的問題。理論上，這是一種分隔包圍、就地解決、充分放權的策略，在“楓橋模式”的名義下，地方當局獲得了極大權限處理幾乎任何問題。
結果，一方麵，人們看到體製外，普通人的銀行賬號和社交媒體賬號動輒被封；另一方麵，體製內的矛盾無法得到解決，地方黨政機關和公檢法機構的公務員紛紛以網絡實名舉報的方式在微博、抖音、微信上舉報伸冤，通過互聯網和社交媒體向公眾求助，利用公眾影響和中國的網絡監督機製扣動體製的糾錯機製。一時間，人人皆成“小白菜”，充分暴露了中國黨政官僚體製和司法體製的無能、僵化和失靈，或許已近崩潰邊緣。
然而，所有這些危險的結構性信號似乎都被忽略了。在中國領導人“既要安全第一、又要經濟過得去、還要像繼續改革開放的樣子”的驅動下，多重目標的追求其實充滿矛盾和衝突，根本難以同時實現，但是並未為最高層所能覺察。以致於，在官僚機構內部安全驅動才是壓倒一切的，安全機關對自身存在感和權力擴張的追求完全不顧及社會經濟部門和目標。就是在這一官場邏輯下，中國的網絡警察部門試圖通過建立網證製度實現對國民的全麵控製，從現有的網管部門那裏奪取對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的實際控製權，毫不顧及這一製度對國民信心的打擊、對憲法體製的破壞、以及對國際社會的衝擊。
尤其對那些身處百業凋零、人口流失的滿洲邊陲的中國網絡警察們，除了“編戶齊民”的治理經驗再無其他可以顯示政績和能力的，似乎意識不到他們正在極力建設的網證製度在全世界人民看起來，正是喬治·奧威爾1984的降臨。
也因此，當北京清華大學最後幾個尚有勇氣的公共知識分子為此“小聲”疾呼卻麵臨“消失”之際，中國人民正在失去她的思想能力，中國特色的現代化也距離極權主義隻剩一步之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