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雨桐2010年逃離中國，但是這位記者在千裏之外的柏林仍然繼續麵臨來自北京的嚴重的跨國鎮壓。
這是一個陰冷的下午，但是蘇雨桐漫步在柏林的一個公園，心情愉悅。
她紮著馬尾，戴著帽子，帽簷側向一邊。47歲的她頗有動物緣。一隻法國鬥牛犬跑過來和她打招呼。天鵝和鴨子遊弋著向她靠近。
蘇雨桐一邊走著一邊搖晃著她那裝飾著亮片的錢包。她向美國之音(VOA)記者誇口她的乒乓球打得有多好。她的舉止與風天裏匆匆而過的柏林人形成鮮明對比。
在一個陰冷天，蘇雨桐在柏林一個公園和遊弋而過的天鵝和鴨子打招呼。
但這位新聞工作者看起來的無憂無慮，掩蓋了更黑暗的一些東西。
在走回公寓的路上，蘇雨桐說這些建築在白天看起來很不一樣。作為經常被中國政府盯上的一個人，這位自由亞洲電台(RFA)記者更喜歡走夜路。
“因為在夜晚，沒有人認識我，”她說。
你不必聽太多蘇雨桐的經曆就能理解她為什麽更喜歡不被認出。
這位記者曾在中國遭到軟禁，後逃往歐洲，但她仍然因為報道人權和政治而成為被攻擊的目標。從抹黑行動，到她的住址被人發在地下色情網站上，到以她的名義製造虛假炸彈威脅，騷擾行為留下了深深的傷痕。
“我不斷講述真相，所以他們希望我閉嘴，包括威脅我，”她說。她指的是中國政府，她和其他人稱中國政府是這些攻擊的幕後黑手。
十多年來，北京支持的騷擾一直是蘇雨桐要麵對的現實。專家表示，中國是跨國鎮壓最嚴重的國家之一，但是即使按照這些標準，蘇雨桐的情況也很極端。
公民實驗室研究員戈茲德·博庫。
“跨國鎮壓的日常影響是巨大的，”公民實驗室(Citizen Lab)的研究員戈茲德·博庫(Gözde Böcü)說。這個多倫多大學的組織專注於對人權的數字威脅。
影響是直接的，但對日常生活造成的後果更為嚴重。長期後果包括偏執、抑鬱和孤立。專家表示，這也可以給實施跨國鎮壓的行為體帶來他們最想要的東西：沉默。
據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說，過去十年來，至少有26個政府把打擊目標針對海外記者。對蘇雨桐的騷擾凸顯了一種更廣泛的模式，即威權政府越來越自信地跨境打擊批評者。
中國外交部及其駐柏林大使館都沒有回複美國之音發出的多封對本報道的電子郵件置評請求。
距離蘇雨桐上次踏足中國，已有十多年之久，但北京仍然是她的家。蘇雨桐在中國首都出生長大，由於那裏缺乏自由流動的信息，她決定追求新聞行業。
“中國封鎖真相。需要有很多記者來講述真實的故事、真實的事件和真相，所以我決定成為一名記者。”蘇雨桐說。
她曾在北京廣播電台工作，但2004年因政府的審查製度而離開。
2010年，蘇雨桐做出了一個影響她人生的重大決定：她散發了《李鵬日記》。這是由中國前總理寫的一本有關天安門廣場的書，在中國是禁書。
“我必須將其公開，”她說。“發表後，我的處境變得非常危險。”
當局突擊搜查了蘇雨桐的家，並將其拘留，但公眾壓力迫使當局改為將她軟禁在家。那年6月的端午節，蘇雨桐家隻剩一名看守人員。這位記者趁機出逃。
她說：“我用公用電話給媽媽打電話。我沒有說再見。我沒有告訴她我要離開。這是一個非常痛苦而且突然的決定。”
在同事和朋友的幫助下，蘇雨桐逃到香港，然後到了德國。
柏林和北京之間相距7300多公裏，這段距離一度讓蘇雨桐感到安全。她慢慢地重建了自己的生活，首先在德國公共廣播公司德國之聲(Deutsche Welle)工作，後來到了美國之音的姊妹機構自由亞洲電台。
“當我到達德國時，至少我能夠自由寫作，”她說。“我當時覺得德國非常安全。”
但是距離卻開始縮短。馬曉月(Mareike Ohlberg)說，這往往就是目標。
德國馬歇爾基金會研究員馬曉月(Mareike Ohlberg)。
馬曉月在柏林智庫德國馬歇爾基金會(German Marshall Fund)研究中國。從她的辦公室可以看到德國國會大廈。她說：“跨國鎮壓的基本策略通常是為了向人們顯示他們無法擺脫中國政府。為了顯示我們可以在任何地方抓到你，我們可以在任何地方找到你。”
馬曉月表示，中國所謂的“三挨”有助於解釋為什麽北京的騷擾如此咄咄逼人。在毛澤東的領導下，中國被認為解決了“挨打”，再也不用擔心受到外國列強欺淩。鄧小平被認為解決了“挨餓”，也就是貧困和饑餓問題。奧爾伯格說，按照這種說法，剩下的“挨罵”，也就是對中國的批評，習近平主席有責任將其根除。
“共產黨可以把中國國內的批評噤聲。但如果在海外做不到同樣的事情，那它還真的是一個強大的國家嗎？”馬曉月談到北京的心態時這樣說。“這是我們所看到的很大一部分。”
2011年，艾未未在中國被秘密拘留後，蘇雨桐領導了一場聲援這位中國藝術家的運動。作為回應，一個中國人運營的新聞網站發布了一些修過圖的照片，這些照片看起來像是蘇雨桐的裸體照片，該網站還錯誤地稱她為艾未未的情婦。
從那時起，騷擾不斷升級。
包括《環球時報》在內的官方媒體發起了針對她的運動。在當時稱為推特（Twitter)、現稱X的社交媒體平台上，“妓女”和“狗”這類侮辱性詞匯很常見。死亡和強奸威脅也很常見。深度偽造的色情圖片在社交媒體上傳播。
蘇雨桐說，她在中國駐柏林大使館外抗議時受到監視，而且中國當局多次向她表示願意給一大筆錢，讓她停止這類活動。
更令人不安的是，2022年，有男子開始按她公寓的門鈴，稱他們在地下網站上看到一則性工作者廣告。蘇雨桐懷疑是中國特工將她的地址發布到了網站上。
“我感到非常惡心和恥辱，”蘇雨桐說，並補充道，“我不敢在街上走。”
公民實驗室的博庫表示，與性有關的騷擾反映了專製政府針對海外女性所采取的更廣泛的策略。她說，這是“一種毀滅性的做法，可以讓女記者保持沉默”。
這起虛假廣告事件，並不是唯一一次蘇雨桐的身份被盜用並用來對付她。
2023年2月，一些身份不明的人開始以蘇雨桐和另外兩名活動人士的名義在從休斯頓到伊斯坦布爾在內的世界各地的豪華酒店預訂房間。然後他們報假警，稱有炸彈威脅。中國政府仍然是首要嫌疑人。
當時，中國駐華盛頓大使館發言人告訴美國之音，他們聽說了此案的具體情況，但中方“堅決反對”美國抹黑中國的聲譽。
發言人在電子郵件中說：“所謂中國搞‘跨國鎮壓’純屬無中生有。美方渲染‘中國威脅’、抹黑中國形象的圖謀注定不會得逞。”
跨國鎮壓通常是數字的或實體的。馬曉月表示，前者實施起來更容易、成本也更低。相比之下，對蘇雨桐所實施的行動成本更高、耗時更長。
“這通常是為中國政府名單上的頭幾個保留的，”馬曉月說。“幾乎任何事情都幹得出來——任何黨國認為它可以在國際上逃脫懲罰的事情。”
蘇雨桐遭到騷擾之後，柏林警方建議她更換住址。
蘇雨桐搬家已經10個月了，她的新公寓仍然大部分空著。在雪白的牆壁與高高的天花板交接處，環繞著華麗的冠頂飾條。
蘇雨桐還在適應過程中。散步回家後，她不小心碰到了門廳的電燈開關，意外打開了迪斯科燈。蘇雨桐大笑起來，說這是前主人留下的。
多年來，蘇雨桐住過一係列公寓。
她在北京還有一套舊公寓。她說，她想賣掉那套公寓，但中國拒絕向她提供出售所需的文件。她在柏林還有另一套公寓。
那兩套公寓都還保留著家具和裝飾，這些成了她無法取回的裝裹著人生幾個時期的時光膠囊。
被迫搬家是蘇雨桐所麵臨的騷擾的明顯後果之一。其他影響則更加微妙、更加觸及內心深處，比如食物。“我想每個人都有兒時對食物的記憶，”她說。
德國首都的中餐環境也還值得稱道，但是蘇雨桐卻很少能享受。
她說，外出就餐會增加遇到中國柏林大使館官員的風險。另一個令人擔憂的問題是，根據人權組織保護衛士(Safeguard Defenders)的一份報告，世界各地有些中餐館被發現是北京運營的秘密海外警察站。
無法安心在中餐館享受用餐的蘇雨桐練出了廚藝。“我慢慢地學會了一切，”她說。
蘇雨桐很少去柏林的中餐館，擔心遇到中國大使館的官員。這意味著她成為了廚藝不錯的廚子。(美國之音喬納森·斯皮爾拍攝)
聊到深夜，蘇雨桐做了幾道菜：炒飯、豆腐、黃瓜沙拉、魚、餃子、芝麻包。她戴著帽子——她總是戴著帽子——倒上茉莉花茶和紅酒，紅酒是來自一位德國議員的禮物。
這位記者時而凝重時而輕狂。她誇口說，與埃隆·馬斯克(Elon Musk)不同，她可以進入柏林高級夜總會波海恩酒吧(Berghain)。(Vice媒體2022年報道稱，酒吧保鏢將這位科技億萬富翁拒之門外。馬斯克的說法則不同。) 蘇雨桐對這種比較得意地笑了笑，然後轉向更嚴肅的話題，比如她對中餐館的懷疑如何轉變為對中國民眾的懷疑。
蘇雨桐在空閑時間喜歡幫助仍在中國境內的異議人士。但在德國，她擔心海外僑民真的會向北京匯報。
“我變得非常非常謹慎，”她說。
博庫表示，這種警惕性在被跨國鎮壓針對的人士當中並不少見。
“人們擔心社群內部的其他行為體或個人可能會監視他們。這些擔憂並非毫無根據，”她說。“不同社群裏日益增長的不信任也是一個大問題。”
蘇雨桐現在的情況好多了，但兩年來她很少離開過自己的公寓。她說，離開公寓的時候，“我一直查看周圍是否有可疑的人。”
但是，蘇雨桐說，她認為驅動中國當局的是恐懼。“他們害怕信息，害怕真相，”她說。
雖然騷擾行為並未停止，但蘇雨桐表示，傷害效果正在減弱。自始至終，蘇雨桐都沒有停止寫報道，因為她從來沒有考慮過向中國政府讓步。
她說：“他們沒想到我會慢慢走出那個陰影。我覺得應該感到害怕的是他們，不是我。他們無法讓我閉嘴。他們無法實現這個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