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故事到底講了什麽。
這兩天，電影《周處除三害》正在熱映，影片借了曆史故事講了一個通緝犯以為自己生命將盡，於是決心除掉通緝榜上排在自己前麵的兩大罪犯並借此揚名的故事。
用典是一個好習慣，不過導演對“周處除三害”這個進了中學課本的故事的理解本身，其實犯了一個我們讀書時也很容易望文生義的常見錯誤——它其實並不是一個流氓青年改邪歸正的故事。
這個故事最早記錄在《世說新語》和《晉書》裏，兩個版本大同小異。
說周處是三國時代東吳名將周魴的兒子，年少時周魴早亡，而母親又溺愛他，於是周處“好馳騁田獵，不修細行，縱情肆欲，州曲患之。”有一次周處跟鄉裏父老聊天，說今年風調雨順，你們有好日子過了吧？
鄉裏父老說哪有好日子過啊！有三害未除。
周處問：哪三害啊？
父老說：南山白額虎、長橋蛟龍還有你這小子。
於是周處就去山中打虎、橋下除蛟，花了三天三夜時間才回來。
由於他回來的的太晚，鄉裏的人以為他已經死了，三害並除，大喜過望，搞起了慶祝聯歡晚會，周處回來的時候正看到鄉親們在搞聯歡，深感自己為惡之巨，於是痛改前非，最終成了忠臣孝子。
這個故事本身挺簡單的，但我記得小的時候看了以後有兩個突出印象：
第一是覺得周處這幫鄉親挺沒良心的，人家周處痛改前非為你們除害，你聽說他死在除惡路上，不掉眼淚也就算了，居然還搞聯歡慶祝。這豈有此理？
第二則是覺得奇怪，因為在這個故事裏，有一種力量似乎是缺失的。無論是山中猛虎、水下孽蛟還是為禍鄉裏的惡霸，官府聽到了都應該出手翦除才對啊，這是公權力的職責所在。怎麽會坐視三者火並呢？
後來大學學了曆史，這兩個問題其實都有答案，結合當時的曆史背景，它自然就呈現出來了。
首先是“公權力去哪兒了”的問題，如果你了解三國時代吳國的特殊製度設計，你就會發現，整個故事裏它一直在場，甚至扮演著主角——故事中那個被鄉人罵做三害之首的周處，其實就是統治當地的公權力。
文眼其實在《晉書》原文裏就有，所謂“州曲患之”，什麽叫“州曲”呢？州當然說的是一級行政單位，曲則是指部曲。
東漢時期豪強利用特權兼並土地，讓百姓紛紛淪為自己的佃農。所以在漢末亂世當中，我們可以看到大量像張飛、臧霸這樣的人物仗著家中“頗有資財”，領一支“義兵”（也就是部曲）起事，成為割據一方的小軍閥，這些小軍閥後來逐步兼並整合，投入到大軍閥門下，最終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勢。而魏蜀吳三國對待這些擁有私人部曲的小軍閥的方式是不一樣的。具體到東吳，由於孫家是從異地遷來、客居江東的，又沒有蜀漢那種“光複漢室”的大義名分。所以對當地的私人地主武裝的既成事實，隻能采取接受和懷柔的政策。於是就有了所謂“佃客部曲製”——顧名思義，就是一批民人和其附屬的土地都依附在某個兵主的名下，這些人口平時為佃客、為兵主耕種，戰時則為兵，隨兵主上戰場作戰。
所以在這種體係下，吳國的作戰能力是受到相當的掣肘的，因為軍隊是私人化的，兵主的軍隊基本上隻有兵主的族人能接收，其它人不能，即使是吳主孫權也不行。
東吳能打贏赤壁之戰和猇亭之戰這樣的防守戰役，而一旦戰爭推到外線——比如孫權經常帥十萬眾去打合肥，卻拿不下來。歸根結底不是孫權不能打，而是他手下的這些兵屬於各個將領。將領們一旦打外線戰爭就一定會有自己的私心，部曲之間難以依據野戰戰略規劃進行合理協調，戰鬥力立刻就不行了。
這就是為什麽東吳無論是孫策還是孫權當家，以至於後來西晉和南朝都難以北伐，而隻能坐守待斃的原因。
也正因如此，東吳後期挑大梁的將軍陸遜死後，他的職位和兵員隻能由他的兒子陸抗接任；而陸抗死後，他的防區則要分給他的四個兒子分別統帥——其實從當時東吳險惡的軍事局勢上來說，這種“眾建諸侯少其力”的選擇大大削弱了軍隊的戰鬥力，注定了東吳滅亡的命運。但由於“佃客部曲製”這個製度基礎存在，它又是東吳不得不作出的選擇。
了解了這個曆史背景，我們再去看“周處除三害”的故事，你就能理解這個故事中到底發生了什麽——這其實不是一個橫行鄉裏的惡少改邪歸正的簡單故事，周處是東吳大將、鄱陽太守、關內侯周魴的兒子，他所生活的“州曲”，其實就是他們老周家現實意義上的封地。作為“兵主”，周處天生就擁有上馬管軍、下馬管民的權力與義務。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周處在成年後才會主動去問鄉裏父老“豐年何不樂？”這不是改過自新後的“管閑事”，而是他身為當地管理者必須承擔的責任。
而以這個視角去看，之後周處除害的故事就頗為諷刺了，搞到最後他發現，老百姓雖然痛恨猛虎和蛟龍，但最希望的居然是他這個“兵主”消失。在他幾百年前孔子說“苛政猛於虎”，幾百年後柳宗元又說“賦斂之毒有甚蛇”，其實表達的也是同一個意思。
中國古代王朝往往樂於像周處一樣用“為民除害”證明自身的合法性。在地方層麵可能去除猛虎和蛟龍，上升到帝國層麵，則比如像漢武帝那樣北擊匈奴、南伐百越。
但事實上，老百姓其實是會算賬的，他們知道三害中最大的仍是周處，希望作為“兵主”的周處們與猛虎和惡蛟一起消失，讓老百姓過上“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桃花源式生活。
這就是道家“無為而治”的學說為什麽始終有人在提的原因——本來無一物，何事惹塵埃？
但這種道家式的樸素無政府主義夢想總是難以實現的，現實中不存在沒有外敵、猛虎與惡蛟的桃花源，周處這樣的“兵主”，是必須有的。
於是儒家的方案就應運而生了。
在“周處除三害”故事的最後，作者安上了一個帶有典型儒家思維的結尾，說周處在經過高人指點之後改過自新，發奮學習，成了“忠臣孝子”。
不理解這個故事真是邏輯的話，讀到這裏肯定會奇怪，當了“忠臣孝子”怎麽就對州曲鄉裏“無害”了呢？
這其實就是儒家的那個理想：儒家希望公權力基於家庭式的倫理去治理國家，並受到配套製約與規訓，從而既能夠“降龍伏虎”又對老百姓無害——或者至少，減少對老百姓的的傷害。
於是就像《周處除三害》所暗示的，儒家成了古代帝製能找到的解毒劑。
千餘年以後的1651年，英國政治學家霍布斯在《利維坦》（又譯《巨靈論》）中，說了一個與《周處除三害》十分相似的寓言。
霍布斯認為人生活在世界上、難免受到各種危害的威脅，甚至自然狀態下，每個人都天然對他人不懷好意，所以我們處在一個“人人為敵”、他人都是野獸的黑暗森林當中。而人們為了擺脫這種狀態，就一定要訂立契約，上繳自身的權利形成公權力，國家便由此產生。
所以霍布斯承認國家和君權就是一種怪獸“利維坦”，它本身就是一種惡，但卻是必要的惡，就像鄉民們厭惡周處，但是沒有周處，就沒有人替他們去除猛虎和惡蛟一樣。期待三害同歸於盡是不現實的，人類唯一可行的辦法，隻有在承認公權力是猛獸的同時，想辦法即利用它的力量為人類除害，又製約它不使其為禍鄉裏。
所以《利維坦》這本書被奉為近代政治學的肇始是有道理的，它同時提出了兩個政治學的兩個原初命題：
第一，公權力是一種“必要的惡”。
第二，想讓它合理發揮作用，必須將其“關進籠子”。
於是近代社會找到了法治。
又過了幾百年，日本電影導演黑澤明拍《七武士》，這個故事從頭講到尾，其實也是一個《周處除三害》的翻版。
電影中，日本戰國亂世裏的農民為了保護自己的鄉村在秋收後免受強盜的劫掠，不得不出錢雇傭流浪武士們為他們“除害”。可是在戰鬥結束後，死傷慘重的“七武士”發現，他們所保護的農民並不為他們的犧牲感到多麽的感激或懷念，幸存的武士與歸來的周處一樣，看到了歡樂的農民，於是悲傷的感歎說：“這次也算打了一場敗仗吧，勝利的是農民。”
很多人說黑澤明這裏是在批判“農民的狡猾”或忘恩負義。我覺得其實不然，與《晉書》中一樣，他想反應的就是這樣一種人性中無法配平的永恒矛盾——武士與農民之間，終究要有一方輸、一方贏。既然如此，那還是讓農民贏，更像個喜劇一些。
其實，無論《七武士》還是《周處除三害》的故事，在講到結尾的時候，都來到了一個充滿戲劇張力的節點——假如保衛農民了的七武士或者除害歸來的周處對農民的“忘恩負義”義憤填膺，惡向膽邊生，決心教訓他們，從而大行拷掠甚至屠殺，那會怎樣呢？
那就成為了一個“屠龍少年終成惡龍”的悲劇了。
相比之下，我覺得，還是寧可讓那些鄉民們“忘恩負義”一點更好些——畢竟雇傭的錢已經給了，大家太平過日子，不挺好的麽。
由此想到科幻作家劉慈欣寫《三體》，在那個故事裏，他描述了主人公羅輯兢兢業業為保護人類文明而“執劍”，可是在卸任“執劍人”之後非但沒有得到全人類的感謝，反而遭遇了群體冷漠，甚至有人要起訴他。
劉慈欣老師說：“人類不感謝羅輯”。
我知道這個情節曾讓很多三體迷和大劉一起義憤填膺，覺得故事中的人類實在是太卑劣了，羅輯這樣一個偉大的、挽救了整個人類文明的“執劍人”，你們應該頂禮膜拜才對啊！怎麽能不感謝他呢？
這裏其實又反映了《周處除三害》故事裏呈現的那種矛盾，隻是大劉把它推到了某種極致，於是故事中人類的“忘恩負義”也顯得尤為濃烈，讓人氣憤。
但說實在的，我不太喜歡大劉這樣講故事，因為他所幻想的世界所麵臨的危機都過於極端了，不是太陽要爆炸、三體人要入侵，就是全宇宙黑暗森林大逃殺。
在這些極端條件下，人確實很難保持正常人性。甚至可以說，人類文明幾千年積攢下來的這點人性與常識，在大劉愛講的那種極端故事中反而顯得像個“聖母婊”和神經病。
劉慈欣老師這麽寫小說，也這麽跟人聊天。記得他曾經在一次三人對談中，指著身邊的美女主持人問科學史家江曉原，說“如果地球瀕臨滅亡，世界上隻剩下我們三個人，而我們擁有的是整個人類所剩下的文明，而咱倆必須吃了她才能生存下去，你會選擇把她吃掉她嗎？”
江曉原老師當時回他：“我是不會把她吃掉的。吃掉她我們還有什麽人性可言？一個連人性都沒有的文明，有什麽拯救的必要？”
我覺得江老師這個答案雖然三觀很正，卻未免上了套，因為他認了大劉這個極端假設，要是我，我一定這樣回他：
“你這個假設太極端了，
怎麽地球就瀕臨滅亡了？
真瀕臨滅亡怎麽就剩我們仨人了？
剩三個人還怎麽延續人類文明？
想活下去吃啥不好，為什麽非要吃人？
真要吃人，憑什麽非吃她不吃你？
真要吃你，你願意麽？”
羅素曾經說過,從一個錯誤的前提出發，什麽狗屁結論都能得出來。
所以大劉小說裏的很多前提假設和最終結論，當個小說聽聽蠻好的，但太當真就沒意思了。
所以我覺得，無論《利維坦》、《七武士》還是《周處除三害》，都是好書、好電影、好故事。
至少他們的三觀是正常的。
人類在怎樣構建一個平和社會、安心生活這一點上，雖然表述不同，終究仍是會殊途同歸的——
為了不讓屠龍少年終成惡龍，我們寧可接受鄉民們的“忘恩負義”。
全文完