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去年6月中旬訪華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4月24至26日開啟了其任內的第二次中國行。其間，他將與中方領導人和官員舉行會見，並同工商界領袖、學生、學術界人士等進行交流。
今年以來，中美關係呈現止跌企穩的態勢：年初，習近平主席同美國總統拜登就中美建交45周年互致賀信；3月27日，習近平主席集體會見美國工商界和戰略學術界代表；4月2日，習近平主席應約同拜登總統通電話。具體來看，雙方也在禁毒、執法、科技、人工智能、農業、衛生、氣變、人文交流等領域取得一些進展。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布林肯訪華之際，美方仍在輿論上拋出所謂的“中國產能過剩論”、對俄軍事援助等議題。在行動上，不僅對華發起新的301調查，還通過了一項涉及台灣和限期剝離TikTok的法案，企圖來給自己製造談判“籌碼”。不過，布林肯24日抵達上海後，美方的論調似乎有所緩和，布林肯當晚在外灘拍攝的視頻中稱，“我期待在上海和北京舉行富有成效的會談。”
4月24日，布林肯在上海外灘視頻畫麵 圖源：美國駐華大使館微信視頻號
中國外交部美大司負責人在談及此訪時特別提到，中方“將重點就台灣、經貿科技、南海等問題闡明嚴正立場、提出明確要求”，“美方應對等解決中方關切”。除管控上述分歧外，對於布林肯此訪，中方還聚焦樹立正確認知、加強對話、推進互利合作以及共同承擔大國責任等目標。
“布林肯此訪是在兩國元首所創造的穩定氛圍下開展的工作訪問，既來推進與中國的合作，同時也提出美方的具體關切。”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CISS）主任、國際關係學係教授達巍在接受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專訪時表示，盡管近一年來中美高層互動頻繁，但目前隻能做到防止關係進一步惡化，距離雙邊關係獲得實質性改善還有不小困難。
作為中美關係學界的中堅力量，疫情結束後，達巍赴美交流的頻率在增加。今年1月初至3月下旬，他在斯坦福大學擔任訪問學者，與諸多美國高校、智庫學者、政府機構官員、科技企業人員等進行廣泛交流。同時，他也深入美國社會層麵，感受政治視閾之外美國社會的方方麵麵。
4月25日，達巍參加了一場布林肯與中國學者見麵的活動，他感到“談得挺好的，氣氛也融洽”。
“學界一直都在講應該到美國基層走一走。歸根到底中國要搞清楚幾個問題：美國國情怎樣？未來基本走勢如何？……”在達巍看來，了解美國真實的基本麵有助於中方的政策製定與決策。
中美之間當下的此“接觸”已非彼“接觸”
澎湃新聞：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訪華之際，拜登政府對華經貿、科技等領域的打壓與限製也在並行，近日西方輿論的主基調也渲染布林肯會在烏克蘭問題上捆綁“中俄關係”；提出人權問題等。您如何看待布林肯此行的議程設置？
達巍：布林肯這次訪華與去年那次的背景有所不同。去年訪華時，中美關係正因“氣球事件”陷入冰點，因此當時訪華是帶有“破冰”意味的，而此次訪華更多是延續去年11月中美領導人舊金山會晤的精神，包括近期兩國領導人通話所確定的雙方延續高層接觸的精神，所以這是一次“延續性”而非“開創性”的訪問。
從去年11月至今，中美之間出現穩定與合作的跡象，但在相對穩定的狀態下也有很多新問題出現。而布林肯此次也帶來了一些具體的關注點：一是，近期美國媒體所炒作的所謂中方向俄羅斯提供武器裝備和零部件；耶倫上次訪華提出的所謂“產能過剩”問題，這次恐怕也會繼續提。未來一段時間，美方是否會出台新的關稅措施也值得關注。台灣問題也是主要關注點之一。
可以看出，美方帶了他們的關切（concern）來到中國。與此同時，中方當然有我們的關切，也會向美方提出出來。對美方對關切，中方又是否會采取行動、作出回應，又是另一個層麵的問題。
澎湃新聞：我也注意到，不管是耶倫還是布林肯，在實際訪華期間，他們似乎傾向於塑造一些“親和”的氛圍。例如，耶倫訪華期間品嚐中國各地美食，與大學師生等民間人士交流，引起國內外媒體關注。而布林肯此訪也有類似安排。您如何理解此類行程設置的意圖？是否意在緩和強硬論調？
達巍：區別於一般層級的官員，耶倫、布林肯等人作為美國政府的高級官員，如果訪華期間隻是談一些問題就走，會給人一種雙邊關係非常緊繃的感覺。而增加一些輕鬆、多樣的安排，會讓訪問顯得比較正式，也讓中美關係中內容更加豐富。
所以，這些美方高級官員也是希望通過這些行程上的設計，來淡化那種緊繃繃的官方會見氣氛，表現出希望從多角度接觸、了解中國的意願，至少這也是他們對外傳遞的一個政治信號。
4月24日上午，布林肯在上海紐約大學與該校師生交流 圖源：布林肯在社交平台X（原推特）上發文
澎湃新聞：回顧過去近一年，中美雙邊高層交往頻繁密切，雙方在外交、經貿、軍事、氣候等領域的對話從佩洛西“竄台”後的取消、暫停走向恢複。您如何評價這些互動？有哪些具體的進展值得關注？
達巍：目前中美官方層麵的幾個進展值得重視。一是中美兩軍在加強互動，4月16日晚兩國防長通話（編者注：這是中美防長自2022年11月以來的首次通話）。實際上，此前兩軍的工作層級已有過幾次交流，包括4月初舉行的中美兩軍海上軍事安全磋商機製工作小組會議。未來兩國防長或還會有見麵的機會。
二是，中美金融工作組和經濟工作組在持續推進交流中，已分別舉行過四次會議。此外，雙方應該很快會在人工智能（AI）領域展開官方交流，這個比較重要。AI是特別重要的機遇，它對21世紀全人類的利益都有巨大影響。而中美作為AI領域的兩個主要強國，在該領域進行對話會是一個很好的信號。（編者注：美國務院4月19日發布的一份行前吹風顯示，布林肯訪華期間，雙邊將就AI風險與安全問題進行會談）
此外，中美雙方執法合作取得了不小的進展。雙方在禁毒合作上有務實成果，這對於美國國內控製毒品泛濫、拜登政府緩和國內矛盾都有好處。未來中美執法合作還可能向其他方向擴展。
澎湃新聞：這倒讓我想起美國最早的對華“接觸戰略”（engagement）。如何客觀看待當前中美之間的高層接觸，這和此前美國政府對華奉行的“接觸”政策有何不同？這是否隻是避免兩國產生誤判乃至衝突的理性選項？
達巍：“接觸”戰略和最近中美高層恢複“接觸”內涵完全不同。現在兩國的接觸隻是“contact”，或者是美方經常說的communication就是見大家見麵聊聊、舉行會談，指的是接觸這個動作，這有助於雙方減少誤判，也確實起到了作用。
而之前的“engagement”是一種戰略，核心是通過和中國交往，把中國拉到西方的國際體係中去，並塑造中國的發展方向。這一套組合性戰略背後有它的政治目的，簡單來說就是希望中國變得更像美國。
澎湃新聞：在今年3月底的一次活動上，您曾表示中美開展高層對話交流並不意味著雙邊關係“改善”，而隻能說是讓關係“穩定”。在您看來，衡量關係改善有哪些維度？距離關係改善還有哪些主要困難？
達巍：對於“關係改善”，最重要的是雙方改變過去的一些政策或做法，從而引起雙邊關係朝正向發展，這才稱得上改善。當前，中美雙方隻是為了防止關係變壞，但雙邊關係並沒有發生方向性變化。
至於衡量關係改善的維度，我認為最重要的是經貿和技術領域，比如美國是否能取消某些製裁或者縮短實體清單，以及能否改變在台灣問題上的消極言行，這些是中方最關心的問題。同樣重要的是，還要考慮如何能才讓中美兩國民眾和精英對對方產生更多正麵的看法，不要那麽負麵。
“窗口期”與美國對華友好、理性聲音的增加
澎湃新聞：隨著美國大選的臨近，有分析認為，今年上半年或是實現中美關係“穩中有進”的關鍵窗口期，您如何看待？
達巍：這段時間是一個穩定的窗口期，但很難說雙邊關係會有多大“進展”。需要抓住這六七個月的時間來穩定關係（編注：今年美國總統大選將在11月5日舉行），不管之後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候選人當選總統，這都能起到正麵的作用。
澎湃新聞：今年1月初至3月下旬，您在斯坦福大學擔任訪問學者。有哪些不同以往赴美交流的感受與體驗？
達巍：最大的感受是美國的多樣化，不同地區的人所關心的事是不一樣的。除華盛頓外，沒有多少人把中美關係或是中國當成頭號關心和討論的問題。另一個感受是，整個矽穀地區的科技創新非常蓬勃，創新氛圍十分濃厚，包括最近人工智能技術成長快速。
澎湃新聞：那您這次訪學的目標或初衷是什麽？
達巍：我的計劃就是去多走走、多交流、多認識人。所以，在美國期間我也做了十次演講或者討論會，對外講更多的中國故事。
在我看來，講中國故事的關鍵就是給全世界提供有效的信息。有時候，在國外很少接收到關於中國的信息，比如，去年底召開的中央外事工作會議，國外很多人其實不知道這個會究竟是怎麽回事。我後來在社交平台X（原推特）上發了這次會議的信息介紹，雖然是一個中文報道，我發現很多人其實很需要，也會克服語言障礙去閱讀。
講好中國故事，其實首先是要提供信息，提供關於這個世界的信息，其中一部分是關於中國的。由於中國成功的發展實踐，隻要我們的故事出去，總會是一個好故事。哪怕故事裏包含了中國的挑戰、問題、缺點，但是總體還是溝通一個大的好故事。我們不能試圖隻講中國的好消息，這會使得我們的故事喪失可信性，反而不可能是一個好故事。
達巍在美交流 圖源：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CISS）公眾號
澎湃新聞：在美期間，注意到您和高校學者和學生、高科技企業、政府機構、主要智庫等進行了廣泛接觸和交流。在和不同人討論中美關係或者中國議題時，您有什麽新的發現和體會？
達巍：在中美關係的問題上，美國國內的看法比較多元化，受到年齡、地域、黨派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呈現出的觀點差別較大。美國國內（對華）目前也沒有達成最後結論或一致意見，不同聲音、不同力量仍在博弈。
實際上，在過去的一年裏，一些對中國比較友好、相對理性的聲音正在逐漸出現，盡管這沒有影響到政策層麵，但這些聲音是呈上升趨勢的。一些知華的學者或是前官員，還是在講一些比較接近於真相的觀點。比如，在台灣問題上，美國方麵也有很多人表示不能僅僅想著對大陸進行威懾，還是要給大陸一定戰略保障，才能穩定台海局勢，這樣的聲音現在是了多起來。
對於美國政府在科技領域采取的“小院高牆”政策，也有越來越多人認為這種做法其實是對美國有害的。至於工商界，相比於政界對華態度更積極，他們還是要找機會掙錢，但也有陸陸續續回流美國的情況。
澎湃新聞：受到雙邊關係大氛圍的影響，和智庫學者、官員的接觸是否更加困難？
達巍：相較於過去一段時間，這兩年的接觸是更難了，特別是智庫學者中比較強硬或保守的那些，他們和中國交往的願望在下降，雙方比較難溝通。
除了這些難溝通的人之外，和多數主流的學者、智庫的交流不存在太大問題，哪怕他們對中國不是很友好，但是交流還是可以的。實際上最近一年多，中美之間交流目前是在增多。
澎湃新聞：對於那些難打交道的人，有什麽好辦法“破冰”或者放下心理上的“包袱”嗎？這種“包袱”具體指代哪些方麵？
達巍：我們首先要放下自己比較重的包袱，美方當然也有包袱，但如果總是強調讓美方先放下包袱，交流很難開展。所以，雙方都應該多到對方國家去交流。我們需要把對中國持有各種觀點的人都邀請到中國來看一看，哪怕是那些對中國有誤解、有怨氣的人，來了看一看交流一下總是有好處的。
具體到這些人的“包袱”是怎麽形成的，在雙邊關係的大環境下，兩國國內都有一些輿論認為對方國家很糟糕、做了很多錯事，這種輿論有時會影響到學者個人，交流時會感受到對方防範心理很重。但按理來說，個體有自己的獨立性，在交流中沒必要把兩國之間的問題變成兩人之間的問題。
其實大家可以稍微平和一點了，否則一直繃著、對抗，永遠看對方是“惡魔”，雙邊關係要怎麽穩定？
要努力增加和美國互動的頻率、代表性、區域多樣性
澎湃新聞：您這次其實也有深入了解美國地方的情況，像是去艾奧瓦州觀摩美國總統大選初選共和黨黨團會議。美國人現在主要關心哪些問題？基於此，您對11月的美國大選有什麽觀察？
達巍：美國普通人最關心的首先是國內問題，尤其是通脹和移民問題，這與他們切身利益和日常生活密切相關。在外交議題中，他們最關心的是中東和俄烏議題，中國並不是他們最關心的話題。
由於通脹水平和俄烏戰場等情況還在變化，現在來談這對大選的影響為時尚早。對於大選中的中國議題，我相信拜登政府也想關係穩定，這樣他可以集中精力備戰大選，整天炒作中國議題，對他沒有太大好處。但實際能不能穩定住關係又是另外一回事。
達巍在艾奧瓦州觀摩美國總統大選初選共和黨黨團會議。
澎湃新聞：此訪的觀察和收獲對於您之後開展中美學術交流有什麽啟發？
達巍：要盡量努力增加和美國方麵互動的頻率、代表性、區域多樣性等。其實多年以來，尤其是特朗普2016年勝選後，學界一直都在講應該到美國基層走一走，隻不過後來受到疫情幹擾。未來還是要沿著這個方向去推進。
歸根到底中國要考慮一個問題：美國自身到底處在什麽樣的狀態，國情是怎樣的？國內很多人也在問，美國有沒有在衰落？美國國力基本走勢如何？這些問題都得去考慮。而了解美國的基本麵不一定局限於政治，還需關注經濟、民情、社會矛盾、種族關係等，這些都需要實地經驗和實地考察。
澎湃新聞：那通過這次3個月左右的實地了解，您看到的美國實際情況是怎樣的？
達巍：第一，美國國內狀況總體不錯，經濟、科技、教育、社會、民情比較穩定，發展較快。美國的問題並不在於經濟本身，而是在於經濟成果的分配。未來如果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一代技術能夠賦能經濟的話，也是是一個解決美國國內問題的契機。
第二，美國沒那麽多人關心中美關係，當然華盛頓對話的調子還是很強硬。但美國很大，聲音也很多元化。我們還是要加強與美國的交流，不要把美國看成單一行為體。也不要以為美國所有的政策都是關於中國的，都是衝著中國來的。我們自己在戰略上還是要爭取鬆弛一點，不要讓中美競爭過分地扭曲我們其他領域的政策。
第三，在疫情之前，西方世界的很多人有一個共同的認知，覺得21世紀是中國的世紀，所以一個企業要想有好的發展，就要跟中國有聯係，到中國去投資；科研機構、高校需要去中國招生、辦分校；孩子將來要想有好的生活就要學中文。
經過三年疫情，美國更加關注國內的發展，像是新技術領域等。對外方向上，對印度、東南亞等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興趣增加。對於企業來說，中國市場依然重要，但他們更加信奉“不能把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裏”的道理。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應該做正確的事情，大力推動科技創新。尤其要注意打開對外開放的大門，不能自我設限。我們需要把中國與世界重新連接起來，這個任務恐怕比我們在家裏想象的要嚴峻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