謊言

人生有大半，李海玉都活在一個“謊言”裏——

1992年12月底，家裏唯一的男孩，李海玉9歲的弟弟失蹤了。在這一年，父母帶著三姐和弟弟，從湖南邵陽老家到廣東湛江做生意，承包了一片橘子園。一個矮個子、方臉的年輕人偶然來到橘子園，稱自己也是湖南人，叫易某青，21歲，和父親吵架後離家出走，正在找工作。李海玉的父親將他留下來，看守橘子園。

易某青一度和李家走得很近。但沒多久，他們因為大約40元工資發生爭吵。雙方沒談攏，爆發了肢體衝突。臨走時，易某青放下一句狠話，要讓李家斷子絕孫。

兩天後，學校老師找到家裏，詢問弟弟何時返校。那時弟弟上學離家遠，一直寄宿在老師家。但按學校說法，幾天前易某青接走了弟弟，再沒回來過。李海玉的父母當即報了警，發動身邊親戚朋友一同尋找，橘子園、水塘、車站都找遍了，沒有結果。因為擔心留在老家的其他孩子，母親先回了湖南，父親在湛江繼續尋找。

2024年3月，山裏接連下了幾場雨，天氣濕寒，李海玉邊烤著炭火邊回憶，這個家似乎從那時起就不一樣了——待在老家的李海玉、母親和小妹知道的事情版本是，弟弟遭人拐賣了。

父親不做生意了，頻繁離家，“每次他一聽到哪裏有易某青的消息，就趕快過去。有一次在海南打工還不要工資，管吃管住就行，就是想找人。”母親起初也外出找過人，最遠去過貴州，但很快隻能被迫留在家裏，李海玉說，“爸爸已經不管家裏，媽媽還要養家。”

●李海玉站在家門口。李曉芳 攝

1997年，李海玉也到了廣東打工，討生活的同時，她也在留意弟弟的蹤跡。她去過很多地方，雲南、福建、浙江，和父親一樣，“有消息就過去。”沒錢時她睡過公園的長凳，膝蓋似乎也因此落下風濕的毛病，陰天就酸疼。最危險的一次，她說自己曾差點遭遇拐賣，有人聲稱知道弟弟的下落，她跟過去才發現，對方是要把她賣給別人當媳婦，她趁晚上從二樓窗戶跳下來跑了。

家裏幾個姐妹也打聽過易某青的蹤跡，但陸續有了自己的小家庭，顧不過來，慢慢都放棄了。“後來家都已經不是家了。”李海玉說。媽媽埋怨爸爸當初為什麽要外出做生意，姐姐們也抱怨為什麽會將弟弟弄丟了，“我們全家沒有再一起吃過一頓飯。”

2014年父親因病去世，床前隻有李海玉一人。父親給了她一封遺書，滿滿當當寫了三四頁紙，她貼身帶著，但一次不慎，遺書在洗衣機裏攪爛了。但她還記得父親在遺書裏交待的內容，“他寫1992年12月30日前後，易某青從學校把我弟弟帶出去。他還跟我說了易某青的樣子，不高，臉有一點胖。”裏麵還有一句最重要的話，“一定要把他繩之以法。”

“我以為爸爸說的是要把那個人找到，就像抓人販子那樣，然後可以把弟弟帶回來。”李海玉的聲音漸漸低下來。空蕩、濕冷的客廳許久沒有聲音。

在又一段漫長的追蹤後，2020年，李海玉給湛江警方提供了線索，易某青被捕。追尋23年了，李海玉很難形容那一刻的感覺，有激動，有忐忑。最強烈的念頭是，她說，這次弟弟可以回家了。

弟弟

弟弟。李海玉聲音忍不住放輕緩，臉上浮起笑容。她今年47歲，個子嬌小，有一張線條偏硬朗的圓臉，因為在短視頻上看到一位疑似非正常死亡的男孩，她憤怒地剃了個寸頭。但一笑起來，神情又像小女孩，“如果弟弟在的話，我們真的會很幸福。”

弟弟是一家人求了很久才得來的孩子。母親王滿妹18歲時嫁給父親，接連生了五個女兒，李海玉排行第四。在湖南新寧縣向陽村，許多人還記得李海玉的父親，聰明、能幹，還敢闖，是當時村裏第一個出去做生意的人。李家當時的經濟實力在村裏是排得上號的，父親做木工，在老家開了家具廠，母親當過村醫，幹農活也是一把好手。

但即便如此，他們在當時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因為沒有兒子，有人在背後說李家是“絕戶頭”，斷子絕孫的意思。奶奶特地到廟裏求菩薩，“敗家子也行。”王滿妹35歲時，終於生下一個兒子，交了500元罰款。

在李海玉的記憶裏，弟弟的出生是她體會到幸福的開始。“沒有生我弟弟的時候，我爸爸對我們好像也不太好。”那時父母常常吵架，爸爸對媽媽動過手。自從有了弟弟，李海玉記得，爸爸經常笑。

她小時候是個喜歡撒嬌的女孩，鬧著要坐爸爸大腿上，但爸爸總是躲開，很快就會把她抱下去。可是有了弟弟後，“我想揪他耳朵就揪，挖他鼻孔就挖，我爸爸從來不反對。”她仰起臉，又露出小女孩一樣天真的笑容。

家裏一切似乎都因為弟弟變得越來越好。父母買了三台碾米機，出租給村裏人，客人來來往往，每天都是熱鬧的。媽媽會給弟弟買些果凍一類的零食，她和姐姐、妹妹有時也能吃上。

她還記得的大部分童年記憶都是和弟弟相關的，和其他姐妹相比，她也更願意帶著小6歲的弟弟出門玩耍。有時李海玉和村裏小孩吵架，或者放牛時差點被撞倒，弟弟都會站到她身前，張開手臂保護她，“沒有人敢欺負我。”

●湖南省邵陽市新寧縣向陽村，李海玉家門口的菜地和山坡。李曉芳 攝

可是弟弟丟了之後，“就什麽都沒有了。”爸爸越來越失魂落魄，一問起弟弟，他就哭，一個人躲進房間，跟誰也不說話。她有時還能想起那扇似乎永遠緊閉的房門。媽媽一邊幹活賺錢，一邊擔心弟弟，身體很快就垮了，一年能去鄉村醫務室幾十次，也很難再仔細照料剩下的孩子們。

唯一還能讓李海玉感覺到愛的是，爸爸給她留下的豬皮。她從小愛吃豬皮，爸爸每次就會把瘦肉吃掉，豬皮放她碗裏。其她姐妹嫌棄，她卻很開心。“弟弟不在了，他還會給我留豬皮。”

“我小時候覺得我好像沒有生存在這個世界上的意義。”李海玉低著頭，機械地搓著因為勞作腫大的指關節，“因為本來是有爸爸媽媽的疼愛，突然沒有了。”

20多歲，她有了第一段感情。那時她去探望出嫁的姐姐，同村一個男人拉著她喝酒，她說自己被灌醉了，在並不情願的情況下，和男人發生了關係。回家後她不敢告訴任何人，連父母也沒說，“很丟人呐。”她隻能跟了男人，沒有領結婚證。但那人很快開始打她，把其他女人帶回家。她受不了，跑回了家。

村裏有人給她說媒，她沒怎麽挑男方的條件、人品，很快就結婚了，“沒有辦法，當時經常有人對我指指點點，我受不了。”她羞愧得像是自己做錯了事。但這任丈夫很快也開始動手打她。一個晚上，她下定決心離開。她說再不走，自己可能會死在那個家裏。

她想不明白自己做錯了什麽，隻能認為是家裏沒有人，自己才會被肆無忌憚地欺負。李海玉說，村裏結婚有個“攔轎”風俗，女方出娘家門，家裏的兄弟要攔在轎子前，到了男方家，也要攔著不讓下轎，這是告訴男方，自家姐妹是有人撐腰的。“我們家這些姐妹結婚，就沒有人送親。”這似乎是一個預示，其他姐妹的婚姻都談不上幸福，被家暴、欠債，陷在漩渦裏抽不出身。

她認為找回弟弟或許能結束一切不如意，“弟弟是我唯一的希望。找到弟弟了，我家就回歸到以前那種生活了。”

遺書與真相

邵陽市新寧縣向陽村藏在山裏。兩三層高的紅磚小樓房立在山腳，種著油菜花和水稻的田地也挨著山鋪開，同一個村子的屋子相隔幾百米，但互相望不見，中間是連綿的山頭和濃重的霧氣。

在這一片開了十幾年車的司機說，過去村裏沒有通公路，山路陡峭，曾經有輛大巴墜毀。每逢雨雪，他們更不願意走這條道，“全是泥。”鄉村閉塞，山多，耕地卻少，工業也少，一直到2020年，新寧縣還是國家級貧困縣。

這裏幾乎每家都有兒子，一位村民說，過去計劃生育管得嚴，家家都被罰過款，牽過牛，或者掀過屋頂。村裏除了李海玉一家，還有一戶人家也隻有三個女兒，但她們經濟條件好，招了個上門女婿。“沒有兒子，你家裏就沒有人。”

村莊有自己運作的規則。比如土地，每個孩子最開始都能占到份額，但女兒嫁人後，名下土地要麽轉給家裏兄弟，要麽歸村裏公有。李海玉說，父親去世後，“我家好多地被占了，他們還罵我家絕戶。”她恨，卻沒有辦法。

過去，自家的房子是村裏蓋得最大的。李海玉說，村裏的小學有時會找父親借地方，“四個教室的學生，我們家都能裝下。”但現在，老屋被認定為危房，瓦片殘破，窗戶漏風，也隻拿膠帶用硬紙板封上。

在李海玉看來，有兒子的人家，地越來越多，房子越建越大。沒兒子的，伶仃得可憐。

離婚後，大約2008年，她和妹妹在廣州開了間理發店謀生。有時遇到湖南口音的顧客，她就向人家打聽易某青。有人說，他已經死在外地了。她便專心聯係“寶貝回家”等各種尋人網站，認識了不少打拐誌願者，但依舊沒有弟弟的下落。她一度灰心。

直到2012年，另一位湖南顧客告訴她，他和易某青一個村子的，易沒死，在外地當老板了。她心裏一喜，謊稱曾經跟著易某青打工，還跟他借過100來塊，想把錢還給他。她打聽到易某青老家村子的名字，他們同在一個縣，兩個村隻隔幾十公裏。她又偽裝成收鴨毛的小販，向村民問清了易某青家的具體位置。但村民告訴她，易某青已經好久沒回過老家了。

線索又斷了——但2014年父親的遺書讓她堅定了找到易某青的決心。“我之前也怨他，為什麽弄丟了弟弟？看了遺書才知道，那幾年他一直在外麵找易某青，”李海玉聲音很輕，“我就不怨他了。”

她接下了父親給她的任務，也把這當成了此後人生裏唯一的任務。

●李海玉和廢棄的老屋。李曉芳 攝

每隔三四個月，李海玉回老家探望母親，便會順便到易某青家蹲守。她藏在附近的山上，一蹲就是幾個小時，有時甚至是從早到晚，感覺自己都快變成山裏的一朵蘑菇。

2016年，李海玉在易某青家門前的水塘邊，看到一個四五十歲的中年男子，她覺得那人有點像父親遺書裏描述的樣子。她拿不準，猶豫著喊了一聲，“易老板，你回來啦。”對方停了下來，問她是誰。

李海玉說自己當時死死咬住嘴唇，克製心情。她還是謊稱自己曾跟著他打工，過段時間想再出去打工。兩人加上聯係方式，李海玉趁機拍下了他的照片。

她和易某青在微信上搭話。為了讓他放鬆警惕，她在微信上答應過一些過分的聊天要求，也怕露出破綻，隻能降低聯係的頻次，有時隔半年才發一次信息，確保自己還掌握著他的位置。幾年下來，易某青似乎也相信了她，有時會說隻要出來見麵，就給她介紹好工作。

但李海玉拿不準，這人是否真的是當年帶走弟弟的人。她托關係查到易某青的身份證信息，而身份證上的名字叫易某華。她假裝搞不明白，問他到底是易某青還是易某華？對方回答，自己叫易某華，但易某青也是他，是他過去用的名字，“兩個名字，就是一個人。”李海玉覺得，自己有了確鑿的證據。

2020年夏天，她聽易某青說自己去了廣西打工，將線索提供給湛江警方，易某青被捕。當地日報記錄了抓捕現場，正在打牌的易某青歎氣，“我知道，欠賬是要還的。”

23年了，李海玉以為終於可以知道弟弟的下落。但警方告訴她，易某青供述，1992年12月底，他帶走9歲的弟弟，持刀將其殺害。她腦袋嗡地發麻，一下感覺聽不見任何聲音，隻不斷追問，是我弟弟嗎？

警方安排她和三姐返回湛江尋找弟弟屍骨。三姐這才告訴她，其實事發不久後，就發現了疑似弟弟的屍體:1993年2月，一位村民找牛時，在一片甘蔗地發現一具高度腐爛的屍體。父親和一位朋友到現場認屍，遠遠看到衣服就暈厥過去，當時19歲的三姐也趕過去了。屍體穿的軍綠色上衣正是弟弟的，而三姐搬運屍體時，看到右手大拇指也和弟弟的一樣，有點歪。父親擔心母親受不了打擊，而李海玉和小妹又太小，因此特地囑咐要瞞著她們。

這個秘密被他瞞到了生命最後一刻，遺書中隻字未提發現屍體的事。在挖掘現場，李海玉又想起那句“繩之以法”，第一次意識到其中的真正含義。

另一個謊言

如今，李海玉最常說的話是，“沒意義了。”她一臉疲憊，眉毛、眼角都往下垂。曾經擔心弟弟回來後，連個家也沒有，她2013年借高利貸，在鄉道邊建了一棟新房子。樓有兩層，一樓大門氣派，但屋內裝修簡單，隻有最基本的床、飯桌、椅子等家具。二樓則是個毛坯房狀態，隻砌上了磚，沒有刷牆，門窗更是不存在。

房子建到二樓錢不夠了，隻能暫時擱置。三年前知道弟弟沒了，她更加沒有修完房子的動力，二樓就這樣空蕩蕩地裸露著。房子足夠兩家人居住，可是父親死了，姐妹一個個外嫁，隻剩她和母親住在一樓。

這幾天下雨，二樓牆壁開始滲水，她沒心思上去填水泥。一床棉被泡在水盆裏好幾天了，她也懶得搓洗晾曬。她每天最關注的是短視頻平台上，網友們對弟弟案子的關注和評論。

她不怨三姐瞞著自己和母親，那幾年向來健康的三姐常常生病，“她壓力也很大，可是爸爸不讓她說。”三姐也和李海玉說過，當初如果告訴她弟弟死了，以她的性格，可能會做些傻事。“我三姐說得對，如果我知道弟弟死了，我還會去找易某青，自己懲罰他，一命換一命。”李海玉說得很冷靜。

村裏人的觀念，有兒子才有賺錢的動力，否則“建好房子、出去打工留給誰”？李海玉認同，還不知道弟弟已經去世時，她建新房，也下決心等弟弟回來後，就找那些占了自家地的村民理論，替弟弟都要回來，而現在“都沒意義了”。

她沒有什麽興趣愛好，年輕時在廣東打工，一放假其他工友都去跳舞、溜旱冰，她窩在宿舍看探案小說，覺得自己或許用得上書裏各種神乎其神的偵查技巧。她的人生過去隻有兩個目標，抓到易某青、找回弟弟。如今隻剩下等待易某青被判死刑，“才能給弟弟報仇。”

當初發現的屍骨，父親是委托朋友幫忙安葬的。朋友把屍骨裝進一個泡菜壇子，葬在馬路邊的一處樹林裏。夭折的孩子不能立碑，朋友就記下旁邊的水井等標記物。可是27年後，路變了，樹砍了，水井也早已經填了，埋葬地在哪裏，誰也說不清。

警方安排挖掘屍骨那天，兩輛挖掘機沿路挖了幾百米，沒有收獲。李海玉的聲音很輕，“不知道為什麽，（2020年）7月28號，我是真的覺得弟弟沒了。”挖掘機離開時，她崩潰大哭，跪在地上用雙手挖土，指尖全是血。

而易某青被關押半年後，2021年2月，因證據缺失被釋放。而李海玉收到湛江市人民檢察院發來的《不起訴理由說明書》，上麵提出三點不起訴理由，一是認定被害人死亡的證據不足，因沒能找到屍體，無法進行骨齡鑒定和DNA鑒定。二是當年現場勘查筆錄、照片、屍檢鑒定及現場提取的刀具均已丟失，沒有任何書證。三是案子隻有易某青供述，是孤證，不能認定其有罪。

李海玉記得，自己手指顫抖，幾乎拿不住薄薄幾頁說明書，她哭了整整一夜。她和媽媽氣得病倒，同時進了醫院，李海玉住了20天，媽媽住了一個多月。後來，媽媽開始忘了很多事，也糊塗了許多。

李海玉開始不斷申訴。她整夜整夜地失眠，卻也不知道還能做些什麽，每天昏昏沉沉，瘋狂抽煙，燃盡的煙蒂落了一地。

●李海玉從2013年開始修建的新房 。李曉芳 攝

又過一年，當年掩埋屍骨的證人偷偷告訴李海玉，2022年2月20日，警方挖到了疑似掩埋弟弟屍骨的壇子碎片。她覺得那是命運的安排，“那天是我弟弟生日。”11月，廣東省人民檢察院認為現有證據足以認定易某青構成故意殺人罪，決定撤銷此前的不起訴決定書。

李海玉從湛江帶回了幾塊壇子碎片，那天晚上，她抱著碎片好好睡了一覺，沒有驚醒，也沒有做夢。

今年2月，她收到湛江市人民檢察院的告知書，上麵寫著“現該案已由雷州市公安局移送我院審查起訴”。李海玉不敢抱太多期待，生怕又是一場空。

易某青歸案後，她從沒告訴過媽媽，弟弟已經死了。她帶媽媽找過村醫，疑似是得了老年癡呆症。但媽媽的狀況不影響生活，她們就沒去更大的醫院。媽媽隻是每天會背著大包小包，總說自己要回廢棄的老屋。她會笑眯眯地說胸前挎的小包裏“裝著家門鑰匙”，但背後的黑色書包裝了什麽，她從來不說。李海玉有幾次看到，裏麵是小孩穿的衣服、鞋子。

媽媽知道，客人都是為家裏的那件“大事”來的，但一問她，她隻是笑，不肯說“大事”到底是什麽。她看過李海玉和網友連線直播，李海玉就告訴她，弟弟在網上上班，這些是他的工友。一個晚上，媽媽突然大哭，說自己聽到了她和客人的談話，她一直在騙人，弟弟沒有在手機上上班，而是早就沒有了。李海玉隻能哄她，剛剛聊的是犯人抓起來了，弟弟很快就回來了。

媽媽不再鬧了，隻是小聲哭泣，又突然讓李海玉送鞋子到學校去。當年父母找去學校時，周圍認得易某青在李家幫工的村民說，弟弟被帶走那天，易某青騙他媽媽生病垂危，得趕緊回去見最後一麵，弟弟急得連鞋子也沒穿。

有時候，李海玉也不確定，媽媽到底知不知道真相？過去20多年，她擔心過弟弟被人拐了後，被砍手斷腳，遭遇危險，但總覺得沒看到最終結局，就還有希望。對她來說，“有弟弟才有一切。”這意味著童年的幸福，父母的愛，不被欺負的底氣，生活的目標。她是這樣被“塑造”的，也因此深信不疑。

“我寧願不知道真相，起碼我還可以一直找一直找。”比起虛假的希望，殘酷的現實更讓她難以接受。她以後也不打算告訴媽媽真相。這個家還是需要一個“謊言”，哪怕她們都知道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