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羅·克魯格曼 2024年5月16日
Preparing for the Second China Shock - Why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is imposing new tariffs. via @nytimes https://t.co/LbhATHuwsS
— Olav Mitchell Underdal (@omunderdal) May 14, 2024
特朗普是老式的貿易保護主義者，一段時間以來，他一直暗示，如果當選，他將迅速對所有進口商品征收10%或更多的關稅——這相當於美國經濟的“護頸圈”。
但拜登總統也絕不是自由貿易的純粹主義者。他的標誌性立法成就《減少通貨膨脹法案》——實際上主要是為了應對氣候變化——包含了一些民族主義條款，旨在限製對北美生產的製成品的補貼。拜登政府現在對中國出口的電動汽車征收高達100%的關稅，並對半導體和電池等其他進口商品征收關稅。
這些關稅的直接影響很小，因為美國目前從中國進口的受影響商品很少。但拜登的舉動不僅僅是一種象征性的姿態。這是一個警告——一個信號，表明美國不會接受第二次所謂的中國衝擊，即可能破壞政府議程關鍵部分的激增進口。
為了理解我所說的，回顧一些經濟和思想史是有幫助的。
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對美國的製成品出口激增。公平地說，包括我自己在內，大多數經濟學家一開始並不太擔心這種發展。經濟學中有句老話，如果另一個國家想以低價賣給你很多有用的東西，你不應該抗議——如果要做什麽的話，你應該給他們寫一封感謝信。
好吧，即使是最循規蹈矩的經濟學家也知道，事情沒那麽簡單。廉價的進口產品可能會使一個國家整體上更加富裕，但它們也會損害大量工人的利益。事實上，在20世紀90年代，關於來自低工資國家的進口是不是美國收入不平等加劇的主要原因，曾有過一場激烈的辯論，大多數經濟學家——同樣也包括我自己——同意進口是不平等加劇的原因之一，但不是主要原因。
長期以來，同樣顯而易見的是，如果經濟持續低迷，需求不足，無法產生充分就業，那麽貿易逆差可能具有破壞性。在中國進口激增的最初時期，這並不是一個大問題，但在令美國就業狀況持續低迷多年的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這確實成為了一個重要的考慮因素。不管怎樣，在那個時代，我對中國的態度相當強硬，敦促美國政策製定者威脅征收關稅，除非中國采取行動，通過讓人民幣升值來減少其貿易順差，但沒有成功。然而，這種擔憂逐漸消失了。
然而，在2013年戴維·奧托、戴維·多恩和戈登·漢森發表題為《中國綜合征》的研究報告後，經濟討論發生了變化，該報告後來被更廣泛地稱為“中國衝擊”。作者估計，從1990年到2007年，中國進口已經取代了大約150萬美國製造業工人。在一個像我們這樣龐大而充滿活力的經濟體中，這個數字本身並不算大：事實上，在美國，每個月大約有150萬工人因為這樣或那樣的原因被裁員或解雇。
但是奧托等人指出，美國許多行業在地理上是高度本地化的，因此進口造成的就業損失，雖然平均看起來很小，但對許多社區來說是毀滅性的。我喜歡以家具行業為例，該行業可能因中國進口而失去了數十萬個工作崗位。在全國範圍內，這隻是一個零頭。但家具行業集中在北卡羅來納州皮埃蒙特地區，因此進口激增撕裂了當地經濟的心髒，比如希科裏-勒努瓦-摩根敦大都會地區。
幾年後，當人們意識到進口激增對社區造成的破壞可能促成了特朗普總統的當選時，這篇論文的政治意義就變得更加重要了。
因此，第一次中國衝擊是一個真正的問題，甚至一般支持自由貿易的經濟學家——那些不同情特朗普式粗暴保護主義的經濟學家——現在也擔心進口快速增長的影響。
但是，等一下：為什麽我要說第一次中國衝擊？因為現在顯然有了第二次中國衝擊。
這一新的衝擊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國的弱點，而不是優勢。中國經濟陷入困境。消費者支出在國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非常低，而隨著勞動年齡人口的減少和技術進步的放緩，導致回報遞減，過去推動經濟增長的高水平投資支出已經變得不可持續。中國曾在一段時間內用巨大的房地產泡沫和膨脹的房地產行業掩蓋這些問題，但這個遊戲似乎已經結束了。
顯而易見的解決辦法是將更多收入轉移到家庭，從而增強消費需求。但中國領導人習近平似乎奇怪地不願做這些顯而易見的事情，他仍然專注於生產而非消費。我想讓中國專家來解釋這種不情願——是因為地緣政治嗎？還是因為擔心中國人會變得懶惰？
無論中國拒絕增加消費支出背後的意識形態或策略是什麽，剩下唯一的出路就是維持巨額貿易順差，將在中國生產但中國不能或不願消費的東西傾銷到其他國家的市場。
但拜登政府基本上是在說：不，你們不能這麽做。你們在世界經濟中扮演的角色太大了，你們不能把自己政策失敗的結果推給其他國家。
為什麽美國不能接受來自中國的廉價商品？人們依然在擔憂第一次中國衝擊造成的社區混亂。但還有一個新問題：氣候變化。被征收新關稅或被提高關稅的貨物主要是與綠色能源過渡有關的產品；電動汽車一直備受關注，但巨型電池——它現在開始在解決可再生能源間歇性問題方麵發揮關鍵作用，因為太陽不總是發光，風不總是吹——是一個更大的問題。
為什麽不買便宜的中國電池呢？這是一個政治經濟問題。考慮到氣候變化帶來的生存威脅，綠色能源轉型背後的政治聯盟不應該是脆弱的，但它確實是脆弱的。拜登政府能夠得到這些針對可再生能源的大筆補貼，必需將它們與創造國內製造業就業機會掛鉤。如果這些補貼反而被視為在中國創造就業機會，那麽我們將失去避免氣候災難的最後、也是最好的機會——這一考慮很容易壓倒所有反對關稅的常見論點。
因此，在征收這些新關稅時，拜登的人正在做他們必須做的事。我看不到其他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