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貧富

2014年3月8日，是MH370改變航線的那一天——這架淩晨從吉隆坡起飛載有239人的馬來西亞航空公司的飛機，中途關閉通信係統，在南中國海擅自調頭，飛至南印度洋時離奇消失——也是許多人命運航線被改變的那一天。

MH370有中國籍乘客154人。他們代表著社會的不同層麵：一群來自江蘇的頗有聲望的畫家，一個京籍老年人組成的商務旅遊團，若幹在新加坡從事勞務輸出的年輕人，以及不同職業、身份的遊客與公派出差者。隻因為一張印著同一個登機口的機票，他們的家屬從此命途相連。

噩運的雨點無差別落在他們身上。窮人，富人，苦難裏長大的人，蜜罐裏長大的人。

當年25歲的石家莊人魏守厚在墨爾本即將就讀金融學碩士課程。開學前，父母來澳洲，他們旅遊了半個月。這是一段難得的家庭時光，「非常開心，非常難忘」。年輕人雄心勃勃，想著畢業後在「西方各方麵比較成熟的金融體係」長長見識，闖出一番事業。父母踏上回程，他們將在馬來西亞中轉。兒子此前在中澳間往返，多次乘坐這趟航班。轉機前，他們通了電話，兒子才去睡覺。等他醒來時，原來的世界破碎了。

1952年出生、曾經的手表車間工人包蘭芳感覺前半生吃了很多苦。當老師的愛人在「文革」中受到父親的波及，被學校開除，下放到邊疆。夫妻兩地分居了很多年。她不斷努力，終於在1985年把愛人調回了北京的廠裏。一家住在北京二環的胡同，她把兒子培養成了工程師。以後都是好日子了，她曾那麽以為。兒子一家三口上了那架飛機。

「我說不清我這一輩子有多難，肉體的苦，也有精神的苦，」包蘭芳說，「我不知道我以後還有多難。」

包蘭芳

那一天，白栓富是在黑暗中出發的，早上5點半，他和女兒就出門了，開車奔機場而去。妻子是個攝影愛好者，經常背著長槍短炮出國旅遊，每次回來，丈夫都會在機場接她。這一趟她去了尼泊爾，回程從馬來西亞轉機，預計在6點半抵達北京。時間一分一秒過去，白栓富盯著大屏幕，妻子乘坐的MH370一直顯示處於延誤狀態。到了後來，屏幕沒有字了。他沒有等到她，那一天是在黑暗中結束的。

家屬被安排在麗都酒店等消息，他們在那裏度過了50餘天。消息混亂矛盾，飛機卻始終蹤影全無。他們隻是一群普通人，麵對如此災禍，表現出的也是普通人的樣子。酒店裏到處都是爭吵聲。家屬跟馬航工作人員吵，跟酒店服務員吵，跟誌願者吵。「咱這話說得可能難聽點，他們當時仗著我是受害者，遭遇了這樣大的痛苦，所以我可以做任何事，向任何人發泄我心中的怨念。」有年輕家屬說。

一位家屬回憶，與馬方的溝通會上，有人在某些次要環節糾纏。「這麽關鍵的提問場合，他說我幾點鍾去飯堂吃飯，沒有給我飯。當時我們就覺得特別可笑。」她說。但薑輝不同。他通訊專業畢業，在一家通訊公司擔任中層，擁有與飛機通訊有關的背景知識。「薑輝是唯一能站起來問一些比較專業的問題的，算是比較理性的。」薑輝的母親在那架飛機上。

2014年時的薑輝

記者蜂擁而來，機緣巧合下，權義成了其中最特殊的那個。他30歲出頭，麵相病怏怏的，但卻是個死磕派。記者無法進入的會議，他總在門口蹲守第一時間的消息。一個家屬看他麵熟，給了他一張房卡。他從此有了「通行證」，得以搬進麗都，全天候混在家屬裏。漸漸地，他們熟悉起來。他所在的新聞機構也給了他足夠大的支持，允許他一直留在麗都，即便到了後期，消息逐漸沉寂，大量媒體撤離。他每天都在寫稿。

那個時期，記者采訪家屬，常有在不同世界穿梭的感覺。有時，你身在麗思卡爾頓酒店的頂樓會所，桌上擺著果盤與小吃。有時，你趕至市郊一個沒有暖氣的棚戶房裏，月租50元，門外就是臭水溝。但破解馬航謎團，社會地位與金錢毫無用武之地。為了方便與各方溝通，頭幾年，很多外地家屬在北京租了房子。對於江蘇農民夫婦馮至善、謝修萃來說，那間棚戶房就是他們能負擔得起的少數選項之一了。

最初一兩年，家屬間常有飯局，一兩周一次，他們總能找到各種理由。白栓富是一家上市公司的老板，戴百達翡麗的手表，他從未想過隱藏什麽。「你穿的衣服，你平常抽的煙，你的消費習慣，這些東西你藏是藏不住的。」他說，「你有多少實力，或者你有多少社會地位，在這塊上沒有高低的區別，大家一個共同的名字叫馬航家屬。」但他需要過的內心一關是，作為一個一貫威嚴、內斂的企業家，他害怕讓所有人看到他醉酒後的狼狽。後來他意識到，藏起來才是更痛苦的。自此，他每喝必醉，醉酒成了一種短暫的解脫。

白栓富

權義也常被喊去聚會，他是到場唯一與機上乘客無親屬關聯的人。報道停下來，他與家屬的友誼卻日漸深厚。趙本山接受他采訪，送了他一幅親筆字畫，他扭臉就送了白栓富。家屬裏的河北邯鄲農民栗二友送了他一袋山藥，他反而感到比字畫更珍貴。一次，白栓富醉了，無處安置，權義把他帶回出租屋，自己去睡沙發，讓出房間給他。次日，白栓富醒來直罵，「你他媽這個床太差了，年輕人你怎麽混成這樣了。」

權義腦裏閃過的卻是另一個念頭。栗二友睡西客站時，他也邀請他來家裏睡。「一個富豪，一個老百姓，不是同睡我一張床嘛，有什麽區別呢。」權義想，「命運都是一樣的。」

家屬栗二友展示十年來往返於北京「找人」的火車票。

停滯與分化

事發16天後，權義見證過一次家屬們集體的情緒崩潰。那天，馬方宣布飛機終結於南印度洋。上百家屬從會議室裏衝出來，「又砸又搶，還有要打人，要打那些安保，失去理智了呀。」權義說。

但他理解，他報道過多次災難性事件，他知道應激創傷意味著什麽。之前那些事件發生後，調查結論和追責總會到來，那也是報道結束的時刻。「飛機不可能平白無故地消失嘛。一個月不出來，倆月不出來，仨月、四個月總得有一個結果。」他想，一切終將明朗。

但到了今天，我們已知道故事如此發展：MH370依然是一個龐大、徹底的謎題。那幾片殘骸並不能證明發生了什麽，一些疑點始終無法解釋，而圍繞殘骸的發現，又衍生出更多的疑點，其真實性也並未得到家屬群體的普遍認可。

早在麗都酒店，家屬們成立了家委會，有著不同分工，組織有序。律協在家委會建立過程中甚至給予相關指導。後來家委會不再運作，通過微信群，家屬聯係緊密。

家屬訴求一致，他們常用的一個詞是，「找人」。無論是去空港中心開會，向有關單位反映訴求，走法律程序，或者熬夜研讀資料，都是為了把人找回來。在這個意義上，家屬們的聚合，不止是一個互相扶持的情感療愈會，也是一個持續進軍的行動隊。

事發後，聚集在麗都飯店的家屬們

家屬們前期提出的問題，集合起來有47頁A4紙。看到這些問題，你將感受到家屬為此下了多少苦功。一些問題看起來像特稿的采訪提綱，聚焦細節——「馬爾代夫居民撿到的滅火器屬於哪個航班？」「從衛星的數據來看，有兩次的電話呼叫過程，當時使用的電話網絡是公共通訊還是獨立的海事衛星電話？具體型號是什麽？呼叫地點在哪裏？」

一些像庭審詢問，關注證據鏈條——「納吉布總理說通訊係統被人為關閉，證據支撐是什麽？」「請馬方提供中期報告第 6-7 頁涉及到的二次和一次雷達錄像。請馬方再次協調印尼當局，公布 2014 年 3 月 8 日淩晨的雷達錄像，而不是簡單說沒看到（飛機）。」

還有一些像產品說明書，有著我完全看不懂的技術術語——「在 MH370 Comms文件第 40 頁，提到 GES ID(octal) 是301，請問這個號碼代表哪裏的地麵衛星站？」「之前搜索的 12 萬平方公裏區域是基於 2:40（MYT）的首次衛星電話BFO 推測飛機已轉南。有分析人員提出，那時飛機不是水平飛行，馬方技術人員怎麽看？是否仍然認為飛機已轉南？」

一些當時以為的階段性成果，事後看來隻是某種自我安慰。比如登機錄像，家屬向馬方提了兩年多要求，最終通過其他途徑得到了（其實那隻是安檢錄像），對真相揭開並無幫助。

清單上的一些小問題解決了。但那些凝聚公共輿論焦點的大問題還晾置著。「為什麽馬方明知折返，還在南海搜救了八天，因此耽誤了寶貴的救援時間？」「波音公司作為飛機製造商也是搜索策略小組成員，為什麽沒有解釋過MH370是否涉及產品質量與設計缺陷？」

一個問題可以衍生出更多的問題。所有問題可以化為一個問題。MH370在哪裏？

最初，大家都認為這個問題一定有答案。2015年的春節，事發後的第一個春節，家屬群流行發紅包。白栓富出手闊綽，一發就是188元。「沒有由頭，不高興就發，高興也發，跟神經病似的。」母親在飛機上的徐京紅回憶。她發的金額沒有那麽大，但粗略算下，發出去也總計有一萬六。他們約定，搶到紅包尾數為6的要接著發20元，接龍不斷。搶紅包常常到半夜還在進行。後來有人想起，不由感到諷刺，紅包製造了一種喜慶的感覺，大家仿佛刻意狂歡，預祝劫難盡早結束，卻不知漫長的日子還在後麵。

2015年7月29日，一塊屬於MH370機型的襟副翼殘骸在留尼旺島被發現，為此前搜索無果的航空懸案提供了新的線索，也在家屬內部攪起極大波瀾——如果相信乘客還活著，這片殘骸意味著什麽？

家屬們開始分為兩派。一派否認殘骸的存在，認為那是陰謀論的一部分。重點還是「找人」。他們繼續督促政府的外交交涉、質問馬航。另一派更理性，他們知道，殘骸如果屬實，完整迫降的希望泡泡就被戳破了。

為了證實殘骸的真實性，薑輝投以行動。當年10月，他與另外兩位家屬自費奔赴留尼汪島，找到了那位發現殘骸的海岸清潔員，與他交談並在海邊勘探後，薑輝確認，這的確是一個普通人意外地發現了一塊飛機殘骸，不存在陰謀，也與任何組織無關。到了2017年，20餘塊的同機型殘骸在世界範圍內被發現（其中3塊通過零件編碼，可以100%確認來自MH370），薑輝還在馬達加斯加親手找到一塊。

否認殘骸存在的一派被激怒了。他們認為薑輝等人這樣做是轉移輿論的關注，迎合謊言。一個叫文萬成的山東大爺成為薑輝的首要批評者，他的獨子在飛機上。一些舊事也被翻了進來，其中還包括2015年春節，20幾位家屬用群體捐款去馬來西亞抗議，大家為省錢睡通鋪，薑輝卻以攜帶很多設備為由，給自己安排了單間。雙方從觀點不同變為個人恩怨，在薑輝單獨提起的對馬航及其代理律師的名譽權訴訟中，文萬成向對方提供了偷錄下的不利於薑輝的視頻證據。

2016年，新的分化再一次出現。在兩年訴訟時效屆滿前，訴訟與和解的選擇擺在了家屬麵前。

選擇訴訟的人，首要目的不是為了賠償。往前看，他們是為了追責。往後看，是為了國際航空公約得到真正履行，搜索和人道關懷不要停止。訴訟也是一種爭取關注的手段，如果沒有人的持續行動，家屬擔心，MH370就被人遺忘了。

當時，根據馬航提出的和解協議，和解金有252萬元（原定金額為250萬元，因為這個數字像是一種侮辱，被家屬否決），由德國安聯保險公司賠付。和解後，對家屬最大的不利在於，要放棄真相浮現後的一切追責。

沒有人認為這是公平的，但選擇接受的人各有苦衷：有的因為失去家裏支柱而產生的經濟窘迫，有的因為無力維係下去的精神損耗，有的因為不便言說的外部壓力。但在一些拒絕和解的人眼裏，這是對乘客和家屬群體的背叛。

和解成了一個敏感話題，親近的家屬之間也不會彼此打聽。但當文萬成把一份不知從哪裏收集到的和解名單扔到群裏後，深海炸彈爆炸了。猜忌在滋生。有人說了傷人的話。漸漸的，一些人淡出了。聚會變成了小圈子。

2014年10月11日，山東濟南。文萬成和老伴住在兒子購買的別墅內。老文堅持認為MH370上的乘客能夠平安歸來。

媒體的關注也逐漸流失。2017年，我到吉隆坡參加MH370事件3周年集會，是唯一到場的國內作者。對於這個有多國家屬參加、以放飛和平鴿與氣球謝幕的活動，一名當地華裔記者告訴我，這個集會在馬來西亞引起的反響，遠比《中國好聲音》跨國海選要低。

最早報道馬航的那批記者大多轉行了。不計成本長期追蹤一個新聞的媒體越來越少。至於家屬們的老朋友權義，轉去經營管理崗，他內心依然認為，「我骨子裏就是個新聞人，我不需要你認可我。」

家屬與警察的關係也在改變。2014年，衝突時有發生，不少家屬被拘留過。到了現在，他們和一些警察成老熟人了，懂得互相體諒。最近一次開庭，警方還配合開辟一處場地允許外媒采訪。一位警察向薑輝轉述，他母親知道他的任務後對他說，不把這些家屬照顧好了，回來扇你耳光。「我們把警察都熬退休了好幾個了。」薑輝說。

回到當下，MH370失聯10周年，新的書寫由頭出現了。但約訪家屬卻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想談這個話題，實際情況和十年前沒什麽兩樣。」我托權義在一個家屬小群裏傳達，也沒有得到什麽回應。

後來見到我時，徐京紅再次提起同樣發生在十年前的另一起悲劇——2014年7月，馬航MH17航班被導彈擊中墜毀，她認為，在某種程度上，MH17的乘客家屬是幸運的。因為事件有一個終局。「他們的痛可能沒有我們長。」

「我們好像完全還在2014年3月8號那一天，沒有任何的改變。」徐京紅說。「繞了好大的圈，一直在那兒，一直在原點。」

不止悲傷

通常在不幸事件中，事故出現的那一天，就是新聞當事人生命中最痛苦的那一天。但MH370不同。真正的痛苦並不是在那天發生的，那隻是痛苦的開始。

梳著一頭利落短發、高個子的徐京紅是個直言不諱的人，某些角度看，也是個憤世嫉俗的人。去年11月，家屬索賠訴訟起訴7年後終於在北京開庭，一輪報道刊出，她在家屬與媒體的400多人的溝通群裏發了一張報道截圖，質問其中字詞使用——描述家屬對終於盼到開庭的感受時用了「開心」一詞。「哪位媒體大佬給解釋解釋？哪位家屬挺開心的？為什麽開心？又到了可以消費家屬的時刻了？真服了你們了。」

其實，這是薑輝受訪時的原話。「苦中作樂吧，否則也活不到十年了。」他在群裏解釋。

有家屬打圓場：「用詞不當，『安慰』或者『欣慰』比較合適。」

誤會解除了，但徐京紅並不打算就此停止。「事到如今既不欣慰也不安慰，除了無語之外還是無語！不想罵髒話可是真的沒啥可說的，我們這群人都沒了，這一代當事人都沒了，就成了！」

能感覺她對媒體的抵觸。「我很討厭那種一到裉節拿我們炒兩天熱度，完成你們的業績，拿我們當盤黃瓜炒炒，放涼了又扔了的感覺。不是沒有啊，你別不承認。」她直勾勾地盯著我，抱怨隨時傾倒而出。但她同樣擔心事件被遺忘，「又怕別人過度消費我們，又怕別人不消費我們」。

她不想被「馬航家屬」的標簽貼一輩子，但這由不得她。那些感受無時無刻不在湧現。開庭時坐在法庭上，她感到自己像一個小醜，想象著別人的內心台詞：「這些人就是370的家屬，你看他們多可憐。」以至於法官讓家屬逐個闡述，輪到她時，她腦子空白，一句話都說不出來。與我見麵是一個深思熟慮的決定（出於對失控的恐懼，她請求權義陪同），她仍然難以逃脫那種被審視的感受：「傷口結痂了嗎？快來讓我們看看，還沒好呢。」

徐京紅媽媽的家裏，牆上寫著菜譜，由於母親失聯，很久沒用的瓶子上都落滿了灰。

當MH370事件懸停在一片混沌裏，世界一分為二，身在其中的人，和世界上的其他人。看到一些MH370報道下評論諸如「那會兒我還小呢，我現在都工作了」，明知網友沒有惡意，徐京紅也渾身不舒服。家屬們都聽不得旁人勸慰時說感同身受，沒有親曆，怎麽可能感同身受？有次，一位官員會見家屬，用了這個詞，一些人的情緒被引爆了，要求他撤回這句話。「走出傷痛，重新開始」這類通常適用的勸慰話語用在他們身上會起到反效果。一些人也反感別人鼓勵要堅強，「我就是一個受害者啊，你們憑什麽讓我們堅強起來？」朋友問徐京紅：「你們那個事情怎麽樣啊，處理完了嗎？」她咬著牙答：「沒結果呢。」心裏想的卻是，「什麽叫處理完了嗎？」

「（我是）被迫地成為一個集體裏麵的一員。」徐京紅說。「有一陣我特別特別的恨。」常有無名怒火湧起。任何有370的字符都會刺激到她，開車看到前麵的車牌號，「恨不得追尾」。她不斷地退家屬群又被拉回來，不斷拉黑別人又放出來。有時因為一句不愛聽的話，有時隻是因為腦子裏的胡思亂想，或者幹脆沒有理由。

她的暴躁會波及到生活中的人。到了節點，家裏氣氛變得緊張，大家都假裝把它當成普通一天。沒人敢惹她。情緒化過後，又是無盡的愧疚。朋友何其無辜，孩子何其無辜，她想。MH370消失的3月8日，恰逢她的結婚紀念日，這十年來從未慶祝過，「有時候我覺得對我先生很不公平」。她感到她的負能量扯了其他家屬的後腿，愈發不敢在群裏說話了。

事發一年後，她把標注著MH370的飛機紋在手臂上。那是一個衝動決定。丈夫看到後暴怒，認為她在傷害自己。她連解釋都懶得開口，直接回道：「你管得著嗎？」每次洗澡都是一道提醒，她被反複刺痛著。小兒子有次看見，問她疼不疼，她隻是告訴他，不可以效仿，就哭得難以自控。懂事的大女兒見狀急了，把弟弟拉出去罵了一頓。他們從未討論過馬航相關的話題。

徐京紅的文身。

馬航事件像個黑洞，把她的能量源源不斷地吸走。她曾經是一名翻譯，事件發生不久，她無力工作而辭職。她忍不住點開家屬群裏的每一條消息去看。明知道看完心情會變得糟糕，明知道即使劃過去也不會錯過什麽，將之屏蔽又不甘心。看完的消息，她馬上手動刪除，好像唯有那樣做才能減輕一點負擔。

她想，相比有信仰的外國家屬，中國家屬更難，因為無所寄托。家屬集體去雍和宮祈福時，她一步也不邁入，那裏明明掛著「六道輪回」的匾額，「你不是希望你們家屬是活著的嘛」。

她認為這個事件改變了她的世界觀，「我一度以為全世界都是好人，所有人都是善良的，但通過370，我甚至覺得這個世界充滿惡意」。她說，「我寧可去關愛流浪動物，我都不關愛人。我覺得不值得，人間不值得。」

這當然有著氣話成分。實際上，她是個溫柔、慷慨、易於相處的人。總請大家吃飯，在不和的家屬間調和矛盾。與我談起權義時，她首先站在他的角度，因為大量的相處與情感投入，「其實他很受傷」。

但MH370事件該恨誰呢？徐京紅找不到對象。

事發後，機長紮哈裏劫機的猜測甚囂塵上。但經過調查展開，對他不利的證據排除了。3周年集會，我見到了紮哈裏的朋友同時也是他公開的辯護者張福明，他並未遭到其他家屬的排斥。馬航（MAS）在2015年破產重組，馬來西亞通過國內立法（即765法案），新馬航（MAB）不繼承債務。國內的辦公地址從北京搬去上海，負責人員都換了。徐京紅紋在手臂上的MH370，作為航班編號被永遠取消了。某種意義上，實體的「敵人」憑空消失了。

事件後續處理上，家屬對馬方有許多指摘，他們懇求得到一些起碼的仁慈，訴求被回應，疑問被解答，一些措施能夠更人性化（馬方提供的調查報告沒有中文版本）。但國際與國內的相關力量也沒有強勢介入。一封封請願信石沉大海。

悲傷當然是一種壓倒性的情緒。但家屬們的痛苦，從來不止悲傷。他們擁有世界上最孤獨的感受，找不到群體之外的同病相憐的難友。徐京紅隻是其中一個樣本。

徐京紅

鬥士

聽薑輝講述這些年的故事，你很容易被他的執著與勇敢所打動。他用最輕鬆的話語描述那些最艱難的曆程。說到在非洲搜索殘骸時，太陽曬得沙地發燙，他隻能「腳尖蹦著走，但是那個活血呀，化瘀」。在樹樁下休息，遇到毒蛇，「栗二友說跑，我們倆撒丫子就跑回來了。」這些年我對他做過多次采訪，從未見他哭過。即使談論著傷心的事，他嘴角也時而浮現出笑容。唯一的波動是，他承認，每次采訪前，他都會失眠。

有時，是某種天真。他曾告訴我，想通過眾籌，在南印度洋做漂流測試，沿著專家預測飛機落點的一片弧形海域拋下信標，看看到底能漂到哪裏。他還想發起網絡簽名，請求白宮公布軍事基地的雷達信號，以了解MH370的飛行軌跡。我不會理解為這是他的某種大話。他做了大量細節部署。這些計劃最終都流產了。

他是那個試圖托起所有人的人。權義記得，2015年7月第一片殘骸被發現的那天，所有家庭極為悲痛。那晚，徐京紅喝得爛醉，薑輝把她送回家，安頓好，騎著一輛自行車走了。看著他的背影在夜幕中消失，權義想：「他們倆都是一樣的身份，他得要承受一個多大的能量啊。」

「我覺得他挺能隱忍的，很克製。一直保持那份理智，是很難受的，發泄出來會好一些。」徐京紅說，「他一定是有內傷的，他自己消化，不會讓別人知道。」

法律是薑輝的武器。美國、馬來西亞的訴訟他均有參與，還在中國先後提起五六個馬航相關的官司，其中對馬航代理律師的名譽權訴訟，僅索賠154元，而翻譯和公證費就花了近萬元。目前已有結果的訴訟，都失敗了。

按照他目前的說辭，他有新的武器，他人永遠無法奪走、弱者也平等擁有的武器：時間。「媒體、法律和政府不是我們能掌握的，不是我們自己能夠支配的。時間才是我們唯一的武器，所以堅持下去才是一個最優的選擇。」

2014年4月25日，北京，馬來西亞駐華使館前，薑輝和部分家屬向馬來西亞駐華使館工作人員宣讀抗議書。

壞消息越多，他狀態越樂觀。近幾年，我數次見到他在社交媒體說到諸如此類的話：「否極泰來，今後再有任何消息，都是好消息了。」談論任何一個話題，薑輝都能找到一個積極角度，甚至對MH370被人慢慢遺忘都不感到恐懼，這時，他的論述會突然轉向宏大：「人類能夠繁衍到現在，出於兩點：一個是好奇心，一個是愛心。分析這事到底怎麽著，你好奇不好奇啊，好奇吧。它一定會推動這個事情發展。」

我問他的樂觀從何而來，他卻給了我一個不同的思考方向：「如果隻有一條路可選的情況下，不管悲觀跟樂觀，都要走這條路。你是願意樂觀地走，還是願意悲觀地走？」

一些改變的發生，是因為他在行動。在他要求下，家屬的接待工作從國家信訪局的窗口轉到外交部。2018年馬方擬發布《最終調查報告》，他提前收到消息，發現如果使用這個名稱，按蒙特利爾公約，國際調查組隨後將順理成章解散。經他抗議，報告名稱改成《安全調查報告》。這是一個無人注意的小小勝利。不過，這個改名並未改變調查組解散的結果。

作為兒子，薑輝無可指摘，但作為父親和丈夫，薑輝是讓人擔心的。他在2015年被公司辭退（官司打了幾年，他最終獲得一筆賠償），再也沒有工作。「坐吃山空唄」，他半開玩笑。他告訴我，後來這些年靠積蓄做投資，但據權義說，薑輝也做過一些在家的兼職，比如把家裏變成拚多多的一個自提站點，比如客服。

有意無意地，他會貶損從前的工作。如果MH370事件從未發生，他說，他大概還在那家公司，「可能職位更高一點，但是還過的那種牛馬不如的生活，跟生產線上的工人是一樣的，你是一輩子在那打螺絲呢。」在他看來，現在過的才是有意義的人生。

身為職業經理人時，他年年要用最新款手機，現在手上這台六年沒換了。「原來很在意的東西，排場、麵子、人際關係，現在我不在意了。」他說。但他也強調，家人的生活標準並沒有降低。他有了大量時間在家裏陪女兒。

但怎麽可能沒有虧欠呢？「出去做的每一件事情是不是要花自己的時間？他的時間是家庭的，對嗎？不是他一個人的。更可怕的是他是不自知的。」徐京紅說。

2014年，薑輝的女兒隻有5歲。她一天天長大，他們從未談過馬航的話題，他也從未向她解釋，自己到底在做什麽。但有一天，她卻突然跟他提了一句：「爸爸，你是不是該工作了？」

「你爸不工作也有錢拿啊。」他向我轉述他的回答。「麵子不能丟，但是具體的事咱也不能說太細。」

我向他講起一位叫郭利的新聞當事人，因為曠日持久的較真式維權，失去妻女的理解，與他切斷聯係。薑輝說他在避免這種結局的發生，也有兜底的舉措，「給我閨女買了好多保險，有沒有我，她成人之後都會有一筆收入。」但郭利的故事顯然擊中了他，隨後一段時間，他表達有些混亂，當話題轉向其他地方，他又主動拉回來。「你剛才跟我說的那個郭利，讓我覺得很難受。」值得，不值得，哪些輕，哪些重，他反複自顧自嘟囔著。這是他極其偶然流露出的一個脆弱時刻。

2015年9月4日，北京，淩晨1時許，剛剛送喝醉的徐京紅回家的薑輝。當日，法國檢察官宣布在留尼汪島發現的機副翼確認來自失蹤的航班MH370。

在媒體眼中，他是馬航家屬代言人，有相關專業背景。其實，他搭建了某種濾鏡。他在通訊公司工作，但是在銷售而非技術崗位。大學所學的理論，離搜索飛機的具體實務相距萬裏。「他是後學的，各種技術、參數，（飛機）到哪，洋流……」權義說。

「我覺得他有被架上去下不來的嫌疑，被大家捧得太高了，他都無法脫身，這對他很不公平。」徐京紅說。薑輝卻說，他選擇的路與群體並無關係，「我敢對我自己說，我一個人我也能走到今天。」

他認為沒有人是天生的鬥士，或者說，「每個人實際上都是一個鬥士」，在特定條件下，被激發出能量。驅動他前進的動力其實很簡單，要給機上的母親一個交代。但他也是孤獨的。當我問他，還有哪位家屬像他一樣，至今還在不懈做著研究、調查，他隻提到了一個名字：文萬成。盡管他們至今彼此嫌惡。

但即便執著如文萬成，十年的時間也在他身上留下了痕跡。

早些年，文萬成與其他家屬的格格不入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誰與他理念不同，他就攻擊誰。他還曾說，「我要找兒子，誰要是阻止我找兒子我就殺了誰。」

到了第十年，許多堅硬的東西重新變得柔軟。曾經，年輕一代談論重組家庭的可能性，引起老一代的不解與抵觸。「妯娌之間的，父母跟兒媳之間，堆成了很多仇恨。」權義說。但最近一次電話中，文萬成告訴我，他甚至勸過兒媳婦：「你的老公，我的兒子，回來的可能性不大了，你看你再找一個吧。」

元宵節，他和親家吃了頓團圓飯。「兒媳婦，你知道我現在花錢，花的誰錢嗎？」他對她說。

「花的你的錢。」兒媳答。

「不對，都是花的你的錢。花一分也是你的，攢下一分也是你的。我們必然有老的那一天，俺得依靠你。兩個老人最後的財產，都留給俺兒媳婦。」

2024年的薑輝。

消磨

過去的十年中，2018年是家屬極度挫敗的一年，打擊接踵而來。

2018年5月，美國海底探測公司「海洋無限」對MH370的搜索中止了，那也是至今為止最後的搜索。7月，國際調查組對MH370的《安全調查報告》發布，這個事實上的最終報告內容並無新意，不過是對之前每年發布的中期報告的重複，飛機消失的真正原因無法確定，「不排除第三方幹預」。年底，國際調查組解散，空港中心接待處也關閉了。

家屬期待法律能夠彰顯公義，能夠以判決而不是讓他們倍感屈辱的和解形式得到賠償（哪怕要將其中一部分付給律師），最保守的期待也是，令那些與馬方、波音公司溝通中被匆匆帶過或者從未回複的疑點，能有攤開討論的機會。他們做好了打持久戰的準備，但終局比想象中來得要快。2018年10月，家屬在馬來西亞對馬政府的行政訴訟敗訴（因為二審每人需交納高達十幾萬元的法庭費用，訴訟沒再往下進行）。11月，家屬在美國提起的對波音的民事訴訟，被一審法院以「不方便管轄原則」駁回（2020年上訴法院維持這一判決）。這些訴訟以一種近乎無聲的方式走向失敗，在媒體上沒有激起什麽水花。

2018年，李秀芝走了。女兒是乘客，直至去世，她每個月給女兒手機續費。哀悼信息在群裏連成長龍。隨後這些年，在馬航家屬大群裏，我看到過幾次家屬去世的通報。

葉倫很容易給人留下深刻印象，他的體重超過200斤，腿腳不方便，總搭薑輝便車去空港中心接待處，後因對殘骸的不同看法，與薑輝疏遠。葉倫在2023年4月去世，隻有57歲。發布消息的人寫道：「他去了那個沒有失聯的天堂和他的雙親團聚了。」這句話構成一個傷感的悖論：葉倫是個陰謀論者，相信父母被秘密關押在美軍衝繩基地。

2014年12月20日，北京，馬航失聯乘客部分家屬聚餐，三名女性家屬抱在一起痛哭。餐桌後，薑輝身旁坐著家屬葉倫（左後二）。

我注意到，葉倫噩耗傳來，大群裏隻跟了零星幾條留言。「過去我會在群裏說一句客套話，那天我就沒有。該說什麽，不該說什麽，我不知道，我迷茫，我不知道該怎麽去安慰在群裏的那些老人。」白栓富說。

「能說什麽呢，無非是讓大家更悲傷。」徐京紅說，眼淚從她臉頰滾落，「我想每個人心情都應該是很沉重很沉重的。」這些年下來，至少有十幾個家屬去世，其中也包括她的父親。一些噩耗沒有在大群發布。

徐京紅永遠記得，父親臨終時對她說的一句話：「你看你媽這個事情也沒個結果，不甘心啊。」

父親去世後，有一天，徐京紅產生一個念頭，想給母親做個衣冠塚，讓父母合葬。她輕描淡寫地告訴了權義，希望他來拍照做些記錄。權義知道，決定是沉重的，她在尋求告別的一種儀式。但這件事卡在一個環節，她無法逼自己去法院宣告母親的死亡。

MH370乘客的生死，不僅是一種認知問題，也是一個法律問題，涉及私家車年審、房產過戶各個方麵。在一些人看來，不得不去開的死亡證明，就像親手殺死了親人。因此，有相當一部分人（他們幾乎是年長父母）寧願相信「人還活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