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蒙開魯縣的耕地增費風波，聲勢頗大，是涉農輿論中強度少見的案例。可因為過程來得快去得也快，某些關鍵事實還沒來得及顯露，更沒演進到媒體千方百計搞核查的地步，它就嗖一聲降溫了，留下缺乏信息支撐的街談巷議。

這件事最早由@中國三農發布 利用其官微公布，看它的官微題圖，好像是農農業農村部內部的宣傳業務機構。它揭開了矛盾，包括耕地現場的，也發布了暗訪視頻，這些手法很像九十年代央視輿論監督的標準作業程式。

從輿情響應速度來說，開魯縣的應對可謂非常迅速，基本上踩著輿論聚焦點和痛點，質疑鎮副書記亂權就立刻宣布免職，批評阻礙春耕就立刻解釋前因後果，通報修辭克製，真話不全說，似乎也沒留下假話的把柄，可以說相當高明。

一來一往間，給人的感覺是，開魯縣在處置這個事上似乎早有準備，沒有被輿論節奏帶跑，而是給了交代，又沒閃出破綻。沒有比較就沒有傷害，同樣的突發輿論處置，各位想想蘇北某縣的那些通報，高下立現。開魯縣那邊或許有高手在。

但這篇不是要讚歎開魯縣的輿論應對成績，其實還是要從新聞媒體而不是宣傳媒體的角度，發一點感慨的。感慨就是，風波除了形成惡吏敘事外，還留下了惡霸敘事的生長點。不排除有人借輿論煙霧隱身，可惡霸敘事會削弱隱身的意義。

視頻昭昭，惡吏敘事是板上釘釘了，前警察、原鎮紀委委員紀雲浩成為媒體火力目標，他的職業生涯都被質疑，求證之火蔓延到他是否有一位得勢的父親。紅星新聞就求證、並否認了他父親是通遼市人大主任的傳聞，惡吏敘事躍躍欲試。

就在惡吏敘事想要擴大戰果時，次生輿論的旁支也延伸到另一種敘事模式，那就是圍繞承包人張文柱兄弟的惡霸敘事上。目前，惡霸敘事尚處在初級階段，沒有確鑿的事實支撐，其主要論點來自對現有材料的整理分析，比如有人提供縣政協委員的疑似身份。

換言之，立足現有資料，在輿論的反轉慣性下，有一些人描繪了原始承包人張文柱另一幅畫像：以不成比例的金錢拿下五六千畝地30年承包期、名不正言不順的“地主”（戶籍不在土地所在村）；高價轉包土地，利用每畝近700元差價發不仁不義之財的“暴發戶”。

在輿論當初惡吏敘事占主導時，主要有兩種說法來為張文柱的獲利辯護：一是他這麽多年改良土地也會付出很大成本，高投入高產出很正常；二是他有承包合同，對他臨時增費要依法來，哪怕“情勢變更”，眼紅其獲利不菲也不能違背法律原則。

這些貫徹了法治原則的辯護詞聽起來很好，契約精神也理應得到尊重。問題在於，一旦設定了駁斥惡霸敘事的辯護立場，就會發現事實之稀薄——誠實地說，無法實現護張立場在邏輯上的躍進。因此，當惡霸敘事繼惡吏敘事露頭後，它很難被遏止。

比如，惡吏敘事的核心要點就是紀雲浩“不懂法”，然而要推倒增補要求的直接證據，不就是甩出承包合同，讓紀雲浩吃癟嗎？可在中國三農發布的原始報道中，雖有一晃而過的合同鏡頭，但沒有重點引用合同內容，這似乎並不正常。

同樣，開魯縣的通報也沒有引用張氏兄弟的合同內容。這份合同神秘地、公然地，既沒有成為張氏兄弟維權的擋箭牌，也沒有成為官方否決前者的利器。在合同內容不詳，雙方皆諱莫如深的狀況下，要怎樣在這件事中體麵地護法呢？

惡霸敘事找到了紮根的裂隙，一個是承包合同的神隱，它沒有成為原始承包人張氏兄弟的護身符，隻成為出麵維權者口頭的縹緲依據；二是甚至連張氏兄弟本人也神隱了，沒有出現在中國三農發布的視頻中，視頻中被頂在前頭的是替張氏兄弟說話的代言人。

迄今為止，張氏兄弟沒有在新聞媒體上發聲，奇怪地缺席了這場因他們而起的輿論接觸戰。也有可能是，惡吏敘事的輿情周期短促，媒體還沒來得及跟進，官方通報就將新聞的路封死。宣傳跑在新聞的前麵，也或者對後者施加了不應有的壓力。‍‍‍‍‍‍‍‍

這是一個看起來雙輸的局麵：報導者在初始新聞中使用了不甚專業的手法，讓專業主義讓位於揭露的迫切衝動，而後繼的報道又未能擺脫偏頗輿論的路徑。另外，官方的輿情應對看似提供了信息，有話語主動權卻喪失了敘事主導權。‍‍‍‍‍‍

這個雙輸局麵並非首現於開魯縣，而是屢屢見諸各種輿論事件。在新聞報道與官方通報機製的雙輸局麵中，這兩方越來越不存在充分的溝通，後者以節製信息流為能事，前者則在枯竭的官方信息之外行動，要麽用專業主義持續發掘，要麽偏向於撩撥流量的便宜敘事。‍‍‍‍‍‍‍‍‍‍‍‍‍

從這一對競品敘事可見，開魯縣農地風波中，因為新聞報道未能實現專業的平衡義務，輿論繼續發酵用惡霸敘事展開了自發的平衡，從社會效果上看，它正在侵蝕惡吏敘事所占據的受眾範圍。對所有人來說，這都稱不上是好的進展，可除此而外，又能怎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