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時期，在許多人眼中，本該是人生中最自由的時光。但對2019年至2023年在校的中國大學生來說，無論與前輩還是後輩相比，他們的大學生活都不是常態。
嚴苛的防疫政策下，他們被迫困在校園或是家裏，大部分時候，老師和同學都隻是方寸屏幕上的影像。自由出入校園大門都變得困難重重，更遑論去拓展，探索，改造廣闊世界。
然而束縛不僅是物理空間上的。在他們還在校園裏時，校園外的世界已然發生了巨大變化。曾讓中國引以自豪的經濟發展，像台軸承壞了的機器，一路狂奔後逐漸慢了下來。輿論環境不斷收緊。“疫情防控”作為政治任務，壓倒了所有。隨意討論，旅行，甚至在餐廳裏吃飯，都被剝離了確定感。
在疫情已經變成記憶的當下，人們還能在互聯網上找到“非常態”的遺跡。2022年的年末，早在年輕人們舉起白紙走上街頭前，當時的校園裏流行著“遛紙狗”和“深夜草坪爬行”。
我們采訪了幾位在疫情中度過大學生活的大學生。他們在當時並沒有屈服於“非常態”，而是竭盡所能，在自己周邊小小的角落裏，維持和營造“正常”與“意義”：有的為勞動者協調物資，有的做過事實核查與深度報道。封控放開後，他們走出校園，不得不麵對日漸逼仄的現實環境，各自作出人生選擇。
法學生的抗議
出了北京六環外的昌平地鐵站是政府路，再往前是府學路，中國政法大學昌平校區和中國石油大學分別坐落於這條路的兩側。法大常被戲稱為“老破小”，校園難以容納一萬多學生自習活動的需求，於是地下車庫變成了自習室和社團活動區。地麵上隨意堆放著《元照英美法詞典》等專業書，舞蹈社團劃出一片區域貼上鏡子立上壓腿杆，武術社團把擂台設在充滿回聲的角落。
星野是2020級的學生，也是武術社團成員。剛進大學時，他幹勁十足，加入校內的“法律診所”為勞動者做了一學期法律援助，去過工人權益組織“皮村”和“木蘭”做誌願者，也張羅著為留守兒童招募心理谘詢師等公益活動。因為家庭在體製內，星野有些顧慮，但當抗議發生時，他也走到了人群中。
星野記得，2021年11月，在北京發布優化防疫“二十條”，確診人數仍然勢不可擋地激增後，學校食堂突然要把桌子和凳子都撤掉，不允許堂食。“學校占地小、人又多，這讓人蹲操場上吃嗎？” 星野反問。校園內爆發了嚴重的不滿情緒，有人在匿名牆上發帖，號召一起去主樓門口蹲著吃飯。
開進校園裏的警車
很快線下便聚集了很多人。學校也收到了消息，通知輔導員去找自己的學生。現場公安開了幾輛車封住了主樓門口的噴泉，物理隔離了更多人加入。星野也是法學實驗班的學生，班上80%的人都能保研。他沒敢太上前，擔心保研資格因此被取消。這種憂慮不是沒有理由，他因為一周沒做核酸被取消了大二一年的獎學金和評優資格。
在抗議發生的同時，教學樓前的小花園裏有學生發起了free hug活動。他們用眼罩和口罩蒙住眼睛和嘴巴，張開雙手，邀請感到壓抑的同學們上前擁抱。公安最後沒有抓人，星野也沒聽說有同學受到處分。沒兩天，星野聽到宿舍樓對麵的食堂有“哢哢”的聲音，桌子和凳子又被搬回去了。他心疼食堂師傅的辛苦，“這種體力活來回幹還沒什麽意義，學校領導也不會因為這個給他們加工資。”
學生在花壇前發起free hug活動
難以觸及的上訪者
星野對勞動者有特別的關切。法大門口常有來向學生們尋求法律援助的上訪者和勞動者，這個傳統持續了至少二十多年。法大教授羅翔曾表示，他在這裏求學時便因此意識到“法治的理想要從書本走向現實，路漫漫何其修遠”。疫情期間由於封控，星野隻能用電話和郵件回複求助者。這和他的想象差別有點大。“我老師那個年代，零五零六年，他們是真的能去上訪村。上訪戶也能進到學校，但這在疫情期間被閹割掉了。” 星野說。疫情結束後終於能夠和求助者麵對麵，已離開法援誌願崗位的星野看到師弟師妹們和求助者的合照，語氣中滿是羨慕。
法大新生入學要到禮堂宣誓。“執法律之利劍，持正義之天平”的誓言成為了許多中青年法律人的靈魂庇護所，但星野宣誓時隻覺得“中二”，援助的經曆更讓他懷疑“勞動法到底是幫助勞動者的法，還是管束勞動者的法？”
一個被親屬介紹到北京打工的老奶奶找到他，說做了10天快遞分揀，一分錢工資沒有拿到，還被以遲到早退、隻顧吃喝幹活不賣力等各種理由倒扣了200元，一開始交的400元押金也拿不回來。找了一圈勞動仲裁委員會、勞動監察大隊、法院都解決不了。
“為什麽會這樣？”
“老奶奶年紀已經過了勞動法規定的女性55歲退休年齡，仲裁委沒有管轄權，而監察大隊認為退休人員不歸他們管。法院更不用想了，仲裁委是勞動爭議的法定前置程序受理和處理機構，他們會說仲裁前置。” 星野說。
這件事裏的維權死結在退休年齡。考慮到女性重體力勞動者身體更不好，勞動法規定女性比男性早5年退休。“這個規定是不是很好？既照顧了性別又照顧了勞動者，但是老奶奶作為一個農村人，退休待遇根本沒有，每年拿的幾百塊什麽都不夠，還得出來打工……”最後在國務院小程序的欠薪線索反饋平台反饋了一下，老奶奶所在的村集體去了代表找到了她幹活的地方，調解後才拿回押金和600元工資。
雖然法律是有限的，但實踐中也還有許多其他方式幫助勞動者。上海疫情時，星野加入了一個給群租房農民工發物資的公益小組，負責核實記錄信息。為了能住進更多人，群租房裏的廚房往往會被拆掉，而社區發放物資的時候隻發生米和生菜，農民工沒法做熟來吃。社區登記的物資需求也不符合實際情況。即便一居室裏住了八個人，社區也按一戶算，發下來的物資並不夠吃。
星野接觸的缺乏住處食物的農民工
星野登記的一個案例是，有一戶住在閣樓裏，沒被納進物資發放範圍，就沒有發到什麽東西。“不過發連花清瘟的時候，一般的都給他們發上了。當時問他們還剩吃的嗎，他們說沒有，但是有很多連花清瘟。”
星野介紹，這個小組是北大公益聯合會的校友發起的，很多發起者已經畢業在外企工作，有人甚至自己辦了企業。小組有許多學生參與，內部管理也很公司化，分工明確。
由於幫人心切和缺乏社會經驗，接到的第一單任務裏他就被罵是詐騙。求助方是一個工地，人特別多，星野不敢貿然送去物資。而他的謹慎在求助者看來是懷疑，是處心積慮。電話裏對方帶著不耐煩和焦急的濃重口音不斷轟擊著他的神經。星野立即給他們開了物資加急，還自掏腰包點了溢價的泡麵燒烤外賣送過去。外賣配送過程中，求助者一直給他發短信，質問他是不是騙子。晚上12點，收到外賣後，求助者才對星野說了一聲對不起。
疫情期間，“非必要”的範圍不斷擴展，在一切無條件為防控讓路的圖景上，法學自帶的有理有據思維顯得紮眼。
2022年10月，接到有人想出小區結果被保安毆打的求助後，星野和一位打算繼續深造學習行政法的師姐合作寫了《疫情期間的吵架指南》《防疫強製措施商談指北》。發布後得到了很多轉發，閱讀量破了十萬，星野還得知法大教授趙宏也把他的文章轉發到了朋友圈。
趙宏研究公法，在疫情中撰寫了《常態化核酸檢測的法律問題》《如何保障疫情下學生的考試權？》《健康碼彈窗——算法是否過度“決策”了我們的生活？》等多篇文章。第一篇首發於《澎湃新聞》“法治的細節”專欄，一度登上該媒體網絡單日熱搜榜第一，後被刪除。
星野寫的兩篇文章分別從口頭博弈和條文依據兩方麵幫助讀者有效利用法律維權。星野在文末寫道：“法律的實現，永遠不是一種恩賜，而是一種偉大的博弈，需要每一個人的認真參與。”
風雨中抱緊真實
如果說普法是法治和法製的競爭，那麽核查就是事實和失實信息的賽跑。新冠疫情期間，大量錯假信息和陰謀論在網絡上病毒式瘋傳，2020年2月，“有據核查”應運而生。創始人魏星2001年進入新聞業，先後供職於《東方早報》、《Sixth Tone》、梨視頻等媒體。作為中國首個獨立的事實核查計劃，“有據”這樣描述自己的願景：“要形成理性、開放、包容的世界觀，不能沒有準確的國際新聞報道和國際資訊”。
嘎嘎是在《新聞實驗室》的一期播客知道“有據”的，那時他還是一個大三的工科生。他高中畢業後開始看《好奇心日報》，《好奇心日報》沒有了之後看端傳媒。它們啟蒙了嘎嘎對新聞業的向往。他一度想在讀研究生時轉學新聞，也在上海本地媒體《看看新聞》實習過。“每天做四五個很傻的視頻就下班了。”他調整了心態，“上班就是為了吃飯”，“單位食堂真的很好吃！”
可他還是難受。他聽到“有據”是一個沒有官方背景、靠誌願者來運行的媒體時，覺得比較符合自己的想法，便給魏星發郵件表示想要加入“有據”。獲得同意後，他接受了許多核查訓練，從一開始的用維基百科作為信源到能夠獨立生產稿件。“我應該是誌願者裏文章署名最多的人之一！”嘎嘎語氣中有掩飾不住的自豪。
“有據”的核查誌願者大多為高校新聞學院的學生和熱心讀者。魏星在播客中提到，雖然事實核查是新聞專業學習的一部分，但可持續實踐的場景並不多。他創辦“有據”的理念得到了一些高校老師的支持，一批新聞學生被組織起來接受了培訓，由此開啟了“有據”的公共服務之路。
疫情中湧現的高校社團式運作的專業獨立媒體不止“有據”。2022年11月8日，第23個記者節當天，“蕩秋千的婦女”以一篇原標題為《這種相信能否讓曆史膽寒？》的發刊詞宣告成立。文中寫到，她們是“一個由女性青年人自發組織的寫作團體”，“相信民主、自由、科學與女性主義”。
當時在新聞學院讀研的奎娜是“蕩婦”的發起人之一。奎娜表示，“蕩婦”編輯部大多數是受過人文社科教育的學生，也有所在媒體解散或者倒閉的失業記者。“蕩婦”的內容有評論也有長報道。長報道的投入比評論大得多，編輯部要求作者和編輯必須受過新聞訓練，如果這些有經驗的人沒空或者沒興趣，稿子就出不來。
正在廣州讀大四的瑄瑄是“蕩婦”第一篇長報道《廣州康樂村封控紀實》的主筆。2022年11月，在一直被視作“防疫優等生”、人性化管理標杆的廣州，海珠區的康樂村感染人數突然失控。康樂村又被稱為湖北村，八成居住者為籍貫湖北的務工人員。一些受到影響的市民將矛頭對準了城中村的工人，認為湖北人“毀了廣州”。
瑄瑄感受到了這種汙名化，同時也覺得奇怪，按理說這些工人被封了非常久，為什麽感染人數還在源源不斷地指數級增長？而機構媒體中除了《財新》幾乎沒有詳細描述他們所處的狀況的。她想要接觸到他們，對他們的生存狀態做一個真實的還原。這篇報道花了一周的時間采寫，最後采訪了7個人。奎娜回憶，瑄瑄第一個晚上去約訪就發了70多封抖音私信。
瑄瑄當時大三，每天有一到兩節的網課要上。由於工作量巨大，她基本上處於一睜眼就在想辦法采訪寫稿的狀態，上課也在發約訪信息。瑄瑄要應對的還有受訪者的不信任。一個要被轉運到方艙的受訪者和她哭訴，在村口排長隊排了三天三夜，不讓休息，也沒飯吃。她從受訪者的視頻裏看到，隊伍裏有老人就地暈倒了。聊了三天之後，受訪者把她的微信刪掉了。另一個受訪者則指責瑄瑄這種精英根本不關心他們，質問她是不是要給西方做文章。
一位熱心的受訪者虹姐給了瑄瑄很多幫助，她陸續接觸到更多受訪者，順利完成了采訪。稿件被微信審核了數小時後終於發出，但不到一天就消失了。瑄瑄的第一反應是意料之中，接著是傷心。“還沒有被很好地去討論、去看，然後就被刪掉了。”
已被刪的《廣州康樂村封控紀實》網絡存檔
2022年8月，“有據”微信公眾號停更。嘎嘎後來才知道，沒有任何前兆，魏星和一些核查員被打電話找去喝茶，也沒有什麽緣由，就讓他們別做了。當時因為忙於工作，嘎嘎做的核查相對較少，所以他沒有被找。“這個幸運有點可憐。”他說。
目前，“有據”官網仍在更新，但頻率不如以往。在一波密集的巴以戰爭虛假信息核查後更新頻率回落至每月一篇，核查員均為魏星。而“蕩婦”大號已被封禁多次。
第24個記者節，奎娜默默轉發了媒體人張豐的文章《離開媒體，才懂了新聞》。張豐引用普利策的名言認為，“有什麽樣的媒體，就會造就什麽樣的民族——媒體人的責任就是這麽大。‘塑造共和國未來的力量，將掌握在子女後代的新聞從業者手中。’這不是褒揚，不是期待，而是一種詰問。”
這篇文章沒有活過24小時。
現實壓倒想象
意識到風口越來越緊，瑄瑄才感到後怕。她本科學經濟學，從高中開始就對新聞大類感興趣，也去一些公司做過媒體策劃實習。除開大三時“年輕的心態”，促使瑄瑄去寫報道的原因還有一點執念。她覺得自己似乎一直沒有做過真正的報道，如果不抓住這次機會太可惜了。比起報道有可能帶給她的恐懼和痛苦，她更害怕的是遺憾。
而大學生活的遺憾已經夠多了。作為外地學生，瑄瑄想要好好感受廣州這座城市的願望因為封控落空，交友圈和生活圈多數時候被限製在大學城裏。報批出校手續也遠比疫情前麻煩，她注意到身邊很多人因此不想出去，放開之後，這種不出遠門的習慣仍然被固定了下來。瑄瑄覺得，在大學這樣一個形成自我觀念的時期，一個人在外界受到了很多束縛，無論是物理上的還是精神上的束縛，ta的個人選擇就會趨於保守。她觀察到，身邊的同齡人遇到不合理的事情會比較犬儒，“不會覺得它是合理的，隻是覺得沒辦法改變”。
2024年初，新一輪新冠變異株、甲流、乙流流行，各大醫院發熱門診又擠滿了患者。瑄瑄不由得聯想到，疫情三年似乎沒有積累下任何經驗，一場鬧劇般地草草結束，又被迅速地遺忘，感覺好像沒有發生過，身邊的人也不願意再談起和回憶。她說自己有“深深的陽痿感”。
大學的自由精神成為了隻可被追憶的神話。星野的老師零幾年考入法大，他告訴星野，他們那個時候覺得拿獎學金的都是不那麽聰明的人，最酷的人都在幹喜歡的事情，比如學法的同時讀哲學、學社會學、做調研。星野和他的同學們沒有這種自如。在越來越大的升學就業壓力下，圖書館本來是一個看書的地方，在法大卻變成了一個大型自習場所。星野說，除了寫畢業論文的人會用到裏麵的書籍之外，其他坐在裏麵的人好像也是在看書，但看的都是考研考公法考的教輔材料。
疫情背景下，“考研”、“考公”人數再創新高（資料來源：搜狐）
七八年前還不是這樣。星野聽說，當時校門口有小販被城管收走了擺攤的車，有學生去幫小販提起行政訴訟把車給要回來了。“那時候考研壓力不大。” 星野解釋。
去北大講過課的老師曾向他吐槽，北大學生目的性極強。一堂課如果不說點名，他們就都會去，但是一旦說了不點名，就沒什麽人去。他們會用精密的數學模型計算扣平時分的期望，做一個非常理性的決策。“極力地在這個係統內通過最優解拿到官方認可的分數，他們可能不認同這一套，但他們很清楚自己要做什麽，很現實。” 星野有些不平，“這不是現在學生的錯，是各種各樣的事情把人塑造成了這個樣子，尤其是疫情加速了這個過程。”
星野發現，帶校散打隊的大一師弟師妹訓練，聚餐時竟然聊起了就業問題。這不符合他作為新生時的經驗。入學時，星野關心的是學校裏有什麽社團，有沒有讀書會、聯誼活動或者跨校交流。瑄瑄也注意到，比自己小兩三級的師弟師妹對維護個人權利沒有基本認識。宿舍被封時，她和同齡人都有些崩潰，而很多師弟師妹卻在歌頌這個舉措。還有人覺得為什麽要解封那麽快，線下上課好麻煩。這種主動割讓個人權利和活動空間的行為讓她覺得可怕。
“懦弱”、後路和明天
微博前台實名製後，瑄瑄把微博卸載了。卸載前，她驚訝地看到奎娜決定放棄做社會新聞記者的信息。瑄瑄知道奎娜為這個目標做了非常久的準備，“她就說，拋棄那些可憐的意義感，好像社會新聞記者什麽都沒有得到。”
瑄瑄自覺沒有奎娜之前那麽強的決心去做記者，惡劣的從業環境讓人望而卻步。瑄瑄發覺自己沒有想象中那麽勇敢，她會懷疑自己是否有能力承擔報道帶來的影響。“奎娜這種人非常少，大家本質上都是非常懦弱的動物，我要承認我其實也是。” 瑄瑄調整了未來的方向，決定考媒介研究的研究生。
保研已無懸念的星野給未來留了多條後路。他現在正在律所實習，以防萬一哪天做研究真做不下去，先幹兩年律師也沒問題。同時他也在給自媒體寫普法文章，以防萬一哪天律師也收益不好，那在家還能寫寫東西做點視頻。“再不濟，也還能去做拳館教練。” 星野半開玩笑地說。這甚至是他時薪最高的一件零工，一天兩百。在千千律師事務所實習時，一天的補助僅20元，經濟有些拮據的星野很快離開了。他想著，什麽時候他更有能力了，也不再為經濟而發愁了，再回來。
嘎嘎工作的葡萄園
而嘎嘎在經曆上海疫情和放開後，拿到了打工度假簽證，去往異國的農場和果園打工換宿。電話中似乎能從他的聲音裏聽到陽光。2024年的前一天，他在紀念新年的文章中寫道：“許多時候，我都會翻出來聽上海解封前夕的‘明天會更好’，那是2022年5月26日，法租界的延慶路上，人們在街頭聚集起來，架起電子琴，唱起的卻是明天會更好。
唱到一半時，警車閃爍著警燈開到人群旁，但並沒有打斷，直到整首歌唱完才以防疫的理由讓大家散開，人們向警察高聲喊著謝謝並揮手，其亦揮手回致。經曆過兩個月，依然有人敢於相信明天會更好，盡管其中唱錯了歌詞、充滿了街頭的各種雜音、狗叫瓶子碎，我仍然認為這一版比起原版更為動聽與真誠，是無法磨滅的勇敢，是在得知真相後依然熱愛生活的英雄主義。仿若在映照34年前的5月，在香港Happy Valley的那場演唱會中的明天會更好。
我依然相信明天會更好，我們終有一天會看見那一天的到來，一同站在陽光下。
祝你新年好，記得要去敢於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