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3月10日的“西藏抗暴日65周年”紀念日，像往年一樣，在台藏人福利協會、西藏青年會等藏人組織和台灣民間NGO在台北舉行了一場遊行。數百人的隊伍從捷運忠孝複興站出發，沿途遊行、高喊口號，在國父紀念館外磕長頭、默哀，在中國銀行台北支行前表演街頭短劇，最後在信義無煙示範廣場以演講和靜坐為活動劃上句號。
在台北舉行的紀念西藏抗暴日65周年（攝影：上官亂）
長居台灣的流亡藏人不多，但遊行隊伍卻很長，因為參加者除了在台藏人外，還有幾十個支持西藏的民間機構和黨派的代表，以及無數境內外媒體。另外，台灣還有數百個藏傳佛教中心，穩定信眾有十幾萬。自從台灣開始政黨輪替以後，本土政黨就看到了台灣和西藏共同的命運，時常進行聲援。尤其是川普擔任總統時期，在同一年簽署了《西藏旅行對等法》和《台灣旅行法》，又讓台灣和西藏流亡政府這兩個沒有正常國家地位的“難兄難弟”碰撞出命運的火花。在至今沒有通過《難民法》的台灣，在台藏人可以說是所有在台政治難民中最受矚目的群體。但是，台灣和西藏流亡政府之間的關係並非一直如此貼近，近百年的台藏交往史，也是台灣從大中華敘事漸變為建立本土路線和尋求夥伴的過程，以及台灣難民政策的艱難探索之過程。
紀念西藏抗暴日65周年遊行，響亮口號下的不同聲音
在台北舉行的紀念西藏抗暴日65周年（攝影：上官亂）
“Free Tibet！” 一聲聲響亮的口號響徹台北的忠孝東路，在台藏人福利協會會長劄西慈仁站在遊行隊伍前的“戰車”上，手持大聲公（喇叭），一路喊得聲嘶力竭。這個出生於印度的流亡藏人二代，在2004年就拿到了台灣身分。他最為人熟知的事跡，應該是2008年，當中國奧運聖火在日本傳遞時，他跨過護欄並試圖秀出西藏國旗，而被日本警方拘捕。如今，“身經百戰”的他在台灣已經開始為所有人權議題奮鬥，不管是不是跟西藏有關。
這種“人權無國界”的觀念，在這次遊行隊伍中體現得淋漓盡致。在2024年總統大選中成為第五大政黨的“小民參政歐巴桑聯盟”也有代表在現場，該代表還帶著三個小孩一起來體驗這場民主人權“盛宴”。她對筆者說，對於她們這個新興政黨來說，人權是普世價值，不管是在台藏人、維吾爾人，還是移工或陸配的人權，都在她們的關心範圍。
2023年從廈門偷渡到金門，如今滯留台灣的湖南籍人權活動人士肖育輝，扛著巨大的“雪山獅子旗”站在人群中，無不感慨地告訴筆者：雖然以前在大陸做了很多年人權相關活動，但是一直到了台灣才知道西藏的真相，之前，他腦子裏對西藏的認識還是中共宣傳的那一套。
而在台灣學習中文，然後開始專注弘法的丹增南卓仁波切則說，他希望終有一天回到故鄉西藏，相信這一天並不遙遠，因為他覺得中國終將民主化。
地道的台灣人李小姐，則身穿藏袍，推著4個月大的孩子參加遊行，隻為表達支持西藏獨立的誠意，和實現台灣獨立的決心，她認為尋求獨立是西藏和台灣的共同課題。
而華人民主書院理事長曾建元則認為，西藏和台灣的訴求未必完全重合，大家最大的共同點應該是“民族自決”，因為達賴喇嘛為代表的西藏流亡政府走的一直都是中間路線，即非暴力，也不尋求獨立，但要求高度自治和民族自決。
遊行隊伍中也不乏關注在台藏人處境的聲音，台灣某難民關懷機構工作人員登上遊行隊伍的領頭“戰車”發表演講。她表示，雖然台灣出於同病相憐的情懷，精神上和流亡藏人站在同一戰線，但台灣的移民政策層麵對流亡藏人不夠友好，比如流亡藏人的在台居留問題，藏僧來台簽證的問題，都多年懸而未決。
這一天，全世界很多城市都有藏人到當地中國使領館前舉行抗議。而台灣地位特殊，沒有中國大使館，於是遊行隊伍到台北最具中國意味的地標——中國銀行台北分行門口，在劃定的公共區域裏，演講、抗議、演出街頭行動劇，抗議中國政府抓捕藏人異議分子，和拆寺廟建水電站，以及打壓藏語教育。現場的中國銀行工作人員基本都是台灣人，似乎已經習慣了眼前一幕，等隊伍走了之後，便熟練地拆掉圍欄。
在中國銀行門前的行動劇，模仿抗議拆廟的藏人被抓的場景（攝影：上官亂）
反而是路過101大樓的時候，遊行隊伍被一位台灣老人指著大罵：“滾回西藏”、“台灣已經夠亂了，你們還來添亂”、“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有台灣支持者和藏人忍不住當麵理論，被警察熟練地製止。劄西慈仁說，以前在台北遊行，還遇到過打他們的人，可是警察都會製止，這就是台灣的民主秩序。但是，他是在台流亡藏人中極少拿到合法身份的，更多的流亡藏人，雖然在每年的這一天享受著台灣的表達自由，並屢屢成為台灣公共輿論的議題，但是距成為合法居留者，仍然有一段不可預測的距離。
台藏關係：在大中國論述、反共反獨路線和本土化路線中搖擺
在中國銀行門前的行動劇，模仿抗議拆廟的藏人被抓的場景（攝影：上官亂）
自從中共1951年用武力威脅的手段“和平解放西藏”，經過了短暫的蜜月期後，西藏人民和中共政權開始矛盾重重。這些宗教、民族矛盾，最終在中共粗暴的“民主改革”和公社化運動期間全麵爆發，引發了1956年開始的係列武裝衝突，最終演變為1959年的拉薩事變——1959年3月10日，拉薩萬人示威蔓延成西藏全境抗暴行動，十四世達賴喇嘛因此流亡印度，並成立流亡政府。後來，3月10日被流亡藏人定為“西藏抗暴日”。
其實，西藏並不閉塞，雖然在過去幾百年，和大陸中央政權的關係一直都是模糊不清的，但他們卻與整個喜馬拉雅山地區、印度以及蒙古都保持密切的聯係。英國殖民印度之後，一直想建立和西藏的關係，但是西藏借用和滿清之間微妙的藩屬關係，拒絕接觸，英國屢屢接觸失敗後，發動了藏英戰爭。1904年，第二次藏英戰爭期間，達賴喇嘛十三世逃出拉薩，流亡蒙古。1910年，清軍入藏，達賴喇嘛十三世流亡到印度。他在印度期間接觸到了西方的製度與科學。辛亥革命之後，西藏清除了清軍，達賴喇嘛十三世回到拉薩，逐漸開啟了西藏現代化改革之路。
在中華民國成立之初，西藏已經完成了相當程度的現代化改革，藏軍的武裝大部分都是英式武器，在幾次小規模的衝突之後，中華民國軍隊沒有占到便宜，於是將與西藏的關係擱置起來，選擇從名義上“統一西藏”——1928年，國民政府成立蒙藏委員會，理論上實現了大中國論述。直到1949年，中共實現了中央政權第一次軍事占領西藏，然後，其將中國傳統上對西藏的誤解糅合著馬列主義階級觀點，把西藏曆史歪曲得登峰造極。而此時的蒙藏委員會和少數宗教人士則隨著國民黨政府一同到了台灣，成為最初的在台藏人群體。
1959年拉薩事變後，達賴喇嘛十四世流亡到印度，看起來像是這個民族的宿命輪回。但是，遠在台灣的蔣介石卻趁機發表《告西藏同胞書》，他將此視為反共複國的一個機會，將“反共複國”、“五族共和”、“重建大中華民國”等作為原則，雖然提到了民族自決，但是堅決反對“西藏獨立”。西藏流亡政府則認為，這場反抗是藏人為自己爭取自由獨立的抗爭，並非中國內戰的一環，西藏更非大中國的一部分。這項最大的分歧造成後來台灣和西藏流亡政府之間幾十年的曲折關係。
出走後的西藏流亡政府，繼承了達賴喇嘛之前的改革步伐，開始在達蘭薩拉探索出完整的民主製度，並進行民主選舉。但是蔣介石政府為了反攻大陸大業，長期派人到流亡政府招降納叛，收買部分流亡藏人簽訂協議，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此舉讓流亡政府非常惱火。 一直到李登輝時代，台灣完全放棄反攻大陸，改走本土化路線，同時需要國際支持，這才開始改善西藏流亡政府的關係，畢竟達賴喇嘛已經於1989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舉世矚目。
1997年，李登輝繞過蒙藏委員會，邀請達賴喇嘛來台。達賴喇嘛此行很受歡迎，流亡藏人也改變了對台灣的看法。1998年，達賴喇嘛宗教基金會在台北成立，成為實質上的流亡政府駐台代表處。2001年，陳水扁擔任總統後，更熱衷於廣結國際上的“同道”，他邀請達賴喇嘛二次訪台，並承認流亡藏人的無國籍者旅行證，還給藏人發放簽證，讓境內125名逾期居留藏人合法居留。2003年，台藏基金會成立，蕭美琴任副董事長。2008年，西藏發生“3.14事件”之後，台灣還成立圖博之友會，2009年的3月14日，台北舉行聲援西藏遊行，蔡英文還親自出席聲援西藏。同年8月，達賴喇嘛應高雄市長陳菊的邀請第三次訪台，安撫“88水災”受災民眾。
但是，此時的台藏關係已經開始降溫，因為國民黨執政，兩岸關係升溫，馬英九政府等國民黨高層避免會見達賴喇嘛，而且達賴喇嘛原計劃在桃園的記者會和演講被取消，高雄演講的場地也從15000人容量變成700人的空間。
一直到2016年，台灣再次政黨輪替，對西藏的支持才再次加強，國會西藏連線等機構陸續成立。2018年，國會宣布裁撤蒙藏委員會，改為蒙藏文化中心，這意味著，在台灣過去的對西藏地位的傳統論述已經實質走入曆史。
當然，三大政黨對流亡藏人的態度有著明顯區別。國民黨由於中華民國憲法的限製和對中國政府的忌憚，與流亡政府保持距離；民進黨則在理念和路線上與流亡政府親近，同時需要西藏的遭遇作為“抗中”理念的佐證，因此和流亡藏人關係較好；民眾黨態度不明，2019年，柯文哲稱“藏人自焚造成中共困擾”引起廣泛撻伐，不過2022年達賴喇嘛生日，時任柯文哲副手的黃珊珊卻公開出席生日活動。
流亡藏人和台灣的關係幾十年，可以說也是台灣重塑自己的曆史敘事和尋求盟友的最佳寫照之一。
作為難民的在台流亡藏人，留下或離開都很困難
在天氣晴朗的時候，位於苗栗的藏傳佛寺桑耶寺裏，總會出現一些台灣女孩，化著精致的網紅妝，穿著完全不符藏人習慣的西藏風服飾，搖著道具轉經筒，在風格鮮明的藏式建築、高高的風馬旗下麵拍寫真。畢竟，這裏是台灣最像西藏的地方了。而寺廟裏的誌工，逢人也是口稱“阿彌陀佛”。台灣人和西藏的接觸並不多，去過西藏的台灣人本來就少，2008年以後，藏區更是嚴控境外人員入境旅遊，這讓很多台灣人對西藏缺乏了解。達賴喇嘛第三次來台時，甚至還遭到對藏傳佛教有偏見的教團大規模攻擊和造謠，後來達賴喇嘛宗教基金會花了八年時間，才打贏這場名譽官司，並讓對方登報道歉。
但是真正擺在在台藏人麵前的問題，是簽證和身份合法化的困難。
由於台灣一直沒有通過《難民法》，所以對於不同背景的政治難民，難以找到一以貫之的準繩。當然，除了台灣，流亡藏人在別的非民主國家也沒有難民證，比如尼泊爾。在尼藏人的生活條件處處受限，隻能靠族人間相互幫助，組成福利基金會募款。
大多數流亡藏人沒有國籍，一般都持印度辦的難民護照，以及一個特別的“綠皮書”。這個綠皮書全名其實叫做“自由捐獻手冊”，除了定期給流亡政府小額納稅以外，有點像是流亡藏人的身份證，而且擁有投票權，可以在全世界不同的藏人社區選出自己的議員。
依據台灣文化部蒙藏文化中心的統計，2022年底在台藏族人士人口數為 652人，這些都是取得台灣身分證或居留證的在台藏人。但是，流亡藏人沒有在這個統計裏，他們大部分隻是以短期簽證的身分在台灣弘法或者居留，有些處於逾期居留的狀態，根據基金會的統計，截止2022年底， 在台流亡藏人共有300名左右。
根據《西藏的天空》季刊主編盧惠娟在2023年6月發表在《台灣人權學刊 》的《在台流亡藏人的生存困境 》，在拿到居留證和身分之前，部分沒有身分的流亡藏人，基本隻能以打黑工的方式生存，除了極少數人在西藏餐廳做服務業和蒙藏中心工作，其他人要麽在建國玉市擺地攤，要麽在工地打工。他們也沒有健保，生重病得自籌醫藥費。
藏人行政中央（“西藏流亡政府”現官方名）現任駐台代表格桑堅參曾擔任駐澳中文官，見證了歐美及台灣流亡藏人的不同生活。他觀察到: 歐美的流亡藏人，因為移民早，有比較好的工作。而且流亡藏人在印度接受英文教育，流亡到歐美很容易融入當地主流社會，所以能擔任議員、市長、銀行員、公務員等。而來台灣的流亡藏人，沒受什麽中文教育，隻能打零工。在身分方麵，相較於台灣以非法居留看待流亡藏人，澳洲則會給永久居留，每周末還有藏文及文化課，使流亡藏人不忘母語及母文化。
另外一個困難，就是藏僧弘法簽證的問題。實際上1980年就有流亡僧人來台弘法了，但那時候藏人隻能持尼泊爾等外國護照才能進入。後來隨著“西藏熱”興起，台灣信眾也多了起來，一些喜瑪拉雅地區的居民看到有利可圖，便假冒僧人來台“弘法”，造成有一段時間有關西藏喇嘛的負麵新聞不斷。加上當時政府的官員對藏人的看法頗受大中華影響，視流亡政府為反叛，因此對藏人不友好。雖然陳水扁時期，對流亡藏人的簽證放開了許多，但是藏僧弘法隻能申請短期簽證，時間到了必須離境再申請入境，這讓各地佛學會的經濟負擔大增，還經常造成很多藏傳佛學會沒有導師而長時間空轉。經多台灣各方人馬多年的努力，目前在台灣各藏傳佛教佛學會的藏僧可取得 60 天的停留簽證，兩個月到期需要出境，每個佛學會有一位常住法師可延簽，而有六個月停留簽證。截至2024年初，在台流亡藏人的困境已經在慢慢改善，很多人已經在過去的一兩年裏陸續拿到了身分，不再處於打黑工的狀態。
近年來，台灣的本土政黨每次提出抗中議題，每次必提西藏和香港，一個是實行了一國兩製而後淪落的香港，一個是簽訂了和平協議而後淪陷的西藏，以此來警告大家警惕中共。但是盧惠娟在文中也不止一次提到：“台灣政府以基於所謂國家安全的理由不核發流亡藏僧的停留簽證”。盡管藏人和台灣有著共同的敵人，但也仍然麵臨著台灣嚴苛的“國安”檢視。當然，這也是幾乎所有在台政治難民的共同處境。
其實，西藏流亡政府不僅是在台灣，就算在整個國際上的流亡組織裏，都擁有著高度正麵的口碑，這還和他們的一個特質有關，那就是極其開放包容的心態。
格桑堅參在多次演講中，都會提到一個重點：除了對達賴喇嘛等重要人物的必要安保，他們不會去刻意“抓特務”，因為流亡政府對自己的文化和製度非常自信。他們心態非常開放，認為心有信仰又追求自由的人，終究會成為自己人，哪怕對方是真正的特務，也有改變的可能。因為他自己就曾是一個藏區統戰幹部，脫離體製逃亡到印度後，如今成為流亡政府珍貴的外交人才。雖然中共對海外組織都有滲透工作，但是流亡政府並沒有將其列為頭號威脅。他們相信，這種宗教式的包容與接納，才能讓流亡政府的影響力經久不衰。劄西慈仁也在演講中不斷地強調：“我從不討厭中國人，我隻是可憐他們，因為連我們流亡藏人都有投票權，他們卻沒有。”
當然，流亡藏人最擔心的問題，還是未來達賴喇嘛圓寂後，中國會做什麽？流亡政府的民主製度是否能持續？國際影響力是否會下降？為此，一些印度的年輕流亡藏人都在想辦法移民，身分焦慮越來越強烈。而怎樣和流亡藏人這樣的政治難民守望相助，增加國際能見度和民主聲譽，同時又真實照顧到政治難民的權益，也是台灣需要認真麵對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