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遠離北京的南方縣城中學，無師自通的反叛從何而來？那一年報章點燃的激情與青春萌動隱隱呼應，政治與性的解放問題交纏無解。那年發生的一切，並未一夕之間帶來幻滅，而是潛入生命底層，指引此後的路途。
撰文 卡蒂諾
編輯 芥蘭
平台編輯 覃山
1989年國慶假期，我和小鍾有一個私下的約會，到現在，沒有任何人知道。
我覺得小鍾是我的“哥們”，他可能覺得其實是“大哥”。那一年我不到十五，讀高二，在湘贛邊界上一所有些曆史的中學，我的同學通常比我大一到三歲，尤其是來自農村的同學，像小鍾這樣。
我們計劃到四十裏路以外的一個屬於湖南省瀏陽市的鄉鎮，送一份討論民主運動的油印資料。
我穿著緊繃繃的牛仔裙，就是那種邁不開步子的一步裙。上身是斜開襟有點兒蝙蝠袖的寬身牛仔機車夾克。
牛仔裙是一個表姐給我的，這件淺石磨藍的夾克其實是借張楠的。她是鋼鐵廠的廠礦子弟，比我們時髦。 那年夏天，也是她跟我說：“你為什麽不開始穿文胸？你雖然比我們小，可是你也開始發育了，不能老穿這種沒有支撐的背心。”
我還把馬尾鬆開，讓長頭發披下來。可能我隻是希望到了送信的地方，我們不要一下被看穿是中學生。也許我跟小鍾一起出門，希望自己能時髦一些。小鍾老覺得自己是混社會的，所以他經常說我幼稚。他皮膚黝黑，五官輪廓清晰，身材中等但挺拔。他的幾名小兄弟是小虎隊式的打扮，他卻經常穿著一件軍便裝——這不是八十年代的時髦，他那種玩世不恭很吸引我這樣生活平淡如水的女孩。
瀏陽並不遠。兩省交界的區域，曆史上很多活動也都在一起，包括不同時期的起義，宗族聯盟，以及我們老師談女朋友。
那是一個上午，南方的那種灰蒙蒙的陰天，似乎早晨的薄霧還沒散去。小鍾帶著我上路了。聯通兩省的是一條國道，經過山地很多，路的坡度很大，在下坡的時候，我們好像衝浪一般撲向前方綠色的幽穀，有一種失速的心跳。我記得國道兩邊有很多高大的楓楊樹，垂下一串串長著翅膀的種子，按道理此時楓楊的種子要成熟了，葉子也會開始變黃，但不知道為什麽，很多年後，我回想起那個假日，葉子是深綠的， 陽光終於冒頭的時候，果實是嫩綠半透明的。
這一年發生了很多事。到現在，隻有小鍾陪著我進行這趟艱巨的任務，盡管他不是我春夏之交的同謀。
留存於記憶中的楓楊樹
縣中的反骨青年
我興奮地從報道裏看到了一個變化趨勢：人們對一種新的、直抒胸臆的語言和不受教條約束的生活方式的向往。李燕傑的修辭曾經是主導性的，但他要被年輕人拋棄了。
北京鬧起學潮的時候，我們這一群十幾歲的中學生十分激動。反正高一是在應試教育中最放鬆的一年，我們所有遊手好閑的時間都被這件事填滿了。
我後來才意識到一個問題：我在這個縣城的中學，是怎樣成為發生在北京的運動的關注者呢？這種無師自通的反叛從何而來？我隻記得大家晚自習之前在教室裏討論熱門的專題片《河殤》1的情形。我有一本《河殤》的解說詞，是看了雜誌郵購的。
《河殤》片頭題字、解說詞書影。（圖片來源《國際》雜誌）
我在記憶中打撈一些碎片。初中的時候，有一段時間，我有時候會以中考功課忙，晚自習後回家不方便為由，跟燕萍住在她舅舅的宿舍裏。她舅舅是學校的老師，但通常回家住。他好像管著學校訂閱的雜誌，譬如《瞭望》和《新觀察》。《新觀察》對我影響很大，我很愛看主編戈揚寫的編者手記。一般都很短，隻占目錄之外的半頁。我可以看懂。
1988年，初三的我開始訂閱一本在北京出版的叫《大學生》的雜誌，它的訂閱廣告好像強調與北大有關；反正我肯定要去北大中文係讀書的。1989那一年有一期就有劉曉波的人物稿；“反革命暴亂”之後，雜誌刊出的批判文章，自然提及他的“三百年殖民地”言論。1987年初，胡耀邦因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而被迫辭職，方勵之2、劉賓雁3被開除出黨。我看的雜誌裏的一些知識分子采訪中，影影綽綽都會提及1986年的學潮4，所以我心領神會，“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對愛國學生運動的鎮壓。反官倒，反腐敗，才是那時候的時代精神。
《大學生》雜誌1989年一月刊，刊文《“狂人”劉曉波》電子版
《大學生》雜誌關於廣場的報道
那是一個相信改變的世代，我認識的所有人都是帶給我這個信息。在新華書店的櫃台前可以聽到排隊購書的人們的討論，從國家大事到文藝批評。從書店，到報章雜誌，八十年代所有人都在討論大問題。我爸爸單位中專畢業的同事小吳出版了他的先鋒詩集。我所有老師的斑竹書架上都有一本《美的曆程》，或者《興盛與危機─論中國封建社會的超穩定結構》，以及很多小開本的“走向未來叢書”。當然還有傷痕文學。告別文革是那個時代的主旋律。雖然並沒有特別看懂，我的書架上就放著尼克鬆的《1999，不戰而勝》——那一兩年所有的雜誌都在討論這本書。
《走向未來》叢書，是1984年由金觀濤和劉青峰主編。叢書設定要讓年輕一代介紹在科學、社會科學、人文藝術與文學的最新發展，包括了外文譯作和原創著作。
對於我來說，《新觀察》之所以重要，在於戈揚是一位女記者。作為主編，她也會寫一些采訪類的稿件。她是我希望成為記者的最早的激勵。我當然也知道其他的記者，譬如劉賓雁和戴晴5；因為戴晴在《光明日報》寫學者對話以及“走向未來”叢書的風行，金觀濤、劉青峰和嚴家其之類的名字，也是我們耳熟能詳的。來自海峽對岸的李敖、柏楊和龍應台，也都是那個時代的熱門作者。如果說那個時代對知識分子的標準要求是什麽，應該就是“針砭時弊”吧，所有的媒體文章都朝這個方向簇擁著，所有討論都直抒胸臆，跟今天的“講好中國故事”大不一樣。
《新觀察》主編戈揚1989年留影
無論是《新觀察》，還是《大學生》，那個年頭的雜誌都挺“雜”的。什麽都往上頭放，也給廣告主寫人物軟文，有很多讀者自由投稿，風格蕪雜；圖片也有插畫有創意攝影，反正不全是新聞圖片。跟我們2000年以後的雜誌的分眾化和專業主義語言，完全不是一個概念。那些雜誌呈現了變化時代知識分子生活中一切雜糅。
今天回頭感受我記憶中的八十年代，它到底是“前40年”的終結，還是屬於“後30年”的開始呢？到底是文革的延伸，還是改革的開始？八十年代的時代精神，固然是反對和告別文革的，但是它延續了“前三十年”的一些遺產。那其實是“運動式改革開放”的時代，所有人都認為自己可以討論公共事務，人們仍然在尋找一種普遍真理，從總體的意義上解決國家道路的問題。沒有人認為那隻是少數人的事。
1988年初，發生了“蛇口風波”。我從小學開始看李燕傑的書，他是北京師範學院中國青年思想教育研究中心的所長，幾乎是欽定的青年導師，我們讀他的巡回演講集，也學習他的演講藝術。可這樣的社會主義政治思想教育導師，在1988年的蛇口，遭到了蛇口青年的“突然襲擊”。
1988年，深圳市蛇口招商大廈舉行“青年教育專家與蛇口青年座談會”，70多名蛇口青年與李燕傑、曲嘯、彭清一展開激辯，會議引爆點是討論應該如何定義和理解到特區來的“淘金者”。
半年之後，人民日報發表了《“蛇口風波”答問錄》，這等於是在合法化蛇口青年的討論。當然，1989年夏天之後，這場爭議被視為“動亂”的預演，影響了相關的組織者和傳播者的命運。
辯論的情況，我都從人民日報以及其他報章上了解了。講座其實是蛇口區團委組織的，聽講座的年輕人幾乎反對導師們的一切觀點，他們認為從市場得到的報酬是合法的，不需要有道德上的負罪感；對祖國愛的表達，應當實事求是，而不應當講虛的、假的、空頭的。在全球一體化的形勢之下，不用再提外國色變。導師們習慣的宣傳語言也失去了溝通效果。李燕傑談了“美的風光，美的心，美的山河，美的人”，曲嘯讚美了特區青年“不是斷了線的風箏，而是騰飛的銀鷹。”可是他們遇到的第一個提問者說：“希望三位老師能和我們一起討論一些實質性的問題，不要講些空洞的說教。你說來深圳的人有建設者、創業者，也有淘金者，請你們解釋清楚什麽叫淘金者？”
我興奮地從報道裏看到了一個變化趨勢：人們對一種新的、直抒胸臆的語言和不受教條約束的生活方式的向往。李燕傑的修辭曾經是主導性的，但他要被年輕人拋棄了。
就像自然地站在蛇口青年的一邊，我也不知不覺站在所有反叛者那一邊。
那年2月，在北京舉辦了中國現代藝術展。我也從《大學生》雜誌的圖片報道中，了解到肖魯的“對話”：她在電話亭裝置前開了一槍。這太酷了，這個作品給我留下的印象，超過了同樣成為爭議話題的裸體模特事件。一切都需要變革，不僅僅是思想，而且是物質的存在形式。
北京青年報關於“中國現代藝術展”的報道
1989年2月5日，肖魯在“中國現代藝術展”開幕後大約兩小時，向自己的裝置作品《對話》開了兩槍。“中國現代藝術展”是對1985年以來的新美術運動的整體展示和檢驗。這件作品被認為中國當代美術史上最有影響的裝置與行為相結合的作品，也是中國當代美術史上標誌性作品之一。
春夏之交
放開報道，是記者們向報社與中宣部不斷抗爭的結果。那一代勇敢的記者，讓在一所縣城高中的我，跟遙遠的、我從未去過的北京建立了同呼吸共命運的關係。
我還看我爸爸訂的《半月談內部版》。感覺共產主義陣營在發生變化，不時有關於團結工會6的消息。在波蘭，執政黨已經與反對勢力開始談判，團結工會得到了合法地位。共產主義陣營的地基開始震動，沒有人知道那是春雷還是地震，而戈爾巴喬夫馬上就要訪華了。
群情激憤是從胡耀邦去世開始的。離我們最近的長沙，時不時就有打砸搶的新聞，各地悼念活動的消息也越來越多了。四月底到五月，我們能夠從一些報章上察覺到運動的發生。譬如，經曆了文革的老師們喜歡民主黨派和知識界的報紙《光明日報》，通常學校圖書館會有。
新觀察最後一期（1989年5月第2期）雜誌封麵，社論與重點報道
五月初，戈揚發表了一篇“改革的希望”——這可能是《新觀察》短暫開放廣場報道的開始，但是我的信息菜單不僅僅是這本雜誌。我印象中這一個月的報道有大量的照片，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個遊行橫幅：“新聞要說真話”。還有“繼耀邦遺誌爭民主自由”、“魂歸來兮”和“廢除特權”，以及“救救孩子”——魯迅是我當時最重視的作家。
1989年5月4日，近500名北京新聞工作者由新華社向天安門行進，舉著“新聞要說真話”等標語，穿行在北京街頭。（圖片來源 BBC）
新聞自由不是那個時代的禁忌詞，因為那一年二月份，新華社報道，《新聞法》正式草案將會在年底前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草案中已明確寫出了“國家保障公民在法律允許範圍內行使新聞自由權利不受追究和侵害”。
遊行中的《中國日報》（China Daily）記者（圖片來源 路透社）
那時候，校園的圍牆有個豁口，鑽出去就是郵局。我們中午會去郵局看一會兒電視，一台不大的黑白電視，郵局的人好像住在宿舍，所以有時候晚自修之前，我們也可以去碰碰運氣。郵局的人對我們這群激動的學生很寬容，允許我們簇擁在櫃台前，郵局也有玻璃的閱報欄，可以看《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和《中國青年報》之類的報紙。不止是我們，各種各樣的人在郵局討論北京的局勢，仿佛這是跟寄信郵包裹一樣平常——但我完全不記得他們個人的細節了。
北京郵電大學學生的橫幅（圖片來源 大紀元）
人民大會堂外的長跪上書7，學生開始絕食8，百萬人遊行聲援學生9，穿著病號服的絕食學生與李鵬的混亂對話10， 潑墨毛澤東像11，軍隊進城12，趙紫陽廣場講話中出現的雨傘13，我們都通過報刊和央視如同親曆。我後來才知道，放開報道，是記者們向報社與中宣部不斷抗爭的結果14。那一代勇敢的記者，讓在一所縣城高中的我，跟遙遠的、我從未去過的北京建立了同呼吸共命運的關係。
六四那天晚間新聞，我們當然看了新聞聯播。兩位主持人杜憲和薛飛15身穿黑衣，語速遲緩，不用管他們被迫播報的是什麽，我們一瞬間就明白發生了什麽。
1989年6月4日晚間，《新聞聯播》由杜憲與張宏民主持，播報了北京戒嚴等消息，杜憲（左）當天身著黑衣、語速緩慢。
6月5日中午，我和李雅琳到郵局旁邊的供銷社商店買布。我們買的是一種做裏料的黑綢子。我們在宿舍裏把它剪開，決定發給大家——我們這一小群女生為主，別在手臂上。
我們戴著出去走了一圈，食堂與宿舍間來往的人群，好像沒有什麽人注意。就在我們在想要不要弄點兒標語的時候，我們宿舍住著的複讀生葉小蘭回來了。葉小蘭已經是第二次高考了，她是個大姐姐，對我們很照顧。她幾乎是含著眼淚把群情激昂的一群人勸下了。
我們並不知道應該如何搞運動啊。除了我們自己，我們不知道如何影響周圍的人群。這也可能是沒有被學校發現的原因。
譚小麗
對我來說，她固然是為了我好，但是她天天在街上混，她可能知道什麽是壞男人（這一點我很久之後才明白），卻不知道什麽是壞政府。
期末考完，暑假之前的周末，我們這一小群人不想回家。教室常常停電，周六晚上更是如此。
點上蠟燭坐在一起，我們七八個人也覺得很迷惘，這漫長盛大的嘉年華一樣的春夏之交，就如此殘忍地過去了，一切就這樣戛然而止了。
我們討論著當時的各種流言。電視上經常會有一些人“造謠”“血洗廣場”被抓捕的新聞。有人說，她從杜憲薛飛消失之後就再也不看電視了。從此國內媒體上無法看到關於北京的真實信息了。我們相信情況一定非常慘痛。
正說得群情激憤，譚小麗進來了。譚小麗是校園裏的一個話題人物。她父親是一個年紀非常大，看起來有七十歲的老師，並不教我們。
譚小麗好像一直在讀高三。當我用這個名字的時候，我認為我是用匿名，但是恍恍惚惚，這似乎就是她這樣的女孩的真名。
她在校園總會引起我的關注。她穿著藕荷色的八片連衣裙，花瑤麵料隱隱泛著珠光，每一片裙擺上都有一朵同色麵料做的玫瑰花，初夏午後的風吹過去，廣玉蘭的芳香裏，她的裙子和齊腰長發像水流一樣在她身體曲線上晃動。
她也沒有多少曲線。在這種南方小縣城，她算是很高——多高？比我們這些一米五幾的女孩，她看起來要高一個頭。但是她極其瘦削，“她的手就像雞爪子一樣”，李雅琳跟我說，“她的皮膚就像褪了毛的雞一樣白。”
譚小麗名聲不好。據說她跟一些男的鬼混，墮過胎——人們這樣傳說，並不需要證據。她父母好像管不了她，所以才有著那種少女很難有的瘦削，但其實她的老爸爸也很瘦。她肯定也是美的，是那種五官給人留不下印象，小鼻子小眼睛，但是仍然是美的。她這樣的女孩，讓我們向往，也讓我們害怕。她竟然要進來跟我們坐在一處，讓我們有點兒受寵若驚。
譚小麗剛剛坐定，後麵就跟進來了一個人。他叫著她的名字進來了，譚小麗不怎麽搭理他。
跟進來的人敦實的個子，比較短的小平頭，棒球衫，金絲邊眼鏡，皮膚很暗，眼睛很小，還有青春痘。這時候他看到了桌上的《河殤》解說詞。
於是他開始自我介紹，說他是從廣場上撤退下來的。什麽是“撤退”？我早已忘記他說撤下來的時間節點，因為廣場學生之間有不同意見。
1989年6月4日淩晨4時半後，中國人民解放軍戒嚴部隊於天安門廣場執行“清場”，武力鎮壓學生抗議。（圖片來源 Getty Images）
我是一心要進北大的，因此對他自我介紹的中國農業大學幾近無感。他的普通話湖南瀏陽口音很重，這是我至今仍然能記住他的專業的原因：環境監測。因為我問了一句：“為什麽農業大學要學‘黃金監測’啊？” 有一天，我發現自己怎麽也想不起他的名字，因為生活裏姓黃，並且三個字的人太多了。我甚至懷疑姓“黃”也是來自“黃金監測”——但我又覺得大致不會錯。所以，我把他叫做“黃忠勳”；恐怕得看到他的名字，我才能想起來。
濃重口音並不妨礙他侃侃而談，說廣場上的鬥爭已經挫折了，本來民主革命就不是一個一蹴而就的過程。接下來，可以把火種帶到更多的地方，全國各地的基層社會去。我們要繼續學習、討論，未來可以辦一些交流活動。
我們的心情可以用那個時代的一些影視台詞表達：“可算找到組織了！”我們討論到深夜，太激動了。我們紛紛留下了通訊方式，其實也就是寄信的地址，兩份：家裏的和學校的。
終究要回家過暑假的。回去之前，譚小麗找我到教室走廊說話。“你別跟著他混，我怕你吃虧”，她說，“那個姓黃的就是個壞人”。她告訴我，在遇到我們之前，黃忠勳就是在勾搭她，“他就是那種在街上玩的人”。她看到教室有燭光才衝進來的。
他追求譚小麗是他個人的事，我這樣看。於是我大約回答說，我們是為了追求自由民主，因為他是串聯的北京大學生，而跟他交流的。譚小麗說：“我不懂你們說的那一些有什麽意思。這是你們這些小孩子該管的事情嗎？可是這個人不好，你不要上當。再說，誰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從廣場上下來的？沒準是個騙子。”
對我來說，她固然是為了我好，但是她天天在街上混，她可能知道什麽是壞男人（這一點我很久之後才明白），卻不知道什麽是壞政府。
來自廣場的聲音
那個讓人壓抑的酷暑，我在家裏偷偷用雙卡錄音機聽那些廣場上的聲音。我聽到人聲鼎沸，叫好、鼓掌，多數都是即興的，是那些磁帶讓我成為廣場的精神遺族。
暑假，中央電視台一打開，就是鎮壓反革命暴亂的專題片，會看到公交和路橋邊掛著燒焦的屍體，讓酷暑顯得更加燥熱。我在家裏沒有玩伴，我去鄰居詹家。詹家兩兄弟都算是天才兒童，屬於是必然上清華北大的那種。他們的媽媽魏老師在文革裏“遭受迫害”——這是我們這一代的大人們提及文革時候的標準措辭。魏老師遇到的迫害就是被批鬥，跪在碎玻璃上麵。
從今天的觀念來看，她顯然是有PTSD的。因為受過迫害，因此孩子們通通不能讀文科，這跟我大學的時候遇到的文科老教授們一樣。
詹宇寬在北京上學，正好畢業。我當然要問他到底發生了什麽。
他說得很少，假裝情緒平靜，感覺是個打醬油的路人甲。魏老師肯定是不允許他亂說。他基本上不被允許出門，但宇寬仍然受到了運動的波及。他的學業成績很好，本來有機會留校。但他們這一屆全部被發回省裏。他不算糟糕的，因為大學生非常稀缺，他進了省城的一所大學。
然後詹宇寬還是節製地跟我說了一些情況。他說，有個同學從廣場騎車回到宿舍，什麽也不說，就是放聲大哭。他帶回來三四盒磁帶，偷偷借給我回去聽。那是廣場上的演講。那個讓人壓抑的酷暑，我在家裏偷偷用雙卡錄音機聽那些廣場上的聲音。我聽到人聲鼎沸，叫好、鼓掌，多數都是即興的，是那些磁帶讓我成為廣場的精神遺族。
六四運動中，正在發表演講的三位學生領袖柴玲（左起）、吾爾開希、王丹。六四清場後，柴玲和吾爾開希流亡海外，王丹被捕入獄。（圖片來源 Getty Images）
詹宇寬的弟弟宇欣在南方城市，他好像什麽都沒說，以至於我認為那裏什麽也沒有發生。後來我才知道，軍隊進北京鎮壓之後，那裏的學生還堅持了幾天示威。
但很長時間裏，我一直把宇欣被退學的事情記錯到1989年秋天。頭一年法不責眾，他並沒有被處罰。沒有想到，他會在萬馬齊喑的次年書寫“反動口號”，而被大學退學。他後來跟我說：“我退學你沒有不開心。”
我去看他的時候，他帶回了一把全班同學送的紅棉吉他，給我彈了《彝族舞曲》或是《阿爾罕布拉宮的回憶》，我怎麽會不開心呢？他輪指彈得好。他太聰明了，改名換姓重考到更好的大學，再後來成為我大學時期的男朋友。他在我生活中始終是非政治化的，是關於書法、音樂，輔導我的功課以及每個周末寄信的想念，我們幾乎從不討論寫口號的事，以至於這件事被吸納進1989年秋天的記憶。
宇欣後來去讀了一個文科博士學位，寫著一個分析國際形勢的博客，從天涯到網易，最近還遷移到了小紅書。我們聯係不多，因為話不投機。他認為任何社會運動都不可能造成中國社會積極的變化。他也相信，長遠來說，必然東升西降。因為，“雅典競爭不過斯巴達”。
警察來了
譚小麗錯了，黃不是騙子，確實是一個被警方追蹤的“暴亂分子”。“彼得一世”已經氣炸了，他說我小小年紀就跟串聯的暴亂份子混在一起，還考什麽大學？
上高二之後，沒開學多久，我就被“彼得一世”找去他辦公室了。
“彼得一世”是我們給他取的外號，他是我們的教導主任。我在上高中之前沒有見過那麽嚴厲高壓的學校領導以及——中年男性，他是本地男性少有的高大的相撲士那樣既胖又壯的身材，眼神總是惡狠狠一臉殺伐果斷，總之，一個中國版本的“彼得一世”。
我高一的時候被他狠狠剋過一頓，而且我是冤枉的（這怪小鍾，但也成為小鍾覺得對不起我而成為我朋友的原因）。他不能容忍學生為自己做任何一點辯解，對我咆哮。我一直是好學生，從未被老師這樣粗暴對待，高一每次看見他走過教室窗口，我都幻想手裏有一把機關槍，突突了他。他是我在這所園林優美的學校唯一的噩夢。
“彼得一世”的辦公室有兩個人，不是老師。
一個的風格像《白日焰火》中的廖凡，有小胡子，不過並不頹喪，有一點點溫和幽默的氣息。我之所以有這個印象，是因為另一個對我很凶，但我對他全無印象。我有一種能力，當我想忘記折磨我的事物，我就真的會忘記。
說他們是國保的——其實我分不清，我一直說成國安，因為家裏有熟人在市裏的國安局工作；現在想來應該是國保或者叫政治保衛。他們好像沒有戴大蓋帽，小胡子穿著有一點兒像製服的軍綠色外套。
他們問我和黃忠勳的聯係。譚小麗錯了，黃不是騙子，確實是一個被警方追蹤的“暴亂分子”。“彼得一世”已經氣炸了，他說我小小年紀就跟串聯的暴亂份子混在一起，還考什麽大學？他語速極快、鏗鏘有力，整間辦公室都是哐當哐當的回聲，中心意思就是我全完了。
小胡子溫和地打斷了他。他很和氣地說：“你告訴我們他在這邊幹了什麽，說了什麽，就行了。好好想一想。”
他們還問我的父母是誰。他說：“我認識你爸爸，老前輩嘛。”本地的公務員大多跟我父親一樣行伍出身，這沒什麽出奇。他對我更溫和了一些，似乎還忍著笑，他說，“你就是被人利用了”。
我壓抑著盡量不抽泣。“彼得一世”讓我感到恐懼屈辱。最重要的是，我還沒有做什麽就被逮住了。我總有一種被嚴刑拷打背叛革命的感覺，就像我們從小看到大的那些電影。
我不記得那個審問是怎麽結束的，我隻記得“彼得一世”和小胡子握手道別的樣子。我還記得他們嚴肅叮囑我不要跟別人討論這個事情，不然錯誤更嚴重。
不知道為什麽，警察走了，“彼得一世”態度突然緩和了，不再聲音大得把地板都震穿。他帶著沉思的表情，不看我，跟我說，我犯的錯誤很嚴重，還成了小團體的頭子，是關於暴亂事件本校最嚴重的。所以我必須寫一個“反思材料”（而不是檢查）。“反思”是那個年代用得很多的詞，六四之後尤其如此。譬如《大學生》雜誌7月開始，就開始每一期都有一個欄目叫“我們的反思”。我印象很深的是，有一篇“平息暴亂，反思學潮”來自公安大學學生的小段小段的意見，名字一律是打叉，“王××”、“李××”。
《大學生》雜誌1989年七月刊電子版
接下來，他把我關在他的辦公室，扔給我一本嶄新的十六開作文稿紙和一支筆。
我的習慣是服從。既然有一本稿紙，我就要盡量多寫。我不想說假話，可能非常誠實地寫了很多自己的想法，然後不太有邏輯地否定了它們。
我隻記得“彼得一世”接過稿紙，嘟囔了一句，大約是，能一個下午寫這麽多，有這個寫作能力為啥不用在正道上。
我一步步走下辦公室的樓梯，天已經黑了，我覺得自己正在一寸寸沉入黑暗。
我苦苦思索，為什麽“彼得一世”就說我是“頭子”？
可見其他同學也不可信，他們可能說了什麽。把每個人的情況過了一下，我的結論是誰都可能、什麽都說了。誰能扛得過“彼得一世”的咆哮？誰能跟警察鬥智鬥勇呢？
反正我已經是首犯了，我的未來到底會怎麽樣？
我現在去找同學們應該罪加一等。下課、課間操，晚自習之前的打鬧，我反而繞開了她們。我惶惶不可終日。
終於，逮著一個機會，我跟雅琳說了幾句。食堂外有一長排水泥水槽，大家吃飯之後會在這裏洗碗。旁邊有一棵枝幹虯曲的紫荊樹，我在雅琳和紫荊樹之間擠進去。這樣沒有人能看見我說話。我緊張地、一氣嗬成地說：“他們……好像是國安的人，找我了。我可能沒法去找別人，你也許得跟其他人說一說 。言多必失。”雅琳不置可否，她滿不在乎地說：“就說不知道唄。”但她也沒有告訴我她有沒有被找。
別的人有沒有被談話，有沒有跟我一樣寫“反思材料”？我現在的記憶是空白的。不知道為什麽，好像從此之後，我們沒怎麽談過這件事了。
好不容易熬到周六傍晚回家，經過我爸爸的單位，他正在門口招呼同事們紮四十年大慶的鬆柏枝牌坊，灑金的紅紙上寫著對聯，牌坊上皺紋紙做的花朵姹紫嫣紅，再過一周就是國慶了。我說有事要跟他談。剛回到家，把房門關了，我就哭得上氣不接下氣。爸爸很鎮定，他讓我跟他說清楚，我到底做了些什麽。
在我看起來，他好像不太擔心，他說：“你才十四歲，能犯多大的錯。你也是關心國家大事才這樣的。”我突然想起小胡子說認識他。他點點頭說：“我知道是誰了。你要是真不放心，我也可以回頭找人問問。但是肯定不會影響你考大學的，你放心。但是以後，你也要注重做事情的方式方法，要吸取教訓，要保護自己。”他還說，文革裏，親戚朋友都要互相鬥爭和舉報，所以很多時候不要太幼稚。
父親的態度讓我安心了一些。在家裏吃了一天好的，我又正常返校了。
送信
我想象著那個收信人的模樣，想象如何展開跟他的對話。小鍾也翻來覆去假設情境，到底信要不要交給他，還是給個口信。我們在路上的討論都可以寫一篇間諜小說了。
可是回到學校，我就收到了北京寄來的信。
那封信很厚，用一個大的牛皮紙信封裝著，不知道是因為裏麵的材料太厚把信封封口擠開了，還是有人檢查過，封口基本上是散開的。裏麵的資料有好幾篇文章，都是蠟紙刻的油印，並且每一篇文章都是不同的字跡。大約討論廣場上失敗的原因，當時是否應該在某些時間節點與改革派官員合作，未來的策略等等。還有比較美國和法國革命之類的有些艱深的路線討論。我試圖讀懂，但是事實上我現在什麽也不記得了。
裏麵有黃忠勳的一封短信，要求我在閱讀之後，把這個材料，送到鄰省的瀏陽某村某人處。這是公安在釣魚嗎？還是真的？木製的信報欄在校園中心民國時期的辦公樓廊下，晚自修下課的人流喧鬧快速地經過，燈光昏黃，好像沒有人關注我。
我藏著這封信幾天，什麽也沒有發生。如果在今天，我知道警察根本不在乎我這樣的小孩；但當時我並不這樣想。
我做了一個決定：我要在國慶假期去送這封信，並且提醒他們小心——盡管我並不知道他們是誰。
我找到了小鍾，因為隻有他能幫我處理需要一點大人的閱曆的事情。他很老練。我要違背國保的命令，隻有他可以找。
小鍾說我幼稚。“一群書生怎麽能改變社會？就憑幾篇文章，上街靜坐？他們根本不知道這個社會是怎麽操作的。那個人是大學生？別是個騙子吧。就騙你這種隻知道讀書的小孩。”他跟我說，那些材料很危險，不能送。“你不能斷送自己的前途。”
我堅持說，我必須做完這最後一件事。我已經投降了啊，我都寫了反思材料了。我要是不完成這個送信任務，我會看不起我自己的。
小鍾想了想，說：“這樣吧，如果你真的要做，我騎車帶你，好像我們出去玩。這樣比較靈活，你要是坐車，可能更容易被抓。你可以跟對方講一下情況，這也是你的道義；但最好不要送這個東西，或者讓他們看完就燒毀。”
我一路上想象著那個收信人的模樣，想象如何展開跟他的對話。小鍾也翻來覆去假設情境，到底信要不要交給他，還是給個口信。我們在路上的討論都可以寫一篇間諜小說了。
我對那個鄉鎮沒有什麽印象，去往那裏不再是國道，而是一條比較窄的公路，兩邊的香樟隻有兩三米高，好像沒有種多久。我們去了那個村的地址，收信人應該也是一個農家子弟，房子被稻田圍繞。但是家裏人說，他在中學教書，這陣子不會回家。於是我們繼續去往鄉鎮上的初中。
我們的冒險沒有高潮地結束了。在中學的宿舍區，小鍾跟鄰居確認那位老師住哪個房間。對方熱情地給他指了二樓的一個房間。人不在學校，正好出門了，當天還不會回來。
現在我走上二樓。小鍾指揮我，“看清楚門牌”。跟那個時候的很多簡陋宿舍一樣，門的下麵距離水泥地有一段不窄的縫隙。敲門，沒有人應。樓下的人朗聲說，“就是這了”。
小鍾後來讀了軍校，轉業後，他在市政府上班。他麵對我還是有些玩世不恭，認為政府的工作都是狗屁工作；嚴重的時候他說中國其實跟朝鮮差不多。但有旁人的時候，他絕不吐露關於政府的風涼話。在一眾腦滿腸肥的小城公務員中，他罕有地保持著健身的習慣。
但當中年的我們遇見的時候，對於當年去瀏陽的事情，我們的記憶是不同的。小鍾堅持說我們沒有留下任何材料，我應該是寫了一張提醒對方警惕的紙條，“你讓他燒掉收到的東西”。路上似乎是有寫紙條提醒的事，應該是在我們的“間諜對話”中？是我們一跤摔作一堆之後？但我為什麽記得我還是將那封厚厚的信塞進了門縫呢？是因為我認為小鍾不會同意，因此擅作主張嗎？我隻記得小鍾站在樓下扶著自行車，而我拎著書包，轉頭麵對著那扇門。
最後小鍾說：“這有什麽好說的。你想想那時候你是多麽地小，你的那些記憶有些什麽意義？”
研討會
這個會有四五天的議程，據說會匯集周邊的一些同道中人，拿今天的說法，這是一個工作坊。跟幾十年前一樣，兩省交界之地再次聚集了一群革命者。
放寒假後，我竟然又在家收到了一封信。我父母不查我的信。
這封信是一個會議通知。說的是要在春節之前，在瀏陽的那個鎮上舉行一個民主運動研討會。看起來所有人都是安全的。
那是一封非常詩意的邀請函，開頭用一大段排比句描述了當時的形勢。但我隻記得一句：“萬潤南在巴黎……販賣……”我為什麽唯獨記得這個？也許是因為六四之前，四通公司和萬潤南16都很有名？還是“販賣”這個詞很讓我震驚？我不確定。
萬潤南，軟件工程師、企業家和異議人士。1984年創辦知名民營企業四通公司，1989年因六四事件流亡海外。
這個會有四五天的議程，據說會匯集周邊的一些同道中人，拿今天的說法，這是一個工作坊。跟幾十年前一樣，兩省交界之地再次聚集了一群革命者。湖湘子弟在共和國時期總覺得自己跟國家大事有特殊的關係，潑墨毛澤東像的幾個人就是瀏陽人。
1989年5月23日，三位來自湖南省瀏陽市的青年魯德成、喻東嶽和餘誌堅將盛滿顏料的蛋殼扔向毛澤東畫像。
我必須去，當麵把我遇到的事情告訴他們。但我要不要繼續參加會議呢？雖然沒有人出事，讓我的負罪感好了很多，但是父母不可能同意我在外麵呆上好幾天。
也許我可以去一天。
我選的時間是正式的議程開始之前的一天。我跟爸爸說，我要去醴陵中學的一位國畫老師家，可能會在那裏住一晚，因為如果當天來回不一定能趕到長途汽車。這位國畫家是存在的，是我們學校請來的，他秋季學期天天在我們圖書館裏的一個隔間畫畫。
爸爸竟然同意了。這是他第一次允許我在外麵過夜，也許是出於對國畫老師的信任。
我確實仔細考慮過穿什麽。我打扮得像一個男孩。我渾身上下最貴的裝束應該是一雙一百多塊錢據說是廣州進貨的“波鞋”，那也差不多是我最貴的鞋子。我穿著一件男式米灰色的立領夾克，它隻有薄薄一層保暖的絎縫夾層，反正我們那時候都覺得羽絨服與棉襖顯得蠢笨。我圍著從樓上老樟木箱裏找出來的爸爸的舊圍巾，黑色的，試圖遮住裏麵紅毛衣的高領。
我這樣獨自出門，有一點“風蕭蕭兮易水寒”的心情。那時候沒有任何人跟我分析安全策略之類，我的想法就是自然而然——我想把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說清楚，但是在我高考之前，我應該沒有辦法參與這些活動了。
長夜
多年以後回想起這一幕，我對男性通過自己的器官連結的男性自信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們沒有恥感，為征服而來，這跟女孩要隱匿自己的身體很不同。
沒有想到，我是提前到會的，因為第二天上午才是“報到”呢。
我幾乎不認識黃忠勳了。他的小平頭竟然變成了到脖子的卷發，亂蓬蓬的，夏天我沒有意識到他是絡腮胡。眼鏡也換了，這讓他有一點兒像一個憂鬱的“藝術家”。
邀請函寫了在鎮上有一個接頭點。他的朋友們看起來不像在外讀書的大學生，應該就是本地社會裏常見的大專中專這一類出身？黃看起來就是他們的領袖。
他們對我都特別熱情，但是這種熱情有一點讓我覺得不自在。當我成年之後，我敏感到有兩類不同的來自男性的熱情：一種是把你當成同類，另一種是把你當成另類。譬如，他們有意無意地開玩笑，好像我是黃的女朋友或某種崇拜者。
冬天天黑得很早。我們在黃家吃的飯。當大家出去張羅碗筷的時候，廚房裏設有火爐的區域沒有開燈，天色已經昏下來。隻有黃忠勳和我。他突然握了一下我的手——是把手包裹在他手掌間的那一種——“冷嗎？”這很意外，我心跳了。因為我還沒有跟男生牽過手。我腦海中浮出的第一個念頭是：“他難道喜歡我了嗎？”
他們說，外地來的人安排住在中學的宿舍。就是我去送信的地方。
我終於進了國慶送信沒能進的那棟宿舍，但不確定是不是同一間，因為外麵太暗了。
裏外兩間都很小，各有一張單人木床，但沒有被褥。裏間放著一床沒有被套的棉被芯。四五個人站在屋子裏有些擠，另外三個人說，今天還沒顧得上收拾，他們得去取被褥。
裏屋有一個不太大的硬殼行李箱，裏麵還散放著一些書。寫字台倒是有人在用，有台燈，堆著顯然是從行李箱裏拿出來的書。還有一張跟我家裏式樣差不多的藤椅。
我坐在藤椅上，有些雀躍地就著台燈的光隨便翻書。有幾本是“走向未來叢書”的小冊子，但是也有其他的大部頭，譬如李澤厚、商務的漢譯名著之類。
這時候黃忠勳站在藤椅背後。他傾下身問我這半年想不想他。
有晚飯前的鋪墊，這不算意外。但是沒有男生這樣問過我。他開始用大胡子蹭我的耳朵。我沒有跟男性這麽近過。我聞到他的酒氣，和冬天裏男性的油汗氣息。房間裏太冷了，我在靠近的溫暖中凍僵了片刻。他開始捕捉我的唇。他的手開始到處遊走。
還好這是冬天啊，每一層衣物都是理智的外骨骼。我開始本能抗拒。這是欲拒還迎嗎？他肯定是這樣說的。他說我一定是盼望的。我說這是不可以的。但是我也不知道為什麽不可以。
我想到陪著我來到這裏的小鍾。那時候對有好感的男生，也無非就是跟他這樣兄弟一般相處吧。如果我跟這個人做他所邀約的事，小鍾會怎麽說我呢？
我想起了譚小麗。如果我這樣做，我豈不是成了另一個譚小麗。這時候我又想起黃忠勳跟隨譚小麗進入燭光明滅的教室的樣子。我想起譚小麗被我忽略的提醒。也許每一個女孩都可以是譚小麗。
我想起我爸爸。這是我想得最多的。這是我爸爸第一次批準我獨自在外過夜，我可不能把事情搞糟了，我不能——“對不起父母”！相對於我的同代人，我是最受父母優待的孩子。爸爸對外很嚴肅，不苟言笑，但他對我總是很溫和，他幾乎沒有教過我應該或者不應該做什麽，他總是聽我說，很少斥責我。我在大多數都會挨打挨罵的同學那裏感覺到自己的幸運，所以我不能做個壞孩子。“對不起父母”也是我們那一代人負罪感的來源吧。畢竟相較於父母，我們是幸運的一代。
黃忠勳找各種理由說服我。夜太漫長，他嚐試了一切的計謀，簡直用盡了我此後見識過的各種男性的計謀。我隻記得片段，我不願意描述。因為我對這段回憶有很強烈的不體麵的感覺。
我們有很多對話，我努力辯論，但其實沒有能力反駁他。我沒有想清楚，也沒有任何經驗。僅僅是一個成年男性肆無忌憚地、狂熱地嚐試親密，也是難以抵擋的。我既好奇，又害怕。
至少有一個小時的時間，他論述了很長時間，尋求自由也包括性的解放。他甚至講到了薩特和波伏娃，那時候《第二性》應該還沒有全譯本吧。他打開一本小相冊，裏麵夾著兩個女孩的照片。T恤加花布裙子，我上大學的時候，也是我們的日常裝扮。
他說，這兩個女孩都跟他有做過愛。照片上看不出來，因為那看起來跟我們男女同學互贈的照片沒有什麽兩樣。
這是一種引誘還是脫敏？他的做法有些適得其反。“這說明女生在你眼裏都是一樣的”，我又找到了一個支點。
我的另一個支點是，“你的朋友們很快會回來的”。如此強調若幹次之後，他在零點前後的時候說，“他們不會來了”。我在很多年之後才意識到這意味著什麽。這是最常見的一種男性共謀啊。
他說：“至少可以讓自己暖和點兒吧”。他脫掉了牛仔褲，穿著毛衣和棉毛褲鑽進那床舊被芯裏。這真的有一點兒滑稽。這也不符合還在看瓊瑤三毛的少女的美學。
真的很冷，我的夾克根本不夠暖。我瑟瑟發抖。他有些哭笑不得地說，“你難道要坐在那裏凍上一晚上嗎？”
是啊，現在還不到午夜，在這個陌生的小鎮，我要跑出這個房間至少要等天亮，天亮也得六七點吧。這一整晚我該怎麽過呢。
而且到了兩三點的時候，我寒冷，困倦。但我堅持不可以關燈。我和衣在被芯的另一頭蜷縮起來，還煞有介事地拿著一本《問題與方法集》翻看。
也許是四五點的時候，他說：“隔壁有公雞打鳴”。“你看，黑夜馬上就過去了……”他扳過我的肩膀。
跟很多女孩一樣，我們小小年紀已經遇到過很多次性騷擾了，但一個認識的人明確的性要求，這是第一次。圖窮匕見之時，我第一次看清楚男性生殖器的細節。不知道為什麽，非常驚愕。就算我也看過少兒不宜的禁書，譬如《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但我接觸過的全是文字資料，最直白的也是西方古典油畫的裸體了。十一歲那個春節我用壓歲錢買了一套人民文學版的《紅樓夢》，但關於性的隱晦細節我讀不大懂。
不知道為什麽，這一幕給了我一些置身事外的震撼，多年以後回想起這一幕，我對男性通過自己的器官連結的男性自信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們沒有恥感，為征服而來，這跟女孩要隱匿自己的身體很不同。
可是，這些都超過了我對情感與性的理解。我閱讀過那些離經叛道，但是八十年代並沒有支持女生像男人一樣壞的文化資源。我必須做一個好女孩，我才能有我的前途。
我說：“你要是再靠近，我就喊了。” 一定是我很不堅定吧。黃忠勳輕鬆地說：“你不會。”
我知道隔壁宿舍或者隔牆的什麽地方是住了人的，隔音並不好，午夜之前能聽到走路咳嗽。我開始啟動一個尖叫。他迅速閃開，“求求你了，小姑奶奶，你不要叫，我知道了。我決不再碰你。”沒想到他是如此害怕，這一刻，他還是那個農村出身，考進首都，在故鄉需要維持體麵的男青年。他也許並不知道，我叫出來的勇氣積攢了幾個小時。我非常羞恥，我比他更怕別人知道。
告別
我很好奇……他後來有堅持他聲稱的運動嗎？可是他花了一個十四歲女孩能夠脫離父母控製的最長時間，沒有為那個革命做任何貢獻。
自此之後，我們相安無事。外麵的天光亮起來的時候，我準備去車站。
長夜過去，我並沒有如釋重負。我很困乏，如喪家之犬。我懷疑自己不檢點，表達出了什麽讓人不尊重的個性。我跟譚小麗一樣了嗎？
我為什麽要為他的行為咎責自己呢？今天的我，無法代替三十五年前的自己思考。但這趟旅程，給成年後的我留下一個很重要的提示：八十年代，在主流的思想界，有婦女的“思想解放”嗎？
頭一天我留意了車站的班次表，最早的好像是八點鍾（我現在記不清了）。果然有中巴停在那裏，車上還沒有什麽人。我坐在司機右後方的一個單獨座位上，跟司機之間隔著溫熱的引擎蓋。
天雖然亮了，也是一個多雲天氣。黃忠勳站在車窗外麵，有些尷尬地問我：“真的要回去啊？”我點點頭，說：“你走吧，今天不是還要準備開會嗎？”但這顯然是吃力的，我低下頭找不到話了。黃也不知道應該說什麽，隔著三十五年的時間，我想他那時候其實比我更慌吧。跟來的時候的雀躍完全不同，我對那個會議的好奇心已經消失殆盡了。
從此我們沒有再見。有時候我會想起這件事，我很好奇他從當年大約二十五歲的年輕男性，現在進入老境是什麽樣子。我知道湖南一直有一些民間活動人士，他後來有堅持他聲稱的運動嗎？可是他花了一個十四歲女孩能夠脫離父母控製的最長時間，沒有為那個革命做任何貢獻。
車上一路昏睡回到家裏，父母在準備過年的食物，後院支起孔明灶大鍋煮肉，大澡盆裏養著過年要吃的草魚。我看著眼前這一切，突然有些欣慰，我終於沒有做“對不起父母”的事，我多麽努力啊。很想告訴爸爸昨天晚上發生了（或者沒發生）什麽。
但我沒有語言描述前一天我的經曆。我也沒有告訴小鍾，沒有告訴譚小麗，沒有告訴所有人。
大學的時候，我跟詹宇欣說起了這段舊事。他脫口而出：“這是什麽人啊！未成年人他都下手！”這句話給我深刻的印象。因為那一整個漫長的冬夜，我都沒有意識到自己是一個未成年人。
冬天好像是這樣結束的。家裏有親戚朋友在外麵廳堂裏打牌，我在後院熏肉的火爐間用很小的音量聽收音機。爸爸走進來，問我：“美國之音說了什麽？”然後他在我身邊坐下一起聽。
尾聲
我高考結束後，已經是副校長的“彼得一世”顯然對我的高考成績很滿意。他主動告訴我父親，他早已經把我的“反思材料”從檔案裏抽出來了。
可是我完全不記得我寫了什麽。所有人的默認設置，就是忘記所有的事情。那一年發生的事，跟很多人一樣，我幾乎沒有公開談論，或者寫作。
1990年以後，我生活裏的很多東西都消失了。沒有《新觀察》雜誌，沒有劉曉波的訪談。還要再等十年，直到Google還沒有被防火牆的網絡時代，直到第一次自由行到香港，我才能夠重溫十四歲那一年的一切。
1990年-2019年間，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每年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辦燭光晚會，以悼念六四事件死難者。20年來，維園燭光晚會從無間斷，直至2020年《香港國安法》施行後，該集會已事實上遭到終止。2021年，港支聯宣布解散，主席李卓人、副主席何俊仁和鄒幸彤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羈押至今。（圖片來源 香港01）
這是另一個巨變時代了。我們擁抱“公民社會”的新主題，順理成章地遠離了“政治改革/民主革命”的舊階段。最近一位前輩說，西方的“冷戰終結”敘事，是拋棄中國人，漠視我們仍然在高牆之內的結果。可是，記憶是我們自己的責任，也是今日的生活和未來命運的指示。
（為了不影響他人生活，文中一些人物的名字作了修改，相關背景作了模糊處理。）
“廣場之外”主題征文：我們都是廣場上的遺孤
在廣場之外，在首都之外，在核心親曆者之外，“八九六四”是什麽樣子？
長期以來，關於六四的故事，主要聚焦於北京和廣場的激動人心或驚心動魄，屠殺、流亡與改革夢想的失敗。但六四是一個重要的分水嶺，是中國人共同經曆的一段路程。我們相信，在很多不為人知的地方，它啟迪、指引和改變了很多人的生活。
我們想在核心抗爭者之外，發掘更多的六四故事。譬如不為人知的受難者，在六四之後持續投入新的社會運動的人。或者是在這場運動中，相較於首都和大城市知識分子和大學生，更為邊緣的人群，如外地、中老年，少年、女性、農村、少數民族、性少數、教徒、殘障……所有人、所有地方的共同記憶。我們希望借此讓六四的曆史敘事有著更加多樣的社會肌理。可以是您的親曆，也可以基於身邊的親人朋友的口述或檔案整理，如果您寫作經驗不夠，也可以聯係“WOMEN我們”，簡單介紹您想寫的主題，或者告訴我們誰願意接受采訪，我們會協助您成文。
六四運動相關文藝影視資料（資料整理自六四記憶人權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