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僅普京需要中國,俄羅斯也同樣需要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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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周的北京之行中,弗拉基米爾·普京將與習近平和中國高級官員會晤,再次明確展現俄中兩國目前的親密關係。

然而,許多西方人還是願意相信,他們之間的聯盟不過是一種錯亂,是普京情緒化的反美主義和他對烏克蘭的不良執念所驅動的。這種想法認為,一旦普京和他的陰暗偏執消失,莫斯科將尋求重建與西方的關係——尤其是因為俄羅斯與中國之間的交情不深,而俄羅斯對歐洲有著數百年的經濟和文化依賴。

這種一廂情願的觀點盡管吸引人,卻忽視了俄羅斯在經濟和社會上的轉型。自蘇聯解體以來,俄羅斯從未與歐洲如此疏遠,縱觀其曆史,它也從未像今天這樣與中國如此緊密地交織在一起。事實是,在經曆了兩年的烏克蘭戰爭和痛苦的西方製裁之後,不僅普京需要中國,俄羅斯同樣需要中國。

中國已成為俄羅斯最重要的夥伴,它不僅為普京的戰爭機器提供生命線,也為整個陷入困境的俄羅斯經濟提供支持。2023年,俄中貿易額達到創紀錄的2401億美元,與戰前相比增長了60%以上,中國占俄羅斯出口的30%,進口的近40%。

戰前,俄羅斯與歐盟的貿易額是與中國的兩倍;現在還不到一半。人民幣,而不是美元或歐元,現在是兩國之間進行貿易所使用的主要貨幣,因此成為莫斯科證券交易所交易量最大的貨幣,也是儲蓄的首選工具。

這種經濟依賴正滲透到日常生活中。中國產品無處不在,去年在俄羅斯售出的100萬輛汽車中,有一半以上是中國製造。值得一提的是,由於曾經占主導地位的西方公司紛紛撤離,俄羅斯市場排名前六位的外國汽車品牌現在都來自中國。智能手機市場也是如此,中國的小米和傳音已經超越了蘋果和三星,還有家電和許多其他日常用品也是如此。

這些變化是結構性的。即使在沙皇時代,俄羅斯也是將商品運往歐洲,並依賴從西方進口製成品。被大多數西方國家列入黑名單的俄羅斯寡頭不得不適應新的現實。上個月,身價估計達到237億美元的商人弗拉基米爾·波塔寧宣布,他的銅鎳帝國將針對中國做重新調整,包括將生產設施搬到中國。“如果我們更多地融入中國經濟,”他說,“我們就會變得更安全。”

經濟如此,教育也是如此。俄羅斯的精英們正在爭先恐後地為子女尋找漢語普通話老師,我接觸的一些俄羅斯人正在考慮把孩子送到香港或中國大陸的大學,因為西方大學現在變得非常難進。這種情況不僅僅是傳聞。去年,隨著大流行之後中國的開放,有1.2萬名俄羅斯學生前往中國學習,幾乎是赴美留學人數的四倍。

這種從西方轉向東方的重新定位在中產階級當中也很明顯,尤其是在旅行方麵。例如,現在每天有五班飛機往返莫斯科和北京,航程不到八個小時,往返機票隻需約500美元。相比之下,現在去柏林(戰前俄羅斯中產階級周末常去的歐洲目的地之一)可能需要整整一天,費用可能是這個數字的兩倍。

此外,迪拜、阿塞拜疆的巴庫和伊斯坦布爾正在取代歐洲城市,成為俄羅斯人的旅遊目的地,而商務旅行則越來越多地轉向中國、中亞或海灣地區。西方國家取消了直飛俄羅斯的航班,大幅減少發放給俄羅斯人的簽證,被西方拒之門外的俄羅斯中產階級紛紛轉向其他地方。

知識分子也開始轉向中國。俄羅斯科學家開始與中國公司合作或為中國公司工作,特別是在太空探索、人工智能和生物技術等領域。中國文化在俄羅斯的影響也越來越大。隨著斯蒂芬·金和尼爾·蓋曼等西方作家撤回在俄羅斯的出版權,出版商正在擴大他們的中文作品書目。在中國政府對翻譯人員的慷慨資助下,這一努力將帶來中國圖書的繁榮。

中國文化不會很快取代西方文化,成為俄羅斯人的主要參照係。但深刻的變化已經發生。當年在鐵幕的另一側,歐洲曾被視為人權、繁榮和科技發展的燈塔,是許多蘇聯公民向往加入的地方。

而現在,越來越多受過教育的俄羅斯人除了對歐洲的懲罰性製裁感到不滿之外,還把中國視為一個與俄羅斯聯係越來越緊密的技術先進、經濟上更強大的大國。由於與西方恢複正常關係並不容易,這種情況短期內不太可能改變。

弗拉基米爾·索羅金在他的反烏托邦小說《騎兵橫行的日子》(Day of the Oprichnik)中描述了2028年一個極度反西方的俄羅斯,它依靠中國技術生存,同時又在上演“恐怖的伊凡”時代的中世紀暴行。隨著一天天的過去,這部令人不安且富有遠見的小說(出版於2006年,旨在警示俄羅斯在普京的領導下會走向何方)讀起來越來越像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