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口未富先老，養老金體係正麵臨重大考驗

《中國健康老齡化發展藍皮書》顯示，目前我國養老模式基本構成“9073”，即約90%居家養老，7%依托社區支持養老，3%機構養老。

養兒防老的思想在國內根深蒂固，隨著父母的老去，在身體羸弱和經濟匱乏之下的老人，對成年兒女的依賴自然更多，但在宏觀經濟增長放緩的大背景下，成年子女陷入經濟拮據，老人的生活也間接受到影響。

隨著3億老人社會的到來，重度老齡化不斷加深，傳統上的家庭養老受到挑戰，也無形之中考驗著我國的養老金體係。

而養老金體係又因為長期以來的城鄉二元體製，導致養老金資源分布不均，許多地區的農民養老金隻有區區百元，對比城鎮職工，差異巨大。

在未富先老的背景下，老人獲取財富的渠道受限，加之養老金資源的分布不均，馬太效應顯現，養老問題正變得愈來愈重要。

首先，我國養老金采取的是現收現付製，即今天年輕人上班繳納的養老金，名義上是自己未來養老的儲蓄金，但從操作上，它是現在退休群體每月領取的資金來源。

而養老金麵臨緊缺，也早有討論。

早在2019年，社科院發布《中國養老金精算報告2019-2050》裏就提到，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養老金），在2028年之後將收不抵支，年度缺口將達到1181.3億元，並在2050年擴大近100倍至11.28萬億元。

而養老金累計存餘情況也並不樂觀，它在2027年累計達到峰值6.99萬億元，隨後逐年減少，可能在2035年消耗殆盡。

事實上，關於養老金收不抵支，最早出現在2014年。

人社部數據顯示，當年我國養老金缺口1321億元，並且已經在逐年擴大。為了應對老齡化社會所帶來的養老挑戰，我們能夠做的其實並不多。

要麽增加繳費基數，把成本均勻地分攤到每個在職員工身上；要麽延遲退休年齡，降低每個退休群體領取養老金的年限。

增加繳費基數，是我們已經在做的事情。

以北京上海為例，在過去的四年時間裏，京滬養老保險繳費基數下限上漲幅度明顯加快。按照最新調整方案，對於以個人身份自願參加養老保險的靈活就業者為例，在北京每月最低繳費為1364.2元，在上海則為1476.8元。

靈活就業，是近幾年我國就業群體漲幅最大的，它們包括了傳統意義上的外賣騎手、網約車和自媒體從業者。

養老保險繳費的原則是“多繳多得，長繳多得”，從短期來看，養老保費上漲，當然會增加部分群體的繳費負擔，但長期來看，個人退休後能領取的養老金也將水漲船高。

但問題在於，在宏觀經濟增速較高的時候，幾乎所有人都是長期主義者，但宏觀經濟一旦麵臨不確定性，長期主義在很多時候，就意味著不確定性，且在短期內，保費上漲對個體的感受，反而是最負麵的。

這意味著，願意繳費的人越來越少，且企業繳費的成本也在上漲。

7月31日，京滬兩地公布了社保繳費基數調整方案，其中北京繳費基數下限上漲至6821元，漲幅高達7.8%；上海則上漲至7384元，漲幅為1%，值得注意的是，此前3年上海漲幅都超過了9%，這次漲幅微弱，或許反映的是願意繳費的人變少了。

養老保險上漲，不管是對靈活就業者還是企業職工來說，壓力都是非常大的。

以北京靈活就業者為例，按繳費基數下限繳納養老保險，2016年這個數字隻有566元，但到了2024年，這個數字變成了1364.2元，在不到十年時間裏，翻了一倍還多。

而在上海，一位靈活就業者繳納養老保險，最低金額也高達1476.8元。在長期主義下，聯想到未來可能的65歲領取養老保險，繳費者所麵臨的不確定性越大，繳費意願也就越低。

除了靈活就業者，企業職工的繳費成本也在上漲。

以北京企業為例，按照最新方案，員工養老保險負擔將從506.8元上漲至545.68元，公司養老保險負擔從1012.16元上漲至1091.36元，在企業人力成本上漲之下，繳納社保成了“技術活”。

51社保發布《中國企業社保白皮書》顯示，2023年，選擇統一按最低下限為員工繳納社保的企業占比23.1%，按固定工資部分、不算獎金來繳納社保的企業占比24.9%，僅28.9%的企業當年社保基數完全合規。

今年3月底，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在接受經濟觀察網專訪時就表示，因老齡化程度不斷加深，職工養老保險替代率（退休金與退休前工資之比）下降的壓力非常大。

目前，國內職工養老保險替代率約為40%，五年前約為44%，15年前約為50%，這意味著，今天年輕人繳納的養老金，在未來退休後和自己的工資相比，越來越低了。

這還意味著，僅靠養老金要想實現養老，正變得越來越困難。

盡管我們繳納的養老金越來越多了，不管是靈活就業者還是企業職工，養老金漲幅明顯，但由於老齡化的加劇，退休老人越來越多，反過來還導致了養老保險替代率的下降，如何平衡在職員工繳費成本和退休群體領取養老金高低，成了一個越來越重要的問題。

根據社科院的預估，全國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將於2035年耗盡，在眼下養老金不斷上漲之下，覆蓋養老金支出依然較為困難，延遲退休或許是一個必然的結果。

今年關於延遲退休的呼聲也非常高，按照《決定》中的時間線，是在2029年，這也意味著我們會在2029年徹底迎來延遲退休，不管是漸進式還一步到位，延遲退休帶來的減少領取養老金年限，是非常可觀的。

但問題也隨之而來，領取養老金年限是減少了，但老年人的再就業如何保障？盡管在宏觀上這可能不是那麽大的問題，不會影響到養老金的存續，反過來還會有利於養老金長期發展。

但在微觀上，延遲退休意味著60歲以上個人還要麵臨就業、失業、求職的窘迫，這在今天這樣一個預期的職場環境下，這意味著什麽不言而喻。

養老金的發放關乎整個老齡化社會的存續，但延遲退休在微觀上，又考驗著現如今依然惡劣的職場環境。

留給我們的時間不多了。

一個深度老齡化社會裏，老年人口越來越多，理論上他們可以依靠養老金過上不錯的生活，但實際上養老金麵臨著重大考驗，且這部分人還未富先老，在不靠養老金的情況下，他們幾乎沒有任何收入來源。

我國的人口結構今天已經和發達國家很接近，但在經濟水平上，差異巨大；我們的人均GDP隻有發達國家的四分之一，是非常典型的未富先老，這意味著養老金對老年人的裨益，反而是最高的。

過去人口紅利帶動我國經濟高速增長，如今的老齡化社會，可能也會成為拖累我國經濟增長的最大製約因素，這一點在隔壁的日本已經敘事了三十年之久。

更重要的或許還是，在養老金體係之內，幾乎就沒有農民的位置。

如今全國大部分地區的農民，養老金一個月隻有一兩百元，盡管數字上看，這部分農民老人在養老金係統內，但他們和我國城鎮職工養老金平均工資比起來，差異高達數十倍。

而農民，恰恰又是最弱勢的群體，他們缺乏理財能力，也沒有更多的收入來源，僅靠體力種植瓜果蔬菜，一年的經濟效益隻有數千元，根本難以填補養老收入。

要想健全一個完善的社會保障體係，僅靠養老金可能是不夠的。

在開源節流之下，除了養老金之外，我們的老齡化社會，恐怕還需要在其他方麵付出更大的成本，例如醫療和公共設施。

這些都是一個老齡化社會裏，所必需存在的東西，世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