準備論文答辯之前，貝塔驚訝地發現，自己論文中一名訪談對象的身份造了假。
盡管貝塔在采訪前已經多次篩選、判斷，但直到她看到這名聲稱自己是公務員的訪談對象在隱藏身份半年後，竟然開始在朋友圈裏發布遊戲代打和淫穢內容，她才意識到，自己最終還是被騙了。
（圖/《監視資本主義：智能陷阱》）
作為某文科小眾專業的研二在讀學生，貝塔的畢業論文選題要求訪談有特定經曆與職業的人群樣本，但這樣的人貝塔幾乎沒有機會接觸。於是，半年前她自己出錢，在豆瓣的訪談招募小組上發布了有償招募帖子，邀請符合條件的人參與她的訪談。
貝塔的選擇不是個例。在豆瓣、小紅書、微博等社交媒體平台上，隻要搜索“訪談招募”，就會看到大批的人正在為自己的各種作業、論文尋找訪談對象。
每天都會有許多學生發布招募信息。（圖/網頁截圖）
相比真正走進人群、耗時耗力的田野調查，在互聯網上，學生們隻需要列出自己的招募要求，花費平均10至20元的訪談費用，就可能吸引世界另一頭的異質化訪談對象前來報名參加采訪，可以說是事半功倍。
然而，隻要有金錢交易的地方，就會滋生蛀蟲，並不會因為當事人身處象牙塔而出現例外。
發現自己被騙，貝塔感覺很無奈，尤其是自己在篩選采訪對象時已經十分謹慎了。
帖子發布後，她從40多個陌生人中篩選出15人進行二篩。有些人拿到貝塔的前采問題後就不再回複，“現在想來那些人也大概率是騙子。”最終貝塔約上的采訪不到10次，那名公務員”也在其中。
起初，貝塔要求對方出示身份證明，被拒絕後她也沒有在意：“我之前采訪過真的公務員，他們的職業的確會有保密要求，我也可以理解。”
如今重新複盤，貝塔才發現騙子的破綻是如此明顯：認真翻閱朋友圈就能發現，公務員身份是偽裝的，對方甚至不一定上過大學；牛頭不對馬嘴的回答，是從她這裏拿到采訪提綱後到網上搜來的。但因為論文主題特殊，其他樣本的回答也有不太切題的時候，所以當時貝塔在心裏將對方的行為合理化了。
麵對閃爍其詞的訪談對象，大部分人可能會意識到不對勁。但對一個還沒有社會經驗，也無法預料人性之惡的大學生來說，當訪談對象的回答模棱兩可，他們往往會認為是自己問得不好、主題太難回答，又或者覺得對方隻是表達得不夠準確，卻極少質疑對方身份和話語的真實性。
本著對課題負責的原則，研究者本應對此受訪者的信息多加追問。但要求網絡上的陌生人證明自己，甚至提供身份證明，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研究者們也往往不好意思去做。
畢竟相隔網線，出於理性的舉動也容易被曲解。提供真實信息的受訪者有可能會因為感覺到研究者的“不信任”而心寒，而想要刻意隱瞞的人，多的是辦法掩飾自己的虛假信息。
在互聯網的掩蓋下，虛偽和真實隻有一線之隔。（圖/pexels）
有同樣經曆的還有小田，她在線上招募某類軟件的深度用戶，還需要受訪者提供確切的軟件使用記錄，但這並無法阻止騙子行騙。
騙子拿著別人的賬號圖片截圖，將別人的使用方式套用到自己身上。直到訪談進行到30分鍾時，小田發現對方前後回答的明顯矛盾，追問之下，對方才不情不願地拿出了自己幾乎沒有使用痕跡的賬號。
小田失望地快速結束了訪談，對方卻著急地問她索要報酬。“別人畢竟花了時間參加我的訪談，我真的不好意思一分錢不給。”思索再三，小田給他發了20元的紅包，附帶一條信息：“您是不是刻意隱瞞了自己並非深度用戶？”
對方第一時間收下了小田的紅包，罵了她幾句，從此消失在她的好友列表。
“隻能算了吧，跟他對質成功了又怎麽樣？數據還是不能用了。”小田無奈，“數額不多，就當買個教訓。”
三年前，失業在家的嘉嘉為了搞點錢花，偶然加入了一個線上訪談的群聊，遇上招募信息和自己相符的帖子，她也會去報名參加。直到自己接觸過的一名學生表示遇到了騙子，她才意識到竟然還會有人以此設局。
嘉嘉剛出社會工作時，曾經在郊外遇到一夥詐騙團夥，她現在想起來還會後怕。“我的文化程度不高，但現在我有能力幫助別人，不希望讓學生們像我以前一樣孤立無援。”
最開始，線上招募訪談的人並不多，她和另一位女性管理員會自願地在每個招募帖子下留言，讓帖主注意篩選。後來女生準備考研，嘉嘉隻能一個人繼續工作，沒想到這一做就是3年。
嘉嘉最開始發私信向訪談招募者科普。（圖/受訪者供圖）
為了引起學生們重視，嘉嘉不斷地升級自己的話術。但騙子的騙術也在同步升級。這邊嘉嘉掛出騙子賬號的黑名單，對方大可以重新注冊一個小號，繼續在不同的賬號下留言。
有一個名字裏帶“玲”字的賬號反複出現在每個招募訪談的帖子裏，扮演著學生、離異女人、老師、外賣員、快遞員、記者等各種角色，被嘉嘉組織學生們成功舉報封號。
但另一撥騙子又建立了群聊，美其名曰“訪談中介”，實際上是將完全不符合條件的人介紹給招募者做訪談，再從中收取中介費。於是，嘉嘉就專門潛伏到“中介群”裏，把群裏的情況做成視頻，跟招募者們苦口婆心地科普。
嘉嘉用視頻、文字等各種方法，希望學生們提高警惕。（圖/網頁截圖）
騙子轉戰別的社交媒體平台時，她也跟了過去。平台對陌生人私信有次數限製，她就開五個小號換著給人發提醒，一個小號甚至因為私信次數太多被平台判斷為廣告而被永久封號。
嘉嘉沒有通過訪談防騙的工作獲得一分錢報酬。她本身也有全職工作，但每天隻要一有空閑，她就會往自己成立的防騙群裏搬運那些可能被騙子盯上的帖子，並逐一私信提醒對方。
即便如此，被騙的人還是不斷在出現：不聽勸找了“中介”，介紹來的人亂答一氣；研究者沒有核實騙子身份，對方直接念AI生成的內容，研究者整理資料時才發現。
有人被騙了將近500塊，在組裏給大家分享血淚教訓；而更多的人被騙後羞於啟齒，成為了沉默的大多數。
騙子的顯著特征便是關注列表中全是訪談小組。（圖/網頁截圖）
三年來，嘉嘉和騙子的較量就像打地鼠，她一個人在明麵上將錘子揮得飛快，但數量眾多的老鼠們利用著互聯網的隱匿性，不斷在暗門內外穿來穿去，好像永遠都打不完。
最讓她失望的是，三年來在網上做訪談招募的人數越來越多，黑名單中列出的騙子已經達到了430多人，但大家辨別真假的能力一點也沒有提升。
嘉嘉每天都為學生們的研究數據操碎了心，還是不斷有人被騙。有時候，她的善意提醒還會被人惡語相向，甚至被對方拉黑。
但當嘉嘉看到有人發帖反饋自己上當的時候，她還是會感到愧疚。“如果我再細心一點，他們是不是就不用損失幾十塊錢，也不用再傷心呢？”
事實上，驗證數據的真實性應當是學術研究中的重要一環。但對於涉世未深的學生來說，做到這點並不容易。
嘉嘉覺得，學生們其實並不是不知道要防範騙子，而是在招募時根本沒有往這邊想。
（圖/《監視資本主義：智能陷阱》）
學術倫理中明確了對實驗參與者的保護，學術委員亦會對此進行審查。但在真實的研究過程中，研究者們往往覺得自己處於低位。
作為在校學生，研究者們擁有的社會資源有限，每當需要異質性的采訪對象的數據時，常常隻能寄希望於網絡，還要求著別人接受自己的訪談。
辨別騙子的方法嘉嘉都已經說膩了，甚至為大家做了一份文檔供查看，但對於著急找到采訪對象來“交差”的學生們來說，一旦遇到了看似符合條件的潛在受訪者，篩選的事情就會被瞬間拋到腦後。
嘉嘉整理了一個辨別騙子的文檔，內容包括訪談注意事項、賬號辨別方法以及部分騙子的名單。（圖/受訪者供圖）
同時，學生們生怕自己的哪個舉動惹怒來之不易的采訪對象，所以問對方要身份證明的步驟也變成了紙上談兵。
一方麵是研究者們警惕性不高，另一方麵，我們與被騙的距離實在太近。去年開學季，大三學生小宣就曾經和嘉嘉黑名單中的某個專職訪談中介打過交道。對方在學校的問卷群找到小宣，以“大學生問卷互填”的名義邀請她進入新群。
小宣加入時，群裏已經有170多個人。“一開始我以為他是個好心的大學生，後來才發現他是專職訪談中介，群裏的人也並不都是騙子，還有很多不了解情況的大學生。”
隔著網線欺騙他人的成本很低，收益卻很高。雖然每一次訪談能拿到的金額都不多，但據那位“中介”的朋友圈所說，如果堅持做，一年最多可以賺5位數。
中介群主會在朋友圈發布廣告，招攬想做兼職的人進群。（圖/受訪者供圖）
再者，和電信詐騙相似，大家對別人被騙的經曆常常嗤之以鼻，總覺得自己不可能無法辨別惡意，直到騙局終於落到自己頭上時，才懊悔不已。
在網絡上找采訪對象被騙，也往往沒有申訴的渠道。畢竟和動輒幾千上萬的贓款比起來，這幾十塊錢根本算不上什麽，就算報警，也很難立案。
嘉嘉曾經幫組裏的一位學生要回了80元采訪酬勞。“我去和對方對質，他可能是新手，臉皮薄，把錢退回來了。”但更多的情況下，嘉嘉遇到的騙子隻會囂張地表示學生們“活該被騙”，然後馬上將她拉黑，消失在網線的另一端。
沒有相應的約束，卻能獲得實質的利益，在金錢的誘惑下，許多人不知不覺地便成為了微小惡意中的一環。
（圖/《你安全嗎？》）
如今，學生們招募訪談對象的主要陣地已經從豆瓣這種社區平台逐漸轉移到小紅書、微博等更開放的社交媒體平台。大數據為人們帶來便利生活的同時，也讓隱藏在陰暗中的詭詐者更容易找到自己的“獵物”。
嘉嘉之前也接受過一些媒體、學術研究的采訪，但她總覺得像一滴水滴進了大海。雖然陸續有一些學生自發地來幫忙，但最終堅持下來的仍然隻有她一個人。
“等到今年六月這一屆學生畢業，我可能也要考慮是否再堅持下去了。”嘉嘉說，但在此之前，她還是不厭其煩地為素不相識的學生們搬運、發送提醒信息，“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我最後盡自己的一份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