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以後，‘E卡’基本被封死，我的資金徹底‘轉’不動了，和老婆坦白在網貸平台借款還有近10萬元。”王鼎（化名）在高峰期曾經在5個變相高利貸平台借錢用於資金周轉，最近不少平台被封停後，他被迫結束了“以貸養貸”的借貸循環。

事實上，不少借貸者都與王鼎有相似經曆。除了投資失敗、消費金額高，這些借貸者打開網貸“潘多拉魔盒”的原因各不相同，有因為網賭想要翻身回本的，有深陷殺豬盤被誘導借貸的，也有因為生意或投資需求、急需短期資金周轉的。

但他們最終選擇變相高利貸的共通點極為相似，即借貸資金鏈斷裂，難以在正常渠道借到錢，最終尋求在變相網貸平台獲取資金，飲鳩止渴。

逐步“換擋”

王鼎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他在網貸平台的借款始於某個遊戲充值，最開始是在正常的消費貸平台獲得貸款，隨著征信出現問題，他開始逐漸用“租機”套現。直到“租機”的信用條件也不符合時，擔保係平台、回收係E卡平台成為了他最後的“退路”，而這些平台的實際年化利率通常高於50%。

事實上，與王鼎有相似經曆的人不在少數。

第一財經記者調查發現，一開始就選擇借變相高利貸的人並不多，大多是逐步“換擋”而來。

秦琪（化名）是從校園貸開始“入坑”的。2015年正是校園貸的高峰期，當時還在讀大學的秦琪借入了多筆校園貸用於消費。

“當時有些兼職的方法賺錢很快，所以錯誤地估計了自己的還款能力。”秦琪稱，從那時候開始，他就逐漸陷入了“以貸養貸”的困境。

後來，他的征信出現問題，工資也無法支撐“貸款循環”，隻能接觸“714高炮”（期限為7天或14天的高利息網絡貸款）這類現金貸產品。到了後期，他也借了多家變相高利貸平台。

秦琪向記者提供了多份記賬表格，詳細記錄了他在各個平台的借款情況。在某個網貸平台上，從2022年6月到2023年9月，共有17筆借款記錄，需還款金額5000多元。而在另一個擔保借款平台上，從2022年3月到2023年5月，有10筆借款記錄，需還款金額也在5000元左右。“很多是‘以貸養貸’循環借的。”秦琪坦言，“一旦借上這類變相高利貸就很難有回頭路了。”

和秦琪不同，覃敏（化名）在網上借款是因為疫情期間生意周轉困難。此前，他在福建某地經營一家小型服飾加工廠，由於疫情期間訂單不穩定、回款慢，他的收入下降嚴重。令他雪上加霜的是，原本在銀行借的經營貸到期，續貸標準又提高了。為了獲得資金，保證正常生產加工，覃敏先是借了一些消費貸、信用卡套現，後來，他逐漸從一些對資質要求更低的網貸平台陸續借入10多萬元。不過，覃敏告訴記者，他在變相高利貸平台的借款金額隻有兩千多元。

第一財經記者調查發現，這類借貸者也存在“漏鬥”一樣的分層。征信沒有問題、資質良好的借貸者，通常可以選擇銀行消費貸、信用卡等多種方式；一旦征信出現問題，就需要找一些未接入征信係統的借貸平台，或者利用“租機套現”的方式“擼口子”；而如果各種征信、信用分都有問題，才會求助“E卡”、擔保係等變相高利貸平台，這也成為這部分借貸者的最後選擇。

存在“非善意借款人”

深陷網貸旋渦後，有人拆東牆補西牆“以貸還貸”，也有人四處尋找可擼的“口子”（業內黑話，指可借貸套現的平台）。

王鼎3年多前涉足網貸平台借款，在一年多前，他開始“拆東牆補西牆”，輾轉多個平台借貸。“以前收入比較高，借的金額也不多，基本可以還上。”王鼎告訴記者，近一年收入大降，於是很難“填坑”。為了避免被集中催收，他隻能選擇記錄每個平台欠款的到期日，不斷尋找新平台“借新還舊”。

與之相比，黎明（化名）已經放棄了全額還款的打算。

“高峰期賺百萬，總想著回本，最後越陷越深。”黎明2013年畢業於全國某重點大學。上班不久，他開始參與國內白銀現貨、原油現貨等高風險投資。高峰期最多賺了300多萬元，全款在家鄉買房買車。

然而，之後的大幅虧損讓他措手不及。他先是試圖通過信用卡套現、消費分期貸借款，以求翻本。但最終發現自己徹底還不上資金，於是選擇從網貸平台套出資金，部分用於“以貸養貸”，部分用於生活。由於征信問題越來越嚴重，黎明不得不轉向各類變相高利貸平台。目前，他在銀行的借款約20萬元，在各類網貸平台、變相高利貸平台的借款超過3萬元。

“到後期已經不太在乎在網貸平台借了多少錢了，也不再計算能否還上。”黎明回憶道，當時隻希望可以勉強度日，隻要平台可以借出資金，他就“擼口子”借款。

與黎明一樣，靠“擼口子”維生的人還有很多。在某網貸、信用卡交流討論社區，記者看到，部分借貸者聚集在這裏討論有哪些可擼的“口子”。他們大多數人在借款之初就已經不打算還款了，隻希望可以從新平台套取資金。

“我們會選擇那些催收方式比較溫和的網貸公司。”一名借款人告訴記者，選擇“擼口子”主要是因為自身征信有問題，也沒有什麽親戚朋友，因此也不太在乎一些暴力催收手段。

飲鴆止渴還是溫水煮青蛙？

借入變相高利貸的借款人規模有多大？目前還沒有最新的官方數據。早在2020年8月，原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曾公開表示，網貸平台“還有借出的8000多億元沒有回收”。

對於這些借款人而言，被電話催收、貸款“滾雪球”已經成為生活常態。

高昂的利息和借貸成本下，貸款金額不斷“滾”出新高。覃敏告訴記者，他在這類網貸平台總共實際借款到手大概2000元，但還款金額目前已經高達4000多元。隨著逾期時間延長，每天還款金額都在“滾動”增加。

王鼎的情況也類似，在他近10萬元的待還金額中，實際使用的借款隻有5萬多元。

王鼎每天都會收到各種催收電話，通訊錄中的好友也多半受到過催收公司的騷擾。“這種感覺有點類似於社會性死亡。”自從債台高築後，他與以前的同學、同事都減少了聯係。

王鼎也會選擇在各類投訴平台投訴，反映擔保費、回收費用不合理，變相高利貸等問題，但得到反饋解決的寥寥無幾。“這些平台並非單打獨鬥，它們是做過一套法律合規性設計的，許多打著擦邊球操作。”黎明稱，加上大多數人在單個平台借貸的金額都不大，也很難通過司法手段“自救”。

小原（化名）曾經也借入過變相高利貸，有段時間，她每天都能收到催收電話，她見一個拉黑一個，但對方仍不斷換著號碼打。如今，她自稱是一名“負債區”的博主，這是一個為借入高利貸的用戶提供交流的社群。

而與高昂的借貸費用相比，大多數受訪者在借貸初期對借貸成本都沒有清晰的概念。“擔保費每次看上去不多，但是反複借了小半年，突然有一天發現擔保費和利息加起來比借的本金都高了。”王鼎告訴記者，這種過程類似“溫水煮青蛙”。

另一名借貸人回憶道，當時平台並沒有顯示需還款金額，隻要求選擇擔保公司並簽署額外協議，“剛開始感覺費用也不高，沒有‘年化利率’這個概念。”

北京大學長聘副教授、匯豐金融研究院副院長李荻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這類變相高利貸，通常在貸款中包裝了部分非借款性質的要素，因此部分借款人無法正確評估資金成本。建議監管引導平台建立統一試算標準，在借款合同中明確顯示實際借款金額、實際還款金額，讓借款人在借款頁麵即可明確知曉實際資金成本。

如何減少“誤傷”

網貸亂象的背後是相關主體的擦邊球行為，以及金融資源的不平衡和不匹配。

一方麵，近期，監管從嚴態勢升級，不斷“補差漏”。3月19日，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發布《關於開展變相高息“現金貸”、“套路貸”等問題自查整改的通知》，要求會員單位對相關問題進行自查整改，合作機構涉及違規業務的，應敦促其立即整改，並暫停與其合作。

另一方麵，隨著一係列變相借貸平台曝光，也有人認為，高利貸生態背後，存在個人、小微企業融資渠道有限等諸多問題。

“高利貸的生存空間源於那些銀行不要的客戶。”覃敏告訴記者，銀行雖然是主流信貸發放機構，但卻不是很多小微企業的第一選擇。銀行的審核周期長、對擔保抵押的要求高。在真正急需用錢的時候，不如一些民間借貸或網貸平台，可能馬上就能拿到現錢。

現實的情況可能更加複雜，在被銀行等正規金融機構拒之門外的客戶中，既存在“非善意借款人”，也有被“誤拒”的個人或企業。

“很多時候，小微企業的信貸業務吃力不討好。”一名股份製銀行對公客戶經理告訴記者，小微授信審核周期長、流程多，但借貸金額一般又不大，在業績端的“性價比”不高。因此，銀行很難傾注大量資源去做“長尾”。

同樣的困境也存在於個人消費貸領域。一名廣州國有銀行信貸經理告訴記者，雖然今年消費貸營銷戰此起彼伏，表麵利率不斷“卷”至新低。但銀行風控端並不敢放鬆，尤其是對資質條件較差的個體，放貸會更加謹慎。

李荻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部分借款人也存在自身情況披露不真實、借款後違約等情況，形成市場上的摩擦。存在摩擦的情況下，金融機構基於理性不會對這類客戶放貸，但其實也不一定精準，存在誤傷的可能。

那麽，如何盡可能減少“誤傷”？在控製風險的前提下，保障個人在正常渠道的借貸需求？李荻告訴記者，關鍵在於降低銀行的服務成本。銀行服務中小微企業或具有“不良”特征的借款人需要進行詳細調查、長期監測跟蹤，實際付出的服務成本很高。銀行如能用較低成本獲取這類借款人信息，並有效監督其行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激發銀行放貸意願，避免誤傷。

進一步看，李荻指出，可以綜合運用各類手段減少銀行服務成本。從銀行端來看，優化金融科技手段，尋求更便利的方式獲取小微企業經營信息、現金流信息。從企業層麵看，在抵押物不足的情況下，適當參與供應鏈金融，利用核心企業的信用進行增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